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學的古典主義光輝

文/寶木笑

科學雖然自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但無法否認的是，其中夾雜了太多人類自身的主觀性，很多時候，這種主觀性並非代表著完全的進步和合理。翻開西方科學的發展史，從宏觀角度講，歐洲文明自古就把關於自然的知識分成兩類，一類叫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另一類叫做博物學（natural history）。從這兩個片語的比對我們不難看出，原本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劃分，那是以哲學（philosophy）開啟對自然的智慧認知，和以史學（history）完成對自然的感受傳承。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不盡人意，原本同時支撐人類思想殿堂的兩大支柱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運，自然哲學演化為如今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一系列科學門類，這些學科為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驚喜，成為如今的「顯學」。而博物學則在上個世紀中葉就走向了全面的沒落，如今甚至已經聽不到她的聲音，她演化而來的動物學、植物學等科學門類也是一直在人類科學王國的邊緣遊離。

在這裡，人類的主觀性改造了自己的知識殿堂，就像我國上世紀90年代之後，純文科在大學的全面冷落。是的，自從人類進入工業革命，市場經濟不僅衝擊了人類的社會結構，更衝擊了人類的科學觀，「有用」和「沒用」成為了一種衡量的標準，而判定「有沒有用」的標準又僅僅是能否產生價值。博物學作為人類與自然打交道的一門古老學科，她執著甚至執迷於對動物、植物、礦物、生態系統等做出宏觀或圍觀的觀察、描述、分類等行為，這本身就帶著某種格格不入的「另類」的「原罪」，因為人類都已經可以瞬間毀滅一座城市，已經將納米作為計量單位，已經準備去挑戰火星，博物學顯得不但「沒用」，甚至還有些「幼稚」和「膚淺」。

19世紀博物學著作中的插畫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博物學往往帶有一種懷舊的味道，有一種古典主義的情懷，讓我們彷彿一下子回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霧都，一下子進入十九世紀的歐洲，那是雨果、歌德、狄更斯、拜倫、雪萊的時代，那是達爾文、愛迪生、洪堡的世紀，那種腔調總是讓人深深為之折服而傾倒。所以，當科學史學家夏洛特?斯萊用大英圖書館500餘年的動物圖志編撰成《紙上動物園》時，其意義其實是超越文本自身的。這本書帶著一種濃重的古典風格來實現這種超越，當16世紀到19世紀大英圖書館精選出的250幅動物畫作展現在讀者眼前，人們不禁會震撼於那種略帶陌生的維多利亞式的情結，彷彿人們對福爾摩斯小說中倫敦腔調的重溫。然而，夏洛特?斯萊並不想僅僅止步於這種時光旅行般的重溫，《紙上動物園》在平易的題目下深藏的是更多的對於博物學的懷戀和野心。

於是，人們在震撼於書中異域生物、本土生物、家養生物、怪異生物分類中的風格各異和細緻描畫的同時，感受更多的還有博物學的發展史，而這正是作者更想讓讀者感知的。原本憑著大英圖書館珍藏的那些博物圖片，只需在博物分類方面細緻進行解讀，便已經可以完成一本質量很不錯的博物學著作。但是，夏洛特?斯萊卻從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自然哲學家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說起，他建議教皇建設「諾亞方舟」一般的博物館，這樣的「諾亞方舟情結」一直延續到其去世二十年後的17世紀則變為轉向「紙上博物館」。這實際上既是找到了《紙上動物園》最古老的緣起，更是將博物學的緣起同時點明（註：我們這裡說的博物學的古典主義光輝，更多指代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博物學浪潮），博物學雖然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對自然的描述」（註：可見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然而更多的則是而後出現的這種「諾亞方舟情結」。

