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社工專業主義再檢討

摘自伊恩·費格遜 和羅娜·伍德沃德（ Iain Ferguson and Rona Woodward）《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Making a Difference, Policy Press, 2009）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們談了21世紀的社工是如何採用集體性的方法為其服務使用者（service users）服務的，也看到其他領域集體運動的經驗和理念是如何豐富社工的實踐活動的。在最後一節，我們談談建立社工集體組織的必要性，主要是有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為了保障社工的薪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具體而言就是，社工也是工人，他們也要謀生，也要向僱主出售自己的技能。在英國，僱主（承包商）依然是少數，無論是在當地的機構還是志願者的組織里，僱員數量都是龐大的。因此在實踐中，無論是私人機構還是公共部門的社工，他們都要服從統一的需求和約束，比如工作量增加或工資減少等。過去二十年里管理主義佔主導，它認為大部門的問題都可以通過高效的管理來解決，而不是增加資源投入。這種管理理念只會增加社工的壓力，我們看看瓊斯（Jones）關於社工前線的調研報告，一位熟練社工這樣抱怨道：

「我現在比以往工作累多了，我們被要求不間斷地提高工作效率。所以一點都不奇怪，很多社工由於壓力和身體原因離開了。看著督促我們工作的績效考核表（league

tables），我們只會感到恐懼，工作也會更糟糕。」（引自瓊斯，2001年，第553頁）

毫不奇怪，一份2001年的研究報告（Scotsman，2001年3月14日）稱，在上面提到的蘇格蘭最大的社工協會，其4470名成員中平均每人每年要缺勤17天。對很多社工來說就像普通工人一樣，只有建立起強有力的類似工會的集體性組織，他們才能有效地反抗這種管理主義帶來的工作壓力。

然而建立集體性組織還有另外一個不同的原因。大部分從事社工的人都不只是為了掙錢，他們都有「創造另外一種可能」（make a difference）的願望，無論是提高個體的生活水平，還是對抗不公和壓迫。換句話說，他們把社會工作當時是一項關乎道德的職業。在英國和世界各地，社工們要捍衛和發展這一職業，就有必要創建職業化的組織來提升他們的境界，保護他們的利益。

但在過去，英國和美國的激進社工們都對這種職業主義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一個社工精英化的企圖，將會使少數社工及其專業知識不能惠及普通社工和服務使用者。希利（Healy）和麥薩（Meagher）說：

「『傳統』的職業化戰略是要通過建立一個專家化的職業團隊將這個職業封閉起來，既排斥其團體外的人，也排斥了這份職業的特殊社會責任。這種戰略的機構組織只會被一些精英人士用來維持這一職業的封閉性。」（2004，p251）

「專業化」是20世紀70年代激進運動的主要攻擊目標，也是《 Case Con宣言》專門拿出來批判的一條。部分地由於此次批判，部分地由於對傳統工會的矛盾心態，英國社會工作者協會（BASW）自1970年成立以來經常被看做是一個「管理人員的組織」，從而只吸引到極少數的人加入進來（Payne,2002）。

如果說70年代對職業化的批判主要來自政治上的左翼的話，那麼80年代卻變成新右翼開始攻擊職業化的權力（或者說是他們說的「生產者的權力」，producer power），現在新右翼的觀點在撒切爾的保守黨內佔主導。喬治和威爾丁（Wilding）簡潔地總結了新右翼的觀點：

「政客們的權力是有限的，消費者的權力更加有限。生產者的權力佔主導。社工的服務和體系都是圍繞著社工生產者的利益，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和受眾為核心。自然就沒有針對社工服務需求變動的矯正機制和檢驗效果好壞的機制。太多有權力的人希望永遠維持現狀不變。」（1994，p28）

