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的去路？清三甲入翰林院是否不一定具有優勢？

04-06

科舉結果，三甲多直入翰林，而之後的多外放基層做官從縣令開始。
宋的翰林主要是入書記處進行擬詔等秘書工作，而明的翰林可入政治局輔助決策，這兩者都是集權中樞的延伸，具有很大優勢，外放做官等於把這條中樞通道堵死了。
而清的政治局人員多選于軍政實權幹部，中樞和下屬中央各部門並非斷開的。那麼翰林院基本就可有可無了，直入翰林院頂多如紀曉嵐一般做個文人修書，很難再進去集權中樞了，是否清朝進士更希望被外放基層做官？

這個問題很含混……簡單說說我所知的清朝的情況吧。

官制史研究的一個要點在於搞清楚你討論的問題在什麼層級上。討論官員仕途，尤其不能忘了這一點。我們經常看到很多研究和討論只看督撫、部院高官，但事實上這些高官的任命往往有許多具體而非制度性的因素。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討論一個高層權術的問題，那麼看高級官員，甚至是像提問者說的這樣「政治局」之類位居中樞決策的「超高級」官員，當然是可以的；但更多的官制問題並不停留在高層的小圈子裡，而是體現在中下級官員里的。正如我們現在想討論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只對著政治局裡的幾個人做統計一樣。特別是如果我們想討論一個廣泛的官員群體，就更不能把眼光只放到高層了——拿現在的情況來想想，年輕人進體制，是都算準了自己沖著國家領導人去嗎？還是沖著廳局級去呢？還是就打算找個穩定一點的工作呢？

第二個大前提就是對於清朝高級官員人選的問題。我們當然知道清朝滿漢區隔很明顯，高級官員當中旗人的比例很高。但題主這個表述：「清的政治局人員多選于軍政實權幹部，中樞和下屬中央各部門並非斷開的。那麼翰林院基本就可有可無了」，這個說法事實上是混淆了「出身」（一個人由何種途徑踏上仕途）和「經歷」（一個人在踏上仕途後走了什麼樣的路）兩個概念。或者說得明白一點：翰林院出身的人，一樣可以當「軍政實權幹部」（例如巡撫等）。

搞清楚這個前提以後我們就可以說幾句清代翰林的出路怎麼樣的事情了。手頭正好有個工作是關於清前期翰林仕途的。數據還沒做完，許多東西還不好講，只能大概談談。

清朝翰林除了部分旗籍「外班翰林」（這些人只是使用翰林院官缺，和一般意義上的翰林關係不大）以外，基本上來自進士「館選-庶吉士-散館」所謂「庶常教習」的流程。大概能有12%的進士留在翰林院，獲得編修（正七品）或檢討（從七品）的職位。請注意這個職位跟進士除班的起點——知縣（七品）或內閣中書（從七品）在品級上基本是一樣的。此外還有部分在散館時考差了的庶吉士列入「改班」改知縣，或「分部學習」候補六部主事（正六品）。換句話說，進士們在官場上的起點大致是七品（少數為六品）這個層級。

看起來很平等，不是嗎？別急，馬上就不一樣了。

翰林們在館學習1-3年時間，看起來比一般的進士要落後了，實則大為不同。翰林院編修、檢討都是無員額的實缺職位，想任命多少就任命多少，候選者不需要排隊等著開缺。換句話說，庶吉士通過散館考試後立刻就開始計俸待升。康熙末年翰林院編、檢大概存量有二百人（《世宗實錄》卷12），雍正帝上台後大力疏通翰林選途，雍正元年（1723）已經削減到一百來人，到乾隆十年（1745）的時候據說編、檢在京只剩三四十人（乾隆十年五月初十日硃批奏摺）。

進士除官則不同，需要按科分（殿試年份）挨序候選。由於求官者眾，新進士往往要等待很多年才能輪到自己這一科，進而導致大量進士長年不得除官。乾隆六年時有一道上諭提及此年「進士班」才用到乾隆元年一科，而同年一名御史的奏摺中提到元年、二年、四年三科進士有銓選資格的約六七百人，每年進士班大概能用四五十人，算下來，乾隆四年進士坐等補官，最少也要等個十三四年哇。這還是清朝仕宦最順暢的時候呢。到了晚清的情況就十分誇張了，十來年當不上第一個職位也是常有的。這一時期內，進士屬於候選人員，不計資俸，浪費時間比翰林那1-3年長多了。

或許有人會問，畢竟庶吉士比普通進士要多經歷一次散館考試，要是考差了怎麼辦，是不是有風險？庶吉士即使散館考試失敗，沒有當上編、檢，可以「改知縣」，會列入「改班」而不是進士的「除班」；就我所見的情況，乾隆年間庶吉士「改知縣」速度比新進士「除知縣」要快得多，基本當年就能補缺。此外還有「分部學習」的庶吉士，大約再熬三年也可以補六品主事實缺。除此之外，有一些庶吉士散館考得更差，被要求「歸班銓選」，也就是說庶常期間的1-3年白學了，和自己那一科進士一體銓選，這才算是和普通進士一個待遇。只有考得比「歸班銓選」的人還差，獲得「除名」的處分，直接把銓選資格取消了，才算比進士要虧了，這部分人大概連百分之五都沒有。換句話說，「選庶常」對仕途的風險微乎其微。

