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與性別：結婚的「賬」該怎麼算？

作者： @陸贄 編輯： @HeavenKnows

前段時間，山東衛視狗年春節小品《海的誓言》曾經在網路上引起一時熱議，很多人認為其中的一段台詞涉嫌物化女性，「男人花4萬塊錢買下女人21900天，平均一天不到兩塊就有人幫忙做家務，照顧老人以及生養孩子」。

雖然《海的誓言》受到了諸多批判，但不得不承認它反映了一種既成事實——長期掩蓋在婚姻神聖化價值觀下的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

這種性別不平等長期被包裝成女性的某種神聖的奉獻（賢妻良母），正如《海的誓言》中男主在算完賬後一臉感嘆地道出了「我有什麼理由不愛她？」，彷彿這就是對妻子的最大褒揚。當我們稍微把視線從春晚移開，看看春節期間的千家萬戶，身為兒媳、妻子以及母親的女性們，在全民休假的春節仍然忙碌於洗衣機與鍋碗瓢盆之間，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決定了女性的「天職」，即使在大年夜她們也沒有休假。

作為社會基本元，家庭一向被人們認為是溫暖的港灣，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則長期被忽略和漠視，家庭普遍被認為是自然而正義的私人領域，被排斥於政治領域之外。現有的法律制度基本是以「家庭」作為私人領域的基本結構而加以保護，私人領域的權力不平等實質被父權常態化道德所掩蓋，公權力很少會對家庭領域內部的事務進行干涉，更多的是主張保障私人家庭的自主權和隱私權，反對公權力過度膨脹擴張至私人領域，這是眾多保守主義者的一貫主張。

很多女性基於個人經驗直覺意識到到家庭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在公共領域對父權的種種不平等現象進行批判，通過身份政治進行抱團，塑造身份認同，這是網路婚戀情感板塊下的常態。

她們當中較為普遍的主張是女性可以通過自身擁有的生殖篩選權將部分劣質雄性（「我絕對不嫁直男癌、屌絲以及鳳凰男」等）篩選出去，然後再進一步從剩下的優質雄性群里選擇一位認可性別平權的對象相親相愛，締結平等的婚姻契約，兩個人從此就可以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這是當下很多受歐美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高度重視個體自由選擇的人所持有的觀點。

然而在當前父權社會裡，女性所承受的是普遍結構性歧視，而「婚姻—家庭」本身並不是性別中立的，而是存在著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哪怕夫妻雙方婚前基於自願原則締結平等的契約協議，認可婚後雙方平分家務以及對女方實施生育補償，也很難改變家庭的非中立性，因為我們身處於父權這一不平等的宏觀結構中，深受社會關係的影響，很難擺脫父權權力語境的影響，比如夫妻雙方的小家庭會受到背後的父權大家庭的制約，我們無法將婚姻從社會關係中野蠻獨立出來，甚至是企圖賦予其某種神聖性價值；

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是根據父權邏輯建構而成的，存在著嚴重的父權性別角色預設，女性往往會被眾人默認為家庭主婦的角色，需要額外承擔生育成本和家務勞動，而它們的價值往往不會被社會所認可；而現有社會的法律制度是以性別不平等的邏輯建構起來而非性別中立的，現有社會規則明顯對男性更為有利；

不誇張地說，只要男女雙方決定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勢必會有一方要做出犧牲（無論是丈夫、妻子，還是老人），女性通常是被犧牲的那一方，並被眾人認為是理所當然，這種「理所當然」掩蓋了私人領域性別不對等的本質。主張維護既定父權制度的保守主義者通常會訴諸常態化的「母性倫理」或「家庭傳統道德」來為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進行辯護，但是這種訴諸傳統的做法無法掩蓋家庭內部性別壓迫和剝削的本質，而這正是女權主義者認為不合理而主張改變的。

相比於公共事務，家庭領域的不公很少受到我們重視，當作為單一個體的女性在與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產生衝突時，女性的利益往往會被犧牲而很難得到有效保障，「家庭高於個人」被很多人默認為不需質疑的原則。可以說，現有的性別不公正被散佈於無數個家庭內部而不為人所知。

很多思想家在構建正義理論時，由於欠缺性別平等視角，很少會考慮家庭內部的正義問題，很少去考慮勞動性別分工以及女性被排斥在公民和政治生活之外的問題，家庭本身沒有被正義標準所檢驗，蘇珊奧金在《正義、性別和家庭》就曾經批評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認為他的正義理論框架欠缺家庭性別正義角度，並以此為基礎構建自己的家庭正義理論，對西方世界公共／私人二分的政治傳統進行挑戰。

