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六七十年代學運資料整理

眾所周知 村上龍和村上春樹、大友克洋等作家、導演一樣

都是經歷過6，70年代學生運動的一代

春樹的距離之外

龍的入世與出世

大友克洋動畫的反戰思考和機械末世觀

所有的這些都是屬於他們的青春記憶與傷痕...

人民中國的紅衛兵、巴黎五月風暴、日本全學共斗、美國嬉皮士..etc.

當時的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潮風暴的漩渦中心

老毛掀起的紅色風暴席捲著全世界資本/非資本主義國家

那個年代擁有現在這個時代所不再擁有的一切...

以下這篇大概是網上能找到的關於日本60～70年代學生運動比較完整的一篇了

或許能帶給大家些許新的視角

（關於日本學運國內介紹不多...

村上龍的《69》就是以這樣的時代為背景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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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作為中文網路上日本現代史首屈一指的敘述者，冰冷雨天的這篇文章描繪了日本學運史的基本脈絡，其中提供的線索與信息，對我們深入探究國際共運史的面貌將有很大的助益，同時我們還要對作者的授權表示感謝~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到七十年代初，是一個青春的年代。

　　那是一個全世界的年輕人用熱血和理想去企圖改變這個世界的年代。

　　當年在鄰居日本，學生運動也轟轟烈烈，甚至不亞於中國，而且在中國紅衛兵們偃旗息鼓以後，日本年輕人們還走向世界，在歐洲，亞洲和中東手持自動步槍和手榴彈和不共戴天的帝國主義敵人進行武裝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由來已久，追根尋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們乘所謂「大正民主」的機會成立的「新人會」。第一次大戰以後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生運動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隨著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對學生運動的取締和鎮壓也隨之升級。到了1933年京都大學法律教授瀧川幸辰（戰後曾任京都大學校長）的學說被政府正式認定是「過激派言論」，瀧川本人也被趕出校門以後，在憲兵和特高警察鎮壓下日本學生運動銷聲匿跡。領導學生運動的日本領導們也出走中國，在延安堅持反戰鬥爭。

　　戰後，隨著佔領軍的民主改革。口號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生又捲土重來，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簡稱「全學聯」。戰後的學生運動一開始還是和戰前一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生運動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日共領導人又重返中國避難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布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左往右來，造成學生們無所適從，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斯大林運動，使不少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壞，所以學生乾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舊左翼」和「新左翼」的說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舊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新左翼」。

　　反斯大林運動的結果使斯大林的政敵的托洛茨基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重視。斯大林走下了聖壇，也就意味著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不再意味著是分裂主義者，叛徒，小資，冒險主義，反共，而是一種可以討論的思想。於是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中成為熱門，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兩大派別，「中核派」和「革馬派」的口號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帝國主義」當然指的是美國，「斯大林主義」不僅指的蘇聯，同時也指中國，指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執政就是斯大林主義，要革命就必須堅持托洛茨基主義。

　　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從1959年開始的「安保鬥爭」，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

　　「安保鬥爭」的序曲應該說是全學聯開始的「砂川鬥爭」，反對砂川美軍基地擴建的運動。一開始日共在砂川駐有工作隊，可是在日共宣布放棄武裝鬥爭時連駐砂川的工作隊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來，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叛賣行為，所以後來砂川鬥爭真正開始以後，砂川人堅決拒絕日共的參與。

　　砂川事件的當時是學生和砂川市民勝利了，政府不得不放棄測量計劃，擴建也就不了了之。學生勝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並沒有決心要干，法曹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學生，在審判被捕學生時，法官的判決不但是「全員無罪」並且判決擴建美軍基地「違反憲法」。違憲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願招惹更多麻煩。

　　1951年與舊金山和約一同簽訂的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修改為《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這時就是「安保鬥爭」的主要部分了。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里「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這句話里的「遠東」提出質疑，外相藤山愛一郎在答覆時說：「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這種解釋讓日本人和亞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其他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安保鬥爭」中來。

　　當時和日共對立的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其實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了強調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語的「Bund」（同盟）作愛稱。

　　當時的岸信介內閣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而在18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了這個條約，要鑽法律的空子——既然參議院可能無法通過這個條約，那麼只要參議院不否認這個條約就行了，岸信介的計算是參議院無法審理這個條約而使之在30天後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對，要想使已被眾議院通過的條約法案實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內閣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而岸信介內閣對於連日全國六百萬左右大規模遊行示威裝聾作啞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點自然生效。岸信介內閣的辭職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學聯」和「Bund」沒有很嚴密的組織，任何人只要說他是「全學聯」了，他就是「全學聯」了。作為一個革命黨，這是致命傷。全學聯當時根本沒有秘密工作的經驗，甚至連公開和秘密的兩套領導班子都沒有準備，以至在羽田機場和警察對峙時78名學生領袖被警察一網打盡，一直到安保條約自然生效以後才被釋放，這也是鬥爭失敗的一個原因。

　　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兩派。各派分別參加反對當時已經進入泥沼的越南戰爭和反對三里冢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這時日本學生運動開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謂「大學鬥爭」。一開始是一直與學生運動無緣的慶應義塾大學在1965年1月反對大學學費上漲開始的，一直發展到了全校罷課。這次慶應的運動和以往零散的學生運動不同，從一開始就很有組織性。運動只持續了兩個星期，結果是以塾長（校長）高村象平辭職，取消強迫購買校債的做法，比較和平地得到了解決。

　　但是和平的學生運動好像到此為止了。過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這次是和慶應大學截然不同，戰前開始就是學生運動中心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為學費上漲和學生會館的管理權問題與校方發生對立。這次風潮一直到6月份才結束，被稱為「150天鬥爭」。

　　1965年12月20日校方決定上漲學費以後，1月份反對運動就已經發展到了全校罷課。學生在校園內築起路障街壘，阻止入學考試的進行。校方在2月23日招來警察機動隊強行驅散學生，並逮捕了203名學生，總算保證了入學考試的進行。但是警察一撤出學校，學生們又聚攏了起來重新抗議，結果是總長（校長）大浜信泉辭職，學校撤回上漲學費的決定並且同意由教職員和學生聯合管理學生會館。

「赤軍派」從一開始走上歷史舞台，就導演了人稱「大阪戰爭」和「東京戰爭」的大量「M行動」。搶劫郵局籌集資金（MONEY）來購置槍支彈藥，甚至直接搶劫警察派出所以獲得槍支。但是1969年11月5日他們在大菩薩山口設立用來訓練襲擊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獲，武裝部隊53人被一網打盡，殘餘人員紛紛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學學生田宮高麿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淀」號飛機投奔北朝鮮。另一部分則是重信房子，奧平剛士等前往中東，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簡稱「人陣」），組成「赤軍派阿拉伯委員會」，又稱「阿拉伯赤軍」，後改名「日本赤軍」。

　　繼續留在日本活動的一部分赤軍派則於1971年和一個叫做「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常任委員會革命左派」的一個毛主義小組織合併，成立了「聯合赤軍」。「聯合赤軍」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倫不類的組織，集托洛茨基主義，石原莞爾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之大成，1972年2月29日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進行「肅反整風」時被警察包圍，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沒有參加淺間山莊肅反的漏網者後來不少出國參加了「日本赤軍」。

　　1973年在「沖繩歸還」時的學生運動是戰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那以後學生運動就幾乎成為了歷史名詞。

　　現在還有沒有學生運動？還有，今年5月3日憲法紀念日，那次學生運動的名門，日本大學反對修改憲法的學生們在新宿和反對他們散發傳單的右翼組織還打了一架，雙方各有幾人受傷。路過的一位正好也是畢業於日本大學的行人十分感慨地說：「看那光景好像回到了70年代，真想不到現在的日本居然還會有人為了意識形態去流血」。

　　到現在為止的「大學鬥爭」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學反對學費上漲的鬥爭，沒有多少政治上的含義。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學的規模在不斷擴大，添置新校舍，新設備的財源不足，學校因此向學生轉嫁包袱。這幾場鬥爭學生勝利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教職員同情學生。作為學費上漲收益方的教職員的觀點是政府應該加強對私立學校的基本建設資金補助，而不應該聽任學校向學生轉嫁經費負擔。

　　但是到了1968年，這次日本大學的情況就不一樣了。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第二天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日本大學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學也是沒有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乘這個機會一氣噴發了出來。

　　這次的日本大學問題其實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影響，日本學生們提出來了「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勞動力這個問題。

　　日本大學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流血抗爭。日大有體育的傳統，學生中所謂「體育系學生」，也就是拿體育獎學金的學生較多，而這些學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體育系」和「全共斗」不斷發生流血衝突。但是雖然有校方的支持，「體育系」學生卻占不了上風，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日本已經進入了全面學生運動的時代。

　　幾乎與日本大學同時，東京大學也鬧起了學潮。其實東京大學的學潮是在1967年開始的，但一開始僅僅是限於醫學部的反對研修醫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年麥克阿瑟給日本醫學界帶來了一個「研修醫」的制度，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研修以後才能正式從業。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制度成了醫院和開業醫師使用低價勞動力的手段，一直受到醫學院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反對。