阿塔納斯·珂雪《諾亞方舟》，1675年

歸根到底，這仍然是宗教的力量，人們相信聖經的一切，並懷著如今看來反而顯得可貴的敬畏，認為上帝造就萬物，人類有某種「收集」和「延續」的責任。按照這樣的邏輯，最好的辦法便是真如諾亞方舟那樣收集活物，當然人們也會明白其中的不現實，繼而選擇標本的收集，以至後來的圖文結合形成讀者今天看到的《紙上動物園》。當然，人們並不會僅僅停留在「收集」和「延續」，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對古希臘的博物理念進行了重新發揚。到了18世紀，在法國著名植物學家布豐和「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瑞典人林奈的推動下，博物學真正變成了一門近代自然科學。而到了19世紀，博物學一躍成為「科學時尚」，拉馬克、達爾文、華萊士等當時的科學先鋒，那些科學史上大放異彩的傳奇人物們大多都是博物學家出身，甚至很多文學大家也同時有著博物學家的身份，比如歌德等人。

也正是在那時，博物學的古典主義美得到了完美的迸發。這種古典主義的美有著很多表現的方面，比如對自然近乎極致的逼真追求，在《紙上動物園》展示的大英圖書館的館藏中，那些對各類動物的描畫是極為細緻的，如對螃蟹的描畫甚至能看到其腿部的絨毛，這在某種程度上很有些我國古代工筆畫的風采，但更是歐洲古典主義繪畫的直接傳承。而在對這些珍貴動物圖片的觀察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種18、19世紀的風格，即每個人，包括插畫家和博物學者都將自己定位為觀察自然和發現自然的研究者，這映射在動物圖片上就表現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態度。科尼利厄斯?諾茲曼筆下的鸕鶿在已經達到惟妙惟肖的情況下，這位博物學者仍然會選擇以畫中畫的形式將鸕鶿的喙部單獨進行一個特寫。這種帶著某種學究氣息的認真不失是一種可愛，甚至讓我們不由想起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范兒，學者身著燕尾服和禮帽漫步在陰雨綿綿的倫敦街頭，在科學沙龍裏手拿單片鏡躬身觀察某件標本，而後細細地記錄，彬彬有禮地討論有關科學的一切。

托馬斯·貝爾描繪的螃蟹，1835年

歷史研究者中的一部分有著這樣一種共識，那就是對於歐洲甚至世界來說，我們不能說19世紀是18世紀的延續，但我們可以籠統地認為20世紀卻是19世紀的餘音。人類科學的重大起點和基礎開拓幾乎都發生在19世紀，而在博物學身上我們感受到的還有更多的一重味道：19世紀也是人類科學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分水嶺。這種分界是科學發展的必然，一般說來，可以認為近代的數理傳統是由伽利略、牛頓開創的，其特點是強調精密準確和極度深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的重大突破幾乎都是從此而來。在這樣的對比下，博物學所延續的古希臘時代宏觀層次的觀察和收集方法已經顯得有些過時。無怪乎物理學家盧瑟福就曾說：「所有的科學，要麼是物理，要麼是集郵」，物理學大師口中的「集郵」就是暗諷當時博物學的研究方法，在科學的主流和前沿，博物學被貼上類似「集郵」的標籤，以極快的加速度被邊緣化。

科尼利厄斯?諾茲曼筆下的鸕鶿，1770-1829

然而，博物學的古典主義光輝其實並未在科學現代主義的耀斑下消失，它一直在以一種更為深刻的形式潤物無聲。前些年，有位一年之內完成了麻省理工四年本科課程的傳奇人物——斯科特?揚，他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學習方法類博客的博主之一，這位學霸在他的《如何高效學習》一書中談到的反而是一種叫做「整體性學習」的理念，即學習看成一個整體，明白看待知識的角度應該是多方面的，任何一門知識都不會單獨存在，它總是與方方面面的知識聯繫在一起。學霸在學習導數時，先不去想公式，而是先想像汽車的速度表和里程錶，在學習公司管理時，先不去想具體流程，而是先想到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21世紀的學霸斯科特?揚的經歷其實和很多科學史上的案例相近，科學最偉大的突破和奇蹟，往往都帶著某種古典主義的神秘和美感。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比如量子力學那種近乎神跡的思想，當包括物理學在內的科學發展到極致，它們實際上走向的是一種近乎完美的圓形軌跡，科學回歸到古希臘「自然哲學」的原點，即通向了一種哲學的思辨。