總之，如果不進翰林的話，進士要白等很多年，起步就晚了。——大家不妨想想，要是各位畢業以後工作單位說我們要你了，但請你十年以後再來上班，你會是什麼心情呢？

（順便一提，這些官員起點就是七品，已經比其他出身者好了不知道多少。吏員出身者考職一等也只能得未入流品級，貢監考職一般也就是八九品，於此差異懸殊。）

然後再說升遷。翰林升遷大致有三條途徑：內升（繼續當品級較高的翰林，清人稱為開坊），保送御史（從五品），外轉道府（四品道員或從四品知府）。後兩種途徑需要皇帝欽點，對京察一等的京官都是開放的。然而翰林在這裡仍有優勢。翰林系統的職事可以粗略分為三類，一為詩賦文字的創作，二為宮廷侍班如起居注、南書房之類，三為考差（主持鄉試）或學差（擔任一省學政）。整體而言，屬於「經常在領導面前晃悠，小心一點就不容易犯錯、認真一點就容易讓領導看見好處」的差事。其中學政的難度較高，但翰林當學政以前要經過皇帝多次召見，能通過面試的人能力也不會差。

與此相比，部院中層官員（六品主事、從五品員外郎、五品郎中）每日處理衙門例行公務，皇上基本上只依靠各衙門堂官的京察考語來了解他們，在恭候欽點時自然會處於劣勢。而且部院司官流品混雜，「缺少人多」的問題遠比翰林體系要嚴重，內升也比翰林難。當然，進入科道（從五品御史或五品給事中）或道府這兩個序列以後，不同流品的官員基本上就一樣了。無奈的是，部院中層官員保送御史和外放都要「論資排輩」，基本要升到郎中才能有機會進入這兩個序列，而翰林從一開始授職就有資格來排隊。

外官的知縣，升遷比部院郎中更困難，原因在於外官「因公詿誤」的可能性比京官高得多。京官照例畫稿，小心一點就不會有大問題。而知縣就不一樣了，地方事務五花八門，千頭萬緒，什麼都能帶來處分。僅正項錢糧完納這種看起來很「基本」的事情，戶科題本里因不能完成而參革者就不知凡幾。處分不一定是即刻革職或降調，但至少對升遷是不利的。而且清朝有一點和明代不同，知縣很難靠「行取」變成京官，基本上只能是等著升任知州（從五品或正五品）、同知（正五品，是府的佐官）等中級地方官員——而且同一品級上很可能還要經歷由簡缺調繁的過程。

總結一下可以看到，翰林相比於普通進士，在升入中級官缺（四至六品）上主要有三點優勢：

翰林系統有自己的中級官缺
容易被皇帝注意到，在欽點科道、外放道府時更有優勢
不容易挨處分

這些優勢在具體仕宦經歷上的表現，就是與普通進士相比，翰林獲得五品和四品官員的難度要小得多，速度也較快。事實上這也是清人設置翰林系統的目的：通過一段時間裡文學職事上的歷練，針對進士群體進一步分層。有些翰林經過考差、學差的歷練，在詞章以外表現出了很好的行政潛力，堪任道府，就畀以監司重任；有些翰林潛心經史，或專註於詩賦，就留在翰林院里充當皇帝身邊的高級文人，給予較高的品級以尊崇之——翰林院、詹事府諸官品級由從六品的贊善到正三品的詹事，再算上翰林系統之外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和正二品的禮部侍郎，構成了御用文人在身份安排上的完整序列。

總之，從宦途前景來看，進士能入翰林還是很有幫助的。

至於題主的另一疑問，是否「更希望被外放基層做官」，這個因人而異。一般認為，京官開銷大但生活較為舒適，外官收入較高但事務繁忙、生活也不如在北京舒服。當然還有很多翰林和普通進士既想過優渥的生活又不想在北京等著，乾脆回籍或者找個書院去當老師，這種情況也很多。畢竟，科舉帶來的並不僅是行政體系任官資格，還有士林當中的地位。人各有志，不想當官的、當官就是為了解決生計的人也在所多有。

剛好論文引用到了相關史料，就給亮兄補充一個小小小小的方面。清代後期，由於翰林院人員淤塞，難以升遷，收入微薄，而外放做知縣卻是肥缺，所以已經出現一些「務財好利」的庶吉士在散館考試中「故為小疵」，「文理不通，詩句出韻，以及一切犯規違例，污卷曳白之事，無所不為」[1]，以求被判為三等外放，參見劉體智《異辭錄》。

