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與思·考古學與古史重建（上）
然後談到為什麼講這個話題。一方面是回應甘陽老師提倡的通識教育，這一門課也是他在北大開設的通識課程，今天的講座就相當於課程的濃縮版。（課程大綱見文末友情鏈接）另一方面中大也與中國考古學科建立有較深淵源，所以作為古典月第一講很切題。
史料革命呼喚考古學考古學是一門研究古老的新鮮學科，它的年紀很輕，因此包含了幸運與不幸。幸運的是年輕學科還有許多學術空白，很容易建功立業，不幸的是學科建立尚不足一百年，還有很多瑕疵。考古學的誕生源於歷史這門學科的自我革命。梁啟超曾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及「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者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所記事實之關係，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敘一二有權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係。」
孫教授就揶揄到，梁啟超的說法就是忽悠，近世史家難道就記敘權力者的興亡嗎？比如陳寅恪先生就有寫過。梁啟超放在今天肯定評不上教授職稱，但在當時雖不做繡花針的工夫，也是開風氣之先。新史學的勃興，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預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的想法便開始興起。要寫民族、民眾的中國通史，余以為在錢穆的《國史大綱》中體現地更為明顯。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其中「溫情與敬意」正是希望創作中國通史、學術救國的理想。
疑古還是信古：20世紀上半葉的著史大潮正是在這種背景，上世紀上半葉史學界掀起了著史大潮，孫教授則根據他們的古史觀將其分成了三類。第一類是傳統派，他們基本採信文獻所述古史，把上限推至黃帝時期，代表人物有「新史學」先驅夏曾佑，「國粹派」中堅劉師培，「唯物史觀派」范文瀾和本土史家呂思勉；第二類是溫和派，他們則認為三皇五帝是傳說神話，把真實的古史上推至夏代，代表人物有古史辨派的顧頡剛和本土史家錢穆；第三類是激進派，他們認為信史從商代算起，代表人物有「唯物史觀派」的郭沫若，還有留洋的張蔭麟。可見古史觀並不和政治立場直接掛鉤。 顧頡剛也在《古史辨》自序中坦然，建設真實古史必須從實物入手，自認精力不足，搞不了考古學，但他是不否認要重建古史的。孫教授還通過當時初中歷史教材大綱的變動，看出民國教育部內的官員十分關注史學學術新進展，也看出當時政界對考古學這門學問充滿了希望與期待。
傅斯年和李濟接下來教授就談到傅斯年，這位中國考古學的先驅。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於山東聊城，18歲進入北大預科，21歲入北大本科國學門。此處還盪開一筆提到傅當年之所以能考進北大不是因為語文有多好，主要是數英考得好。當時傅斯年天賦異稟，許多老師都垂涎好學生，比如劉申叔、黃季剛、陳伯弢都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太炎學派。但是傅斯年都瞧不起，甚至討厭老師們。他在《新青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一文中列舉了中國學術七大弊端，由此生「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當時他創辦了《新潮》雜誌（這是真正的社團啊，孫教授又揶揄到現在大學生社團無非兩樣——吹拉彈唱、吃喝玩樂），發表了發刊詞，大二時候寫的厲害了。新潮社的第一條責任就是「於本國學術地位有自覺心，然後可以漸漸導引此『塊然獨存』之中國同浴於世界文化之流也。」傅斯年是天生的領袖，最好寫發刊詞，1927年史語所成立也負責寫發刊詞。他反對對傳統「抱殘守缺」，認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造有組織的中國社會是青年的第一事業。1927年，傅斯年留學歸來到中山大學任教，同年籌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提出了「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方陣，使中山大學的文科「斯文掃地」，即「絕國故、廢哲學、放文人、存野化。」然而同年蔡元培等人又在籌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敏銳地捕捉先機，說服蔡成立歷史與語言研究所。1928年開始籌備，7月完成成立。此時他提出了研究方法的轉變，要從孤立的研究轉向集眾的工作，目的就是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從傅斯年為北大歷史學開設的「史學方法導論」中看出，雖然傅斯年沒有碰過考古學，但是對其有基本的認識。傅斯年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1934年也指明了「考古學上之夏」。時人之古史觀也在悄然變化。然而傅斯年自言「非官非學」，只是在忙於搭框架，真正建立中國考古學科的人是李濟。李濟，1911年入清華學堂，18年官費留美，入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次年讀人口學，1920年獲社會學碩士，1920年再入哈佛大學，讀人類學。1929年在傅斯年的邀請下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當時史語所共分為三個小組，歷史文獻組主任是陳寅恪，語言組主任是趙元任，而考古組則是李濟。然而在孫教授看來，假如沒有傅的引薦，中國考古學起碼在1949年前沒法產生，因此假如說李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的話，傅斯年就是養父了233
其實早在1923年，李濟時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之際，已曾受丁文江之邀，前往新政李家樓進行發掘，寫下了《新鄭的骨》，最後呆了十幾天就被土匪嚇跑了。後來主持了西陰村的發掘，是中國第一次科學系統的考古發掘，開闢了中國學者獨立主持考古發掘工作的先河。1928-1935年期間，殷墟發掘共15次，李濟也曾參與，最後留下了一部名著《安陽》，這也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史必讀書目。剛開始董作賓直接打洞，就像盜墓一樣（什麼鬼 ）李濟的就好一點，後來梁思永運用地層學的方法，規範了田野發掘，分析年代先後。李濟先生一生恪守科學主義，但孫教授的評價是，其「成也科學主義，敗也科學主義」，他讀的東西都是為了求精確，最後讀了人類學是因為人類學量人骨頭，有數據，精準！可是這種類型學的路數問題很大，後面會詳細提及。所以後來李濟的學生張光直之所以不跟老師跑到台灣，就是因為覺得他的路子走不通。其實李濟一直有重寫上古史的願望，後來也編了《中國上古史》，從十個方面討論古史，希望跳出偏重政治方面的專史窠臼，「把重心放置在民族的發展與文化的演進兩組主題上」。然而這實際上只是四部論文集；而他的學生張光直的《商文明》則與其師的架構一脈相承。
最後孫教授還盪開一筆談說：夏文化不存在的人是對考古學沒有基本常識。（瞄？）（因為有點長，故分成兩段，未完待續）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