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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位曾打過毛澤東耳光的北大校長丨史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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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脫離了日本人的掌控,迎來了它光復後的第一位校長。準確地說,是代理校長。

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著一口山東話,面容冷峻地審視著在北大的校園。

  他叫傅斯年,是胡適最得意的弟子。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是個有名的刺頭,曾擔任過五四愛國運動的總指揮。在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管理員時,因為毛澤東工作不認真,他還打過毛澤東一個耳光。

這次回來擔任校長,他得罪了不少人,魯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輩子。 抗日戰爭時期,一些像周作人這樣的北大知名學者留在了日偽統治下的北京大學,抗戰結束後,如何處理這些偽教職員成了一個大問題,誰也不願意得罪這麼多人把他們通通開除。 偏偏有一個人敢這樣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厲風行,宣布把所有出任偽職的教授一律開除出北大,他告訴上門說情的人:「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那麼久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

所有的文化漢奸,一個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這種橫行無忌的作風,使得他被人送了一個外號:大炮。 然而,這位被人稱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東大漢,卻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國士。 儘管,因為1949年的政治選擇,他的名字在大陸已經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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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順治年間的第一位狀元。傅氏家族人才輩出,不少子弟通過讀書科步入仕途,在興盛時期堪稱是山東有名的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場上早已沒落,雖然依然有家學淵源,但是許多族人已經淪落成為貧困潦倒的窮書生了。傅斯年的父親雖然是舉人,但也是家無餘財,因此傅斯年的童年過得頗為貧寒。 但是,名門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讀書治學上依然有天然的優勢。傅斯年遺傳了先祖的聰穎勤奮,自幼熟讀家中的藏書,在父親的指導下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他的一生,從此和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報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個世紀初期,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國家的屈辱激起了學生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又使得愛國青年對北洋政府怨氣衝天。年過二十的傅斯年並沒有在愛國運動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期間,傅斯年被推選為學生運動的總指揮。

青年的熱血一旦被點燃,短時間內是很難冷卻的。學生們不斷地抗議示威,傅斯年作為學生的領導者,扛著大旗沖在隊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痛毆了曹汝霖,運動達到了高峰。 學生們熱情高漲,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個新世界。 作為這場運動總指揮的傅斯年,卻在這個時候,選擇了靜悄悄地退出。他並不是懼怕政府的鎮壓,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面前,也是敢於翹著二郎腿的。

  之所以選擇從學生運動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聽從了老師胡適的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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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一直信奉用溫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國家。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幾場學生運動就能夠解決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學生過早捲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適的思想對傅斯年的影響是巨大的。

他退出了學生運動,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前往歐洲留學。 七年之後,萬里來歸的傅斯年受聘為中山大學的教授,繼承了恩師胡適先生的衣缽,成為桃李滿天下的歷史學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有一種為民情願的士大夫情懷。「九一八」事變之後,傅斯年再次走出書齋,指責政府的不抵抗行為,把國民政府罵得頗為狼狽。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歷史學功底,撰文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在歷史上不是中國領土」的言論。 傅斯年愛惜羽毛,不願意進入政府當官,但是並不推辭監督政府的國民參政員職務。 1938年,他出任國民參政員,首先把「大炮」對準了炙手可熱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貪污劣行。

  4

  孔祥熙是宋美齡的姐夫、蔣介石的連襟,蔣介石親自出面給孔祥熙說情。

  蔣:「你信任我嗎?」

  傅:「我絕對信任。」

  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不少劣跡,在《世紀評論》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國舅」宋子文不久之後被迫辭職,步了孔祥熙的後塵。

  雖然傅斯年不給蔣介石面子,但蔣介石對傅斯年還是頗為欣賞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絕了,但他畢竟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對國民黨有所批評,卻一直沒有投向當時中國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的時刻,他和胡適一起借酒澆愁,吟誦陶淵明的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時候的傅斯年,隨身攜帶安眠藥,以便能夠隨時自殺。

  在1949年,必須作出政治抉擇的時刻,他選擇了跟隨蔣介石去台灣,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

  在台大,傅斯年愛護學生是出了名的。他堅持自由主義的立場,拒絕三民主義進入台灣大學,以保持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以免學生被政治洗腦。他每天都在校園裡轉悠,隨時進入課堂聽課,他的聽課並不是走過場,如果發現教師不合格就會予以辭退。正是這種兢兢業業,確保了台灣大學的教學質量。

  對於學生的住宿條件和伙食,他也十分關心,經常親自前往宿舍和餐廳探視。

  然而,上天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兩年之後,他在一次會議時突發腦溢血,蔣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搶救,但還是沒有留住他的性命。這位「五四之子」,去世時年僅55歲。

  曾經有人評價傅斯年是「亂世一書生」,憑著一股書生意氣走出書齋,成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這股子書生氣使得他追求「正統」,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實,對於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無非是胡適所說的那樣,他是「中國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至於對蔣介石的個人感情,不過是:「君以國士之禮待我,我已國士之軀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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