還有「老虎班」的說法：「寒士得庶吉士，自計不能耐清貧，散館時，故意錯一字、出一韻，甘居三等之尾，歸部銓選知縣，謂之老虎班，得缺至速」。

到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散館列三等的幾名庶吉士，「有題目遺字者，有塗改至十字者，有押出韻者，有詩自第三聯以下全失平仄者，至偶爾失拈更不一而足……實非無心錯誤可比，推其原意不過以知縣可多得錢，唯恐失之，因竟敢冒不韙耳。」[3]。

所以清代到很晚的時候，可能有一些窮人出身的進士，更願意被外放而不是留在翰林院。不過這是比較少的一部分，更多進士可能還是像龔易圖、高心夔那樣，因為留不在翰林院，各種鬱悶吧。

我寫論文的時候有涉及朝考、翰林院的方面，參考了一些南開大學鄒長清博士的《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研究》還有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以及台灣的一本博論，我不是歷史系的，也不知道我參考的對不對，不過題主有條件可以看看。

（ps，感謝亮兄的提醒，我在歷史學不是內行，題主要是沒空先不要參考這基本書了~~）

[1] 《異辭錄》中華書局本第194頁。

[3] 《御史熙麟奏請嚴定散館等次之奏片》，《光緒宣統兩朝軍機處錄副奏摺》，從《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研究》第333頁轉引。

你的想法不對

進士只是個資格問題，算你正式開始步入政壇。

以後的事情，天時地利人和，自己會不會混，運氣好不好，有沒人提攜等等。

機械的：中了進士就能當到幾品官，入了翰林院，會有什麼前途，這完全不適用。

官場難在入口，進去全靠個人。我縣清代還有二甲前十名，補個小官，去修河，病死了。

除了三甲外，一二甲都在京，混得如何看你自己了

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論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4674　更新時間：2005-12-24

【原文出處】史林【原刊地名】滬【原刊期號】199704

【原刊頁號】33～39

【分類號】K24

【分類名】明清史【複印期號】199801

【標題】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論【作者】吳仁安【作者簡介】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副教授【正文】「庶吉士」一辭，取《書經·立政》諞中「庶常吉士」之意，其制度植根於中國封建科舉制度而與翰林院機構關係密切，其職稱則肇始於明初洪武十八年而一直相沿至清末。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分為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等幾個等級，一般而言，殿試之後即可對新科進土授以官職，或者選拔為庶吉士加以深造。庶吉士乃明清科舉制度發展到頂峰的產物，庶吉士制度則實質上是明清兩代高級官員職前培訓制度。明清統治者一直將選拔庶吉士視為「儲才大典」，都極其重視；而眾多的封建士於則把當選庶吉士作為躋身統治集團上層的重要途徑，均孜孜以求。明清時期，庶吉士制度也確實造就了大批翰詹、督撫，六部侍郎、尚書以至內閣宰輔等朝廷重臣，起到了「儲才教養，以待大用」之目的。本文擬對庶吉士制度這一明清時期重要的典章制度試作論述，以饗讀者，求正方家。　　　　　

