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到21世紀，個人與時代的博弈永不停歇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沒讀過《雙城記》的請記住這句話絕不是出自於郭敬明的《小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這段話無論是放在民國時代亦或是現代，都有其發人深省的意義。遠眺民國：那個時代，少數人覺醒，多數人麻木愚鈍；那個時代，為信仰而抗爭而又因處在時代岔路口而迷茫不知所措；那個時代，光明正在孕育而社會劇烈動蕩，學術自由但忌諱重重，言論自由但攸關性命。但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與時代的博弈中把持著，站住了，不曾倒下。

　　審視現在：人工智慧讓生活充滿智慧，人卻越來越懶惰，拖延，失去效率；互聯網讓人「為所欲為」，想要的一切唾手可得，可我們正因此而失去思考、現實生活中的交流。這個時代，並不是所有都倒下了，但大多數人，迷失了。

　　時勢如此，那我們對自己生命的正確打開方式又是什麼呢？在《錢理群在北大的演講》一文中，錢理群曾提到學者、知識分子的三個層面的承擔：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讀罷《民國風度》這本書，我也想就「個人與時代的博弈」談一談年輕人的現狀及應有的承擔。

對學業（夢想）的承擔——專註於「匹夫不可奪志」之志

　　《民國風度》中勾勒了一個專註於學術達到忘我之境的學者——曾昭掄，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杆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他帶著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著傘走路；在家裡吃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著煤鏟到鍋里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里有煤渣……

　　「生活里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學者費孝通評價曾昭掄時如是說。而且在那個時代，專註於學術，不修邊幅不拘泥於世事的學者比比皆是。試問現如今有幾人生活里有這麼個東西？又有幾個能為此專註至此？同學們對自己的學業有幾個是傾注了七分心血的？沒錯，時代變了。

一個大學生自述道：「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里，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

　　我和身邊的朋友閑聊時也經常談起未來要做什麼，聽到最多的答案就是三個字「不知道」，我們彷彿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走到了這條路上，也許作為獨生子女在我們尚不明事理的時候就被父母「生拉硬扯」的放到了這條求學的漫漫長路上來。這就是時代、現實賦予我們對未來的迷惘，我們「無志」，又何談「專註」，做到這一切，首先「立志」。

　　民國學人把自己的學術作為理想。現今，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也許無關學術，無關學業，確實，時代變了，無需每個人都鑽研學術，100%投入於學業。然而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有人一夜夢想成真，有人苦戰數年無功而返；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再或者一切付出沒有答案，我們都要捫心自問，我做到專註了嗎？我努力做到極致了嗎？這是不是我不可奪之志？我相信這種古人身上一股腦的執著精神放到今天依然受用，畢竟成功的道路自始至終充滿了汗水與坎坷，唯有志者事竟成。

　　《民國風度》中還有這樣一個學者——傅斯年，他曾說過：「一天只有21個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在此與君共勉。

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理科理科教學樓遺址

對時代的承擔——論自媒體時代個人的存在方式

　　在讀某期《人物》雜誌時，我看到主編張悅在主編的話中提到的「勒德分子」，我越來越發現自己也是50%的勒德分子。

　　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明，尤其是移動互聯時代這場變革擊碎了我們原本的生活。我們無法阻擋「互聯網+」被稱作時代精神，被當做這個時代的「顯學」。然而在脫離虛擬世界重新面對現實的時候難免會察覺到人心不古，世態炎涼……過分追逐「數字」——瀏覽量、點贊數、轉發量，以數字衡量價值成敗；淡化真實生活中的交際——朋友圈，空間，互相攀比，吹捧，炫耀……雖說是勒德分子，我並非排斥互聯網、抗拒自媒體，只是說我們年輕人，不應被移動互聯的時代影響而不自知不自持。

時代無法改變，我們能做的唯有跟上它的步伐，同時也讓自己的靈魂同行，即有信念，不妥協，行應然之事，不因為時代渣滓的泛起而隨波逐流。

邵飄萍（1886—1926），革命志士，民國時期著名報人、《京報》創辦者、新聞攝影家，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等。

　　相對於民國時期的學人，他們的衝擊多源於那個時代的政治力量，「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名記者邵飄萍，捅破不少黑幕的天才執筆者林白水，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張季鸞……他們與這個時代獨有的社會現實、政治權力搏鬥，甚至其中有人失去生命。所謂雖死猶生，精神不朽，說的便是他們了。執著於真實，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幫即將成為新聞人的新聞人，是永遠追尋的目標。

講到這裡，事實是：不是因為時代不好，而恰恰是我們做得不夠好。

　　張悅主編在那期雜誌中還提到一個體育記者，他很長時間內都拒絕使用電腦，去全世界報道賽事時，總隨身攜帶一台傳真機以把手寫稿傳回報社，但每篇文章總是卓爾不群。當我們把握住細節，重拾正確、客觀的價值判斷標準，並用心做到極致，也很難做不出「數字」+「口碑」雙豐收的作品了。

對自我生命的承擔——把心思用在自己怎樣看待自己

　　學者費孝通在評價他的老師潘光旦時說：「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

在看待自己，看待生活的內心爭執中，又讓我想到了一個在課上聽到的希臘神話故事：

西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他，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複、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西的生命就在這樣一件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慢慢消耗殆盡。終有一天，西卻在這種孤獨、荒誕、絕望的生命過程中發現了新的意義——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動下散發出一種動感龐然的美妙，他與巨石的較量所碰撞出來的力量，像舞蹈一樣優美。他沉醉在這種幸福當中，以至於再也感覺不到苦難了。當巨石不再成為他心中的苦難之時，諸神便不再讓巨石從山頂滾落下來。

　　西緒福斯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多麼相似啊，在此又要引用一個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很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這聽起來很殘忍，但是我們在不認真的對待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不正是和他一樣做著無效又無望的「勞作」嗎！？人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無休止的思考，不就是希望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自己生活的意義嗎？

　　確實，不要再浮躁了。我們一直在追趕，不停歇的向前奔跑，是時候停下來看看自己都收穫了些什麼，自己做這些的意義在何處？奧修說：「真正的問題不是死後是否有來生，而是生前是否真的活著。」那麼你現在的生活讓你滿意嗎？現在的自己讓自己滿意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及時的改變現狀。

　　讀過余華創作的《活著》，有評論認為：《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叫喊，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但愚以為這已經不是逆來順受的時代了，我們自己活著的意義就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花些心思看待自己，承擔責任，擁抱幸福，戰勝苦難，拒絕平庸，無論如何，要對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