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見曙光，先見滄桑

——《寒夜》評析

汪文宣絕對是一個悲苦的人，但這悲苦卻很難引起人的同情。他無時無刻不在委屈中度過。他無限地萎靡，無限地討好。他意識到他在被欺負，但無形的力量仍然牽引著他，讓他在妥協的路上堅持，爬行。他似乎匍匐著，又似乎昂著頭；他似乎是向前，又似乎是往後。

在黑暗的夜裡，在母親和妻子的夾攻下，他想要崩潰。——他至多是想要崩潰，未曾想要爆發。但就連崩潰，也是緩慢的。他拖著病體走了一年多，才走向死亡。他活得不痛快，死得也不痛快。他在垂危時花了兩個月才斷氣。

這樣一個人，你拿針戳他一下，他只會「哎喲」一聲，然後哀痛地看著你。甚至，他連「哎喲」聲也會忍著。

他活著，但在活著時他已拋棄了生命。他相信死了更好。可是，他沒有力氣去生，他也沒有力氣去死。生活對他是沉重的，死亡未必就能那麼輕快。

夾在母親和妻子之間，他左右為難。但在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又總是為自己營造一個夢魘，繼續讓自己受驚嚇。無論面對家人還是獨處，他都無法解脫。然後，他頻頻想到死亡。

是活著好還是死了好呢？不知道。沒有誰能把生與死作一個比較，因為沒有誰可以活著經歷死亡。

以前的同學、文學碩士唐柏青，面對妻子難產、妻兒雙亡的慘痛事實，至少還有一個痛痛快快的醉，和一個一了百了的死。可是汪文宣，他沒有辦法一醉方休，也沒有辦法一了百了。他很難說得上積極，但是也看不出他消極在哪兒。他不極端，可是他也不中庸。

他是如此的飄飄無力。他像是隨時會倒下。他的精神永遠漫無目的，卻又不死不滅。他不能痛快地發出聲音，也不能得到片刻的寧靜。

路是暗的，夜是冷的。一味的隱忍並沒有換來和平。如果母親和妻子能夠和睦相處，他的生活就會幸福起來。可是十幾年來，這個「如果」從未變成現實。

環境把他擠扁了。沒有擠成一根線，沒有擠成一個點，而是擠成了一個分散的凹凸的薄薄的平面。別人的生命在張揚著，他卻只有低迷，萎縮。四面八方的壓力襲來，他只有弓著身，但是他這姿態既不是迎接，也不是迴避；是一種千言萬語的糾結。這是一坨泥巴，他想瀝出水分讓自己堅強，又想析出泥土讓自己清朗。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取捨。他的矛盾與迷茫一望而知。

他的眼光輪流著望著這兩個女人的臉。他想說：「我都要死了，你們還在吵！」可是他不敢說出來。

他不敢。就是這樣。他不敢活，也不敢死。他不敢愛，也不敢恨。他不敢轟轟烈烈，他不敢風風火火。他不敢漠不關心，他不敢橫眉冷對。他不敢急躁，也不敢迂緩。他不敢咳嗽，也不敢請假。他不敢爭吵，也不敢讓步。在妻子面前，他不敢愛母親；在母親面前，他不敢愛妻子。母親和妻子就是他的牢。

這是多麼失敗的一個人。他什麼也不是，他什麼也不敢。他沒有個性，沒有稜角。他沒有激情，沒有溫度。生活對於他，還有什麼呢？

儘管他始終下不了決斷，儘管他始終拖著一副病體，母親與妻子，始終都是愛著他的。這體貼，這愛，就是他始終不曾倒下的原因。但當他誤以為妻子已經拋下他的時候，他的精神就渙散了，生命里最後一點韌性也消失了。總是這樣，——窮荒的生命，一旦失去愛的撫慰，離死也就不遠。這也可以看出，精神的死滅大抵總是先於肉體的死亡的。精神上的崩潰比生理上的病痛，對生命的摧殘，不知要嚴重多少倍。

