有哪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其實是「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結果？

比如，對亞洲歐洲的劃分。是不是「歐洲中心論」的結果？

很想知道，如果是東亞建立起了全球秩序，會有「東亞中心論」嗎？

那些本來是歐洲中心論下的事物在東亞中心論下會有什麼不同？

如果僅僅是西方中心論也就罷了，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對東西方的劃分"，在不同語境下也有的不同的定義

我稱之為「西方無限可分定理」或者「東方什麼JB都是說」

史學家皮朗認為，阿拉伯人對北非黎凡特亞美尼亞的征服造就了古羅馬帝國的終結。所謂的「西方世界」被第一次分割了，分割為了「東方」——北非黎凡特亞美尼亞，和西方——小亞細亞和歐洲。這就是著名的皮朗命題

那麼我們對此做一個延伸，我們也可以拋出另外兩個命題。

土耳其人的征服分割了東正教世界，使西方的概念再一次收縮——小亞細亞也不再屬於西方。

雅爾塔體系的建立，再次分割了剩餘的西方世界，奧地利、義大利、德國以東都不再屬於西方世界。

這兩個命題，在西方中心論者眼中無疑是真理。

誠然，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北非黎凡特和小亞細亞歐洲存在著各種差異，但這種差異並不是前者被阿拉伯人征服、伊斯蘭化，從而割裂為兩個世界的根本原因，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誠然，在歷史上的某一時期，比如亞歷山大帝國之前，希臘和小亞細亞的確生活著不同民族，乃至亞洲和歐洲這兩個詞的本意就是指「小亞細亞和希臘」，但這種差異並不是土耳其人將東正教世界一分為二的理由，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誠然，在古代歐洲，奧地利、義大利、德國以東和西歐本身就存在著差異，東方甚至有許多非歐洲的游牧民族，但這種文化差異和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也沒有必然聯繫。

還有一個很棒的彩蛋——在雅爾塔體系下，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都成了東方，但希臘卻依然保持著西方的地位，和義大利、西班牙等同。這其中的奧妙，只有自己領悟了，不可說，不可說

「現代性是西方產物」這一結論。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認為現代性是一種「帝國」與「帝國後院」的共同生產，經濟、文化與政治影響從來不是單向灌輸的，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雙向流動。

正如塞爾托在《歷史書寫》的序言中寫的那樣：15世紀的航海家亞美利哥與一位代表當時拉美人的赤裸土著婦女相遇。塞爾托將這種景象描繪為書寫歷史的起點：「經過片刻的恍惚之後，在這個以數木為柱廊點綴的入口處，征服者將書寫他者群體並且追溯他自身的歷史。」整個西方歷史的制度，都是在歐洲與他者在殖民地相遇的這一刻開始的，在這一相遇的過程中，歐洲發現了自身現代性感覺的基礎。例如，當來自非洲與西印度的「黑人」來到英國的時候，他們集中在倫敦與其他港口城市，這一進程產生了一種新的現代性的民族主義觀念，它既是英格蘭的又是不列顛的，既是參與性的又是排斥性的。

BONUS：薩義德的《東方主義》被認為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批判，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他採用的文本都來自於西方的經典文本，排除了非西方的文本與聲音，因此他的研究也存在西方主義傾向（笑）。

BONUS 2：通行於歷史課本的斯大林版五段論。

我也補充一個比較微妙的例子吧。「中國傳統法律的落後和野蠻」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人為構建的產物。

在19世紀早期，美國人把中國視為一個對等的主權國家，相應的也認為中國有其自己的法律體系和規範。這些體系和規範是應該被尊重的。事實上，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的多數觀點對中國抱有同情，將其和波士頓傾茶相比較，並將戰爭視為英國帝國主義的體現。當然美國對待各國的態度都差不多，美國和夏威夷（當時還不是美國的一個州）和暹羅的條約都是大體公平的條約。

但是當美國開始自己的帝國主義事業後，很快改變了這種觀點，並且認為非基督教國家的法律都是落後和野蠻的，由此可以推導出兩個結果：1. 這些野蠻國家不適用文明世界的國際法體系；2. 美國人可以不用遵守當地法律，也就產生了治外法權。這兩條原則大體上是簽署望廈條約時確定的，從此以後美國對待其他國家的態度也改變了（佩里將軍的艦隊去日本時就帶著望廈條約的副本）。簡單來說，中國法律的落後是服務於帝國主義擴張的理由。這種觀點在19世紀後半還被進一步服務於種族主義。在排華時期，美國人認為華人是不受法律教化的半野蠻人，因此在美華人無法入籍。事實上，這種觀點本身一點都沒有文明的影子。

當然我們需要承認，中國傳統法律和現代法律體系是格格不入的。我個人也不贊同從中國傳統法律里尋找什麼現代性的前景或者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意識到，19世紀英美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法律其實同樣充斥著大量混亂、嚴苛和野蠻的內容（如果看過悲慘世界或者霧都孤兒，應該能理解）。這些內容也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被逐漸替換掉的。很多人在對中外法律制度進行比較和想像的時候，不假思索的認為西方的法律從來都是現在這副模樣。這種靜態的觀點忽視了法律改良與革新的實際歷史，而把一切歸因於民族性等等神秘的因素，並不是一種恰當的視角。

不少國人腦中的那套「民族性」的理論其實是歐洲人早就玩剩下的。

史圈人對凱末爾那套突厥遍地傳播文明的史觀不陌生吧，很多人都嘲笑過這個弱勢國家的妄自尊大對吧。

然而這套史觀正是脫胎於19世紀西方的突厥學與人種學:雅利安圖蘭同源說，突厥高加索人種說，拉丁人圖蘭說，兩河赫梯圖蘭遷徙說，莫不如是。直到今天，表述時模糊操突厥語族的人、北亞草原遷徙民族和現代土耳其人界限的現象仍然存在，客觀上為泛突厥主義者提供了歷史依據。

這就是西方霸權在學術上的表現。凱末爾史觀和泛突厥主義看似超脫了對西方的崇拜，卻拋下了其他的非圖蘭民族，將西方中心論改造為圖蘭中心論，用本民族的名稱取代西方奪取對現代性的發明權。試想一下，如果泛突厥國家取得了世界霸權，不就是換了一層皮么？何新主義者的出現也是同樣的道理。

無論我們的民族多麼渴望獨立與尊嚴，或多或少也要承認現代性是由西方主導的，非西方國家與群眾參與這段歷史時相對被動。(感謝 @灰堡魔法師 的指正)與其義憤填膺地貼"西方中心論"的標籤，不如仔細思考西方霸權對當代社會的具體影響，小心揚棄。公曆大可不必換成黃帝歷，"中國本部"這個詞還是少用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