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亡和苦難的好文

• 陳丹青《魯迅與死亡》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了一回大先生。要說的話，都說窮了。今天是海嬰先生的公子周令飛拉我再講一回，不敢推卻。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個題目，叫做「魯迅與死亡」。

這是個黑暗的話題。我們紀念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可以取這樣黑暗的話題么？我想來想去，在中國，沒有人像他那樣公布內心的黑暗，而且最擅於書寫一團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說出的意思假如不得體，還請大家，尤其請海嬰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難做人、做人難：除了血緣，魯迅幾乎不是你們的家人，他的聲譽，還有一代一代像我這樣的外人，永遠拿「魯迅」這個名字打攪你們全家。我這裡忽然想到海嬰先生書中提到的一件舊事，說是當年國難當頭，有人責難周作人先生為什麼不肯離開北京，他說，我要撫養一家人，並指著老太太說：「這是魯迅的母親呀！」聽那說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親。

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讀了，卻發笑，而且認真想了想：我倒是願意揣想海嬰的叔叔並沒惡意：當人家以「國事」威脅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魯迅的母親」——與國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麼重要，重要得已經在中國成為一個大符號，而撫養這符號的母親，的確可以是他辯稱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與海嬰父子交談，又聽了令飛的講演，這才清楚周家後人幾十年來的難處——魯迅的骨血，親子孫，如今對魯迅的後事沒有一點過問的權力，魯迅真的不再是周家人，一談魯迅，等於談國事，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早就被霸佔，被百分之百地「國有化」了。

扯遠了。請海嬰父子原諒。現在我來說我的話題：「魯迅與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國事，是我們都要遭遇的事。

魯迅先生全家福（夫人許廣平，兒子周海嬰）

（一）

魯迅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死》。過了一個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這篇質樸的隨筆擱在今古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學中，也是絕品，而其中遺囑的最後兩句，真不愧為堂堂魯迅，拿去和世界上種種著名的墓誌銘與臨終之言比比看，可謂獨領風騷。這兩句話，我們早知道的，就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我的問題是：我們果然知道魯迅先生什麼意思？為什麼說這兩句話么？當然，要是拿意識形態去解釋，拿魯迅的時代去核對，拿世俗的道德觀去譴責，幾句話就可以解釋——同時消解——這兩句話。我現在不想、也不能來給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這遺言要是給但丁讀到，伏爾泰讀到，拜倫讀到，尼采讀到，裴多菲讀到，薩特讀到，甚至給主張寬恕而終於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讀到，都會拿魯迅沒辦法；我們的曹孟德、李太白、蘇軾、李贄之流要是讀到了，也會無可奈何，擊節讚賞。總之，但凡果真看破人類，看透死亡的人，都會拿這兩句話沒辦法。為什麼呢？這是不該追究、不容辯說、不可就事論事的話。我知道，這兩句話是許多討厭的「好人」們討厭魯迅、非難魯迅的證據和話柄——為什麼不寬容呀，為什麼主張怨恨呀，為什麼心胸狹窄，不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聽到這類意思，心裡就想：

好吧，你們去怨恨去。

因為這兩句話，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懷疑論者的老前輩，那位法國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兩句和魯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卻可以彼此映照的話——「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 這是魯迅遺囑中另一段話。而正宗歐洲人蒙田先生臨終，到底屈服了他所懷疑的宗教，請來教士，做彌撒，還留下兩句可敬可憐的老實話：

我的腦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蓋不聽話。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將近三百年前的歐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國人；一個說：「我的膝蓋不聽話」，一個說：「我一個都不寬恕」，這不是很有意思嗎？只是蒙田這話是在他死床上說的呢，還是像魯迅那樣事先寫好在那裡，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讀到魯迅這兩句話，他的腦袋會怎樣想。

在魯迅虛構的小說中，許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則寫到許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說，世上太多了，中國當代新文學的時髦之一，就是動轍將主角置於死地。可是談論死亡，則在現代中國，我不知道還有誰寫得比魯迅先生更好看、更雋永、更耐讀——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類，而一旦寫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盡俗套：或嬌飾，或誇張，或濫情，極容易流入淺薄，以至輕佻。誠然，寫他人的死，容易感動自己，甚而為他人所感動，其實就文章論，再是難寫不過，因為心態畢露，更因為追記死者，是對於寫作的嚴厲的考驗。你與死者怎樣情深誼長，你怎樣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會漏自己的底——小範圍看，譬如我們文藝圈內幾十年來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幾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讀不下去，讀下去，也不能怎樣感動，頂多是得知一點死者不死便難以知道的故實，與死者，與文章的美，並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經典，不去說了。近百年來凡哀悼與紀念的篇章，具有文學的大價值，值得一再一再傳誦者，我願武斷地說，幾乎全在魯迅名下——莫非這是魯迅的命？

我平日閑讀魯迅的文章，不免發現應時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憊、略顯潦草的篇幅，可是寫到死亡，魯迅便即文思泉湧，大見筆力，大顯骨子，這不單是說人格的力量，更是駕馭文學的力量。我每讀他的哀悼文章，欣賞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剋制、他的質樸、他的語氣的「平」——《紀念劉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給我們的意識形態濫用至今，單就文章論，卻是一路寫著，激昂上去了，平下來，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來。到了紀念柔石他們，語調蒼老，無以復加。聽說柔石身中十彈，魯迅只用了四個字：「原來如此」。而明明是在紀念，卻說是「為了忘卻」，以文筆論，何其高明，以身世論，卻是平白的老實話——我這裡也來補一句實話：近時讀到一種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們是究竟怎樣被告密而喪命的，一讀之下，我立即想到魯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會說不出話。

