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中到長安—蜀漢的復興夢與夢碎

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就延續時間來看的話，秦和隋是兩個極為相似的朝代，甚至可以說，其歷史任務和最終命運都是一樣的，終結大分裂，但二世而亡。而緊隨它們之後的漢和唐，也是兩個極為相似的朝代——兩個國祚綿長的大一統帝國，強盛且開放，且終其後，都有兩股勢力發展壯大，一個是士族門閥，一個是藩鎮軍閥。我們中國人喜歡自稱「漢人」，外國人則稱我們為「唐人」，這更凸顯了這兩個時代的意義。秦漢可以說是終結了春秋戰國時代大漢族內部的相互鬥爭，促進了大漢族的形成，而隋唐則是終結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漢族與周邊漢文化圈影響下的「五胡」的相互鬥爭，完成了民族大融合，促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的形成。

作為西漢和唐的國都，長安北望關隴，南據巴蜀，始於豐鎬，興於未央，既是絲綢之路的始源，也是關中平原的中心。可以說，這是一座漢文化與漢人榮耀凝聚而成的盛都，自然也是漢人心中的聖地。

就在長安的南方，秦嶺和巴山之間，漢水之源，有一塊寶地，名為漢中（原稱南鄭）。楚漢相爭之時，項羽封劉邦為漢王於此，與「三秦」相應，故漢中有「漢家發祥地」的美稱。更重要的是，由於其身處山脈之間的平原地理位置是由關中入蜀的咽喉，再加上漢水東入武昌，軍事意義不言而喻。所以，這裡一直是蜀地政權的必爭之地。

而蜀漢，劉備建立的蜀漢，就是這麼一個政權，開始於荊州，紮根於蜀地，築夢於京兆，奮鬥於漢巴。這個政權，唱了很多悲歌。

諸葛亮在《隆中對》里這麼說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這是劉備政權得荊益而取天下的藍圖，也是蜀漢復興夢的大致內容草稿。諸葛亮說的很清楚，天時地利人和全部都有。首先是人和，「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內修政理」；其次是地利，「跨有荊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最後即是天時——「天下有變」。多麼美的夢。如果成功了，那麼漢家又可以重新掌控天下了。

可是上天沒有給蜀漢實現。蜀漢的英雄們前赴後繼，卻一個個悲歌隕落。不妨來聽聽他們的悲歌。

首先是「天時」。天時，就是時代的潮流，即長者說的，「歷史的進程」。近代是西方思想湧入，周秦是華夏內部一統，那麼魏晉呢？兩個關鍵詞。士族湧入政壇和異族融入中原。「天下有變」，就是敵人有變，曹魏有變。曹魏的邊患非首要問題，那麼就一定是內患。曹魏的內部權力構成是曹操的部屬與宗族（諸曹諸夏侯）和中原世家大族（河內司馬家，潁川陳家和荀家），二者有著微妙的關係，後者依靠前者獲得力量，前者依靠後者博取資源，後者想要恢復舊漢室，想要讓士族階級唱主角，而前者則更想開創新的格局，破除門第舊觀念。這種矛盾的格局，早晚會演變成衝突，而衝突一旦爆發，曹魏政權是岌岌可危的，這是可乘之機。而這個變數，發生在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的時候。而那個時候，劉備諸葛亮都早已故去，蜀漢也並未成功地「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蜀漢早早地在30年前，由關羽攻襄樊敗死麥城那時候起，就把這一步棋下成了死局。

曹魏內部有矛盾，蜀漢更為甚。蜀漢的勢力組成更為複雜。它是由益州本土家族（如譙周），劉焉父子入蜀時帶來的東周舊部（如吳壹吳班）和劉備集團親信的荊州舊部結合而成的。益州勢力本就受劉璋壓迫，而劉備入蜀後更是受到雙重壓迫，所以積怨甚深。東州舊部雖然是拉攏對象，但是由主人變成陪客的滋味，並不好受，所以他們時時刻刻盯緊了荊州集團的瑕疵，想要擴大裂縫，藉機上台。然而，相比曹魏妥協鬥爭，孫吳積極合作來說，蜀漢對於士族的縱容度卻是三國最低。劉備殺彭羕，諸葛亮廢來敏，廢廖立，皆為佐證。而且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蜀漢的歷代權力中心（諸葛亮-費禕-蔣琬-陳祇-諸葛瞻）無一是益州人，益州人中身居高位的，也大部分是像王平馬忠這樣的鎮邊重將。可見，蜀漢多多少少是在逆天時而行。為了鎮壓住這些矛盾，諸葛亮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憑藉著先帝託孤重臣的身份，帶領著全國，以身作則，執法公嚴，賞罰分明，為大漢樹立了一股清良的政治風氣，但也有著為了平息各集團之間流言，揮淚斬馬謖這樣法情難兩容的悲劇。他以一人之力穩定政局，主導北伐，卻屢受掣肘，難有大成，最終秋風五丈原。逆流而上的諸葛亮，其心可鑒。