　一　　明代的科舉制度，在洪武年間定製後，在永樂、洪熙、宣德及其爾後的歷史時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有諸如關於考試內容及經典的限定、科舉考試文體的固定化、鄉試和會試取士名額的規定等等，但其中對明代政治史及行政制度影響最大的則是創造性地增設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翰林」兩字，最早見於漢賦。楊雄的《長楊賦》曰：「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迨至唐期，始以翰林命官。開元年間（公元７１３—７４１年），唐置學士院，選文學之士為翰林學士，專掌制誥。明朝改學士院為翰林院，掌編修國史、編輯奏章、進講經書和草擬詔諭等高級文墨工作。　　考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乙丑科。該科除了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之外，「上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候諳練後任之」〔1〕，「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觀政進士之名，亦自此始也」〔2〕。但洪武年間的庶吉士，均帶有實習性質，且選出的庶吉士還不專屬翰林院管理，如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戊辰科進士解縉、黃金華（解縉的姐夫）等俱是「中書庶吉士」。洪武年間新進士分置於六科，練習辦事。當時在翰林院、承敕監（掌誥敕起草之事）、中書署等近侍衙門觀政的新科進士都稱為「庶吉士」；而新進士之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觀政者則仍稱進士，亦稱「觀政進士」〔3〕。　　考庶吉士之專隸翰林院管理和培養，實始於永樂二年甲申科，該科除授一甲進士曾棨、周述、周孟簡三人為翰林院修撰、編修之外，「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4〕。隨後，明成祖命學士解縉選擇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解縉選取曾棨、周述、周孟簡及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而庶吉士周忱自陳「少年願學，帝喜而愈之」，於是增加周忱合計二十九人就學於文淵閣，由閣臣督課，三年期滿考試，謂之「散館」。散館考試成績優異者留用，二甲出身授編修、三甲出身授檢討；成績不合格者則出為科道或知縣等職官。從此，庶吉士遂專屬翰林院管理和培養〔5〕。　　明初洪武、永樂時期，庶吉士制度僅屬草創，故一切均很不完備。例如，新進士必須通過「館選」考試，成績優異者才能成為庶吉士。但關於「館選」的時間，「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6〕黃佐《翰林記》卷１４《考選庶吉士》條則載：「洪武十八年至永樂初，其詳不可考，大率每科必選。」從永樂二年到正統元年（１４０４—１４３６），除每科必選庶吉士外，有時還一科多選，如永樂二年兩次「館選」，宣德八年則三次「館選」。正統以後，庶吉士的選拔時開時罷。關於主持選拔庶吉士的機構，亦時有變化：「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7〕。關於選拔的對象也無定製：「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采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製。」〔8〕每科「館選」庶吉士的名額也多寡不等：或一科選取六十餘人（如永樂十三年選至６２人之多）〔9〕，或一科只選一人（如宣德二年僅選取邢恭一人）〔10〕。直到弘治四年，因大學士徐博建議，才使庶吉士制度趨於健全和完備。例如，對於「館選」的時間：「自今以後，立為定例，一次開科，一次選用。」〔11〕明孝宗採納了徐溥的建議，並詔令內閣會同吏、禮兩部共同考選。對於主選庶吉士的衙門、程序和對象，則為：「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為止。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視訖，編號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轉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鉤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歲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12〕對於選取及留用數額，則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所留不過三五輩」〔13〕。自此，庶吉士上由「內閣同史禮二部考選以為常，遂為永制。」〔14〕對於庶吉士的教習問題：宣德以前，由翰林院、詹事府「官高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15〕；「宣德五年始命學士教習。萬曆以後掌教習者，專以吏、禮二部侍郎二人」〔16〕。對於庶吉士的考核，翰林院「設會簿，稽勤惰，唯以嚴聲厲色督責之。」庶吉士每月須交「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開列名氏」發翰林院「立案」，以作日後「散館」時授職依據〔17〕。學習期間，庶吉士之間互相督促，往往「推一年長者為館長，總挈諸務」〔18〕。對於庶吉士學習的內容，則以詩文為主。永樂二年，明成祖曾訓諭庶吉士：「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19〕。迨至嘉靖年間，大學士徐階手訂《庶吉士條約》，規定庶吉士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鑽研「四書五經」、「史傳」、「唐音」、「李杜詩」、「臨字帖」等〔20〕。總而言之，明代培訓庶吉士的做法，經過不斷調整充實、因革損益，至嘉靖年間（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已具備了制度的規模，並以行政法規的形式記載在《大明會典》等行政法典之中。　　　　　　

二　　明代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官員職前培訓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培養中級官員的觀政進士制度、培養低級官吏的監生歷事制度構成了整個明代官員職前培訓制度。嚴格的庶吉士挑選辦法，杜絕了「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有才」〔21〕的弊端，從而收到了「預列者無循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22〕的效用。庶吉士在學期間既有機會接受翰苑的學術薰陶，又可通過觀政獲得實際從政經驗，無疑這都是有利於年輕進士脫穎而出的。諸如洪武年間解縉、景泰年間劉清、成化年間鄒智等人，這些明代庶吉士中的佼佼者、他們在學期間上疏建言，「皆人所諱者」，均名重一時〔23〕。因此，庶吉士經過特殊培訓後能夠成長為朝廷重臣，這不僅確保翰林官的政治、文化素質，而且也使翰林院真正成為封建國家的儲才重地，這樣，庶吉士制度的積極意義自是不言而喻。　　明朝以內閣制度取代了以前的歷代丞相制度，這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皇權的高度強化。明朝內閣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永樂年間。而永樂時的閣臣則均簡自翰林，永樂初年七個閣臣中的第一人解縉即洪武二十一年的「中書庶吉士」出身。解縉，字大號春雨，洪武二年出生於江西吉水縣一戶世代官宦的著姓望族之家。他自幼即才華過人，洪武十八年他十七歲時參加了江西鄉試，考中第一名解元。翌年赴京師會試中式，經殿試後與長兄解綸、姐夫黃金華同榜登進士第，解綸被授官禮部祠祭司主事，解縉與黃金華則皆留選為「中書庶吉士」。從此，解縉得以經常侍從於明太祖朱元璋的左右，頗見皇帝愛重。朱元璋嘗對解縉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24〕解縉知恩圖報，寫成著名的《大庖西封事》上呈給朱元璋，它在明代初期為朝野樹立了一個直言時弊的典型，「書奏，帝稱其才」〔25〕。但此事後不久，發生了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草書為韓國公李善長辯冤、代同事夏長文草疏彈劾都御史袁泰等一連串招致封建統治集團上層不滿之事。正由於解縉初涉官場、不諳宦海，到處代人草疏，經常惹是生非，致使這位才華洋溢卻又書生氣十足的青年庶吉士當時難於立足京城官場。故明太祖不久即將解縉的老父親解開召至京師，要他把兒子解縉領回家鄉江西歸讀：「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26〕朱元璋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對解繕這位庶吉士才子的愛護，是為了使解縉在險情環生的宦海中免遭眾人傾陷。可見，安排解縉歸讀十年，目的即是為了「儲備人才」日後「以待大用」。果然，解縉後來累官至「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被史家稱為明代內閣第一人，迨至清朝修《明史》則位列「靖難」功臣之後，而為永樂官僚之首。解縉後來的建功立業實乃不辜負明太祖當初的一番苦心。解縉以後，明代由庶吉士入選的翰林累遷至軍國大政重任者不乏其人，特別「自許贊而下，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數世，未用他途之人」〔27〕。考察明史可知，在明英宗以後，朝廷已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甚至「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所以「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28〕了。通計明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出身的佔十分之九。因此，《明史·選舉志?載：明代「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當然，作為明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的庶吉士制度，它也存在許多不盡完善之處。它最大的不足之處，即庶吉士從挑選到培養都太強調詩賦文章了。明代許多有識之士對此曾給予猛烈抨擊。明朝末年，給事中瞿式耜則上疏強烈要求改革這種偏重詩賦文章的做法：「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仿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制（即強調詩賦文章—引者），以風雲月露之詞，徙費精神於無用也」。〔29〕由於偏重詩賦文章，故培養出來的官員，有不少人缺乏真才實學，往往誤事又貽笑大方。　　　　　

