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 我們真的變了嗎? - 中國的歷史變遷和新時代的崛起

半元社

隨筆評論專欄

作者: @葉鴻澤

二十五年前,茅海建先生寫下《天朝的崩潰》一書,全書的最後問了一個沉重的問題,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比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現在,畢竟二十五年過去了,問這樣的問題的人已然不多,有時甚至會有角色翻轉的感覺(或者說是錯覺?)。

不過我們還是應該好好思考一下,比起鴉片戰爭的時候,我們究竟和他們有什麼不同?抑或是有什麼相同?

我們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又為什麼有些地方看起來從來沒變?

角色翻轉?

我們姑且假設今日的人類文明由於某種原因(比如核戰爭,小行星撞地球,等等隨便)滅亡了,所有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記憶都沒能夠流傳下去。數千年後,有考古學家重新發現了我們的遺迹,而他們又會對這一百多年的中國做出怎樣的認識呢?

一百多年,對人的一生,實在太過漫長,可若在考古者看來,實在又是一瞬間,在地層上不過只是一期罷了。而一期的東西,在考古學看來,差不多就是同時的。

換句話說,未來的考古者可能會發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新奇的現象:許許多多高樓一夜之間冒了出來(當然得是根據地基推測,地面的部分不可能完整保留);原本的夯土路面被水泥乃至混凝土路面取代,上面躺著鋼鐵盒子,盒子下面裝著輪轂,估計是車;房子里留有許多新奇的玩意兒,包裹著塑料殼,內部結構複雜,似乎是某種電路。他們還會發現今天的人採取了火葬,不再像以前那樣土葬並伴有隨葬品(這也使得他們難以通過體質人類學來判斷今天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的種族)。當然幾千年的時光也會毀滅很多東西,比如那些塑料殼新奇玩意兒都以不再能用,絕大多數有機物,包括紙張、衣服都沒有能夠留存下來,除了一些印痕。

藉由這些現象,未來的考古學家們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我想那些未來的考古學家肯定很快就會意識到,這些新奇的現象都是外來的,從那些聳立的高樓的殘垣斷壁上顯然能夠追溯到地球對面紐約芝加哥,雅典羅馬,亦或是莫斯科的同類遺迹;從那些已經腐爛的衣服的印痕上,顯然能發現其式樣淵源於歐洲或美洲。這些都是與鴉片戰爭之前的古代中國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而且顯然來自域外。

按照考古學流行(雖然其實很過時而且不正確)的不同遺物遺迹現象≈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不同民族的潛意識,他們很可能匆忙得出一個在我們看來十分荒謬的結論:在1840年後(我們不知道幾千年後的人會用什麼紀年方法,姑且就按照我們的吧),在東亞有一支或者多支來自域外的民族來到了東亞大陸,他們擁有著比原本土著高出一大截的高技術,故而在短時間內非常順利地征服了這一地方。根據與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遺迹進行對比,這些人可能來自於歐洲或者美洲,或者都有。

顯然在我們看來,這一結論是極為荒謬的,我們顯然是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中國人的直系後裔,這些建築,服裝,墓葬都是身外之物,可那些考古學家們也會意識到這一點么?

我們的確已經與鴉片戰爭前的我們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尤其在物質層面上。

或許第一個令未來的考古學家們懷疑先前結論的發現會是,我們的漢字。

和1840年前一樣,我們今天依然使用著漢字,雖然有些得到了簡化,但是未來的考古學家們肯定會認識到兩者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尤其是和甲骨文金文之類進行了對比之後。可這顯然動搖了之前的結論,既然民族不同,為什麼文字居然是一樣的?

事實上,這一點確實是我們的幸運,許多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了與過去一刀兩斷,不惜徹底廢除舊有的文字,例如土耳其,越南,蒙古,朝鮮韓國,對於他們來說,一百多年前書寫的文獻均已是天書。而今天的中國人面對兩千多年前的隸書,也不會覺得太不好懂。

而這種幸運能讓我們更加容易與我們的先人進行溝通,取得他們留給我們的遺產,但同時也會讓我們產生與他們差不太多的錯覺。

有了文字,就有了探索對方精神世界的鑰匙。我想這些未來的考古學家閱讀著今天留下來的零散的文字資料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個問題一定是,這些人是誰?他們怎麼稱呼自己的?