這次東大醫學部學生舉行無限期罷課，醫學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對17名為首學生的處分，包括開除4名，東京大學從來沒有過的處分行動。

　　但是受到處分的學生中，有一名當時人在九州，不在學校，並且就住在醫學部部長豐川行平的外甥家。但醫學部對這種明顯的冤案視若無睹，堅持處分。醫學部學生在1968年6月15日佔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

　　安田講堂被佔領以後，東京大學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規律——招來了警察機動隊，驅散了佔領安田講堂的醫學部學生。這一下子把一個學部的問題擴展到了全學校。並且一下子招來了全東京，全國各大學的支援學生們。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和共同口號，就是反對美國在一個落後的小國進行的一場十分不得人心的戰爭——越南戰爭。在這時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國軍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學提供研究基金。牽涉到的有包括19所國公立大學在內的25所大學和包括4所國公立研究機關在內的9所研究機關。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於醫學和生物學，而且全是細菌和病理研究。研究項目雖然不直接是軍用項目，但是能夠很容易地轉為軍用。當時正好是美軍開始在越南噴洒除草劑的時候，知道真相了的學生們都為被作為殺人犯的幫凶而利用大為憤怒。反越戰，反安保和爭取大學自治管理把學生運動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間組織了「全學共斗會議」，簡稱全共斗來統一指揮。幾乎所有教職工和學生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運動。政府對付學生運動主要是出動警察機動隊進行鎮壓，但應該說剛開始的時候警察的態度還是比較和緩，對不少學生的過激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但是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警察的態度趨向嚴厲，這是因為當年9月4日一名警察在日本大學被學生投出的石塊造成顱骨骨折而死亡，這件事使警察和學生徹底對立。

　　1969年1月18日開始警察在使用武力驅散佔據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被稱為「安田講堂攻防戰」）前，政府專門撥款7億日元為警察購置催淚武器。警察在進攻時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機，噴水車，催淚彈，甚至用直升飛機從空中直接播撒催淚劑。終於在35小時後的19日下午5點46分佔領了幾成廢墟的安田講堂。

　　第二天（1月20日），東大畢業的內閣總理佐藤榮作視察現場，見到母校的象徵安田講堂的劫後慘象，不禁悵然淚下。但是大多數傳媒則認為那不是因為傷心而落淚，而是被殘留的催淚劑給熏的。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以後，雖然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還在繼續鬥爭。但整個學生運動的中心從關東轉到了關西，主要以京都為中心進行。一般把安田講堂事件作為分水嶺來把學生運動分為前期和後期。後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一開始就是暴力衝突。此時學生們已經走向過激，後來留下不少傳奇的「赤軍派」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武器也從石塊，棍棒發展到了燃燒瓶和炸彈。並且到處有學生襲擊警察企圖奪取槍支的行動。

　　現在日本的《燃燒瓶防止法》就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遺產。

　　但是從1969年9月以後，學生運動就開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當然是僅靠學生的力量是無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抗爭的。此時被捕的學運活動家越來越多，保釋金達數千萬日元，經濟來源大部分靠街頭募捐的學生組織在經濟上已經無法負擔了。另外，日本學生運動的目標不確定性和內部抗爭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日本學運，口號繁多。「反對越戰」是大家一致的，「反美反斯大林」大家也都沒有意見。但是牽涉到國內問題是就一件無法統一了。比如其中有一個口號是：「自我否定」，一開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後來就乾脆成了從物理上否定大學教育的怪論。「皮之不存」，還要大學生幹嗎？

　　學生組織的內訌，一開始還只是造反的學生和親校方的學生們的爭鬥。到了運動全面開展以後就成了造反學生之間的爭鬥，並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終沒有支持過學生運動，那些形形色色的NEW LEFT（新左翼）在日共看來全是一些共產主義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們領導下的學生運動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梁」，從一開始「全共斗」和「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屬的青年外圍組織）就爭鬥不斷。日共在學生運動中置身事外雖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價是整整一代人對日共的反感。

　　後來「全共斗」內部分裂出來的「中核」和「革馬」更是勢如水火，生死不能相容。同根所生，一旦翻臉，仇恨比他人更甚。加上「革馬」派有名的「臨陣逃亡」事件，更是讓「中核派」咬牙切齒。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時，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陣地，「革馬」派的陣地是安田講堂側翼的一座建築物。但在警察機動隊開進東大校園之前，「革馬」派做出了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並且在此之後一直拒絕解釋理由：他們撤出了自己的人員，讓警察順利地佔領制高點，居高臨下地用高壓水龍痛痛快快地澆安田講堂的守備力量。

　　「中核」派對這種叛賣行為的報復，就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方組織的成員，用當時學生運動的話叫做「殲滅」或者「擊沉」。但是「革馬」派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組織，在內訌中反而始終佔上風。兩派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戰略，爭先恐後向警察告密，以洗乾淨自己組織的恐怖活動嫌疑。這樣警察漁翁得利，大量的學生活動家被捕入獄。

　　學生運動走到了這步田地，已經是山窮水盡了。分裂為被稱作「五流十八派」的各學生組織，派別之間的鬥爭也日益激烈。七十年代以後，各派學生組織之間的武鬥到了經常死人的地步，最有名的就是「淺間山莊事件」。

　　這時走上歷史舞台，為日本學生運動打上句號就是極富傳奇色彩的「赤軍」。「赤軍派」原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的最左翼，人稱「關西BUND」，因其主要活動分子為京都，大阪等地的大學生。他們從學生運動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一定要搞武裝鬥爭。「赤軍派」在公眾場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5日東京日比谷公園的學生集會上。「赤軍派」立即引起了日本公安警察的注意，一星期以後的9月13日，警察就一下子抄查了他們在全國的五處據點，逮捕了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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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井一二三：我這一代東京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戶口簿上寫的出生地址是澀谷區紅十字會產院，算是東京較好的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多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說，奶奶當時對兒媳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她把自己的九個孩子都在家裡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錢到醫院生小孩？說家裡，其實十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壽司店後面。母親屬於戰後受民主教育長大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後，她還對我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叫助產士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只隔一張紙門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隨時會有人拉開門進來的。當時，店裡僱傭好幾個夥計、徒弟，全是年輕小夥子。我怎麼受得了他們好奇的眼光。」

　　看統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墜地的孩子當中，在產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點是六〇年，此後在產院出生的嬰兒永遠超過一半（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出現一些人批判產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主張恢復家庭分娩）。那一年謝國權醫生（台南詩人竹軒謝溪秋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用照片介紹做愛姿勢的書轟動全日本，成了總發行量達三百萬萬本的超級暢銷書。當時，他就在紅十字會醫院當產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見母親多麼會趕時髦！奶奶一個人無法擋住時代潮流的勢頭，最後非讓步不可了。但是，婆媳關係日趨激化。我懂事的時候，父母早已從壽司店搬出來，在新宿區神田川邊只有一間房的木造平屋，獨立經營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二歲半，但是全體社會及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挺手槍，乃用來發出競賽開始的信號聲，成了我和哥哥整個童年時代的頭號寶物。東京奧運會是戰後日本頭一次舉辦的國際級節目，全國上下齊心祝賀的狀況，跟三十多年後長野冬奧時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樣。為了迎接外國遊客，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在東京中心區，則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數家庭一樣，我家也是為了觀看奧運會直播而買了第一部電視機，乃黑白的樂聲牌。

　　現在許多人都說，奧運會以前和以後，東京的景觀徹底改變了。如今回顧「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講到奧運會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們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東京室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時候，家裡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傢具，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被破壞。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趕快富起來跟美國人過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顯得陳舊落後。之前嚴禁孩子們站著吃東西的父母，後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漢堡包；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

　　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財，而是大家一同富起來的。失業率幾乎等於零，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能夠毫無疑問地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社會風氣相當好。我小時候父親一個人開辦的印刷廠，沒幾年工夫就雇請很多員工了。對曾經貧窮的日本有記憶的，我們可以說是最後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沒有經歷每年購買新一種電器那樣的生活。她懂事的時候，家裡已經有錄像機，或者說，連續劇中的美國家庭擁有的一切，我們家全有了。

