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乾隆帝「抹去」的斷髮皇后
本文節選自App store《紫禁城》2014年第3期
作者:王志偉
在乾隆帝漫長的一生中,曾經有過四十一位有名號的后妃,其中皇后三人,分別是孝賢皇后富察氏、繼後烏拉那拉氏(先立後廢)、孝儀皇后魏佳氏(追贈)。這三人生前的人生際遇各不相同,死後地位亦有著天壤之別。富察氏與烏拉那拉氏是在潛邸時即陪伴在弘曆身邊的女人,前者是少年弘曆的嫡福晉,後者亦是對弘曆服侍有年的側福晉,而魏佳氏則是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其子永琰被定為皇太子後而追贈為皇后的。
乾隆帝於此三人,有著異常跌宕起伏的情感經歷,其中最為後人矚目的兩樁,一是其與富察氏伉儷情深的真摯感情,被傳為帝王愛情的佳話;另一則就是烏拉那拉氏「斷髮皇后」的悲慘境遇,令後人唏噓不已。對於後者,我們在保存至今的幾幅清宮行樂圖上發現了值得關注的痕迹。
「斷髮皇后」烏拉那拉氏曾經被「寫真」於卷中,後被無情地「抹去」,以至於今人在現存任何一幅乾隆時代的院本作品中都無緣目睹烏拉那拉氏的真容。但通過分析,她的「身影」還是可以被我們「捕捉」到的。
塞宴四事圖軸中存疑的宮中女子像局部 仔細觀察,畫中女子的面部確有塗改痕迹。
《塞宴四事圖》卷是故宮博物院現存乾隆帝木蘭秋獮主題的大型紀實性作品之一。其表現內容為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七日),乾隆帝於木蘭行圍途中舉行的一次盛大宴會和席間一系列詐馬、什榜、相撲、教駣活動。
清人繪 塞宴四事圖軸 絹本設色 縱三一六厘米 橫五五一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這一天,在圍場安巴究和羅昂阿大營,乾隆帝先是侍皇太后進早膳,然後引隨圍的蒙古、回部諸王公「幕設崇岡」而同舉塞宴四事。這次宴會既是往年行圍的例行野宴,又為了款待舊投新附的少數民族首領而故意的踵事增華。
這一年春二月,歷時五年,三次征伐的準噶爾、回部叛亂始告平定。重九日的野宴上,席間除了先前於乾隆十九年歸附的杜爾柏特親王策凌烏巴什及其他厄魯特蒙古上層以外,還有首次列宴的回部郡王霍集斯及諸伯克人等。因這場特殊的宴會是宣揚西師武功的重要活動,故而乾隆帝命內廷畫畫人對此詳加描繪,並最終張掛於避暑山莊雲山勝地樓二層的東壁上(《塞宴四事圖》卷後黃簽:「雲山勝地樓上東間東山牆西面貼」),一如業已貼壁於卷阿勝境殿東西壁間的《萬樹園賜宴圖》與《弘曆觀馬技圖》兩幅大型紀實作品,作為永久的武功紀念而留存宮中。
康熙 明黃色八團雲龍壽字妝花緞女吉服袍 故宮博物院藏
塞宴四事圖軸所繪宮中女子中前排左一女子所穿衣物與此件最為接近
清乾隆 杏黃色紗綴八團雲龍女吉服袍 故宮博物院藏
塞宴四事圖軸所繪宮中女子中除左一女子外,其他女子所穿衣物與此件極為相似,只是畫中女子所穿衣物當為清乾隆時期,且不是八團圖案。
清制,明黃色吉服為皇貴妃以上服用,金黃色吉服為貴妃、妃服用,顏色的不同體現著等級的差異,再綜合考慮此卷的成圖時間: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以後的某一天,我們不難判斷出前排這位被簇擁者當是此時乾隆帝的「繼後烏拉那拉氏」,旁邊攙扶者似為後宮主位中排第二位的「令貴妃」(即魏佳氏,她於二十四年十一月晉封貴妃)。
其餘三人中,左右二者分別扎著兩條長辮,衣著髮飾與《威弧獲鹿圖》卷中為乾隆帝遞矢的維吾爾族女子一致。中間著紅衣者,頭戴維吾爾氈帽,雖然同為回裝,但其形象與左右二人明顯不同,此人似為該年二月新近入宮的和卓氏。關於此人,維吾爾族學者艾哈邁特·霍加據滿文檔案考證為小和卓霍集占「離棄」之妻,名「batma」,即後來乾隆帝的容妃,她在圖中被描繪的樣貌也與其二十六歲的入宮年齡(據容妃卒年倒推)相一致。站在她身邊的二人可能是乾隆二十五年年初與她一同遷居京城的和卓氏族人。
