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築學固有的倫理維度

倫理內涵貫穿了整個西方建築發展史。

在建築學獲得現代認可之前，建築一直被置於宗教、藝術或者技藝的門下。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建築一直是外在的和邊緣的，即便是在康德那裡，建築也因為無法擺脫「功利」的束縛，而處於主要藝術門類之外。當時的建築並不具有獨立的話語權，建築的言述與社會的價值主流相一致，建築的倫理問題則往往隱藏於宗教和神學的倫理問題之中。

早在古羅馬時期，維特魯威便建議在帝國全境內修建奧古斯都式的建築，來為古羅馬帝國的權威和政治需要作論證。他在《建築十書》強調了建築對於建築公共秩序和體現社會福祉的重要性[1]。羅馬建築師菲拉雷特（Filarete）則將宗教和神話的倫理特徵附加到了建築之上。他設計的「惡習與美德之屋」（Houseof Vice and Virtue）更像是一個教化的寓言：一個圓形的建築，頂端設立了象徵美德的紀念性雕塑，建築內部空間的劃分對應與不同的教育內容，內部流線上有7個房間必須穿過，以讓穿過者學習7門基礎的課程，7層樓分別對應著4種最重要的和3種神學方面的美德，同時也對應著7種十惡不赦的罪惡[2]。

將倫理作為建築批判的武器始於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先驅們。宗教理性主義者普金（Pugin）[3]抨擊了古典主義建築中普遍存在的「謊言」和「欺騙」，他畢生都在追尋將宗教的「真誠」與建築的「真誠」相結合的途徑。普金將建築定格為一種精神的表達，他將這種精神與宗教和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試圖通過理性主義和宗教倫理的混合來論證哥特復興的合理性。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4]延續了普金的思想，犀利地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是卑鄙的」，因為它「自命不凡、充斥著欺騙」[5]。羅斯金希望以中世紀的和諧來作為未來建築的核心，其思想根源是法國的啟蒙主義倫理關懷和社會學，他強調設計為大眾服務：「以往的美術都被貴族的利己主義所控制，其範圍從來沒有擴大過，從來不去使群眾得到快樂，去有利於他們。」[6]

自20世紀20年代起，現代主義開始了其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現代主義與生俱來的民主、理性、務實以及強烈的使命感讓其在戰後經濟恢復進程中體現出的強大的適應性和激進的時代精神。現代建築的產生源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部分建築師希望通過建築改造社會的理想，其內容是民主的、社會的、大眾的、批量生產的、造價低廉的、現代技術的。現代主義的先鋒們提出必須在城市改造和建設中引入社會主義的成分，建築應該考慮如何解決社會大眾的住房問題，而不僅僅是建築風格問題，城市規劃設計也不能單純考慮國家的尊嚴、雄偉的建築和寬闊的林蔭道，還要考慮貧民階層的社會矛盾。例如，柯布西耶關注建築師的社會責任，他高度讚揚理性主義和標準化的機械生產，試圖以此來打破舊有的追求形式和風格的創作態度，並尋求以建築的手段創立新的社會秩序。賴特的倫理思想基於特立獨行不拘常規的個性，他提倡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有機建築，以此來反對強勢和集權對建築形態的把持[7]。

馬賽公寓，柯布西耶

隨著現代主義向國際主義的轉化，現代主義者的建築價值觀卻逐漸回到了原初的對立面上：從反對古典主義風格至上回到了對新風格的追捧，從反對個人品味到建築師個體精英意識的全面恢復，從「時代精神」的多元闡釋到以單一的理性主義來涵括時代精神，從面相底層大眾的救贖情懷到與權利合謀的上層控制。這一系列的價值兩極為後現代主義者的反叛埋下了伏筆。從根本上說，現代主義的一度衰落實質是其輸出的價值傾向與彼時社會倫理價值發展的不同步，國際主義的商業信條已經逐漸與強調文化自主性和多樣性的呼聲格格不入。同樣的，之所以現代主義可以經受洗禮至今長久不衰，也正是因為其理性、求真、民主的核心精神仍然迎合了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

物質環境的改善、商業主義的猖獗逐漸剝離了現代主義的社會理想，現代主義者昔日雄心勃勃的倫理追求也隨之黯然失色。後現代主義者開始從審美和人文角度質疑現代主義的冰冷信條，現代主義逐漸被「多元」、「複雜」、「文脈」、「歷史」、「文化」等聲音淹沒，建築的道德議題被擱置甚至剔除。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在《現代建築的七根支柱》（The Seven Crutch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中對現代主義的標準提出普遍質疑，並希望回歸純粹的形式創造原則，他認為歷史形式是自由遊戲的元素，形式只是關心自身的審美效果，不必注意政治與社會的文脈背景，也不必在意客戶的身份如何[8]。