　　以奧運會為標誌的近代化，不僅改變了市井生活，而且對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帶來了根本性的調整。比如說，為了趕上奧運會開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網，主要建設在舊水路上的。東京的前身江戶曾是能跟蘇州、威尼斯相比的美麗水城，市內交通以水上航線為主，市民生活無論是交易還是娛樂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關係。看江戶時代的浮世繪，很多都畫著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鐵路、公路運輸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內四通八達的運河被放棄不用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奉命設計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師，發現有現成的交通網淪落為惡臭沖鼻的髒水溝，毫不猶豫地決定填平起來了。他們千萬沒有想到，江戶城的遺產其實對居民生活起著重要作用，即確保東京灣刮來的海風經過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後的溫室效應成為全球性燃眉大問題時，東京的氣溫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兩倍，簡直呈熱帶化趨勢，除非恢復綠地和水面，每年中暑喪命的人數只會直線上升。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到工程師的身上去。當年，高速公路上汽車疾馳的情境是進步與未來的象徵，在科學漫畫家手塚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現。人們只挂念經濟發展，環保意識尚未興起的時期。東京的各條水路確實骯髒之極。我童年時代聽父親說過，他小時候（一九四O左右）曾經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過鰻魚，覺得難於置信，因為我認識的神田川是發出惡臭，滿處是廢物的渾水坑。每年購買新電器的居民乾脆把舊貨推下河中去。政府清潔部門開始回收大型廢物是後來的事情。到了世紀末，市政府才通過景觀條例企圖恢復水邊生態。如今神田川的水質已經有了明顯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適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見過的六十年前。難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會的一場噩夢？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學，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準。同時國內紛紛發生公害案件，經濟高度成長的反面效應逐漸明顯起來了。大學生共鳴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學運達到高潮，學運分子與警察機動部隊在東京大學安田禮堂展開了兩天的激烈鬥爭，最後三百七十五名學生遭逮捕。參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號「安保反對」（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連我們小孩子也耳熟了。雖然社會上有種種矛盾，但總體來說，大家對未來還很樂觀。那年另一個流行語是「昭和元祿」。江戶時代元祿年間是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消費生活爛熟的高峰期。戰後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覺非常好，竟想起元祿年間的繁榮了。街上走的年輕人，不分男女都留著長發，穿喇叭褲和高跟靴，彈吉他唱反戰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兩年以後，國際文壇上頗有名氣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帶領私家小軍隊衝進自衛隊基地，呼喊起義而失敗，最後自行切腹並由徒弟砍掉腦袋的血腥案件發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確印象的第一宗社會案件。有些報紙竟刊登了跟身體全然隔離的三島頭部相片。周圍的大人包括父親和學校老師都不知道該怎樣解釋給孩子好，結果保持沉默了。我當時根本不懂是怎麼回事，只是非常驚愕，覺得特別可怕。長大以後開始看各種評論才開始理解其所以然。總之，三島對戰後日本的美國化膚淺風氣看不順，非得糾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類的極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會上基本認為三島之死是一種文學理念或者藝術審美觀的表現，如果不就是與眾不同的性愛趨向所致的越軌行為。畢竟，他的同性戀傾向是公開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過切腹場面使他興奮。（二OO五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長篇作品《告別了，我的書》里探討：如果三島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會否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結論還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國為大阪博覽會（EXPO70）沸騰過一回。「你們好，你們好，從世界各地來的朋友們！你們好，你們好，來櫻花國的賓客們！」流行歌手三波春夫開朗做作的歌聲瀰漫著東京的大街小道。社會風氣確實膚淺得可以。當時，我家已經有了弟弟和妹妹，母親肚子里還有一個，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決定暑假舉家去大阪看博覽會，但是開支要盡量節約，坐新幹線太貴，於是父親開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車去；小轎車后座擠滿了四個孩子，困了就要重疊地睡覺。住旅館太貴，於是托親戚定了某公司休養所，但是一個在滋賀縣琵琶湖邊，另一個在神戶六甲山頂，都離大阪相當遠。酷熱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覽會到底看見了什麼，老實說我不太記得。美國館展出阿波羅號從月球帶回來的石頭，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隊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去的，好像我們沒有看到。模糊地記得我和家人分開，單獨進去了一個東歐國家的展覽館，似乎是匈牙利的，我買票吃了一種當地食品：上面撒著酸酸的白色醬，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別，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異國風味。當時有個電視知識比賽節目送給冠軍的獎品是夏威夷的團體旅行券。我周圍還沒有人戰後去過海外旅遊。有個同學因父親工作調職而搬去德國，叫我們羨慕至極的。在博覽會嘗到的歐洲小吃讓我長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國會議員田中角榮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七月被選上首相。他主張：日本各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幹線網路才是拉近城鄉差距、解決公害的好方法。農民出身，只有小學畢業，外號叫推土機的土木公司老闆成為國家領袖，一時轟動了日本全國，好比他體現了社會的民主化、公平化。媒體紛紛報道田中刻苦奮鬥的經歷，連兒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記。我從圖書館借來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員工會的成員，一貫批判自民黨政權的。田中角榮是名副其實的推土機，行動能力特彆強。上台兩個月就飛往北京會見周恩來和毛澤東，迅速完成了兩國建交的大事業。跟矮個田中比較，中國領導人顯得特別高大有風度；忽然間，日本社會掀起了中國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東京來的一對大熊貓蘭蘭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學們去上野動物園隔著玻璃窗看了愛吃竹葉的中國大熊貓。當時它們在日本享有的名氣非常大，大概僅次於推土機首相本人。全國每個玩具店都推銷布做的大熊貓，服裝店則推出售大熊貓花樣的衣服，至於兒童用品，從筆記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蘭蘭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中東戰爭爆發，石油震撼發生了。記得有一天，衛生紙卷開始從超市貨架上消失，有風聞說是石油價格急升的緣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沒有了衛生紙卷可怎麼了得，於是每家主婦都爭先恐後去搶購，沒半天真的賣光了。當時六十多歲的姥姥無所其事地說：沒有了衛生紙卷可以用新聞紙吧。但是，我們一代的東京小孩是從小用沖水馬桶長大的，從來沒有用硬硬的新聞紙擦過屁股（其實，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東京東部葛飾區，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廁所里一直有個大黑洞）。很快，衛生紙卷重新出現，但是比起以前貴多了。莫名其妙的衛生紙卷事件預兆了將要來臨的大變化。第二年，日本經濟創下了戰後頭一次的「零下成長」記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維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到此結束了。

　　我家經濟也到此直線上升，日後卻是有起有落了。還清楚地記得，最後臨墜落前，有一段時間飯桌的情境特豪華起來，不是過年過節還天天擺著雞腿什麼的，叫我預感到不詳了。果然，初中二年級的一天，父親的公司倒閉，聽母親說是買了太多太貴的印刷機。父親則認為上了壞律師的當。他要我長大以後學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會算個賬。父母賣掉所有設備，解僱全部員工，把住家客廳改造成辦公室，開始經營小出版社了。幸虧，早幾年經濟還好的時候，買過一棟舊房子，雖然破舊但是有五間二廳，我們至少沒有失去窩。當年日本有個規則：經濟越不好書賣得越好（社會進入後現代階段後，則不適用了），何況父母賣的是算盤、簿記學、會計學等的習題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買的。他們年紀還輕，起死回生得相當快，但是那幾年裡，我平生第一次嘗到了生活水準下降的滋味。來幫忙的姥姥發現，晚飯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們小孩子早已司空見慣，只要整個鍋里有幾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沒分到自己的盤子上來也不會埋怨。父母拚命工作，拚命存錢，四年以後重新辦起印刷廠了。同時改建住房，乃母親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事業上，幾年不停地挺身奮鬥的結果，母親得了胃潰瘍。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為了手術住院長達一整月。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高中畢業後，只上了半年的職業培訓，便開始幫父母工作。果然是當時的家計情況讓他放棄了升學的念頭。

　　我小學、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學校，高中則考進了國立名校：東京教育大學（現筑波大學）附屬高中。同學們的父母親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不乏醫生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高中畢業就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父親在爺爺創辦的壽司店當廚師，白天有空時還做皮鞋賣過，母親則當美容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們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離開家人和老師同學一起在外地農村過著避難生活，回到了東京，不僅自家的房子連帶整個地區都在美軍空襲中早已化為灰燼。父母親告訴我：在廢墟般的東京成長的一代，先得考慮如何吃飽穿暖，即使想讀書也根本沒有條件。但是，我上了國立名校就發現，其實跟他們同代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讀過大學的。說實在，只有小學畢業搞土木的田中角榮當首相而轟動全國，就是其他領導人全有大學文憑的緣故。看看在他前後掌權的佐藤榮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沒有一個是例外的。推土機首相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很久，上台的兩年以後發生的金錢醜聞迫他辭職，我還沒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個流行語叫「一億總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輿論調查中，被問「你家經濟狀態屬於上層、中上、中中、中下，還是下層」，回答說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這十五年里，國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為二點八倍，絕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確實改善了。同時，隨著都市化的進程，從前很明顯的白領/藍領區別不再容易看得出來了。穿著西裝系領帶，開著私家車上部的公司職工了，到了職場就換穿工作服而從事生產線勞動，沒人覺得奇怪了。結果，很多其實屬於藍領—工人階級的日本人，一廂情願把自己劃為「中層」；我們家也不是例外。父親雖然中學畢業，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闆，雖然有起有落，從未窮到挨餓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覺還不壞呢。誰敢說我們家屬於下層？