其次是地利。益州沃土，天府之國，成都平原富庶，非常適宜人民安居樂業，而且益州北有劍門關天險，東有夔門屏障，可以說，作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些都是極為利好的條件。諸葛亮則進一步補充說，要「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而這些就是蜀漢的邊患。

說到西部的諸戎，蜀漢要面對的主要是羌。

羌是中國的古老民族之一，主要活躍於今甘肅、青海的黃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帶，秦漢時期與中原的衝突日益劇烈，東漢時期更是超過匈奴成為漢王朝的一大心患，漢羌戰爭持續了百年之久，直到漢桓帝時期，才由「涼州三明」得以平定。但沒過多久，馬騰韓遂等涼州軍閥又利用漢羌矛盾再度挑起動亂。漢人想要獲得羌人的資源和協戰，於是變本加厲，軟硬兼施地壓榨羌人，而羌人則想要尋求自主權，想擴張地盤，就愈發地仇恨漢人。羌王姚柯回，迷當，徹里吉，無一不是如此。聰明的漢人統治者就想到了利用這一矛盾，拉攏羌人，對付敵對的漢人，如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和蜀漢的姜維。那麼處理好和羌的關係，就是蜀漢的一個重要課題，這裡就要提到王嗣。《三國志.王嗣傳》是這麼記載的：」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可以說，就結果來看，這位王承宗是做到了民族團結的典範，相對於曹魏郭淮的恩威並施，牽招和田豫的武力討伐，王嗣的手段更為高明。但一時的兄弟情終究不如長久的利益和矛盾，雍涼地區胡漢混雜了上百年，羌人也不再是空有感情用事沒有頭腦謀略的蠻族了，渴望獨立的心以及曹魏和蜀漢強大的國力差距，使得羌人的抉擇不再向南傾斜。遺憾的是，繼姜維段谷大敗和王嗣死亡後，蜀漢再無能力向羌勢力滲透了。這是時代的悲劇。

而說到南部，蜀漢對於南中各蠻族的處理方式與西部則有不同。如果說西部是滲透，那麼南部就直接是征服。

初時，蜀漢只是派出地方官前往少數民族聚居區上任，但大多數都被殺害，無法從中徵調兵力和收取賦稅。更有不少當地的豪酋，利用漢南矛盾，藉機起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劉備夷陵戰敗後，漢嘉太守黃元的造反，以及公元225年雍闓和高定的反叛了。而蜀漢為了跟除禍患，決定南征降伏。於是才有了諸葛亮七擒孟獲和庲降都督的設立。而蜀漢統治者也頗有見地地推選南中本地的大族作為當地統治者，拉攏他們，許以厚報，讓南中人自己「半管理」自己的地盤。也正因此，蜀漢從南中處獲得了很多資源，更成立了以南中人為主力的「無當軍」。但這一切的建立都是有黑暗面的，那就是蜀漢對南中叛亂的血腥鎮壓。要想徹底將南中納入版圖，只有王嗣那菩薩般的仁慈之心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張嶷這樣的金剛手段。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三國志記載他「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訴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遺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問，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在郡十五年，幫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征詣成都。民夷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增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蕩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成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敬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陳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三國志》詳細地記述了張嶷平定越雋叛亂的過程，也不難看出，愛好和平的民眾對他這位「武力守護和平」的名將的愛戴吧。蜀漢能夠成功地在南中設郡，這些名將們功不可沒。