在傳統父權觀念里，生育、撫養後代和從事家庭勞動都被視為女性理所當然的義務，女性不做這些則很容易被他人指責為未盡家庭責任和婚姻義務，不是一個合格妻子和母親；而男性的義務則是賺錢養家，提供生育資本，保護自己的妻子兒女。這是當前父權社會性別角色法則所決定的。

在現有社會結構下，由於女性在家庭提供再生產功能，男性可以輕鬆地從私人生活轉向公共生活，男性所普遍從事的公共事務的價值被廣泛認可，可以通過市場進行價值量化，轉化為相應的經濟資本、社會關係資源和公共話語權；而女性普遍從事私人領域的生育和撫養後代等家庭勞動本身並沒有被納入市場體系，它們的價值很難量化，不被社會合理承認。

女性長期被禁錮於私人家庭領域，所從事的家庭勞動價值被普遍低估，經濟高度依賴自己的丈夫，缺乏內部話語權，社會地位低下。目前社會家庭內部勞動和照顧兒女依然基本被默認為女性的天然義務，「男主外女主內」廣泛存在，女性事實上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和養育工作；而男性則很少從事家務勞動，更多的是活躍於公共領域，他們僅僅需要為家庭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很少需要為如何兼顧職場和家庭而擔憂，普遍困擾女性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的問題，在男性那裡幾乎不存在，受益於女性的家庭付出，男性可以輕鬆從私人生活走向公共領域，全身心投入工作當中。

關於性別不平等問題，南茜弗雷澤認為目前大致有兩種解決思路：

（1）.重估家庭主婦普遍從事的家務勞動和生育價值，由國家主導支持非正式的家務勞動，將家務、分娩和養育提升至與男性普遍從事的職場工作平等的位置，給予家庭主婦相應的補貼，從而使女性通過家務或者是家務+兼職來養活自己和家庭，這是西歐女權主義者和社民主義者當前政治實踐體現出來的前景（差異模式）；

方案（1）需要政府主導建立起大規模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制訂大規模稅收和轉移支付方案來調節收入分配，向家庭傾斜投入大量財政資源，它能夠幫助女性和兒童擺脫貧困，減少剝削（重估家務和生育價值），但是它很難實現收入性別平等（女性的補貼+兼職工資仍將少於男性的職場收入），男女依然延續著既定的性別分工模式，甚至可能會導致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進一步拉大，男性繼續從事著收入更高的公共領域事務，女性則窩在家庭里依靠國家轉移支付來供養家庭，於是男女之間的差異在既定的性別不平等的基礎上，通過改良版「男主外女主內」模式緩慢產生分化，兩性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而就目前而言，方案（1）可實現難度遠遠大於號召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勞動力市場。

（2）.鼓勵女性走出家庭，促進女性就業，由國家提供對女性就業有利的服務，讓女性進入職場自己工作，實現經濟獨立，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然後儘可能地將家務外包，通過市場來促進性別公平，這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女權政治實踐體現出來的前景（平等模式）；

方案（2）需要國家儘可能地掃清女性就業的障礙，清除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促，反對性騷擾，促進機會平等，為女性創造優質的就業環境，從而讓女性渴望就業，遠離家庭工作，此外還需要改革文化，促使男性接受女性從家庭轉向職場的新角色；而大量的家務勞動從家庭轉向市場，使家務職場化，由家政工或家庭傭工等僱員來承擔；

相比於方案（1），它可以比較好地實現男女收入平等，反貧困和剝削，讓女性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和社會資源，促進男性社會地位平等，有效防止女性邊緣化。

然而我們很難將家務勞動和生育徹底外包轉嫁給市場，比如分娩、子女養育（託兒所等只能部分解決）以及家庭應急處理等等，而由於個體觀念被社會所形塑，深受既定父權文化所影響，作為丈夫的男性往往不願意分擔家務，而且實際上聘請保姆往往會被男性用來作為推脫家務勞動的借口 (Groves & Lui, 2012)，甚至還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程度，最終導致女性在進入職場的同時，還要額外承擔家務和生育，嚴重缺乏休閑時間，很難在工作上與男性公平競爭。有研究表明，正是生育是導致目前男女工資差異的主要因素，養育孩子對女性工資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Kleven 、Landais &Sogaard ,2017）；

深色線為選擇不生育的婦女的逐年收入，淺色線為選擇生育選擇生育的婦女的逐年收入。上半部分是本科或以上學歷，下半部分是本科以下。 如果是本科或者更高的學位，生一個孩子，以後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4%；如果是本科以下的學位，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2%。（原文作者Manolo已授權轉載）

