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上海之前陳毅因何發火？

作為典型的四川人，陳毅元帥的性格是出了名的堅毅倔強、寧折不彎，這從他在「文革」中挺身而出，與「四人幫」作鬥爭的所謂「二月逆流」等歷史事件中可見一斑。少為人知的是，1949年5月，陳毅為了幾件「小事」，狠狠地發了一通脾氣。

當時正值渡江戰役發起之後，解放軍僅用了兩個星期時間，佔領了除上海以外的整個蘇南和浙江大部，創造了十天進軍千里的新紀錄。然而，為了能夠順利接管上海這座當時遠東最大的城市，解放軍解放上海的計劃整整推遲了一個月時間。在渡江戰役總前委向軍委所作的《關於推遲進佔滬杭時間的請示》中寫明了原因：「根據南京經驗，在我黨我軍未作適當準備，倉促進入大城市，必然限於非常被動的地位。」

所謂的「南京經驗」是什麼呢？在總前委此前上報的《關於南京接管初步情況的報告中》寫道：「南京出了亂子的就是一個外交問題，從梗（1949年4月23日）到宥（26日）四天內共發生我軍人員與外國人的爭執事件有六起，而以到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為較嚴重。其原因是我黨外交政策沒有在部隊教育。」司徒雷登是美國駐國民黨政府的大使，南京解放前，他並未隨國民黨政府南遷，而是留在南京，準備與解放軍進行接觸。4月25日，進城部隊在尋找住所時進入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當時美國之音等媒體進行了報道，造成了外交風波。

於是，在水銀瀉地、摧枯拉朽般高速推進的渡江戰役，在解放上海前突然拉上了「休止符」，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平靜期」。1949年5月初，渡江戰役總前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機關全部移駐京滬鐵路邊的小縣城——江蘇丹陽。負責接管上海的5000多名幹部和2萬餘名華東軍區警衛旅官兵的到來，讓只有3萬人口的縣城城區頓時沸騰起來，大街上來往人群不乏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等黨政要員和夏衍、潘漢年、許滌新等社會名流。接管幹部在丹陽的集訓，除建立軍管會組織、籌集糧草等準備之外，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深入進行政策及入城守則教育」。

走出丹陽南門城門，踏過建於清朝康熙初年的開泰橋，步行不到1000米，就來到了大王廟。1949年5月10日，華東局直屬機關排以上幹部大會在此召開。陳毅軍容嚴整，打著綁腿，向整齊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幹部作關於入城紀律的報告。

會議一開始，陳毅連珠炮般，講了他發現的違法紀律的四件「小事」。其一是5月8日下午，幾名穿著黃軍服的同志，沒票硬要闖進光明大戲院看《白毛女》，在陳毅親自出馬乾涉後才離開。其二是10日早晨，陳毅到師範學校了解到，「前天有一位解放軍來摘去一個電燈泡，昨天又有兩個同志，帶著摘電燈泡的同志來送還燈泡。」陳毅諷刺地說：「所以我去參觀時，他們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害怕我們是不是也去摘他們的電燈泡，因此警惕性很高。」其三是滿大街都是隊伍，幹部戰士自由上街，沒有執行外出請假制度。陳毅舉例說，自己這次來作報告，都要向華東局請假。其四是南下路上，發生爬汽車，攔汽車，強行坐汽車而有人因此負傷，有時汽車根本無法開動等現象。

陳毅拉高了嗓門，氣憤地說：「這是不講道理的流氓習氣。如果不加糾正，進入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亂！」在場的一些幹部，聽著陳毅的話，臉漲得通紅，羞愧地低下了頭。陳毅隨後又強調說：「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會影響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很大，把我們看成聖人，如果一進去就搞亂了，他們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響就要費很大的勁。」

在這場關於入城紀律的講話中，陳毅提出了很多很細緻的要求，比如紀律是兩方面的，對敵人要鬥爭要嚴肅，對群眾朋友要客氣；入城時要盡量作到部隊不進城，全部駐紮郊外，做好準備後依次進城；嚴格執行外交紀律，對不同人員進行區別對待，不能無原則排外；必須嚴格事先請示，事後報告，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注意軍風紀，講究文明禮貌，等等。

與陳毅的入城紀律教育相配合，5月14日，華東軍區頒發《訓令》，嚴肅批評了少數人員披衣戴帽（甚至不戴軍帽）、不束皮帶、不打綁帶，三五成群，隨便上街逛游，取笑打鬧，挽臂搭肩，及在街上亂吃零食、吸紙煙、變相賭博等違反紀律現象。為再次整飭軍容，嚴正軍紀風紀，制定了有關請假外出的制度。除各崗哨衛兵皆有檢查之權外，華東軍區還組織軍風政紀檢查隊，隨時進行沿街檢查，對違反規定者進行扣留和嚴肅處理。

在丹陽為期一個月的時間內，接管幹部的紀律意識和作風形象得到了徹底的改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當天清晨，上海市民們打開大門，看到馬路上睡得滿滿當當的都是解放軍，市民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份嚴守軍紀的「見面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