上文提到的黃元，他的兒子黃方在之後又舉兵造反了一次，但他既不是豪酋，也非朝廷官員，為何能掀起叛亂？這就要扯出蜀漢的另一個邊患——孫吳。蜀漢和孫吳，表面上是盟友關係，但明面上私下裡都有過較量。夷陵之戰陸遜把劉備打得大敗就不表了，東吳對於蜀漢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趁火打劫和煽風點火。諸葛亮去世和鍾會伐蜀時，東吳兩次偷襲永安，想試探蜀漢虛實，以決定下一步是攻還是守，但都被擊退。黃方也是東吳資助，才有力量造反。可見，這個聯盟，是不安分的。但孫吳的動作也僅限於此。這個國家，因為江東本土化太徹底，江東士族們逐漸成為皇權所依賴的對象，他們也分別都握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打仗靠部曲之間的合作。但士族內部本身的矛盾加上孫權晚年二宮之變造成的群臣派系鬥爭所帶來的惡果就是，這個國家內部消耗極為嚴重，且不思進取。蜀漢的姜維在九伐中原時，孫吳的士族和宗室們在互相爭權，排除異己。世家大族們只想著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除掉競爭對手，卻很少有人放眼北方。雖然孫吳士族化，本土化了，但也僅僅是多維持了十幾年的國祚而已。時代的潮流是士族統治，而非士族輔佐。孫吳對於士族的真正態度，早在孫權二宮之變的清算人名單裡面，就體現得一清二楚了。這個國家，沒有夢想，搖擺不定，隨遇而安，註定只能偏安一隅後被消滅。蜀漢的盟友如此，何談復興？

至於「人和」，就更加令人心痛了。所謂人和，就是要像申包胥說的那樣，同仇敵愾。蜀漢做到了嗎？很顯然沒有。所謂「人和」，也就是眾志成城。蜀漢和孫吳不同，是有志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但是這個志，眾嗎？不眾。這是劉備的志，是荊州集團的志，所以諸葛亮才會六出祁山；東州集團的志是重回權力中心，所以李嚴才會和諸葛亮唱反調，阻礙他北伐，尋求他的破綻；益州集團的志則更加現實，停止對益州的消耗，讓益州人掌權，甚至不惜讓蜀漢滅亡，所以譙周才會反對姜維窮兵黷武，才會寫出《仇國論》譏諷時政，杜瓊和周舒才會贊成「代漢者當途高」，「當途高者魏也」的這種預言。蜀漢終究是一個外來政權，而它本身能入主，也有益州人對前任主子劉璋的不滿這一因素，所以才有張松獻圖，但蜀漢卻並沒有重視益州大族，所以才會慢慢從內部垮掉。隨著諸葛亮的去世，荊州集團的影響力逐漸減弱，政局由諸葛一人獨大，變成了蔣琬（荊州集團）主政，費禕（東州集團，反戰派）掌軍的局面，姜維想要承遺志北伐已經不便了，到最後，諸葛瞻和董厥逐漸進入權力中心時，姜維甚至受到彈劾，險些被收回兵權，更不要提安心北伐了。諸葛瞻身為諸葛亮的兒子尚且反對蜀漢的國夢，何談其他人？而臣子鬥爭，主人——也就是皇帝劉禪，也不思進取，聽信讒言，以至害得蜀漢亡國。這君昏臣喪的局面，如何興復漢室呢？可以這麼說，蜀漢的人不和，究其原因，為二——建國理想與穩定現實未統一，偏安時間長導致部分人眼界狹窄不思進取。不過，說句跑題的話，蜀漢由於諸葛亮臨終前的軍政分離安排，始終沒有出現董卓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權臣，而曹魏和孫吳卻是層出不窮，這點諸葛亮居功至偉。不愧是人臣的典範，也是權臣的最高境界——功名雙收，全身而退。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隆中對》，蜀漢的復國夢，多麼理想卻易碎啊，既不順應天時（處在士族攀升和異族崛起的爆發點），又不合地利（雖有優越的地理條件，但只利於守成不利於開拓），內部更是離心離德（矛盾重重，不思進取），對手強大（曹魏國力雄厚），盟友心懷鬼胎（孫吳指望不上），如此惡劣之條件，讓我等後人，真真為武侯和姜維痛惜。然而興亡誰人定，勝敗豈無憑，我等也只能在這茶餘飯後，空空感慨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