　　然而，在高中同學們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嚴重的創傷。母親受的打擊好像比我還厲害，陪我參加入學典禮後，她再也不肯來我學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錢，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壓倒了我們的。比如說，我父母沒有閱讀的習慣，至多看看報紙翻雜誌而已，當然沒有什麼藏書可說；同學們家倒有高達天花板的書架，裝滿的東西名著是家庭成員聊家常時候的話題。又比如說，我父母喜歡跟著爵士樂跳舞，哥哥則玩吉他、搞搖滾樂，在親戚朋友中，我們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學卻是從小聽古典名曲長大的，個個都會彈鋼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學後的課外活動項目中，竟然有交響樂團、歌劇團。我當時連一次古典音樂會都沒有去過，更何況歌劇演出，聽到從附小上來的名媛們哼著義大利語歌曲，不能不受到極深刻的階級震撼。要參加體育社團吧，騎馬、帆船等專門屬於上流社會的項目可不少，叫我只好從遠處嚮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歲就發現了日本社會的establishment，也意識到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到底從哪裡來的區別？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農，我祖先則是吃不到乾飯的貧農。

　　日本所謂的名門中學，主要意味著升學成績好，具體來說考上東京大學的人數多。同時，越是程度高、難考進的學校，越有標榜自由主義的趨勢。學校當局對學生的管理相當鬆弛；沒有制服、沒什麼校規，跟其他學校比較，自由得多了。我們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學生沒有區別，一點不拘束地泡咖啡廳也去酒吧，盡情享受名門生的特權。同班男同學們，一來出身不錯，二來書念得也不差，即使沒考進東大也都上了好大學。幾年以後畢業找工作時，他們的職業選擇頗為保守，除了繼承家業做醫生的少爺們外，很多要麼做了高級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商社、製造業公司。女同學的選擇當時還很有限，成績最好的人都做了醫生，其次則做了學者，任職於普通企業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沒有很快被迫辭職，也不能擔任重要職務。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們多數人畢業本科後的第二年，男女僱傭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證兩性就業機會該平等了。但是，法律歸法律，現實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會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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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該系一年級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學生當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佔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連一個女教授都沒有。果然，政經系校舍內沒有女廁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後來添蓋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極了。我選的第二外語是當年算冷門的漢語，結果兩班同學共一百名中，竟然僅有我一個女學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後，學漢語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語以外，這些年最多人學的外語就是中國話了。如今在早大政經系也有多半學生選修漢語。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經濟交流還不太緊密，剛建交時期的中國熱稍退了以後，只有少數人在學習漢語的。作為惟一的女學生，我在漢語課堂上無法避開老師的視線，非得努力學習不可了。好在我對這門課，一開始就特別喜歡。

　　當年我們系的漢語主任士著名的音韻學者滕堂明保老師；他是日本中國語文學界的泰斗，本來做東京大學教授，卻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支持學生造反而辭職，轉到早大來當客座教授。後來回想，我深深感覺到，由滕堂老師親自教一年級學生漢語是老天爺給我送來的人生禮物。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他在桌上放下索尼錄音機，一按扣子就傳出來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音樂，前奏完畢後，女高音開始唱：「北風那個吹……」接著，全體學生跟著老師練習四聲：「媽、麻、馬、罵」。那瞬間，好像一股電力通過了我整個人，被雷劈了一般，從頭到腳全身發抖。漢語美麗極了！說我對中國話是一見鍾情，一點兒也不誇張。滕堂老師看見我的表情，馬上建議說：「你真要學好，光在大學每星期上兩堂課是完全不夠的。去日中學院吧。上傍晚的課，每個星期三次，學費很便宜，而且我當院長。」

　　我選修漢語，主要出於對遠處的嚮往。在早大的入學申請書上填寫「第二外語選擇」時，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種語言當中，對我最有「異國魅力」的就是中文。自從在大阪博覽會場嘗到了東歐風味以後，我是一直憧憬遠處的。小時候，接觸到外國文化的機會少之又少；偶爾被父母帶去橫濱中華街吃飯，我都興奮至極。好熱鬧的大街小巷邊，擠滿著大餐廳笑飯館，大紅大綠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顏色不一樣，而且門前掛有全雞全鴨之類，有的更是扁制過的。哇，多麼特別！可以說，橫濱中華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東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國領域。進入青春時期，別人大多熱中於英美文化，我卻始終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歲，自己看書學過一點西班牙語。十四歲，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寬之以東歐、蘇聯為背景的小說。十六歲，在高中上了兩年的德語課，但被複雜的語法嚇壞了也嫌語音不悅耳。當年，「漢文」還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課之一；把古漢語用古日語念下來，很不好啃。但是，我們滿喜歡聽老師講有關古代中國文人的種種插話，比方說，愛酒如命的大詩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國語」課本收錄的魯迅作品《故鄉》（竹內好譯），對我們的影響也相當大，幾乎每一個同學都能背誦最後兩行，登場人物閏土又親切得猶如住在遠處的老朋友。對我來說，中國文化一方面並不陌生，另一方面由於政治上的距離於社會體制之不同而覺得非常遙遠。兩個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了很強烈的「異國魅力」。

　　高中、大學時期，我經常因沒趕上「火紅的年代」而感到遺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後現代風氣正在成氣候。大學校園和平安靜卻充滿著頹廢的享樂主義。只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其他人則從大白天起忙於打麻將，到了晚上就帶著女校學生去迪斯科舞廳。她們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時裝雜誌《JJ》一模一樣，有時像衝浪族，有時像美國常春藤大學女生，始終沒有個性可說。因為政經系裡的男女不平衡實在過頭，我在大學總覺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學生多數來自外地，沒見過世面，不懂得都會生活，和我那些瀟洒成性的高中同學比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於對早大環境的疏遠感，我一方面去參加跨大學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又相當積極地上日中學院的課了。那裡有不同年齡的學生們，小的跟我一樣歲數，大的則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齡三十齣頭。有些人為了專業、工作的需要而來學中文，個多人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他們的學習態度比我在大學的同學認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當時三十多歲，曾經經歷過「火紅的年代」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崇拜毛澤東的新中國，有的在「文革」時期作為日本學生代表團坐船去中國參加過交流活動。我開始學漢語時，中國已經開過三中全會，早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但是在一衣帶水對岸的中國話學校，清一色的日本學生還在和聲唱《不落的紅太陽》，還有高年級同學們在聯歡會上唱的一首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擊隊之歌》！

　　我的大學時代正巧是東京學這一門學問興起的時候。文學評論家磯田光一寫的《作為思想的東京》已在一九七八年問世。他在文中指出：東京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為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要「上」來的「中心」。就像田中角榮小學一畢業就離開冬天下大雪的農村而到東京，從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會梯子，最後做了國家首相一樣，很多日本人都把東京當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始終是少數，多數是從外地來奮鬥的新居民；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這是經過明治維新，江戶城改名為東京市就開始的現象；連天皇家都是那時候從京都搬過來的異鄉人。戰後復興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越來越集中於東京；相對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許多。日本沒有上海之對於北京。洛杉磯之對於紐約，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東京，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別嚴重。

　　這樣想來，我在故鄉東京感到異化，也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老東京作家谷崎潤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散文《思東京》里，慨嘆過他曾經優美的故鄉被鄉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紀以後，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學們包圍時候的感覺也有所類似。外地人可以「上」東京，我作為東京人，卻得另找個方向，就像谷崎潤一郎中年以後遷居京都、神戶等地，沉浸在關西地區的精緻傳統文化中。從高中一年級起，每逢假期我都一個人坐長途火車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澤、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從東京往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動一定是「下」去的；作為胸懷大志的年輕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個坐標軸。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辦護照，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平生第一次從上空看見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參加華僑補習學校為外國人舉辦的暑假漢語進修班。中國民航班級入夜後才離開了成田機場，飛越東海後向北，於北京首都機場落地時候，周圍是一片漆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巴士，忽然看見了天安門上亮堂堂的毛澤東肖像。長安街上幾乎看不到其他汽車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燈下，竟有些年輕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魯迅所描述，也像我在東京看過的影片《城南舊事》、《駱駝祥子》。那夏天，我終於發現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對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東京迪斯尼樂園隆重開幕了，不僅小朋友，連大人也爭先恐後去享受美式娛樂。大學生也不例外，男女雙雙約會去，有些人更購買了通年卡經常去。我自己卻怎麼也興奮不起來：一方面，始終不太欣賞美國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東京人的寶貴記憶。迪斯尼樂園所在地東京灣北岸，我小時候曾經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淺灘。一手拿著小鍬子，一手拿著塑料桶，在潮濕的沙灘上蹲下來挖洞，發現小小的貝兒在噴出鹽水，是多麼令小孩子驚喜的經驗！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別豐收，塞滿了好幾個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還送給鄰居朋友，場面真熱鬧愉快。跟美國公司攜手的投資商把那淺灘填平起來建設徹頭徹底的美國式的主題公園，甚至禁止遊客帶飯糰（即傳統日本食品）進場，由我看來豈有此理。

　　二十一歲的我對周遭現實感到疏遠，寧願被魯迅、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獨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館裡頭，一個詞兒一個詞兒查著字典看五四小說，我的心臟不由得撲通撲通跳起來。當初搞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忽而想通：這難道不是戀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科。回東京後，馬上申請去中國的公費留學，幸虧順利通過了選拔考試，出發日期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國，第一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漢語進修班，第二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繫上課；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從沿海到四川、雲南、東北、內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島，越遠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對中文的掌握則來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談中，真得感謝中國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塊人民幣的獎學金了。一離開家鄉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輕時候的經驗。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結束以後，我回國畢業當了記者，可是老夢想這海外，不久就提出辭呈，訂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票。根本沒有想到這一趟會是從多倫多到香港長達十年的大漂流。

