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俗為雅，變故為新｜從宋詩革新說起

南宋胡仔編撰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引《後山詩話》中，記載了一則軼事，原文是：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言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

福建的這位詩人，大概思想過於前衛，做了一把試驗，寫詩全不用陳言常談，把作品寄給當時的詩壇泰斗梅堯臣，結果就被他一句「你的詩確實看起來是那麼回事，但是並不能做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懟得無伐可說了。

閩士寫詩不用的陳言常談，就是陳舊尋常、沒有新意的言辭、言論，韓愈就說過「惟陳言之務去」，現在我們也常常用「老生常談」、「陳詞濫調」這樣的辭彙來形容一些俗套老舊沒有新意的話（例見本文）。就文化藝術來講，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排除陳舊的東西，努力創造、革新，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個故事似乎告訴我們，文化藝術的創造、革新好像也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對其相對陳舊的部分全盤否定。

梅堯臣評價閩士的詩說未能做到「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這個概念也不是只梅堯臣獨家提出，蘇東坡（「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和黃庭堅（「蓋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此詩人之奇也」）也分別提到過（至於誰是原創誰是轉載，我是懶得去考證了）。實際上在這個語境里，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分析出來，所謂的「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應該理解為「變故為新，化俗為雅」，也就是說：在藝術創作中，把陳舊俗套的元素變化為新穎高雅的成分，不一定就要像閩士那樣所謂的「陳言常談」一點不沾。

梅聖俞是我個人比較欣賞的一名詩人，作為宋詩開山鼻祖，他對宋代詩歌藝術革新做的有些嘗試，也是非常先鋒的，有的在我看來甚至還有點cult。

眾所周知唐詩是一座偉大的高峰，其巔峰即在盛唐，而之後大曆以還、及至中唐、晚唐，是一個逐步衰敗的過程，到了宋代更是一度沒落，特別是「西昆體」的盛行。西昆體極學晚唐尤其是李商隱詩歌的刻畫雕琢功夫，典型的陳言常談，靡靡之音；另還有九僧，專學賈島、姚合，恪守苦吟推敲的精神，卻往往境界偏狹，這些所謂的傳承都只是學的表象，根本沒有內化，算不得是發展，反倒是退步，這樣不吼。

所以這時候革新宋詩就顯得非常必要了，不過聖俞先生認為也不必非要將陳舊的東西統統排除去重新創造新的，而是要「變故為新，化俗為雅」——因為他也有學「陳舊」，他專學唐人平淡處，追求閑遠古淡的風貌，我怎麼能自廢武功呢？

包括前面提到的蘇軾黃庭堅也是這樣，蘇東坡論詩最推崇陶淵明，也分別模仿過陶淵明、李杜、韓孟，無不惟妙惟肖，這當然也是對「陳舊」的繼承，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詩更多的融鑄了他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這就是一種變故為新了。相比之下黃庭堅就顯得更為激進了，他早年比較強調個性，是尚意的典型，風貌上奇峭兀傲，形成了鮮明的「山谷體」，但是也伴隨產生了生硬艱險的特點，他到了晚年開始意識到卧槽這可不是什麼特點，這妥妥的是缺點啊，並著力克服。晚年黃山谷尊崇杜甫，著眼於晚期杜詩的「平淡而山高水深」，這時他的詩開始展露出返璞歸真的傾向，更伴隨著杜甫典範地位的確立，促進了江西詩派的形成，這更是變故為新了。

接著說開山怪梅聖俞，他在繼承唐人平淡詩風的同時，開拓性地將創作題材引向日常的生活瑣事，而且根本不避諱各種俗啊，這工作可一點都不微小，甚至有些是十分重口的。他的嘗試十分大膽，寫了許多「古未有詩」，如《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捫虱得蚤》等等……

像「如廁有鴉啄蛆」這種題目你一看肯定就能斷定寫這玩意入詩這人不是有病就是流氓，或者有病加流氓。

然後你接著看內容：

飛烏先日出，誰知彼雌雄。豈無腐鼠食，來啄穢廁蟲。飽腹上高樹，跋觜噪西風。吉凶非予聞，臭惡在爾躬。物靈必自絜，可以推始終。

卧槽這流氓真有文化！

但是，宛陵先生可真不是什麼流氓，請大家相信歐陽修的擇友觀。其實細看這首詩還是比較靠譜的，你很難想像他能把那麼下流的題材寫得這麼正派，怪不得歐陽修要說「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開玩笑，下流題材都能寫得十分正派，清廟文章還不是信手拈來。

我認為這首詩出彩的地方在於末尾的「吉凶非予聞，臭惡在爾躬。物靈必自絜，可以推始終。」

一直以來，鴉作為背鍋俠常擔負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靈物」式的偶像包袱，而且一會被當做吉瑞一會又被當做凶兆搞得烏鴉也一直非常鬱悶，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比如宋彭乘《墨客揮犀》就說「鴉聲吉凶不常」，拜託我就叫叫而已，你們人類愛吉愛凶關我屁事這事還能賴我？

於是乎這隻鬱悶的烏鴉在八月九日那天清晨來到了宛陵先生的坑前，美滋滋地吃起了蛆，吃飽了再上樹在風中凌亂一下，這在常人肯定要感慨一下吉凶，但梅堯臣覺得，我才不管什麼吉凶呢，我就知道你這個烏鴉現在肯定是非常惡臭的了，凡是「靈物」必須要潔身自愛，這道理是可以推始終的。

這樣的詩就可以說是有非常內容有深度的了，而這種革新，不單單是變故為新，更有化俗為雅。

所以這也牽涉到了一個文化藝術雅俗之辨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喜歡貼標籤，將所謂的「雅」或「俗」的看法，貼在一些客觀的事物上，但是實際上審美活動中的雅俗之辨，關鍵在於主體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質和情趣，而不在於審美客體是高雅還是凡俗之物；生活中的雅俗之辨應該體現在內心而不是外表。就如梅聖俞，即便是再凡俗之物，也能靠自身的品質和情趣，化為雅用而入詩。

記得書法家鍾明善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

「好的藝術應當是化腐朽為神奇，而不是以腐朽為神奇。」

反觀現今的書法界，一度大量地出現「以腐朽為神奇」現象。總有些動輒號稱「大師」的人物，寫得一手崎嶇的「丑書」，既看不出家數源流，坦白說也實在難以欣賞出美感，你還不能說不好，否則就是不識貨，不懂得欣賞——簡直是包贏技術啊有沒有！這些人就應該去在皇帝的肚皮子上畫新裝，搞書法可真是太屈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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