我們說博物學存在的必要和她的美感，正是契合著這種人類思想不斷突破後的哲學回歸。一方面，就科學自身發展來講，博物學代表著一種對思想的哲學涵養，博物學雖然與現在主流的學院派哲學較難溝通，但與廣義哲學是息息相關的，博物學的宏觀、慢熱、安靜的研究方式以及對自然原生的敬畏和讚美，這些都將讓人類避免陷入科學技術大爆炸後的迷失困境。哲學代表著人類的時代精神，現代性的弊端逐漸顯露，人類社會發展的速度太快，過於追求「術」的極致已經讓人類進入一個騎虎難下、進退維谷的困境。最近大熱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語》其實正是這種深沉憂慮的羅曼蒂克式的隱喻顯露，「異化」的不是那個來自亞馬遜河的「怪物」，而是處於1962年美蘇冷戰對抗中的所有人。

另一方面，博物學的古典主義光輝更指代一種博物學的精神和情懷。我們當然不會激進地不顧事實地一味認定博物學在經歷20世紀的低潮後，在21世紀已經全面復興了，我們承認博物學已走向現代科學的邊緣。但是，這種邊緣化是學科實體的邊緣化，與之相反的是博物學的學科哲學正在回到人類思想的舞台中央。自從人類邁入20世紀以來，最大的失誤並非失去了博物學一類的諸多古典主義的學科，而是激進甚至幼稚地將人類科學與人類思想進行了割裂，這造成了很多嚴重的後果。事實卻是，人類科學和人類思想的最終起源只是一個問題，這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同一性，在人類追尋這個同一問題的過程中，那些中間階段的各次起源才是科學問題和哲學問題，科學和哲學只是人類思想的某個階段，人類要最終走向更遠更高處，是需要最終實現某種統一的。

而這種必然和必須的統一，則是博物學帶給整個人類思想的寶貴啟示。來自博物學傳統思想的整體論和演化論的基本事實和理念，正在全面更新人們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正是我們未來所急需的。比如，生命科學已經將目光投向到分子級，但如果我們的眼光僅僅盯著基因的雙螺旋，人類可能根本看不到更為宏大的生命演化進程，不能跳出電子顯微鏡的量級限制，就無法在整體和宏觀上感受生命形式的漲落，無法感知未來的方向。這種必須跳出來用某種情懷和哲學思想作為指引的情況，其實一直在科學進程中發生，科學和哲學統一在人類思想的情況在兩者發展到極致的時候每每出現。現代科學頂禮膜拜的開創者牛頓，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的科學拓展中，不可避免地最終陷入了唯物主義機械論的迷茫：世界從古至今不過是一些原子在那裡撞來撞去，想像中的神並不存在，遼闊的宇宙完全無意義。

查爾斯·萊爾的生命進化示意圖

《紙上動物園》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在孩提時代第一次見到世間各種動物，不是通過遙遠的叢林旅行或危險的登山之旅，而是在某間書房的地板上，某本書的書頁之間。」如果將這句話做某種引申的話，那麼人類目前的科學發展，恰似我們成年後在遙遠的叢林旅行或危險的登山之旅，那是人類積累了足夠的理論和技術基礎後的必然遠行。然而，博物學及博物學的精神和情懷就像推動我們遠行的某種精神力，這精神力源自人類孩提時代的經歷，而那正是人類經由科學和哲學進行探索和遠行的「初心」。

雖然，按功利的實用標準，博物學貌似真的是「無用」的，因為它不能用於賺錢，也不能幫助科學前沿的科學家實現超一流的科學發現，但博物學仍然不該成為歷史的遺迹。因為，博物學的精神和情懷讓人類永遠不會忘記自己外出遠行的「初心」，也會讓人類的孩子們可以自然而輕鬆地接觸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更重要的是，在博物學的古典主義光輝照耀下，人類終將重新回憶起自己在自然面前應有的姿態和位置，重拾對宇宙的謙卑和敬畏，佛家說：「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這也許就是博物學默默展示給當代人的情懷和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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