　三　　清沿明制。順治三年（１６４６），清世祖始策新科進士於廷，欽賜傅以漸等一甲３人進士及第，選拔梁清寬等４６人為庶吉士。清代的庶吉士制度，在沿襲明朝舊制的基礎上，更加嚴格和完備了。明代翰林院的修撰、編檢是可以升轉的，並非以甲第名次坐定。清初沿明制，所謂內三院之政體，均合於明代翰林院之體制。例如《詞林典故》記載：順治九年五月，令內三院修撰、編修、檢討，依科分序以資升轉；該年六月，擢編修程芳朝、蔣超為修撰，檢討李霨霖、傅作霖、劉澤芳、宋杞、石申、沙澄為編修。雍正以前，清代庶吉士的選拔由禮部及翰林院主持，在二三甲進士中挑選，呈報皇帝批准即可。清世宗鑒於以往選拔庶吉士有請託、鑽營之弊，遂於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癸卯恩科時頒發諭旨：「將來揀選庶常，朕當親加考試，引見揀選。」並於當年首次舉行，時稱「朝考」。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丁未定製：進士殿試後複試論、詔、奏議、詩各一篇，試於保和殿。這種朝考制度的建立，既反映了清代皇權的加強，也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對旨在選拔高級官員的庶吉士制度的重視及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從此，清代則又定翰林新制了，此制一直沿用至清末：科舉每科殿試結果都分為三甲，一甲三名在殿試揭曉後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修撰一職系專門為狀元而設之官，故編檢不能升任修撰。自雍正癸卯、甲辰始，殿試傳臚後三日，新科進士必須在保和殿參加一次朝考，它是專門為了對新進士進行選拔庶吉士和授予官職而設的考試。殿試二甲的第一名（俗稱「傳臚」）和朝考的第一名（俗稱「朝元」），有時亦可入翰林院任職，例如張廷珩（康熙、雍正、乾隆時的三朝重臣張廷玉的胞弟）於雍正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他在殿試揭曉後即以傳臚特旨授為翰林院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30〕；雍正十一年，張若靄亦以傳臚（二甲第一名）任為翰林院檢討〔31〕；等等。其餘二三甲進士，即必須按照複試、殿試、朝考的等第數字總和，分別不同等級授官。凡等級總數越小，授官則越優。例如，複試在一等，殿試為二甲，朝考列一等，總計為四，成績優異，即可選入翰林院附設的庶常館學習，叫做「館選」，入選者即稱為庶吉士。其餘不入選的進士，則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用為主事、中書、知縣等官。因為一般都是山皇帝在名單上圈點成績優異者入選為庶吉士，故這又被稱之為「點翰林」。　　清代，在翰林院供職的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等各員，通稱翰林。但是，庶吉士還不能算是正式翰林。庶吉士在「館選」錄取後，要在庶常館裡學習三年，再視其學習成績而定去留。庶常館由大學士、尚書等充任大教習，科分資深學優的翰林官六人為小教習。清初，入選的庶吉士必須選讀滿、漢書。順治九年題准各科分省選取庶吉士四十人，以二十名讀漢書、二十名讀滿書，滿洲、漢軍各取四名，蒙古取二名，一體讀書。康熙三年、六年、九年這三科的庶吉士則全部學習滿書，直至康熙十二年癸丑才恢復分別學習漢、滿書例。雍正以後學習滿書者逐漸減少。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辛未，清高宗以滿書用處不多，欽令雲、貴、川、粵、桂五省庶吉士不必學習滿書，冀、豫、魯、晉、陝等省則人數在三、四人以上者派一、二人，江蘇、浙江等省人數在五、六人以上者酌派二、三人（年齡均在三十歲以下）學習滿書。嘉慶年間，每科僅派三人讀滿書以應故事。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以後，就停止選派讀滿書之例。　　清初，對庶吉士的要求很高，對散館考試十分嚴格。例如，順治十二年館選的庶吉士，迨至該科散館時有殷觀光等三名以滿書荒疏革退；康熙四十二年散館，僅楊尤其等十四人授職編檢，而涂天相等二十人以文義荒疏罰令再學習三年，盛度等三人則以文字俱劣而遭革斥，康熙帝因掌院學士揆敘等督課不嚴而交都察院議處〔32〕。清代庶吉士在散館考試時有因文詞不工或滿文不及格等原因不能留館者，便另授六部主事、內閣中書等京官，或是外放為知縣等地方官。例如，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辛未科殿試中式為三甲第十五名進士館選為庶吉士，同治十三年他由於散館考試成績不佳而外放四川榮昌縣，他因嫌遠不赴，又改選為江西金溪縣知縣。清代前期，庶吉士散館落選而改授他職的很多，乾隆以後則比較少了。嘉慶、道光以後，庶吉士在館肄業制度逐漸廢弛。同治、光緒時得選為庶吉士者，照例只須到館應三、五課即可告假離京，一直等到散館之年才還京銷假。例如，蔡元培先生於光緒十八年春「館選」為庶吉士，次年七月他請假到廣州遠遊，該年冬季又由廣州到潮州小住。直到光緒二十年春，他才由廣東回故鄉紹興，轉往北京參加散館考試〔33〕。清代散館落選改用他官者一般不得復入翰林院任職，但乾隆年間張逸少散館外放知縣，遷泰州牧，後則因其父大學士張玉書奏乞內用，復入翰林院任職編修。〔34〕　　清代庶吉士修業三年期滿，例須經過一次「散館」的甄別考試，及格者稱為「留館」，始成為正式翰林，才按原來殿試的等第分別授予翰林院職位，二甲出身的授編修，三甲出身的授檢討。例如，蔡元培先生光緒十八年殿試錄取為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後留館時因池殿試等第是二甲出身，故被授為翰林院編修〔35〕。又如「復聖」顏子的六十七世孫顏光教，他於康熙二十七年館選為庶吉士，因他殿試的等第是三甲進士，故散館時被授為翰林院檢討。