　　永遠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泡沫經濟，是一九八五年由紐約廣場飯店的國際金融協議開始的。之前，一美元換二百四十日元，廣場協議以後，則換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購買力一夜之間翻了一倍。很多人趕緊跑到國外去搶買名牌皮包。回到國內炒股炒地了。本來節約勤勞的日本民族，忽而全變成了投資家、投機家。我偶爾從國外回東京探親，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大家異口同聲談著股票、外匯、房價、銀行、利率等。股票和地價都越炒越熱，東京舊市區的土地總價格竟等同於全美國了。在新宿等鬧區，幾乎每個行人都穿著名牌服裝、名牌鞋子，花大筆錢喝最高級的紅酒、白蘭地到酩酊大醉，然後不怕車費多貴都要打的回郊區的住家去。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著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說是天天過年晚晚過節的全面性瘋狂。

　　經濟過熱的副作用很快就明顯了，本來一點不值錢的小塊土地，在短短几年內升了幾倍，竟值幾百萬美元了：這麼一來，傳統的長子單獨繼承製行不通了，因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爺爺奶奶留下的壽司店，成了父親兄弟姐妹八個人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親三姐妹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官司總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間的感情，鬧了徹底彆扭以後，再也沒有辦法修復的。於是，我結束十餘年的海外生活回國時，父母雙方親戚之間的往來差不多都斷絕了。可悲的是，我家並不是例外，很多東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幾年裡都解體了。同時，傳統習俗也在那幾年內消失了。比如說，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團聚的場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後回家吃年飯。小孩子收到壓歲錢，並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則去母親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並再一次領到壓歲錢。可是，泡沫以後，那些習慣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參加旅行團到國外去過年，為了休息，也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計算化思考壓倒了古來的生活文化。

　　泡沫經濟只維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達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後決算，雖然有些人在炒買炒賣中發了大財，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來的錢沒來得及還清，結果破產或背上重債了。本來經營壽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機遊戲中抽了大王吃大虧，最後失蹤的。此間媒體把九十年代稱作「失落的十年」。在廣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開始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價值觀念的大調整；然而，當時的日本人還在泡沫中集體跳著瘋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後則茫然若失好幾年，沒有及時去對應外面發生的重大變化。結果，國民經濟長期停留在低迷狀態。九十年代末，一些評論家開始用「第二次戰敗」這個詞，中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很活躍，相對而言，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得很厲害，有必要重新復興了。幾乎同時普及的「全球化」一詞實際上意味著「美國化」，讓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業進行裁員，一些銀行差不多倒閉而被國有化，客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很多人還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銀行戶頭裡還有儲蓄，不想認真去考慮國家財政面臨的危機多麼大。

　　我對泡沫時期的社會風氣非常反感，當初以為經濟冷卻一陣會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靜下樓重新過樸素踏實生活的話。可是，後來的發展卻不如我所願。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受了「9·11」的大衝擊，日本則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越走越非理性。社會上，泛濫於各媒體的流行語是「贏組VS輸組」。在新的經濟環境里，不是大家一起過樸素踏實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協力復興國家，而是兩極分化日趨懸殊，不屬於「贏組」就屬於「輸組」的弱肉強食時代已經開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億總中流」的美夢，即使只是夢；二OO五年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下流社會》，消費市場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預測，今後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屬於上層，百分之四十五屬於中層，百分之四十屬於下層，而越年輕的一代越有可能從中層滑到下層去。

　　前些時，我參加了高中畢業二十五周年的校友會，甚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層階級出身，名牌大學畢業，任職於第一流公司的同學們，幾乎無例外地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悲觀。有一個人，東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加入了大銀行，在當時看來是保證高收入的穩定選擇。誰料到，十多年以後，一些大銀行消滅，一些互相合併，一些竟被外資收買。他很尷尬地報告近況說「我已經在第三家銀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聽了那家銀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讓人家更加尷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們，處境也好不哪裡去。對自己的職業最滿意的似乎是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供職於大藏省（現財務省）的一個同學。最保守的選擇，獲利最多；這是低成長社會的悲哀。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多同學們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們一貫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經濟新聞上曝光的市場強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貴文，樂天公司（網上購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雖然都是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名門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兩人也分別在日本興業銀行和政府通產省做過事，但是都是中途離開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我們一屆剛超過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那麼市場強人多數比我們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則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這些市場強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東京人，他們要麼在關西或者在九州長大，十八歲單兵獨馬「上」來東京，氣勢勁頭之大是東京少爺們學也學不到的。谷崎潤一郎在《思東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罵為「敗北的江戶兒」；他們有都會人的瀟洒，但是缺乏奮鬥的力氣，於是在社會大轉變的時刻，總是跟不上潮流，必定為敗者。一百年前的江戶兒是，現在的東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強人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層綜合大樓是「贏組」公司的根據地，老闆們又集中住在鄰近的住宅塔。用大眾媒體的說法，「HILLS」是「贏組」中的「贏組」。二次大戰後的六本木，因為曾經有美軍基地，附近出沒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場所特別繁榮，東京第一家漢堡包店、比薩店都開在六本木（於是日本人習慣性地把香港蘭桂坊形容為當地六本木）。高中時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學帶去白人顧客佔半的高級俱樂部，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薄荷色燈光下目眩過。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費大眾聖地；在泡沫經濟時期，其熱鬧庸俗的程度，稱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樂園了。後來，一時落為滿街都是東歐妓女的低級紅燈區。誰料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六本木竟會起死回生為東京的新經濟中心。

　　我回國定居已有八年多，這些人一直住在東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個多小時的地方。但是，心裡上的距離則遠多了。是我年紀大了？還是屬於「輸組」了？不能否定的一點是：我也甩不掉的「敗北的江戶兒」屬性。

　　附記：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門）公司得總經理崛江貴文（俗稱Horlemon）因違反證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幾乎同時，他頭號手下的遺體在沖繩縣飯店客房裡被發現，令人懷疑該案件有相當複雜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執政黨推薦下參過選，給捧為新一代年輕人得榜樣，然而，情況一變，落水狗被打得可慘。他曾發出的一句話「金錢能夠買一切」成了道德觀念敗壞到底的鐵證據，這回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風氣墮落的象徵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後，崛江付三億日元（約合兩千萬元人民幣）的保釋金而重新獲得了自由。三個月內，他瘦了八公斤，讀了兩百本書，看起來並沒有憔悴，精神好煥發的樣子。雖然失去了公司的經營權和大部分財產（因股價猛跌），他還是擁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個東京而思考下一個棋子該在哪裡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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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七十年代日本學運概況

一、日本學生運動概況

（一）大學學生運動的組織

太平洋戰爭後的日本學生運動，1948年作為學生自治會的全國聯合團體，組織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全學聯），並加入了國際學生聯盟。從此以後，日本學生運動主要是以這個全學聯為中心展開的，但是以1960年安保鬥爭為契機，接連不斷地發生分裂和混亂。1970年以廢除日美安全條約為主要目標，也結合歸還了激烈活動和各派之間的無休止的對抗鬥爭。在這個期間內，它與國際學生運動的高漲相聯繫，從高中到初中的學生也被捲入運動之中。

在這些運動過程中，引人注目的是1969年創價學會的全國學生組織「新學生同盟」和右翼學生團體的組成及其活動，不過，1970年是它們發展的頂點。以後，學生團體的組織及活動都陷於停滯或倒退的狀態。1971年末主要的學生運動組織如下：

1. 民青同派全學聯

2. 革馬派全學聯

3. 核心派全學聯

4. 反帝學評全學聯

5. 共產同赤軍派

6. 學生國際（國際主義共產學生同盟）

7. 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全國學生解放戰線）

8. 社會主義學生戰線

9. 無產學同（無產階級學生同盟）

10. 共產同荒派

11. 無黨派激進分子集團

12. 新學生同盟（創價學會派）

在校內鬥爭、安保鬥爭和沖繩鬥爭之後，所謂新左翼這個被外界稱為過激派的學生集團，又不斷分裂和對抗，各個組織都陷於混亂狀態。號稱為全學聯的革馬、核心、反帝學評等組織已經完全脫離學生自治會，在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學潮中形成的八派組織全國共斗聯合，也由於分裂和對立而處於瓦解狀態。

民青同派全學聯是以日本共產黨（指宮本修正主義集團，下同）的青年組織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同）派學生為主力而組織起來的學生自治會的聯合團體，是學生運動團體之中最大的組織。1960年安保鬥爭後全學聯分裂，1962年8月產生「平民學聯」，在此基礎上，1964年2月，以民青同派學生為主力重新建立全學聯，在各派學生團體的對立鬥爭中確立了組織。在1961年到1971年的運動中，反日共派組織經過反覆的激烈鬥爭，都陷於潰滅狀態，但是民青同派全學聯因為抑制了盲動而沒有損失，正因為這樣，成為反民青同派組織的憎惡對象。他們動員的力量過去被認為約有五萬人，在1971年度據說擁有124所大學的249個自治會組織，但是其組織也沒有顯著的發展。