然而，當後現代主義否定了現代主義所確立的普世道德準則以後，為了給自己的理論尋求合法性的基礎，他們無法迴避自身的倫理合理性證明。在自我認定的過程中，後現代主義者只能以「多元性」、「複雜性」來獲得倫理正義性並證明他們的成績，多元主義一詞不僅僅意味著一種設計方法，同時還承載了後現代自身的倫理訴求。然而，建築形式藝術的多元主義和倫理領域的多元價值判斷並沒有直接的聯繫，除了對現代性中所失落的東西的哀怨和嘗試性的修正，後現代主義無法找到自己創作的終極目標。也正因如此，後現代主義建築師在這種對現代主義倫理內涵隔而不絕的糾結中無所適從，只得沉迷於歷史主義和折衷主義的形式拼貼遊戲中。

後現代主義的拼貼遊戲

倫理上的難以自明以及藝術觀的倒退造成了後現代主義的曇花一現，同時，由於其快餐文化對於虛無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負面宣揚，直接促成了當代對建築倫理問題新的研究熱潮。經歷了後現代主義的反叛，眾多以反抗規則、秩序、教條為初始目的的建築學派不斷發聲，其理論大都反映了反中心、反權威的哲學傾向，作品通常折射出分離、破碎的藝術追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建築文化進入了真正的「多元」時代，諸多的先鋒派、實驗派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大都擁有鮮明的立場，並可以做到自圓其說。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許多建築流派不太關注建築的社會責任、歷史使命等倫理內涵，而力求在各自的指向上（或美學的、或技術的）做到極致，近20年來建築技術的飛躍發展和層出不窮的形式創造或可歸功於此。終極價值的缺失使得建築師在多元的文化生態中逐漸迷失自我。消費文化的不斷侵蝕、環境問題的愈發嚴重等種種城市問題引發了當代建築學者對建築本質任務的再度發問。倫理議題被再次提起，2000年威尼斯雙年展，當代建築師和規劃師們提出了「城市，少一些美學，多一些倫理」的口號，這與一個世紀之前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思想如出一轍。事實證明，倫理關懷是建築設計永恆的主題之一。

從總體上看，倫理維度隱含並貫穿於現代建築發展的全過程，並且往往成為理論突破的內在動因。如果以思想形態特徵為標準，現代建築的發展經歷了4次大的革命性突破，而這四次突破恰恰是西方建築學固有倫理緯度的生動寫照[9]：

去神——理性主義現代建築的產生在客觀上講是工業化的成果，從倫理思維上講前期是歐洲知識分子社會工程思想的結果，後期則是商業化資本操作的結果。相對於「神義」作為制度與秩序的合理性依據而言，理性主義成為第一次突破的標誌。（現代主義）

去魅——人本主義伴隨著西方社會的理性主義危機，建築學開始注重研究人自身的需求、感官、情感，重提人本關懷，力圖打破國際式風格的壟斷。地方主義得到重視。（鄉土建築、地域主義、人本主義）

去物——語言哲學對於本體的忽略，對於終極意義的放棄，使得一些哲學家將重心轉向語言信息的結構和傳播上。在符號與意義的遊戲中，建築學無疑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視域，但同時造成了建築與生活的脫節和目標的迷失。（後現代主義）

去私——終極關懷當代倫理學科的興起促使人們再次思索建築的本質與終極關懷。建築學首先是人學。建築與自然的關係、建築與社會的關係、建築與人的關係歸根結底體現為生活秩序中的人與人的關係。

參考文獻

[1]維特魯威，建築十書[M]，高履泰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4~12

[2]漢諾-沃爾特·克魯夫特，建築理論史——從維特魯威到現在[M]，王貴祥譯，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24

[3]奧古斯都·威爾比·諾斯摩爾·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9世紀英格蘭建築師、設計師、設計理論家，英國議會大廈重建時，哥德風格的內飾設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4]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英國作家、藝術家、藝術評論家。1843年，他因《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一書而成名，書中，他高度讚揚約瑟夫·瑪羅德·威廉·透納（J. M. W. Turner）的繪畫創作。這以及其後的寫作總計39卷，使他成為維多利亞時代藝術趣味的代言人。他是前拉斐爾派的一員，本身亦為天才而多產的藝術家。

[5]約翰·羅斯金，建築的七盞明燈[M]，張璘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第二版序言6

[6]王受之，世界現代建築史[M]，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129~130

[7] Seyed Hossein. Ethics of Architectural Creative Thought of the Ageof Informatics[OL]http://www.hichumanities.org/AHproceedings/S%20H%20Iradj%20Moeini.pdf

[8]漢諾-沃爾特·克魯夫特，建築理論史——從維特魯威到現在[M]，王貴祥譯，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9

[9]李向鋒，尋求建築的倫理話語——當代西方建築倫理理論及其反思[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3

本文由大量史料整理而成，轉載需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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