另外，一般而言，清代一甲進士出身的修撰、編修亦例須入庶常館讀書，散館時考列次等者也會下降改為部屬京官或是外放知縣的。例如，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一甲第三名潘世璜以散館編修改為戶部主事，嘉慶十年乙丑科一甲第一名彭浚以散館修撰改為吏部員外郎，道光二年壬午科一甲第二名鄭秉恬以散館編修改為山西省曲沃縣知縣，等。　　在清代，社會上一般尊稱翰林為「太史」或「太史公」。庶吉士雖亦勉強可算做翰林，但因庶吉士這種「太史公」的地位畢竟是不穩固的，故社會上對庶吉士的稱呼也比較特別，有時稱之為「太史」或「太史公」，有時稱呼其散館改授之官職，通常則稱之為「庶常」。例如，那位撰有《秦音》、《蜀典》等著作的清代學者張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四年館選為庶吉士，散館落選外放為知縣，初令玉屏，繼知屏山、興文、永新、滬溪等縣，故在別人的記敘和文牒中或稱之為張介侯太史，或稱之為張介侯明府。又如蔡元培，當他在光緒十八年被館選為庶吉士時，翁同和在該年壬辰五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即稱他為「新庶常蔡元培」〔36〕。再如清代著名戲曲家洪升的岳父黃彥博，他於康熙三年館選為庶吉士，但他未及散館，而於康熙四年巳夏秋間即病歿於北京，故人們多稱他為黃庶常，有一篇悼念黃彥博的文章，題目就叫做《祭黃庶常》。〔37〕　　清代編修、檢討等翰林官和地方上的知縣官，雖然同樣是七品官，但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有著極大的區別。例如，乾隆年間那位自稱「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著名詩人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公元１７１５—１７６７年），當他被選為庶吉士時，沾沾自喜，特地寫了「入翰林」一詩，躊躇滿志之情躍然紙上：「弱水蓬山路九重，今朝身到蕊珠宮。尚無秘省書教讀，已見文箋字不同。斑管潤生紅葯雨，錦袍香散玉堂風。國恩豈是文章報？況復文章未必工。」〔38〕但是，在庶常館學習三年後，散館考試時袁枚因滿文不及格而落選，被外放為江蘇溧水知縣，其時在他寫的《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一詩中，就表現了一種極大的遺憾：「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平粗材甘外吏，去猶忍淚為諸公」〔39〕。為什麼當袁枚從庶吉士散館外放為知縣時，他竟然會痛苦得「忍淚為諸公」呢？這一方面固然由於袁枚本人原是個「額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紅塵熱客，另一方面則也因為翰林院在清代一直被認為是個儲才重地、讀書養望之所。《清史稿》載：「（庶吉士）三年考試散館，優者留翰林院為編修、檢討，次者改給事中、御史、主事、中書、推官、知縣、教職，其例先後不一。……凡留館者，遷調異他官。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其餘列鄉尹、膺疆寄者，不可勝數。士子咸以預選為榮，而鼎甲尤所企望」。〔40〕在清代，翰林院的職掌是編修國史、記載皇帝的起居注、進講經書和撰著誥敕制命等等。凡是編纂文史巨籍、入南書房值侍皇帝和上書房授皇子皇孫書以及外放學政、主考，多由翰林院成員充任。在清代，有一項不成文法：漢大臣凡不由翰林出身者，不得任大學士，亦即不能上升到名義上的宰相地位，並且卒後也不能謚「文」。有清一代，其中只有極少數是例外，如湘軍名將左宗棠因為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平定新疆建立了「殊勛」，才破例地由舉人出身而升為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謚「文襄」。這在當時被認為是罕見的「特典」。至於一般的漢人大學士，則多由翰林出身，且其中不少人都是從庶吉士留館後轉升的。例如，乾隆時任《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昀，他於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由翰林＠①歷正卿，官至協辦大學士，卒謚「文達」；那位乾隆時代的名臣蔡新，於乾隆元年丙辰科考中二甲第一名進士，傳臚入選庶吉士，授編修，後官至大學士，卒謚「文定」，等等。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共用漢人大學士二十五名，大都是翰林出身。故庶吉士一旦被留館為翰林，即有當宰輔的希望。即使是一般的翰林，也因為可以入值內廷，接近封建帝王而簡放主考、學政，掌握文柄，從而獲取聲名。有清一代，七品知縣晉見督撫都要上手本、稱卑職，行庭參禮，而同是七品的編修、檢討簡放為主考、學政時卻能與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平行來往。所以，翰林的地位遠比知縣崇隆。此外，在清代，像國子監祭酒、司業、內閣學士等官職的漢缺則更是非翰林不除授的。因此，入選翰林就被稱之為「清華之選」，認為其出路優越，前程遠大。正因為如此，所以庶吉士散館外放知縣，儘管屬於硬邦邦的「老虎班」，均由吏部以實缺優先選用，帶缺出京，與一般進士的「榜下即用」知縣須到省候補者大不相同，但如果遇到這種由庶吉士散館落選而外放知縣的情況，則無論是本人還是親友總難免要為之扼腕。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袁枚在散館落選外放知縣時所流露的那種懊恨辛酸之情了。　　　　　