與民青同派全學聯相接近的有無產學同（1969年3月）、共學同（1968年3月）、社會主義學生戰線（1962年5月）。無產學同屬於共產主義工人黨系，共學同屬於社會主義工人同盟系，社會主義學生戰線屬於統一社會主義同盟系，這些都是結構改革派，是從日本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派別。與此相同，從「代代木」分裂出的派別「日本之聲」系的民主主義學生同盟（民學同，1964年12月組成）也曾經有過活動，但是在1971年銷聲匿跡了。

革馬派（1963年7月組成）、核心派（1968年7月）、學生國際（1969年3月）本來屬於1957年2月組成的日本托洛茨基主義者聯盟系統。該聯盟曾經改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但是1959年8月分裂為革共同全國委員會和第四國際日本支部，在1963年及1967年又都分裂為兩派，由「全國委」產生革馬派和前進派，革馬派全學聯屬於前者，核心派屬於後者。同時，第四國際也發生了分裂，學生國際是在「多數派」領導下產生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派（1968年2月）和赤軍派（1969年9月）是屬於1958年組成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系統，在1960年安保鬥爭中這個共產同系的學生曾經是主力，在1965年7月產生了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社學同）統一派，1968年3月分化，1969年以關西派為中心組成赤軍派，1970年和1971年作為最激進的集團進行活動。東日本的赤軍派同京濱安保共斗會議組成了聯合赤軍，終於因為內訌而走向毀滅的道路。

反帝學評（成立於1969年7月）是屬於日本社會黨的外圍組織……它的學生組織是反帝學評全學聯。

創價學會系的新學生同盟是1969年以反對「大學經營臨時措施法案」鬥爭為契機，以該學會學生會員為主體，在東京約有75000名學生參加之下而組成的。大學法案被通過後，看不到特別引人注目的活動。

在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學潮過程中，核心派、反帝學評、學生國際、共產同、學生解放戰線、社會主義學生戰線、共學同、無產學同八個團體，在1969年9月約一萬人於東京集會，組成全國共斗聯合，表現出開展安保、沖繩鬥爭的姿態。但是在這個聯合里，革馬派沒有參加，同時在聯合內部也仍然存在著對立和鬥爭。

在安保鬥爭結束的1971年，圍繞著沖繩鬥爭，他們之間鬥爭進一步激化，全國共斗聯合處於分裂狀態，分為核心派、學生國際和反核心派（反帝學評、馬克思列寧主義派、社會主義學生戰線、無產學同、共學同、共產同荒派）。因此，反民青同派激進集團大致分為革馬派、核心派和反帝學評三派。

（二）高中學生運動的組織

1968年以來的學生運動，從高中生到初中生都被卷進去。其組織情況如下（據時事通訊社《內外教育》1971年11月19日版）：

區 分 1969年9月 1970年9月 1971年9月

民青同系

學校數 950 1,000 1,000

學生數 10,000 12,000 12,000

反民青同系

學校數 540 950 780

學生數 3,800 8,200 4,500

根據上述情況，組織發展的頂點是1970年度，民青同系即使在1971年，其組織發展也仍然保持頂點的水平，但是反民青同系組織在1971年，其人員方面減少了將近一半。1971年9月反民青同系各組織的詳細情況如下：反戰高聯（革馬派）440人、反戰高協（核心派）850人、越和聯900人、反帝高評（社青同解放派）270人、高中生反帝戰線（共產同派）140人、反帝高戰（戰線派）120人、國際主義高中戰線（學生國際派）90人、高中生解放戰線（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全高斗聯（無產學同派）30人、革命戰線（赤軍派）20人、其他各派450人、無黨派集團1090人。

在反民青同系左翼組織中，大的派別仍然是核心派、革馬派、反帝學評派，這個事實說明大學生組織的力量。參加越和聯的高中學生也很多，但大學生卻很少。此外，無黨派集團人員相當多，這種情況同樣也適合大學生的狀況。這些無黨派集團的情況雖然各種各樣，但是其中出現「黑鋼盔」集團等，表現了宛如赤軍派那樣過激行動。

雖然上述的各學生運動團體可以認為屬於左翼系統，但是，在1968年開始的學生運動的激烈化過程中，右翼學生運動組織活動也顯示出活躍的動向。右翼團體主要有日本學生同盟、成長之家學生會總聯合會、全日本學生評議會、全國大學原理研究會、全日本學生評議會、新日本學生聯盟、新日本協議會學生部等十多個團體，另外在地方還有若干個團體。

上述團體的共同特點是反共、反社會主義。但是其中不少團體認為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和人權主義不外乎是佔領政策的產物，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改變憲法和擴充軍備。他們的組織成員不那麼多。尤其是後來在左翼學生團體出現衰退現象，由於在國際方面，中國加入聯合國，美中接近等情況的變化，右翼學生組織似乎沒有發展。

如上所述，從1967——1968年度開始急劇高漲起來的學生運動及其組織，在1970年日美安全條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變成遍體創傷狀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譯自《日本教育年鑒》1973年版第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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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左翼的出現

（一）新左翼的概念

是反代代木① 各派，全國全共斗聯合、反戰青年委員會、越南和平市民聯合等各組織的總稱。它們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於島，以反對越南戰爭、粉碎安保條約、沖繩鬥爭勝利、阻止佐藤訪美為口號，在全國各地採取了首次統一行動。與新左派相對的是社會黨、共產黨、，總評等被稱作舊左翼。新左翼各派共同的邏輯是：一九六九年佐藤首相訪美，是由於越南戰爭失敗和美元危機，象徵著「美帝國生義『戰後體制』的破產」與「日本帝國主義要重新統治亞洲」，其目的在於「調整日美兩帝國生義之間的關係」，對此並加以批判說：「這是用沖繩問題粼強化階級統治」。在十月二十一日一國際反戰日的示威遊行中，展開了激烈的街頭鬥爭，可是正象在聯合赤軍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有強烈的暴力集團化傾向。

① 代代木是日本共產黨中央的所在地，反代代木派即指反日共而言。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五頁

（二）新左翼的出現

一道處於激烈對立關係的反代代木吝派，其中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學生組織是核心派）、共產生義者同盟（學生組織是社會主義學生同盟）、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盟（學生組織是學生解放戰線）、第四國際日本支部（學生組織是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派）和社會主義無產者同盟、（學生組織是共產生義學生同盟）五派，在四· 二八沖繩日發表共同宣言，接著舉行在越南要實現和平、以市民聯合（越南和平聯合會）為中心的六。一五示威，共產主義無產者黨（學生組織是無產階級學生同盟）加入了這五派，發表了六派共同宣言。

九月九日，六派學生組織加上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學生組織的「反帝學評」和統一社會主義，同盟學生組織的「前線」這八個派，他們與無黨派的「全共斗」合作組成「全國學生共同鬥爭聯合會」。另一方面，在反代代木各派影響下的「反戰青年委員會」, 於九月十九日發起了全國各縣反戰代表者會議。

越和聯」在為實現中心任務的十· 十示威時，不屬於全國全共斗聯合與全國吝縣反戰代表者會議，而被排斤在全國全共斗聯合的革馬派和社學同赤軍派也參加了進來。但是，其後步調總不一致，在一九六九年中再也沒有過統一行動。

譯自《 警察時事年鑒》 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五六頁

（三）新左翼的宗譜

處於四分五裂不斷變化的新左翼，其宗譜有四大系統：( 1 ）奉行托洛茨基主義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共同）; ( 2 ）屬於社會黨青年團體的日本社會生義青年同盟（社青同）; ( 3 ）從日本共產黨分裂出來後受託洛茨基主義影響很深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同）; ( 4 ）也是由日共芬裂出來採用義大利的結構改革路線的結構改革派。

革共同系有：( 1 ）革命的共產生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渡（革共同革馬派）; ( 2 ）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革共同前進飯）; ( 3 ）第四國際日本支部的日本革命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多數波）; ( 4 ）武裝暴動準備委員會（第四國際BL 派）。

社青同系有：( 1 ）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協會派（社有周協會派）; ( 2 ）革命者無產者協會（革無協）。

屬於共產同系有：（功共產步義者同監（共產同）; ( 2 ）共產主義者同翌赤軍派（馬克思列寧生義同盟）; ( 3 ）無產者共產主義委員會（舊馬戰怒濤派）; ( 4 ）青年共產同盟（舊馬戰前衛汲）。