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應該不難解答,我們是中國人,稱呼這塊土地叫「中國」。

不過他們肯定也很想知道,前述那些來源於世界各地的文化現象出現之前,也就是鴉片戰爭前的這塊土地上的人,也這麼認為么?

恐怕不是,起碼不完全是。

眾所周知,「中國」一詞由來已久,最初指的是中原地區,比如詩經里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等等。

宋代以後,隨著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中原王朝從凌駕於萬國之上的天朝逐漸變成東亞多個政權的一個,中國這個概念逐漸開始用來指代中原王朝。至晚清,隨著西方勢力的入侵,中國徹底變成大清國的別稱,如《南京條約》、《望廈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中國與大清二詞混用。

不過真正普通人都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顯然要等到民國以後。

國家意識是構建的產物,人不可能生來就意識到自己是哪國人,或者意識到有「國家」這麼個東西的存在。而這種意識必然先由知識分子塑造出來,再通過教育推廣到普通民眾身上。而在晚清,顯然沒有這種普遍的教育存在(事實上,當時九成的人都是文盲)。甚至直到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普通農民依然認為日本人來了只不過是換個人交稅而已,當然很快他們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真正在絕大多數國民腦海里建立起「我是中國人」這一概念,已經是建國以後,通過廣泛的初等教育和政治宣傳完成的。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都開始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國家,由此爆發出的能量是前所未有的,為此可以舉個例子。

今天人們都流傳,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曾經幻想三個月滅亡中國,那麼事實如何?他們真的如此狂妄嗎?

事實比你想像的更瘋狂,當時裕仁天皇詢問時任日本陸軍大臣的杉山元:「解決支那事變,需要多長時間?」杉山元當時回答:「只需要一個月!」

杉山元瘋了嗎?其實沒有,他是有理由的,否則豈不是成了欺騙天皇?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杉山元理論如下:

1、從明末年的歷史上看,搞定首都,中國崩潰。李自成造反好幾年,但是打北京兩天拿下1644年3月17圍城,18日崇禎自殺。南京靠海,一個月拿下,剩下軍閥混戰,完成日本戰略目的。

2、日軍從上海進攻南京只到攻陷,參照九一八的中國軍隊實力,也就一個月。

3、中國軍隊還沒有完成「德械換裝」,日本有陸空優勢。

不可否認,明末的官府與軍隊,堪稱抗清無能,內鬥不止,擾民有術。左良玉「清君側」進軍南京,魯王與隆武帝內鬥,結果與清軍屢戰屢敗,弘光帝直接被下屬劫持獻給清軍,堪稱歷史笑話。

其實對於明朝的許多官員來說,顯然腦袋裡沒有多少民族意識。雖說有孔子「華夷之辨」的教導,但真到了清軍破城之時,不是開溜就是投降,甚至到了後期,清軍內的主要將領都成了漢人。

而到了日本侵華之時,顯然事情已經與前不同。雖然之前蔣介石只是名義統一中國,但是一旦抗戰爆發,中共及各地軍閥基本上都能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不至於做大敵當前依然內戰不止的事情。相當多的民眾都能自發起來參加或支援抗日,不至於對異族的侵略報無所謂的態度。