　四　　從明、清庶吉士制度的比較研究可知，明朝與清朝這兩個朝代的庶吉士制度大致有如下幾點主要的相異之處：　　（一）明代由庶吉士人選的翰林累遷至六部侍郎、尚書以至閣臣、首輔等朝廷重臣者甚多。通計有明一代全部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出身者佔十分之九。據統計，在明代１６４位閣臣之中，由庶吉士出身者１２８人，竟佔７８．０４％（據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統計），可見在明代閣臣中庶吉士所佔的比例是相當高的。而清代庶吉士卻往往只是一種榮耀的功名桂冠，儘管他們社會名望清華高貴，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則只能奔競浮沉於中低級職官。據史載、在清代被目為「宰相」之尊的大學土均勻是「滿漢兩途」（《清史稿》卷１７４），並且「滿蒙漢軍大學士不必盡由翰林出身」（《養吉齋叢錄》卷一）。自雍正、乾隆以後，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于軍機處，而軍機大臣的實相職位則又遠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根據先師錢實甫教授編著的《清代職官年表》四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統計分析，清代庶吉士總數是６２１６人，其中只有３９．７５％（即２４７０名）的庶吉士後來累遷為高級官員，而其餘的６０.２５％（即３８４６名）的庶吉士後來只能擔任中低級官員。清代高級官員８４５１名，其中庶吉士出身者２４７０人，只佔高級官員總數的２９．２３％，可見在高級官員中庶吉士出身者的比例是不高的，亦即清代庶吉士群體的政治命運和仕途地位遠不如明代庶吉士群體。　　（二）清朗選拔庶吉士有不依照正常科舉程序的「博學鴻儒」等特科。清代前期，由於普通科舉考試製度只能網羅一些志節平凡的儒生、那些有氣節的名流學者或自視甚高的遺老則不屑於進考場同普通儒生較量八股文。為了延攬這些高級文人，籠絡漢族士大夫知識分子，擴大統治基礎，故清廷在正規化的科舉之外又特設了「博學鴻儒科」。這種特科，在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各舉行一次，都由京師和各省衙門的大臣用「薦舉」的方式促其赴京就考，皇帝在殿廷主持考試，只試詩賦，不考八股。特別是那些布衣入選者，他們都跳過了鄉試、會試和殿試、朝考等重重考試關，直入翰林院，平步青雲。這使當時一些科班出身的翰林不免心理不平衡，說朱彝尊、馮勗等人都自民間草野而來，不由科舉遞考而進，故把他們貶稱為「野翰林」。　　此外，不由新進士中考試選拔而通過皇權的直接干預和行政命令等方式非常改選的庶吉士，在清代亦甚多。例如，康熙時殷元福、乾隆時邵晉涵、嘉慶時王服經等人，均由一般進士特旨改授為庶吉士；道光朝欽賜６人入館，則都不是進士，而是「特改館職」為庶吉士的。　　（三）清代選拔庶吉士有「分省取士」和「視民族取士」的的特徵。清朝順治九年（１６５２）吏科給事中高辛允奏准「查照直省大小及近日人才多寡」慎選庶常，定額得進士中錄取庶吉士４０名，其中直隸、江南、浙江各５人，江西、福建、湖廣、山東、河南各４人，山西、陝西各２人，廣東１人。漢軍４人，另榜授滿州、蒙古修撰、編修、庶吉士９人。此後，這便成為定例〔41〕。清代按地域和民族分布原則來選拔庶吉士，則是轉變平等競爭的科舉考試為有限公平競爭，於是公道頓減：「其入選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選人多，不能全用，……其不入選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選，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選者亦得邀用一二人。」〔42〕例如，咸豐十年（１８６０）庚申科雲南新進士只有倪恩齡一人，由於限地取額，故場前即可預知倪氏必定中選：「既入場，不能不中。故場前親友皆向之稱賀雲。」倪恩齡也就順利地「館選」為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簡拔知府。〔43〕　　庶吉士制度是朱元璋始創的明清兩代高級官員職前培訓制度。我們研究這種制度，首先在於它對明清兩代的行政制度和政治史影響很大，只有明＠②明清庶吉士制度的來龍去脈、利弊得失及其社會影響，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治好明清史；其次是因為對於這個明清兩代都極其重要的典章制度，目前史學界重視不夠，迄今尚無專門論著，更無人對明清庶吉士制度作過對比研究，亟須填補「空白」。有鑒於此，本人不揣淺陋，特撰寫此文，聊以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史界同仁對此典章制度的重視並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為當今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幹部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歷史借鑒。　　

