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學紅博士《語言的力量》一文讀後感

04-05

與高科技行業的高層管理精英田學紅博士的交流，聽他講述與語言相關科研故事，由此分析語言的力量。令我獲益良多。

田博士在一間大型高科技公司工作時，直接領導的核心團隊有40餘位，大多是博士，其中近四分之一是外籍。他反覆嘗試推進能令項目科研傳承發展的標準化文件管控系統的建設，承擔人都是博士，包括海歸博士，結果卻是屢戰屢敗。最後，他請了一位在美國教育體系中經歷了長期訓練的印度博士親自操刀，才一舉扭轉這個局面。他告訴我，現在國內像華為、中興通訊這類高科技公司，它們實際運用中的標準化文件管控體系，都早已是用英文來編撰的。

田博士的交流引發了我的共鳴。「原典英語」的學術合作人徐海天先生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讀納米物理學博士，由於他的英語能力好，在各種對外的學術交流活動中，他經常充當他們科研團隊的發言人，而這個團隊的成員幾乎全是加拿大人和美國人。他告訴我，每每參與國際研討會，都會發現來自亞洲，如清華大學或東京大學的團隊，由於語言表達薄弱而吃虧。我自己常年讀英文科研文獻也一直有這種感受。偶然碰到有對應中譯本的，就好奇讀讀譯本，常常發現，哎，英文的原意明明不是這樣子的啊。

如田博士所言：決不想挑起爭論；我們僅僅是在嘗試釐清自己的人生困惑。

2012年秋初，我曾經有一次機會，就此困惑向資中筠女士請教。受國務院深圳綜合開發院李津逵教授的邀約，我到北京馬奈草地參加資中筠先生的一次主題演講。很不幸搭乘的飛機晚點，到達馬奈草地時已經接近晚上8點，演講早已結束，大家都在晚餐交流，連晚餐都接近尾聲了。感謝李津逵教授，他還專門為我保留了座位，入桌後我與資中筠先生同席。雖然她精神矍鑠，我這個晚輩遲到者卻根本不好意思再打攪。我只對資中筠先生簡短地說了幾句話，就自動剎住話頭，知道她應該回家休息了，車已經在外面等她。但資中筠卻對我說：「你說，你說，我很有興趣」。我抑制住了自己想展開的話題，最後只多說了一句。我問道：「我一直很困惑，某些文字系統，例如漢字，對語言的表達，思維的表達，是否存在比較大的影響，包括束縛性的影響」。資中筠說：「肯定是的，肯定有的」。隨即就席散了，我們沒有就此再展開。

語言和文字，最容易激起人的族群情緒反應。一旦情緒化了，所有的爭辯就變成吐沫泡沫了。對此，語言學家Max Weinreich有句名言：（民族）語言不過是由槍炮和軍艦護航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

人類文明史上，因語言文字而引發的族群衝突，乃至族群迫害，數不勝數。

中國文化史上，有過兩次比較大的文字改革——若順從情緒化反應，你也不妨把它當做是倒退——這兩次改革，最終是依靠「大獨裁者」推動而完成的。

第一次是秦始皇的書同文，把傳統的大篆「統一」且簡化成小篆，後者中的許多漢字，已經非常接近於此後沿用了兩千年的隸書形態。其實那就是第一次簡化漢字的改革。秦始皇是暴君，卻勤政。那個時代沒有紙張，他每天閱覽的公文竹簡，有好幾百斤重，專人抬來抬去。大篆表達的文字，圖形極其複雜。你也可以說它很豐富，很有內涵，例如，台灣同胞經常批評大陸的例證，比繁體字的愛，更豐富的內涵，云云。這自然增加了公文竹簡的「複雜性」和「重量」。這樣繁複的文字，令秦始皇不厭其煩，眼花繚亂，讀公文還算好的，撰寫發布公文的效率就更低。他一聲令下，採用了當時簡化版的漢字，小篆。其實民間對大篆早有簡化，也就是小篆，以及隸書的雛形。秦始皇只不過是個人的喜好，碰巧順應了民間的潮流。

第二次簡化漢字改革，原本是蔣介石期望啟動的。但資深學者們（自然是儒家傳統的）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給蔣介石當場下跪勸誡，進言萬萬不可簡化漢字，說這種文字改革，等於斷了祖宗文化的血脈，是大逆不道，肇事者將成千古罪人。蔣介石無奈，又焦頭爛額於內外戰亂，只好作罷。

到了比蔣介石更獨斷的毛澤東的朝代——他的霸氣，無人敢逆鱗——漢字簡化運動「毫不費力」地完成了。其實，同樣，大陸官方推廣所用的簡化漢字，大多數在1949年之前的民間，早已流傳。

毛澤東當政時，文字改革運動「附帶」完成的，還有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與推廣。略微想一想，如果沒有漢語拼音，那麼現代中國人怎樣用電腦、用手機來輸入漢字（當然，語音識別技術的持續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漢字輸入的問題）。如今，每個玩手機玩電腦而輕鬆用漢語拼音輸入漢字的青年，他們都受益於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但他們大多數並不知道周有光先生。這位堪稱倉頡再世的中國人，今年110歲了，老神在在，仍健康，仍思考，仍筆耕不止。似乎是，上帝在獎勵他為這個古老到不能再老的漢字體系的改革中所做出的改良貢獻——周有光先生自己則說，「上帝太忙了，把我遺忘了」。

