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蘇聯療養院，來一場放射性大保健

「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列寧的這句名言被完美地嵌入了蘇聯療養院的建設之中。

1920年，列寧頒布了《關於利用克里米亞慰勞勞動人民》法令。兩年後，相繼頒布的勞動法正式將「強制性休假」寫進了法律條文之中。

從此往後，蘇聯公民被賦予了一項聖神不可侵犯的權利：每年須至少在療養院度過兩星期的時光。

與西方社會的休假不同，蘇聯式的「療養」不由個人意志支配，反而更像是完成一件意識形態指導下的任務。

它在本質上，與計劃經濟體制密切相關，是社會生產鏈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只有休息好了，工人們才能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接下來的工作中。

「我對療養院的了解越多，就越被它們吸引。」

2015年開始，作家Maryam Omidi走訪了這些散落在亞歐大陸的蘇聯療養院，用鏡頭捕捉下紅色帝國的昔日身影—— 斑駁的牆體，褪色的壁紙，凋零的馬賽克巨畫，以及瀰漫著陳年味道的寬闊空間。

猶如搭上了時光機，你還能嗅到一絲百年前蘇聯工人們的汗水與榮光。

蘇維埃的鴻篇巨製

要建，就建好的豪華的；要建，就建大的宏偉的；要休息，就拚命休息；要療養，就徹底療養。

一棟棟充滿未來感的龐大建築在歐亞大陸拔地而起，彰顯著蘇聯政府的美好願景。

負責設計療養院的建築師們，也成為蘇聯時代自由度最高的一群人。他們在獲取資源的道路上幾乎暢通無阻，得以將圖紙上的奇思妙想付諸現實，也創造出了不少20世紀建築史上的輝煌印記。

位於克里米亞的友誼療養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這座為紀念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兩國友誼而建的療養院，如同一枚停靠在岸邊的碩大飛行物，俯瞰整個黑海。

1985年建立之初，這裡還引起了五角大樓及土耳其情報部門的注意，他們猜測這裡是導彈發射基地。還有人認為這是一個UFO。

與今天許多營利性的度假村相比，療養院更像是蘇維埃的又一鴻篇巨製，是權力對自然景觀的一種重塑。

許多城市因擁有得天獨厚的「醫療資源」，或怡人的景色風光，而被納入療養院的選址。

這些城市的命運也與整個療養體制緊密相連。當蘇聯政府對療養院的扶持逐漸減少，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來一場蘇聯大保健

2015年初，Maryam Omidi造訪了位於塔吉克山脈，拔海2000米高的Khoja Obi Garm療養院，她立即被眼前這棟巨大的混凝土建築所震撼。

Khoja Obi Garm以其獨特的氡水療法聞名，只要花費一百多塊人民幣，便能享受一晚全套客房、膳食及所有設施的使用權。

Maryam Omidi嘗試了一次療養，醫生在測量血壓時，詢問了她的婚姻狀況及生育史。

得知Omidi未婚未育後，醫生遺憾地表示，部分治療對她「效果有限」。而醫生所指的治療，包括「將一股充滿氡氣的高壓水流注入兩腿之間」，或者「與電動醫療設備一起摩擦、晃動」。

Maryam Omidi最終放棄了治療，選擇直奔女性專用熱水池。在那兒她遇見了一群裸體的塔吉克婦女，在水波中甩動著下垂的胸部。

形形色色的療養院中，不乏這些延續自蘇聯時期的「療養」方式，如今依然廣受追捧，成為一道有別於現代醫學的奇異風景。

等級、時間表與搭訕文化

療養院制度實施前期，一切都按照計劃嚴格實施 —— 享受日光浴的時間、一日三餐的伙食搭配，甚至是工作人員的表情，都有著精確的規劃與考量。

休假的工人將獲得一份「療養時間表」，它如同安排車間工作一般，安排好休假的日程。

「雖然療養院制度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放鬆，但在上世紀2、30年代，遊客們不能帶上家屬，也不允許喝酒、跳舞或喧嘩」，Omidi說道。

他們只被允許在充滿未來感的建築中，靜下心來思考社會主義理想，並為接下來的工作重振精神。

莫斯科現代主義研究所所長Olga Kazakova表示，她的父母並不熱衷去療養院。

「蘇聯公民的生活已受到諸多管制，他們不希望按照時間表生活。此外，假期都是按照工作分配的，你常常會在那裡遇見自己的同事。」

在《紅色俱樂部：旅遊度假與蘇聯夢想》一書中，Diane Koenker還提到，由於擺脫了伴侶，「搭訕文化」也在療養院中悄然興起。

短暫的自由賦予了人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這些臨時伴侶間還達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讓在索契發生的事情，留在索契。」

建造之初，療養院被認為是給予工人階級的獎賞。符合條件的個人將收到一張「許可證/путевка」，以免費或者補貼的形式，於特定的時間前往特定的療養院。

原則上，工人階級和病患被優先考慮。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最好的住處通常留給了有錢有權的人。」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極光療養院便專門接待蘇聯精英，全院共有350多名員工，只為200位顧客提供服務。

這一開始於1920年的療養院制度，在1990年達到巔峰，可以同時接納近50萬客人。

1923年，蘇聯衛生委員Nikolai Semashko驕傲地寫道：「法國人只能在一個地方休息，那就是墓地。」

烏托邦的落幕

蘇聯解體後，由於失去了財政支持，全境內的療養院無一例外地走向沒落。這是一段帝國工匠們嘔心瀝血改造自然，卻最終順從於歷史軌跡的故事。

進入後蘇聯時代，迅速奔入現代化世界的人們，有的拋棄了這些古舊的建築群，有的則更加珍視它們存在的意義。

1966年的一篇報紙專欄中，身為勞動模範的金屬工S. Antonov，說出了「療養」的核心精神 ——

「我每年只能度一次假，我盡量不讓自己在無所事事中浪費寶貴的一天。」

* 圖文源自《Holidays in Soviet Sanatorium》一書。

參考資料

[1]《Holidays in Soviet Sanatorium》，Maryam Omidi

[2]《The Last Resort: The Strange Beauty of Soviet Sanatoriums》，ArchDaily

[3] 《On Vacation in Soviet-Era Sanatoriums》，ANIKA BURGESS

[4] 《From crude-oil baths to sterilisation lamps: Inside the time-warp Soviet-era sanatoriums workers used to visit on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so they could be more productive》，Dailymail

綜合 / 吳達奇 李初晴

編輯 / 胡令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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