注釋：　　〔1〕黃佐《翰林記》卷3《庶吉士銓注》。　　〔2〕《明史》卷70《選舉志二》。　　〔3〕《明太祖實錄》卷172。　　〔4〕〔6〕〔7〕《明史》卷７０《選舉志二》。　　〔5〕但據《明史·廖庄傳》載：「廖庄，宣德五年進士，考選庶吉士，歷事六科。」另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１０《鼎甲同為庶常》載：「宣德八年，上命，改進士為（庶）吉士，歷事六科以備用。」而王圻《續文獻通考》卷５４載：正統初，「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院。」如是說，則明代庶吉士迨至正統初年才專隸翰林院管理和培養矣。　　〔8〕〔11〕〔13〕《明史》卷７０《選舉志二》。　　〔9〕〔10〕〔12〕《明太宗實錄》卷１６２，卷２６，卷１６２。　　〔14〕王圻《續文獻通考》卷３５。　　〔15〕《明史》卷７０《選舉志二》。　　〔16〕《明史》卷７３《職官二》。　　〔17〕黃佐《翰林記》卷４《公署教習》。　　〔18〕朱國楨《湧幢小品》卷１０《館長》。　　〔19〕《永樂實錄》三年五月。　　〔20〕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３２。　　〔21〕《明史》卷７０《選舉志二》。　　〔22〕《明太宗實錄》卷１６２。　　〔23〕黃佐《翰林記》，散見該書卷８《庶吉士言事》。　　〔24〕〔25〕〔26〕《明史》卷１４７《解縉傳》。　　〔27〕清·福格：《聽雨叢談》卷２。　　〔28〕《明史》卷７０《選舉志二》。　　〔29〕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３２。　　〔30〕清·福格，《聽雨叢談》卷６、卷９。　　〔31〕《清朝野史大觀》卷３。　　〔32〕商衍鎏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第三章第五節。　　〔33〕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　　〔34〕《清朝野史大觀》卷３。　　〔35〕黃世暉：《蔡孑民先生傳略》。　　〔36〕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八年壬辰五月十七日。　　〔37〕《善卷堂四六》卷８。　　〔38〕〔39〕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２、卷３。　　〔40〕《清史稿》卷１０８《選舉志三》。　　〔41〕《清史稿》卷１０８《選舉志三》。　　〔42〕《竹葉亭雜記》卷２。　　〔43〕《清代野記》卷上。

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論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