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相比，孩子們的畫上出現了更多女科學家

想像這麼一個情景，教室里坐滿了小學生，而小學生則要畫出他們心目中的科學家。現在猜猜，多少人畫了女科學家，又有多少人畫了男科學家呢？

在 1966～1977 年這 10 年間，美國各地的教師給 4800 小學生布置了一個任務，讓他們畫出自己心目中的科學家，這就是 DAST 研究。在此之後，一位名叫大衛·維德·錢伯斯的研究人員分析了這些圖畫。1983 年，他發現（這項發現可能不會讓你感到吃驚）：只有 28 個學生畫了一位女科學家，且這些學生都是女生，而且這一比例不到全部學生的 1%。

請放心，隨著時代的變化，孩子們對性別的刻板印象也在發生改變。周二《兒童發展》雜誌上發表了一項新研究，該研究從錢伯斯里程碑式的實驗開始，對數十項 DAST 進行了分析；同時，該研究發現，在後面的研究中，平均每項研究有 28% 的參與者畫上有一位女科學家。

圖 | 此圖取自 1983 年錢伯斯最初的 DAST 研究

然而，有了好消息，也有了讓人掃興的數據點。該數據點很自然地再次引發了科學領域上人們關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繼續興盛其原因和方式的爭論。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西北大學心理學博士生戴維·米勒（David Miller）表示：「與以往相比，孩子們的畫上出現了更多的女科學家；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男科學家出現的次數依然會更多些。」

幾年前米勒第一次了解 DAST 時，他就想知道 20 世紀 60、70 年代後孩子們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是否發生了改變。此後，其他研究者進行了數十項 DAST 研究。出於對這些數據的了解，米勒有預感，孩子們的畫上很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女科學家。

畢竟，女性在理學學位中所佔的比例要比幾十年前高出很多，而且她們經常代表著流行文化領域的科學家。例如，最近的電影《隱藏人物》 里取自現實的開拓進取的女數學家、熱門節目 《NCIS》里的哥特風女法醫科學家以及去年的超級英雄大片《神奇女俠》里（儘管是邪惡）的女化學家「毒藥博士」。

米勒及其團隊就 1966～2016 年間進行的 78 項美國 DAST 研究結果進行了分析，此 78 項研究共有 2 萬多名孩子參與（從幼兒園到 12 年級）。

米勒和其共同作者發現，在孩子們五六歲進入幼兒園的時候，他們所畫的男女科學家的比例是大致相等的。然而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尤其是在上小學和中學後，他們所畫的女科學家的比例下降了。米勒懷疑，這種轉變與孩子們越發意識到、且更多地接觸到的性別的刻板印象和感知到的文化規範有關。

米勒表示「我認為這反映了孩子們所處的環境狀況。在若干科學領域中，女性確實仍是少數。看看孩子們的所處環境，你會發現環境中對男科學家的描述還是會比女科學家多。對於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孩子，我們並不能指望他們畫出相同數量的男女科學家。」

圖 | 此圖取自希臘小學生的 DAST 研究

儘管米勒所使用的樣本並不能代表美國所有學生，但鑒於研究參與者數量多、研究時間跨度大，還是很具說服力的。

同時，由於錢伯斯研究的規模和時間跨度問題，該研究被認為是個異常值；因此，米勒和其共同作者分別在有無錢伯斯研究的兩種情況下對 DAST 研究進行了分析。他們想確定錢伯斯的研究是否對他們的分析結果產生了嚴重影響。

在他們將錢伯斯的研究納入分析時，結果展示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的畫上出現更多女性科學家這個趨勢十分明顯。若排除錢伯斯的研究，儘管這種趨勢仍然存在，但統計數據卻不顯著了。換言之，在錢伯斯其研究發表後，80 年代及以後孩子們在性別和科學觀念方面發生的轉變變得更加難以把握。

「作為科學家，我們需要充分準確地呈現數據」，米勒表示，「想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分別呈現出在有無錢伯斯研究情況下分析的數據。而我們對這一做法感到十分滿意」。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Sapna Cheryan 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卻也沒有對米勒的研究結果感到驚訝。Sapna Cheryan 表示，事實上，平均來說，在過去 30 年裡過，超過 1/4 參加 DAST 的學生的畫上的確出現了更多女科學家，這固然鼓舞人心，可是圖畫上女科學家的數量卻依舊無法與男科學家持平。

事實上，儘管在一些 STEM（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女性已經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可是在如物理、工程和計算機科學的其他領域，她們的才能依舊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Cheryan 的研究重點是探尋 STEM 領域出現性別差異的原因以及改善該狀況的方法。Cheryan 表示，不管是小說還是非小說媒體上的科學家代表，在評論科學家優劣時，對自身發言都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於創作者而言，他們需要認真考慮他們設立為榜樣和科學專家的對象。同時，年輕學生需要接觸各種各樣的包容性的學術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女孩會得到歡迎和鼓勵。

Cheryan 表示，僅僅給女孩提供極少數代表是不夠的；據 Cheryan 的研究顯示，對於 STEM 領域有抱負的女性而言，她們往往希望自己與潛在模範角色的聯繫是基於若干因素，而非僅僅基於性別。

在米勒看來，父母和老師都需要給孩子們展現不同的科學家代表，確保不要拘束在「已離世的白人男性科學家」里（如牛頓、愛因斯坦、伽利略）。

米勒表示：「僅僅拿出一位女科學家作代表就想設立『科學女性日』，這個節日很容易會被視為非典型或例外的節日。」

考慮到眾多學者、工作人員和非營利組織為營造一個對女孩和女人都更為包容的新文化所做出的努力，Cheryan 樂觀地表示，關於男女誰才能在科學領域取得成功的刻板印象一定會繼續進化的。

「我認為我們會不斷前進的」，Cheryan 表示，「我們將看到社會的變化……而孩子們的圖畫也會反映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