以上,可以先結合宮廷歷史,做一大膽地分析:成圖於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以後某一時間的《塞宴四事圖》卷,被張掛在避暑山莊雲山勝地樓上。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閏二月,烏拉那拉氏於聖駕南巡駐蹕杭州期間因為不可獲知的原因而「舉動尤乖正理,跡類瘋迷」,以至於冒滿洲風俗之大不韙而自行斷髮,被先期送京「調攝」,不幸於一年後崩逝,乾隆帝與繼後的感情亦終結於此時。
二人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三十多年的夫妻名分一朝飛滅?乾隆時代坊間即有傳聞,說皇帝南巡時欲立某女為妃,繼後諫止,遂有斷髮之舉;今人又有當時欲晉魏佳氏為皇貴妃之議,皇貴妃在皇后之下,位在九四,乃逼宮之位,繼後斷髮實起於爭風吃醋……雖然莫衷一是,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讀:《塞宴四事圖》卷中對「御容」的修改,一定是在得到乾隆帝的意旨後,畫畫人才敢著筆。首先將用「西法」描繪的烏拉那拉氏真容全行「抹去」,然後進行「增補修添」,而增飾後的面孔只能是令皇貴妃(令貴妃在繼後回京「調攝」兩月後,晉封為皇貴妃)。或因事關第一家庭的隱諱,傳教士畫畫人不便參與其事;或因本來是以「西法」改繪完成,卻因乾隆帝的內心變化而出現了反覆修改圖中人物的情況(一如前述)。總之,我們無緣一覽這位命途多舛的乾隆繼後的真容。
歷史研究往往說易證難,僅憑一幅《塞宴四事圖》卷的孤證,上述文字顯得蒼白無力。不妨再舉兩例,來豐富「抹去」一說的論據。
清 金廷標 弘曆宮中行樂圖 縱一六八厘米 橫三二〇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所藏金廷標繪《弘曆宮中行樂圖》,畫面上的乾隆帝憑欄卧於澗閣中,正注視著棧橋上款款而至的女子。除了右側隱藏在山石後的兩位侍女外,妃嬪一共三位,左側兩位顧盼、引領著右側一位,太監或執扇,或端匣,或抱琴,跟隨三主位身後……從圖上題詩可知,此圖至遲繪於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此時正是繼後烏拉那拉氏於後宮如日中天之時,其表現內容自當是乾隆帝與其后妃行樂林泉的場景。
畫中被顧盼、引領之人,結合宮廷歷史,判斷其為繼後烏拉那拉氏是合情合理的。但遺憾的是,此卷中間最為生動、反映五位后妃侍女徐徐前行的畫面被整體裁補過了。無論是乾隆帝還是眾宮監,就連馴鹿的形象在原圖中都保留了「西法」的描繪手法,而替換過的五位女子卻無一例外地以「中法」描繪,畫面上棧橋、山石、油松等處生硬的接筆暴露無遺。此幅當是「抹去」說的又一力證。再聯想到現藏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中那套描繪乾隆帝與十二位后妃的著名的《心寫治平圖》卷,其創作時間上起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下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跨越了烏拉那拉氏人生起伏的全部三十年,而本應在卷中位列后妃第三位的她卻沒有出現在慧賢皇貴妃(卷中后妃第二位)之後。面對著卷上明顯的裁切痕迹,再回思《塞宴四事圖》卷和《弘曆宮中行樂圖》,問題的實質也就不言自明了。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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