在現實生活中，由於需要額外承擔生育和家務勞動，女性在職場當中被視為「劣質」勞動力，被勞動力市場邊緣化或排斥，遭遇性別歧視，最終導致女性就業率和工資收入的低下，進一步加深性別不平等，Goldin曾經在一篇經濟學論文指出女性由於生育等原因突然退出勞動力市場，會對女性平均工資影響高達20%（Goldin ,2006） ；而「劣質」勞動力的性別偏見本身又會反過來導致文化上對女性的進一步貶低和否定——女性能力差、素質低、競爭意識不強、不適合職場等等，加深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社會偏見，可以說，這種文化層面上的錯誤承認和經濟層面上的分配不公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

如果在不打破既有家庭性別分工結構的情況下，一味地要求女性兼顧家庭和工作，而不去質疑既有的性別分工法則並號召男性分擔部分家庭勞動，只會進一步加重女性的負擔，如此等於變相鼓勵女性回歸家庭，不利於女性整體社會地位的提升。

在雙職工家庭里，除了保姆和日托等外包選項之外，更為常見的做法是通過家庭內部性別分工（比如夫妻共同承擔）或者是代際分工（老人幫忙照顧小孩），至於具體如何解決，則需要家庭內部成員內部協商溝通，共同制訂出合理的家庭分工契約，而非單獨要求女性單方面承擔全部家庭勞動。

此外，方案（2）還會導致不平等從性別轉向不同階級、種族和國家的群體，使有償家務工作女性化、種族化以及低報酬化，以促進階級分化和增大種族差異等代價來實現局部性別平權，性別差異被女性間的差異甚至是階級、性別和族群等相互交叉的多元差異所取代（如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正方興未艾，更多與之相關內容可適當參考此篇綜述：

蘇熠慧 | 「交叉性」流派的觀點、方法及其對中國性別社會學的啟發。

藍佩嘉認為家務市場外包里存在著某種「鏈狀的壓迫」，如同大魚-小魚-蝦米的食物鏈一般，一位女性的「解放」背後可能隱藏著另一位女性的悲苦。在很多國家裡，保姆等家務工作往往是由低收入的女性移民來承擔的，家庭不平等因此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高度聯繫在一起。而這些跨國女工所從事的工作的工資極低，缺乏福利，有的很難達到基本的勞動標準。保姆等家務工作被普遍認為是非正式、低地位和低收入的，具有很明顯的性別化特徵。在家庭市場化日益發達的當下，這些以家庭為職場的工作者的工作狀況和合法權益保障問題是值得我們去認真關注的。

然而，雖然方案（1）和方案（2）在理想狀態下都可以部分促進性別平等，但是最終都很難徹底實現性別公平。

要想實現性別公平的終極願景，我們需要摧毀目前既有的社會性別分工體系，解構性別而非增強性別差異，消除現有的性別角色法則，塑造新的性別角色觀，消除工作和家庭的二元對立，模糊群體差異，將性別與階級、種族、族群等從屬軸心聯合起來，將性別鬥爭納入廣泛交叉的社會運動當中，促進更廣泛的政治聯盟，而非將身份政治與再分配政治分離，或者是將性別鬥爭與其它政治鬥爭相對立；我們需要對經濟、文化和政治維度進行全方面改造，基於平等原則全面重構生產關係、重塑新的文化認同以及設置更為合理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矯正女性在經濟層面上的再分配不公、文化層面上的錯誤承認以及政治層面上的代表弱勢，最終摧毀父權秩序，實現性別公平的解放願景。

當然，這種對未來的宏觀想像是極其遙遠而顯得有些脫離現實的，很多人會認為這些事情離日常生活太遠，很難引起他們的興趣和熱情。無論我們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宏觀分析多麼高明，都很難引起眾人的情感共鳴，動員他們參與到反抗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的運動當中。在缺乏宏觀解放政治的情況下，僅僅通過強調個體自主選擇的生活政治很難對抗無處不在的結構性歧視和壓迫，無力改變嚴重不平等的晚期資本主義父權結構，基於某種改良主義對世界政治機器進行簡簡單單地修修補補，無力解決根本性問題。

在烏托邦力量幾近耗盡的晚期資本主義呼喚對未來的想像是迫切的需求，仰望星空和腳踏實地都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在新自由主義高歌猛進、階級高度去中心化以及身份政治日益流行的當下，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極其缺乏的，如今我們正急需著某種可信的替代性解放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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