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共振論」

今天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聊到徐光憲和唐敖慶兩位已故化學家，我想起我以前查過的一些不完整的資料，就在這裡列一列。

我國比較早做科學新聞的記者賈鶴鵬2009年在RSC的雜誌Chemistry World發表過一篇紀念徐光憲的文章，描寫了他的生平。其中寫到文革時期的幾段節選如下：

In May 1966, the breakout of the disastrou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suddenly gave Xu a chance to retur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avoid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Xu』s department halted atomic research, leaving him with free time to study quantum chemistry at home, though in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This happy period did not last long. In October that year, Xu and Gao were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being spies for the former Kuomintang government, overtur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49.

Many academics were detained or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t this time, and asked to expose others』 crimes.

By May 1968, dozens of professors at Peking University had chosen to end their lives as a result of the prosecution and insults they had endured. Later that month, one of the suicides touched Chairman Mao Zedong, who asked that the cruel prosecutions stop.

Xu and his wife were held in a labour camp in Jiangxi Province until 1972 when another national demand 「liberated」 them and sent Xu back to Peking University. He was dispatched to study the extraction of praseodymium and rubidium from rare earth as laser material.

During this time, Xu made his greatest breakthrough. Without any established technical route or theoretical guides, he thought of applying his previous research in extracting isotopes of uranium to rare earth extraction.

He succeeded.

The fortunate achievement was hugely significant to China, rich in rare earth resources but at the time unable to extract elements from i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Xu was able to spread word of his technique. With his contribution,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major exporter of rare earth metals.

「共振論」是理論有機化學價鍵理論的一個基本內容。學有機的應該清楚。但是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有過一陣批判共振論的風潮。我們國家也有跟風。1952年《科學通報》有比較信中的對蘇聯做過的科學批判進行報道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唐敖慶表明立場的文章《肅清化學構造理論中的唯心主義》，文章承認「共振論」解釋了大量事實，但因為它是建立在「唯心論」基礎上，因此需要批判。作為量子化學方面的研究者，徐光憲1953年在《化學通報》上發表《中介共振論的批判》，文章認為：共振論是從量子力學對分子結構問題的一種近似解法——線性變分法——的結果引申而得來的，是對薛定諤方程和線性變分法的曲解，是「主觀虛構」，具有「唯心論實質」；共振論的方法論基礎是馬赫的「思維經濟」原則；它「是化學中的馬赫主義」。文章指出，共振論的危害性不僅在於「妨礙了分子結構理論的健全發展」，而且「還在於和其它各門科學中的唯心論共同組成了一個反動戰線，來反對唯物論。」這篇文章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科學著作中 ,充滿著唯心的和形而上學的觀點的東西很多，共振論只不過是其中顯著的一個代表而已。

事實上，當時批判共振論是已經存在的風潮，不是徐光憲一人主導。同在1953年中國化學會召開了「有機化合物結構理論討論會」，該會籌備小組在《化學通報》上發表了《有機化合物結構理論討論會總結》。看看這篇東西，就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討論會」，是「討論會」還是「整風會」、「批判會」。在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下，還為共振論辯護，是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壓力的。根據這些人當年的歲數和資歷，表明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做法。而且當時連同量子力學都被批判為「唯心主義」，因此諒這兩位再怎麼是量子化學專家，也只能順從。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10092.htm

即使在1979年，在《化學通報》上仍然能夠看到以下如此小心翼翼的文字：

六十年代初，在上海和福建地區開始對共振論進行較為敞開思想和實事求是的討論，但討論沒有持續下去（引者註：這裡提到的「實事求是的討論」，是指盧嘉錫的一些文章）。在「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盛行時期，共振論當然得不到應有的評價。現在，我們再對共振論提出一些初淺的看法，算是一孔了，以求拋磚引玉，希望隨後有更正確更深刻的評論參加進來。由於水平有限，錯誤與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望批評指正。

文章雖哀怨地說到：

自然科學中的不同學派和理論，實際上客觀事物本性的近似反映，怎能人為的強求一律？

但又馬上圓了過來：

勿庸贅述，對共振論學派在學術內容和哲學思想上出現的某些矛盾也不應忽視，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共振論受到唯心主義的某些影響，就全盤否定共振論的科學意義一樣。

最後，引用《論十大關係》，在一片光明中結束全文：

我們生長在毛澤東思想的故鄉，有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極好條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列主義哲學對科學的指導，既要區別理論工作中的科學內容和哲學觀點上的錯誤傾向，又要克服批判與繼承關係上的形而上學與簡單化的作法。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虛心學習，團結戰鬥，儘快把我國化學理論研究和教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努力使其沿著正確的道路大步前進，並在祖國的四個現代化中作出貢獻。

其實，到1958年，對「共振論」的批判已經停止了。「共振論」的提出者Pauling的學生唐有祺，在文革期間於《化學通報》發表過文章（1964年1期）為「共振論」正名：

化學界批評共振論原來提出的量子力學根據並不可信，這種批評是中肯的。在共振論中，共振一直是一個含義晦澀不明和容易引起誤解的概念。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樣一個情況：共振論能夠把大量有機化學和結構化學的事實聯繫起來，而按照它給出的一套做法，一般也是可以得出大體上正確的答案的。我們對這樣的情況，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偶然的巧合。……

由此，作者具體詳細地介紹了共振論的量子化學理論基礎，最後還從共振論提出當時的一些因素來探討，人們為什麼會容易誤解和懷疑「共振論」。雖然開頭講得很「客氣」，但全文事實上證明了「共振論」具有堅實理論基礎。文革後，唐有祺又發表一篇介紹共振論的文章，說：

作為Lewis-Langmuir理論的發展，共振論是一個重要的化學結構理論。共振論究竟有無根據曾引起爭議。無可爭議的是共振論能聯繫大量化學事實。……苯分子的情況，由於分子軌道理論深入人心，我們今天的習慣用語是分子中的六個π電子離域了。共振論應用了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同一事實。它通過兩個組合在一起的Kekule結構來消除其中三個定域雙鍵的假象。……

唐有祺也是50年代初回國的，但是在批判共振論的時代一直沒有發表過這類文章。而且他後來發表這兩篇文章，也沒有求助於與什麼主義或哲學本質掛靠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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