正如漢語拼音的使用者大多不知道周有光先生，這個科技強勢的時代，大多科技工作者並不清楚，當代西方科學界公認的思想領袖，並不是這位諾貝爾物理學獲獎者，那位經濟學諾貝爾獲獎者，而是一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當然，喬姆斯基涉獵的領域很廣很深，包括分析哲學，計算機科學，認知心理學，等等。喬姆斯基被西方人文學術界評選為古往今來影響西方文化的前10位的思想家之一，而且是這10位中唯一還在世的，他今年88歲了。（對比：前10位中，包括亞里士多德，基督耶穌，等）喬姆斯基的思想體系，源於他在1950年代後半期引領的「語言學革命」。或許由於他的思想體系太「超前」了——他不僅單槍匹馬，把當時如日中天的心理學主流體系徹底掀翻，令其變成類似小兒科或皇帝新衣般的笑話，他不僅建構了突破性的語言學全新體系，——他實際上還撼動了整個西方社會科學賴以存在的方法論基礎；這既令他在「頂層」科學界的美譽遠播，又令他在中層和底層科學界，尤其是社會科學和語言應用（特別是外語教學界）「臭名昭著」。換言之，一流的科學思想家，都紛紛認真思考並吸取喬姆斯基的理念，而二流三流的學者，大多卻紛紛宣洩於醜化喬姆斯基——將來我會寫文章分析，為什麼國際外語教學界進步遲緩；根源之一，在於這個領域的專家群體很厭惡喬姆斯基的思想體系，迄今仍舊如此。

20世紀，這一科技強勢的時代，一位宅男式的語言學家（而不是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等等），成為西方學術界首屈一指的思想領袖，這應該不是個偶然事件。引領當代的互聯網革命的「基礎媒介」，信息乃至數學，說到底，不正是廣義的「語言」形式嗎？在實驗科學基礎上，這一語言形式的爆炸性進步，孕育了ICT 革命。

人類文明中，現代社會中，語言和文字太重要了，以至於它的重要價值，難以用語言和文自身來表達。進而，太可惜太可惜，如前所述，語言和文字，又極易被被民族情緒綁架。一旦被族群情緒綁架，這個群體，就失去了頂層思考的清明。

這就是田博士和我，身為華夏的傳人，共同的困惑之一。

用聖經中的兩則典故來結束這篇短文——這並非困惑的結束，而是試圖將困惑升華。我此生根本沒有能力回答這困惑，但這困惑卻引領我不斷去悟道修行。

一則是舊約聖經中的巴別塔的故事。它告訴人們，無所不能的上帝，並非沒有恐懼。祂有的，祂唯一的恐懼，上帝唯一的恐懼，就是：人類，祂所創造的人類，將擁有通用的世界語。

另一則是新約聖經中關於語言的典故。約翰福音書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當基督教傳入中國後，聖經的翻譯成為難題。兩百多年間，西方的宣教士和中國的學者，數代人反覆磋商推敲。以這句話為例，最終翻譯成：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這翻譯，朗朗上口，氣勢非凡。

但不難看出，如果在直譯的層面，把西方文化中的「Word」翻譯成華夏文化中的「道」，是存有疑義的。

我們不去學究般地追尋，在聖經拉丁文原版中Word 的原意。畢竟，英譯版的聖經，已經是千錘百鍊。

但在形而上的層面，把Word翻譯成道，就是神靈之筆了，對，不是神來之筆，而是神靈之筆——這分明是上帝之手的翻譯。

Word 是什麼？Word是Language；Language是什麼？Language是道，是God。

至此，你能悟道嗎，我的同胞讀者？你能領悟語言的無上價值嗎？

西方的宣教士，哪怕你把他們當做是「文化侵略」，他們的擇善固執，他們的寧為玉碎，總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截止1949年，經過近500年孜孜不倦的宣教，華夏境內，基督教徒也不過區區80萬人。1949年之後基督教在華夏大地遭遇毀滅性的根除。但僅僅60年之後，這毀滅性的打擊，竟然令祂的信眾，已經達到5000萬人之眾。而Word-英語語言-的學習者，則達到3億之眾！

這，難道不是神跡！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生於長於21世紀的人類公民，如果你，在母語之外，不掌握這傳承人類文明之道的Word-English Language- 你，就難免落伍。

一種方言和它的文字的價值，不在於它多麼富於形態之豐美，不在於它擁有多少槍炮和艦隊護航（回顧語言學家Max Weinreich的名言），不在於它是否是你的母語，不在於它滲透了多少愛國主義的情緒，甚至也不在於地球上有多少人類的子民用它愛它，而在於，它，究竟承載了多少文明的質量，而能引領個體去攀登那思維瑰麗與道德高貴交織的生命巔峰；或者，如果你是基督信徒，在於它，蘊含了多少神的啟迪，引領你聆聽到神的聲韻，祂對你人生使命的聲聲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