正是這樣的變化,才使得蔣介石沒有做出投降或者自殺之類的選擇,而是選擇西遷到原本屬於四川軍閥的地盤上,繼續抵抗(雖然抵抗效果確實一般),直到日本耗盡國內資源,不得不去挑戰英美,使我們近代以來第一次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回到《天朝的崩潰》這本書上來,人們之所以會相信鴉片戰爭我們能夠打贏,顯然來源於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的經驗。在這兩場戰爭中,我方與敵方在軍事裝備上的差距顯然也十分巨大,而且十分可能還大於鴉片戰爭時期。畢竟雖然鴉片戰爭時中西在軍事裝備上的差距在兩百年左右(具體可見《天朝的崩潰》里的分析),但1840年後的一百年,世界發展的水平可遠遠快於之前。一二十年的差距就可以抵得上之前的上百年。鴉片戰爭時期,我們的裝備與英國是好和壞的關係,他們是洋槍洋炮,我們是土槍土炮,但起碼也是槍和炮,而且追根溯源也來自於西方,只不過是多年以前的西方。而到了抗戰,我們沒有坦克,沒有飛機(事實上也有,但數量很少,而且完全依賴進口,不似清朝的土槍土炮是自己造的),完全變成了有和無的差別,朝戰早期也與之類似。

然而這兩場戰爭我們最後並沒有輸,雖然代價巨大,但最終並沒有割地賠款。於是乎,大家自然相信,從鴉片戰爭以來的大小戰爭,其實我們都能贏,畢竟都是裝備差距巨大,我贏得,你咋就贏不得?

然而事實上,這時的我們已經有了與鴉片戰爭時期巨大的不同:中國由一個包羅天下的天朝上國,變成了一個地上萬國中的一個,許多國民尤其是知識精英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也是我們第一個與之前時代在精神層面上的不同之處。

發現了「中國」背後的林林總總之後,未來的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們繼續搜尋,他們依然在思考,為什麼這些人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這是不是和物質層面上的巨大改變有什麼關係?

雖然考古學家們發掘的東西很多,房子、陶窯、垃圾堆(灰坑)等等,但是最最經常遇見也往往價值很大的一個東西,就是墓葬。

那麼未來的考古學家們會怎麼看我們今天時代的墓葬呢?可能他們會驚奇的發現,今天的中國人沒有墓葬了。

當然也不是真的沒有墓葬,只是由傳統的棺材土葬改成了骨灰盒的火葬,墓地面積大大縮小。不過我們還有墓碑,未來的考古學家可以由此證明這是個墓。

不過真要仔細研究起這些墓碑來,他們很快就會發現一個變化,今天時代的墓葬,是許多並沒有親緣關係的人埋葬在一塊墓地的,這被我們成為「公墓」。

中國人對死亡,向來奉行事死如事生的觀念,逝者生前的生活還要在陰間繼續下去。因此,古人會隨葬大量的隨葬品,今人會在上墳時燒個紙iphone。古人聚族而居,自然聚族而葬,而今人只是夫妻二人葬在一起,這表明顯然今天的人們也並不整個家族幾代人都住在一起。

確實,傳統的大家庭在今天中國已經趨於解體。和張家村李家場那種一姓人家聚族而居不同,今天人們更多的是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甚至與爺爺奶奶都不住在一起。

為此,很多人悲嘆於家庭人倫的衰敗,然而,這正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今天的社會有太多家庭以外的陌生人需要打交道,不像舊時的農村中幾乎只與同村的人打交道(本村的人通常都有親戚關係),所以家庭成員本身的重要性也下降了。

古代的中國,大部分人的幾乎所有活動,生產,娛樂,教育乃至醫療,都是在家族中完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力於我有何哉」。現在家族已經消亡,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麼?

是政府,而且更準確的說,是政府主動替代了家族的這些功能。

在古代中國,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就基本依靠家族自治,家族的首領,或者說鄉紳,與縣衙對接。

不過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的管理顯然十分鬆散,甚至混亂。例如有明一代,除了洪武初年,政府從來不知道全國有多少人口,甚至出了大明承平二百餘年官方登記的人口卻越來越少的怪事。政府對基層如此無知,自然沒有辦法將人民的力量動員出來,真有需要也只能一層層扔給下級的官員全權負責,至於最終負責成什麼樣子,就沒人管了。在《天朝的崩潰》中廣州戰敗,奕山卻向道光奏稱靖逆有功,並保舉五百多名廣州官員升遷的怪事,也就並非天方夜譚了。