結構系有：( l ）統一社會主義同盟（統社同）; （2）社會主義無產者同盟（社無同）; ( 3 ）共產主義無產者黨（共無黨）。在這些上級團體之下，分別有核心派，革馬派和反帝學評派三個全學聯為首的學生組織。革共同的前身是『日本托洛茨基聯盟」。它是對日共的「官僚生義」持批判態度的共產生義者而集聚的組織，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改稱革共同。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四國際系統分化。第四國際系統於一九六七年分裂成「少數飯」和「多數渡」，學生組織也分成了少數派的「無產階級軍團學生評議會」（無產軍團全學評）；多數派的「國際生義共產學生同盟」（學生國際）。革共同也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分裂為重視群眾鬥爭的前進派（核心派）和反對它的革馬派，學生團體「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馬學同），也分成革馬派全學聯和核心派全學聯。

一方面，共產同是在日共第六次全國協議（六全協）被開除的全學聯中央執行部黨員組織起來的，創建了學生團體「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社學同）。

「社學同」在一九六O 年安保鬥爭中扮演了主角，後來又分裂成激進的東京大學集團「革命的通達派」；中間派的「無產階級通訊派」；主張無產者策略的「戰旗派」三個集團。一九六一年春，無產階級通訊派和戰旗波被「革共同」全國委員會接納，共產同（第一次共產同）崩潰。

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出現了重建「共產同」的動向。一九六五年七月，「戰旗派」、「革命的通達派」與「馬克思生義的戰線派」（馬戰派）、「關西派」統一起來，結成了社學同統一派。對於這種統一持反對的共產同馬列主義派，於一九六入年十月結成了「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盟」（馬列生義同派），組織了「學生解放戰線」。其後，馬戰派同「怒濤派」、「前衛派」再一次分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赤軍派分裂，在一九七O 年六月右派集團的戰旗派、情況派因反對軍事路線又重新分裂。一九七O 年七月戰旗派組織了共產主義青年同盟。

還有社青同，它是在一九七O 年十月以社會黨青年部為核心而結成的。黨內陷於左右兩派的對立，協會派（社會黨主流派）、結構改革派（同上反主流派）、托洛茨基系統解放派、國際主義派四派繼續激烈的對立。其中，解放派結成了「全國反帝學生聯合評議會」。

結構改革系統，它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由爭論日共綱領而退出日共的政治局委員春日庄次郎等所建立的「社會生義革新運動」而來的，因其內部對立而引起分裂，則有「統一社會主義同盟」（統社同）、「社會生義無產者同盟」（社無同）、「共產主義無產者黨」（共無黨），並分別組織了學生團體。

譯自《 警察時事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七二― 三七三頁

作者:開始著地 2007-6-1 22:45:40 回復此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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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個新左翼全學聯

（一）核心派全學聯

核心派全學聯是以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共同少全國委員會派為上層政哈組織的學生團體一一日木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馬學同）核心飯的簡稱。它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生張反帝、反斯大林生義的革共同分裂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和全國委員會派時產生的，是新左翼中最大的派別。在七十年代的鬥爭中，以「走向內亂的殊死戰鬥的七十年代」為口號，成為暴力示威的生角。它是因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成田」鬥爭中，被扣上有殺害三名警察的嫌疑，以及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對日比各的松本樓放火事件等激烈的武鬥而出名的。鋼盔上自地寫著「核心」的黑字，機關報為《前進》 。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二頁

核心派，從一九七O 年三月二十入日起的三天期間、在法政大學召開的臨時全國大會上，總結一九六九年十、十一月鬥爭是「勝利」的。總結的主要論據是：「該派的領導集團從單純學生組織變成以革命主力軍無產階級為中心的組織，學生通過和工人階級一起鬥爭，就能更加英勇」。其結果是：在日美聯合聲明中雖然決定……

四、三個新左翼全學聯

（一）核心派全學聯

核心派全學聯是以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共同）全國委員會派為上層政治組織的學生團體― 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馬學同）核心派的簡稱。它是在一九六三東四月，主張反帝、反斯大林生義的革共同分裂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和全國委員會派時產生的，是新左翼中最大的派別。在七十年代的鬥爭中，以「走向內亂的殊死戰鬥的七十年代」為口號，成為暴力示威的主角。它是因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成田」鬥爭中，被扣上有殺害三名警察的嫌疑，以及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對日比各的松本樓放火事件等激烈的武鬥而出名的。鋼盔上白底寫著「核心」的黑字，機關報為《前進》 。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2頁

核心派，從一九七O 年三月二十入日起的三天期間、在法政大學召開的臨時全國大會上，總結一九六九年十、十一月鬥爭是「勝利」的。總結的主要論據是：「該派的領導集團從單純學生組織變成以革命主力軍無產階級為中心的組織，學生通過和工人階級一起鬥爭，就能更加英勇」。其結果是：在日美聯合聲明中雖然決定 一九七二年歸還施政權，但這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建立起代替美帝國主義統治亞洲的體制，而把歸還衝繩，歸還衝繩施政權作為重要前提」而已。因此，要使沖繩成為真正符合國民利益的「奪還衝繩的鬥爭」作為運動的中心。於是提出了以奪還衝繩鬥爭為契機，「把亞洲的危機轉變為內亂」作為七十年代鬥爭的口號。但是一九六九年秋季在組織上遭到的打擊，尚未恢復，面對六月安保鬥爭高潮，就把目標集中在為了重建組織而放棄武鬥的廣泛宣傳上。這就「轉變」了可以說該派最大特點的武鬥主義路線。因此，甚至於在大學生、反戰高協（高中生組織）的一部介入中出現了激烈反抗的情況。關於安保鬥爭總結，該派雖然歸結為「一定勝利」，但是並沒有解決內部的動搖，由於八月海老原被殺事件，更加劇了混亂。

作為七十年代鬥爭的方針，提出粉碎入境管理法― 入境管理體制，繼續展開奪還衝繩鬥爭，粉碎第四次防衛計劃、破壞活動防止法等。

摘譯《每日年鑒》 一九七一年版第531― 534頁

這個組織是托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由革共同全國委分裂而誕生。「反帝、反斯大林主義」作為生要目標，攻擊日本共產黨。在爭奪領導權和同革馬派作戰雙重鬥爭中，掀起紅色恐怖，連續發生互相殺人和暴力事件。號召展開武裝政治戰（把日帝侵略亞洲轉變為內戰）、粉碎狹山審判等。同「解同」朝田派結合起來加強對日共的攻擊。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核心派」。機關報《前進》 ，理論刊物是《共產主義者》 。

譯自日共《 政治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第156頁

（二）革馬派全學聯

它是以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為領導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革馬派的簡稱。根據其綱領，規定學生運動的主要任務是「把小資產階級學生變為站在反帝、反斯大林主義立場上的革命主體（無產階級）" ，重視意識形態鬥爭。主張依靠武裝鬥爭實現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環的反帝、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生義革命。鋼盔的標誌是白底寫著「革馬」的黑字。發行的機關報有《解放》 、《共產主義者》 、《全學聯書記局通訊》 等。成立於一九五七年。因為東京大學安日講堂事件中事前「逃跑」了，而被全國全共斗聯合開除。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2頁

一九七O 年三月二十八日起，革馬派在東大駒場召開了歷時兩天的第五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會上通過的運動方針是：粉碎與沖繩鬥爭相聯繫的日美歸還衝繩籌備委員會；在校內鬥爭方面同日共相對抗等。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該派認為「群眾的鬥爭組織的實際情況在於大學自治會」，十分重視校內鬥爭。為此，不可避免地要同從來就以校內作為中心、以擴大群眾組織為目標的日共系全學聯之間進行較量。該派也採取徹底同日共系相抗衡並瓦解之的強硬態度。

該派認為一九六七年以來「經過三年奮戰的一九七O 年鬥爭．在一九七O 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正式決戰中，雖然數量上得到發展，但由於工人階級決定性後退而終於失敗」。從而把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月的鬥爭以及一九七O 年安保鬥爭總結為失敗，據說，這是因為運動已經過了發表日美共同聲明的歷史轉折點，本來就是在「失敗里進行的鬥爭」，。而且，該派把其他反日共系各派（除一部分之外）執行了的非暴力路線，甚至於把從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在立川機務段攔阻火車等與工人有關的實力鬥爭，都肯定為「標誌了日本階級鬥爭的右傾化方向」。

該派確定以粉碎策劃歸還衝繩施政權、反對美帝國生義侵略柬埔寨、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充當幫凶、推進教育鬥爭和校內鬥爭，作為一九七O 年秋季的鬥爭方針。作為教育鬥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以一九七一年五月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詢報告為主的政府、文部省關於大學和學校改革開展了反對運動。

譯自《每日年鑒》 一九七一年版第534頁

革馬派是托派。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通稱革馬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由「革共同全國委員會」分裂出來的黑田寬一等組成。雖然以「反帝、反斯大林主義」為主要戰略，但是把日本共產黨作為主要的打倒對象。在各派爭奪領導權的過程中，同核心派對抗，互相間進行不斷的武鬥。一九七二年，在早稻田大學校內私刑殺害了無黨派的川口。一九七三年，佔據機車工會核心的該派干．部，發生了對社民黨系幹部強行徵收選舉費進行嚴厲的管束，對於工會會員強制處分等破壞民主和忽視人權的暴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機關報《解放》 ，理論刊物《共產主義者》 。