這種批評就是保守黨人攻擊福利國家的煙霧彈，實際上他們認為福利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就是沒有給民營企業很多盈利的機會。保守黨人很聰明利用人們對社工服務中家長式做法的不滿，尤以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最集中，鮮明提出消費主義（強調受眾和護工的權力）一詞來推動「護理領域的混合經濟」（我們在第五章提到過），為私營企業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我們在第四章和瓊斯的引文里已經看到，為推動這一進程，他們全面地貶低社工這一職業所必需的知識、技能、辨別力和自主權。一位曾經從事過社工的衛生部長Virginia Bottomley在90年代中期甚至呼籲用「大街上的大媽」代替熟練的社工（Hansard,1991.6.3）。

如今21世紀的情況截然不同，因此70年代我們對專業化的批判也要重新審視。希利（Healy）和麥薩（Meagher）在關於反專業化的討論中，暗示有兩個原因使得反專業化已不適用。

第一，他們認為非專業化加劇了公共部門內部的性別不平等。大量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的女性湧入勞動大軍。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反對專業化，只會使這些女性更加邊緣化。如果通過「專業化的計劃」能夠使這些女性獲得適當的培訓，進而獲得更好的薪水與工作條件，那麼職業化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根據格拉斯哥（Glasgow）社會護理工人（social care workers）和日間照管中心工人（day center workers）在2007年和2008年召開的兩次討論會，我們發現強有力的工會組織能夠為工人們提供更好的保護，免受各種剝削。

第二個原因更具說服力。儘管他們持有激進的意圖，但他們也暗示出反專業化是與新自由主義相關連的，也就意味著良好的社工服務不需要專業化的知識與技能。通過對比，他們說：

「我們認為一個缺乏培訓和足夠支持的人是無法將社工當作是一項體貼入微、富於分析和創造性的活動。而且，一個非職業化、低技能的社工隊伍，是無法很好保障受眾的利益的，尤其當受眾的利益偏離了主流機構與政策的控制時。」（2004，pp249-250）

這一論點是強有力的，與許多英國社工的感觸相同。在過去20年里，社會工作的教育和實踐已經完全屈從於僱主的需要和要求，社工與客戶（client）之間的個人關係已經迅速地被社工與受眾或消費者之間的商業關係所取代。

還有第三個原因，這是希利（Healy）和麥薩（Meagher）沒有提到的，即為什麼此前對專業化的批判與當前的實際情況總是不相關呢？一方面是社工們對專業化的理解，也就是他們賦予這份工作的知識、技能和價值，另一方面是佔主流的管理主義理念，確切地講，正是它們之間的矛盾（這是主要原因之一）還摻雜著新激進主義，導致了格拉斯哥2004年社工大會上，很多社工發出「我們不是為了這個而做社工的」抗議呼聲。

而且我們還在別的地方討論過（Ferguson 和Lavalette,2006），這種抵抗的情緒已經影響到社工的各個階層，而不只是那些政治上的左翼。原因很簡單，新自由主義的社工政策不僅觸怒了那些希望採納集體性和結構性方法的人，還損害了傳統社工的價值基礎和實踐基礎。社工活動被預算控制，具體任務的每一個環節都被商品化，否認基本的社工價值觀，如對人的尊重。這就是新工黨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道德權威主義方面的種種面孔，為此他們卻把尋求避難者（asylum seekers）與反叛的青年人當作替罪羊（Lavalette和Mooney,1999 Butler Drakeford,2001）。最後管理主義的方法嚴重損害了社工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將之轉變成金錢關係，客戶變成了消費者。所有這些因素都與人們最初從事社工的初衷相違背，這就是發生變革的潛在力量。

一方面人們的不滿呼聲在呼喚一個新的、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專業化（或者組織化）概念，就像希利（Healy）和麥薩（Meagher）以及其他人（也可以看Kimber,2007）暗示的那樣，另一方面一個「政治性的工會組織」將會把服務的主題推廣至社會公平與正義更廣闊的層面上。在最後一章里，我們將會討論一些最新的設想，讓這種廣泛的不滿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