上不知下,下不知上,這個社會可謂一盤散沙,自然也不能指望清政府能做出什麼遷都抗英的舉措了。

近代以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種形式的組織建立了起來,從地方自治到保甲制度,然而這隻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依然處於舊時代的狀態。再加上戰亂頻發,根本無法建立穩定的基層政權,直到解放以後。

相比之前的任何政治團體,我黨顯然組織性要強得多。入黨需要介紹、政審、一年考察,嚴格的組織機構,定期的黨員活動等,都是從來不見於中國歷史上其它的組織的。

這樣的組織,顯然行動力極高,政令一出,如臂指使。而解放後,以黨為核心,將社會上的人群組織起來,在城市中通過單位,在農村則通過公社。在那個時代,一切的服務都通過這兩者給與,教育由單位提供(XX子弟小學、中學),醫療由單位提供(單位附屬醫院),三餐由單位食堂解決,甚至如不是特殊的東西都可以在單位的小賣部買到。所謂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單位解決,而單位背後的,是國家。

當然這種大包大攬也是有代價的,它提供一切服務的同時,也擁有了一切的權力。他從小開始塑造你的思想,讓你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知道毛主席,知道共產黨和共產黨創造的新中國,知道自己將來要為社會主義而奮鬥,而不是貪圖資本主義享樂或者有別的什麼非分之想。

隨著這種組織的建立,原來的家族自然退場,父權、夫權為國家的權力所替代。人們認同國家,認同黨。中央有命令,下面立即奉行不背,常有過度執行,而少有陽奉陰違。朝鮮戰爭為什麼我們能夠面對世界第一強國而不退縮,其原因正是如此。

至此,到1980年代,雖然許多地區尚還沒有工業化,農民依然沿用著數千年前的方式,用牛耕田。但在更多的地方,中國卻與之前截然不同了,人們住進了混凝土造的房子,穿著機器生產出來的服裝,我們有了原子彈,衛星。雖然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依然過著十分劣質的生活,但我們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無論是在物質還是精神上。

不過很快,事情又起了變化。

這樣的一個嚴密組織的社會,在對抗外敵入侵時,能夠表現出巨大的能量,可當外部威脅變得看起來衰退之後,這樣的嚴密,反而變得無用武之地。最初,它被用來清除社會內部的潛在威脅,然而最後這導致了全面的動亂。等到人們厭倦了這一切的時候,中國在物質上與發達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的差距就顯得更扎眼了。人們感嘆於西方人的有房有車,自然難以再相信之前的宣傳。我們的任務不再是救別人於水深火熱之中,而是怎麼避免自己被開除球籍。於是乎,就有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結尾問的那個問題。

不過我們終究已經與之前不同了,雖然今天不少人會開玩笑,誰說大清大清完了之類的,可是大清終究是完了。

我羨慕那些未來的考古學家們,一來,他們生活在比我們更進步的時代,二來,他們能夠看到我們的未來,知道我們所關心的問題的結局。

那麼對於我們的今天和不遠的將來,他們將作出什麼樣的評價呢?

我不是算命師,但我還是可以猜一猜。

我想,他們依然會發現更多的基礎設施建了起來,橋樑、鐵路、高樓,遠遠超出了這些東西所發源的國家。而且,它們從集中在幾個城市,發展到了遍布全國。另一方面,原來的城市也變得越來越大,逐漸吞噬了周邊的農村。而更偏遠的農村乃至鄉鎮,則直接消失了。

越來越多的人脫離了農村的生活,進入到城市裡來,雖然他們現在卑微,只是農民工,快遞員,服務員。但是他們已經與之前不同了,最後他們或許也能走進寫字樓里,喝一杯咖啡。

到那時,他們又會想些什麼?追求什麼?渴望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我猜,正和我們今天想的一樣,擁有相近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那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感覺勢單力薄,再感覺世界不理解我們,因為那時候,到處都會是我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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