懦弱的知識分子總是跟肺癆分不開。也許因為懦弱，所以肺氣不足；也許因為肺氣不足，所以懦弱。生理上的底氣不足與精神上的頹喪孱弱相互作用，讓他再也走不回積極昂揚的那條路上去。

樹生的信里說：「你以前並不是這種軟弱的人！」結婚以前，想必汪文宣也是意氣風發的。只是，十四年來，妻子與母親一直水火不容。夾在母親與妻子的口詰中，改變了太多太多。

他認識「將來」，「將來」象一張兇惡的鬼臉，有著兩排可怕的白牙。

汪文宣籠罩在母親的陰影中，妻子樹生對他而言是一縷光。但是這縷光遠走蘭州。雖然樹生愛著文宣，但想起汪母之蠻纏，她還是希望爭得自己的獨立。樹生寄來的那封長信敘盡了委曲心事，卻也把文宣打垮了。以樹生的處境而論，她的這番表白也無可厚非。只是，文宣已受不了這樣的刺激。而後鍾老病死，則帶走了環境中最後一絲溫情。

看不出他做了些什麼。看不出他們做了些什麼。母親無非是洗衣做飯縫衣，兒子無非是埋頭讀書，妻子無非是工作和應酬。他，他無非是工作和生病，他無非是拖著病體上了無可奈何的班。就這樣普通的生活，卻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也許所有人的生活也都一樣，並沒有驚天動地，只有普普通通。普通的生活，卻又有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

他生活的圈子是何等的窄小。從內部，他無法生出新的力量；而外部，他與外部的聯繫又是斷絕的。除了一個鍾老。但是鍾老也死了。

開始的時候，他還寄託於一個「抗戰的勝利」，但勝利之時，反而是他的死期。

抗戰勝利，樹生回到舊居，面對的，只是物是人非的遺憾。

兒子小宣只有十三四歲，卻已經跟他一樣老邁。新的一代勾起的不是希望，而是沉悶的無言的悲傷。

老的一輩無所依靠，幼的一輩無可指望。年輕力壯的一輩已經被瑣碎耗盡心力。

大而言之，母親代表的是這個國家，代表的是孕育他的文化。一方面，這種聯繫因為血緣性而無法擺脫；另一方面，國家與文化創造了他的精神實體，所以他必須服從。母親很希望他能有一條生路，但母親的控制卻讓他失去了自謀生路的機會。母親給了他生命，但母親卻在扼殺著他的生命力。

母親不可違背，這是一個大前提。有了這個大前提，悲劇也就無可避免。史載呂后不道，惠帝身憂心惶，終日以酒色為遣。司馬光評價惠帝未盡人子人君之責，「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倘若司馬光攤上呂后這樣一個母親，司馬光又當如何「號泣」？

「你應該看明白了：這個年頭，人是最不值錢的，尤其是我們這些良心沒有喪盡的讀書人，我自然是裡面最不中用的。有時想想，倒不如死了好！」

——樹生勸文宣養病，文宣這樣回答。

作為讀書人，他實在無力撐起生活的重擔。但「良心沒有喪盡」，又使他無法打破這沉悶的生活。母親與妻子都在逼迫他選擇，可是他誰也不選擇，誰也不放棄。他努力地爭取，但似乎是在努力地放棄。

知識就是力量，可是這個知識分子卻沒有力量。他所處的，是一個巨大的負的能量場。妻子偶爾可以給他安慰，給他傳遞正能量。但是妻子卻在慢慢遠離他。

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豪情，在他身上得不到半點體現。天下是這樣亂，國家是破碎的國家，家是永遠紛爭不斷，身心是疲憊不堪。

在家國紛紛擾擾的環境中，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都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可是他連這樣的夢想也不曾有。

汪文宣校對某領導人的書稿，雖然反感，卻只能完成工作。書稿中充滿冠冕堂皇的歌功頌德，這樣的事實，不但在七十年前是如此，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仍是如此。政治家唱著各種華美的調子，民眾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

人生於世，家國問題與人生問題是如此緊迫地需要解決。而無論是堅強如樹生者還是懦弱如文宣者，又有誰能真正解決呢？又有誰能真正超脫呢？

2012.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