譯自日共《 政治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第156頁

（三）反帝學評派

反帝學評（一九六九年七月）是屬於從日本社會黨的外圍組織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分裂出來的解放派系統，與革共同第四國際日本支部有關係。社青同分裂為協會派和解放派，從左翼的解放派產生革命的無產者協會，它在一九六七年改為反帝學評，作為它的學生組織，形成了反帝全學聯。

譯自《 日本教育年鑒》1973年版第160頁

反帝學聯是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全國學生班協議會解放派的學生團長：，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在一九六八年的大會上，確立了這樣的方向：「運動的基調是反戰、反獨裁政治、反產學協作。我們的任務是改造作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一翼的整個學生運動。主張與工人結合，口號是組織以工人學生合作路線為指導的革命評議會。其據點學校有早稻田大學、九州大學等。機關報有《 革命》等。鋼盔是藍底用黑字或白字在前面寫著「反帝學評」, 用白字在後面寫著「AISC 」或「Z 」。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2頁

革命的無產者協會（社會黨、社青同解放派），最初是從社會黨、社會生義青年同盟里的托洛茨基分子中，作為社會黨、社會主義同盟解放派在一九六三年產生的，同年改稱上述的名稱。它誹謗日本共產黨的民主聯合政府綱領提案為「議會主義」等。機關報為《解放》。

譯自日共《 政治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第156頁

五、京濱安保共斗

對背叛毛澤東路線的日本共產黨不滿，親毛派組成了日本共產黨革命左派神奈川縣委員會。在它的領導下，以京濱地區的工人和學生為中心，於一九六九年四月組成了聯合鬥爭組織，約有三百人。該日共革命左派方面，除了京濱安保共斗以外，還有工人反戰團、學生戰鬥團，婦女解放同盟、反戰和平婦女會。一部分人正公開活動，打著「建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黨」、「反美愛國」的旗號，計劃用爆炸物和槍械來襲擊美軍、自衛隊、警察設施等。發生了一九七O 年十二月十入日襲擊東京上赤塚派出所，一九七一年二月襲擊歷木縣真岡市槍炮店等事件（參看「聯合赤軍」一項）。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3頁

京濱安保共斗它是在擁護中共路線的日本共產黨革命左派神奈川縣委員會的領導下，由京濱地區的工人、市民和學生組成的組織。

它是以毛澤東思想武裝黨作為建黨目標，以「反美救國」為口號公開的群眾組織。由京濱工人反戰團、學生戰鬥團、婦女解放同盟和反戰和平婦女會四個團體構成的統一組織。主席是東京水產大學已畢業的川島豪（拘留中）。襲擊派出所的三人是學生戰鬥團的成員。在一九七O 年安保鬥爭中掀起五十八次過火事件，其中十九個案件有四十三人被捕。它和共產同赤軍派、共產同紅暴和無政府主義者被認定為「過激的新四派」，是重要的治安對象。以美軍基地、警察設施和駐日外國的大使館、公使館和兵工廠等為攻擊目標，主張激進的理論。

譯自《警察時事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370頁

京濱安保共斗是個秘密組織，分為遊行示威、集會等宣傳組織和軍事組織兩部分。作為軍事組織，組織了「人民解放游擊隊」, 公然以「政治游擊戰」作為口號。無政府主義者集團中，它是被治安當局加以警惕視為最危險的組織，屬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東京新宿地下據點發生爆炸事件的「背叛社」系的「T 社」。以學生為中心的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季結成的，據說他們還有襲擊宮內廳的計劃。

譯自《 每日年鑒》 一九七一年版第三四頁

新左翼過激波組織的京濱安保共斗的成員，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院學生柴野春彥（二十四歲）等三人，在一九七O 年十二月十入日午前一時半左右，襲擊了東京志村警察署上赤塚派出所，除柴野被警察官射殺外，另外二人也受了重傷。三人都是京濱安保共斗的下級組織學生戰鬥團的幹部。襲擊時使用彈弓、鉛丸和短刀兇器。

京濱安保共斗是一九六九年八月，由於對新左翼各派鬥爭的不滿，以京濱工業地區的工人和學生為中心而成立的組織。京濱安保共斗從結成後的1969年9月立即提出過激的鬥爭方針，最初的過激行動是反對愛知外相訪蘇和訪美，他們從海中侵入羽田機場，造成了向跑道投擲燃燒瓶事件。

其後，一九六九年秋，從歧阜縣的採石場盜取了炸藥約有一百八十包，把它用在厚木、立川、橫田基地以及橫濱美國領事館，進行了一系列的爆炸，還有類似未遂的事件，而柴野和這些案件幾乎都有關係，他被指名通緝。

摘譯《警察時事年鑒》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七三頁

六、共產主義者同盟（崩得）

又簡稱為共產同，是屬於托洛茨基生義系統的新左翼政治組織之一。被日本共產黨開除的學生於一九五入年十二月組成。在反對革共同（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同時，領導著全學聯，在一九六O 年安保鬥爭中成了主角。因這次鬥爭的總結而發生分裂。一九六六年雖然重新統一起來，但內部對立激烈。一九六九年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再次分裂。關西派分裂成共產同赤軍派、叛旗派、荒派、情況派、怒濤派等八個團體，都把少數過激派的恐怖手段、作為戰術。另外，一九七O 年鬥爭以前，該派有個學生組織社學同（社會主義學生同盟），也叫崩得，但現在不存在了。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3頁

（一）赤軍派（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

共產主義者同盟圍繞一九七O 年安保鬥爭的評價，發生了激進的關西派與關東派的對立，赤軍派是以關西派為中心，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在東京葛飾公會堂召開赤軍派政治大集會時開始的。赤軍派主張日本和世界的現狀「正處在對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公開發出戰爭宣言的階段，在日本要開始直接地戰鬥」。決定用下列戰術作戰：綁架要人作人質，爆炸海外軍事基地和搶奪金錢。赤軍派的成員約有四百人，分布於二十三都道府縣，其中被治安當局定為危險分子的不到一百人。因襲擊派出所、山梨縣大菩薩巔的武裝訓練、劫持日航機「淀」號，襲擊銀行等而出名。在公開出面時，以戴紅色鋼盔上寫黑字「赤軍」為標誌。

譯自《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3頁

（二）叛旗派（共產主義者同盟《叛旗》編集委員會派）

由於對安保鬥爭的評價，一九七O 年六月，主張大眾主義的共產同右派集團，分裂成派旗派和情況汲。叛旗派與其他派的不同點是：警告由於黨無益地進行軍事煽動，招致群眾的背離；應在適應客觀形勢的同時，取得群眾的支持實行武裝化。他們以青山學院大學、中央大學、明治學院大學、橫濱市立大學為主要據點學校。

譯自《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3頁

（三）荒派（共產主義者同盟荒派）

圍繞著安保鬥爭的評價，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從共產同中分裂出來的派別。以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上智大學為據點學校。由於它主張把確立先鋒黨作為突出重點，以大眾的軍團化為目標，因此批判赤軍派的軍事路線為「單純軍事、無政治的軍事」。在共產同各派中，由於主張大眾的組織化，可以說是右派。

譯自《 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33頁

（四）情況派（共產主義者同盟再建準備委員會派）

在共產同中，與叛旗派並列，以大眾主義為基調，批判單純軍事的右派集團，是一九七O 年六月分裂出來的。他們以奪取中央權力和大眾性的罷工為戰術，把「領導大眾的政治鬥爭並使之系統化」作為第一任務，批判過激的軍事戰術。中央大學、日本大學、東京大學、明治大學（生田校舍）等是他們的據點學校。

譯自《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三頁

（五）怒濤派（工人共產主義委員會怒濤派）

由於安保鬥爭的評價，一九六九年，同黨內的世界同時革命論相反，主張「日本革命，以此作為世界革命的突破口」，因爭論得不到統一，建議共產同大會延期，但遭到拒絕，因而抵制大會，便產生了怒濤派。其學生組織有共產主義戰鬥團。據點學校有東京水產大學、東京大學、日本大學、關東學院大學、靜同大學。譯自《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 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三頁

（六）紅暴

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戰旗派的秘密組織― 紅色暴力的簡稱。本來是以同志社等關西的大學為中心是一九七O ．年八月的時候，就連關東地區也加孩了組織活動，宣言要對防衛廳、美軍基地、警察設施等進行武鬥，把劫持政府要員的游擊戰術放在重點。，其積極分子約有五十人。

譯自言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三頁

（七）日共對共產同的看法

共產主義者同盟（通稱崩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組成。其後，分裂為完全是一個大雜燴的個別組織。如一九五八年，提倡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派，一九六九年的赤軍派等。一九七一年赤軍派，以毛澤東路線和人民戰爭萬能論為基礎，形成了盲從毛澤東的京濱安保共斗和聯合赤軍，一九七二年幹了不少私刑殺人事件。當前策劃重建赤軍派的同時，分裂為戰旗派（多數派）、戰旗派（日向派）、前衛派、怒濤派、叛旗派、情況派、、烽火派、「紅暴」派、神奈川左派等。

譯自日共《 政治年鑒》 一九七四年版第一五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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