（二）

但我今天要說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說的，實在是魯迅與死亡的關係。魯迅的角角落落，七十年來被幾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約都講過、講完了，我不曉得這個題目是否有人早就說起過，如果有，便算我無知——直白地講，這題目，就是魯迅的生前與身後，許多位與他親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於非命，死得好慘，用文雅的說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擬定一份魯迅身邊的死亡名單，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確，敬請專家指正：

魯迅的父親（不到40歲，死於病）

范愛農（30多歲，死於溺水）

陶元慶（30歲上下，死於急病）

陳師曾（41歲，死於急病）

劉和珍（20歲出頭，死於鎮壓）

韋素園（30多歲，死於肺癆）

肖紅（30多歲，死於肺癆）

柔石（30歲，死於死刑）

瞿秋白（38歲，死於死刑）

楊杏佛（50歲上下，死於謀殺）

郁達夫（50歲上下，死於謀殺）

許壽裳（65歲，死於謀殺）

陳儀（60歲上下，死於死刑）

鄭振鐸（不到60歲，死於空難）

周作人（80多歲，死於迫害）

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魯迅的命？是誰在算這命？如果說太迷信，我們或者可以改稱為無情的象徵，那麼，環繞魯迅周圍的死亡象徵什麼？為什麼是象徵？

我沒有答案。以我對歷史的茫然無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歷史人物，有幾位的命運，是會使他周圍的若干人，或者因為他，或者不因為他，而死於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澤東，還有畢加索。大家知道，毛潤之的親屬，六位死於革命，包括長子，後來，還應該加上他的夫人。畢加索，則死前說過一句大不詳的話，他說：「我的死將如海難，周圍的小船為之沉沒。」結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殺，一位兒子以車禍自殺，第四位情人死於瘋人院，最後一位夫人在畢加索大型回顧展開幕前夜，舉槍自殺。

我們考察亂世，或者相信傳統所謂「命凶」之類迷信，便發現總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斷承受親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畫友持續為父母與三個兄弟辦喪事，直到他孤零零一個人活。不用說，在戰爭年代，在某種職業如軍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頻頻承受他人與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黃埔軍人，親身參加抗戰與內戰，目擊太多死亡，從不談起戰爭；我在紐約認識一位猶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幾十位親人，全部死於納粹集中營——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類似的個案多不多？倘若在亂世，是否也能找出幾位有過類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懷疑今天所講，能不能成為一個話題？

現成的答案不能說服我。譬如當時的統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慘遭殺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魯迅與他周圍的死者，並直覺其中還有未被說出的真實——或「非真實」——我讀書太少，非要申說追究，我們需要統計與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許不少人周圍都有一份死亡名單吧？譬如，將範圍縮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沒有類似的例？就我所知，陳獨秀的兩位公子死於死刑，郭沫若的長子文革中被迫跳樓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適之、劉半農、林語堂、錢玄同、馬幼魚、沈兼士、孫伏園、徐志摹、謝冰心、陳西瀅……在這長串名單中，我很想知道，他們中有沒有哪位像魯迅先生那樣，持續得知同學、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現在我們來詳細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說死因：15人中，魯迅的父親、陶元慶、陳師曾、韋素園、蕭紅這五位，因病夭折，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見。其餘十位，則個個屬於非正常死亡：

范愛農的溺死，據魯迅揣測，是自殺。劉和珍，典型的死於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槍斃，其死罪，當時屬於「謀亂」，正面的說法是光榮就義，中性的說法，是死於政治鬥爭。

另三位死於謀殺：揚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說了，郁達夫的死也著名，不說了；少被說起的是許壽裳老先生，他於1946年赴台灣大學任教，因計劃寫作魯迅傳，為當局所忌，於1948年遭遇暗殺。我在紐約讀到一份相關資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殺者砍破頭顱。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與魯迅有直接牽連者。

陳儀則身為國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灣省省長，直接負責二二八鎮壓，後調任浙江省省長，1949年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信心，意圖勸湯恩伯轉變，事泄，以謀反罪被槍斃。山東畫報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專文述及，並附死刑照片，只見陳儀身體胖大，西裝革履，若無其事，沒有捆綁或手銬，相關記述中也說他臨刑鎮定，被特許獨自清理文件，交代後事。

最後兩位，鄭振鐸遭遇空難，亦屬死於非命，周作人的死，則應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壽則多辱」，被紅衛兵折磨而死。

再說這些死者與魯迅的關係：

15位死者中，兩位是魯迅的血親，即父親與二弟。童年喪父對魯迅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喪父或喪母，或喪雙親。手邊沒有資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適、高爾基、托爾斯泰、海明威，羅蘭·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魯迅當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發生，必有大感慨。

范愛農，魯迅早年的同學與摯友，魯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詩。以我的偏見，《范愛農》一文，妙不可言，純就文學價值論，尤甚於他紀念劉和珍與柔石的文字。

陳師曾，畫家，陳寅恪的哥哥，與魯迅是留日同學，回國後同在教育部任職。魯迅一生多有畫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陳師曾，日後出版《北平箋譜》，還寫到陳師曾對於美術的貢獻。陳是齊白石最早的識賞者，將他的畫攜去日本展覽銷售，被齊白石視為恩人。

陶元慶，魯迅小說集的封面設計者，魯迅最為傳神的兩件肖像，我以為一是司徒喬先生畫的遺像，一幅，便是陶元慶的木炭筆肖像。陶君死後，魯迅自出三百大洋為之購置墳墓，情誼非同一般。

劉和珍的死，因魯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慘案的其他亡靈顯得次要——這是文學的詭譎，也是死者與生者的關係的詭譎，下面還會說到。不過近年有文論說劉和珍是魯迅的暗戀者，我以為是好事之論，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魯迅痛悼的理由。

韋素園、蕭紅是魯迅著名的忘年交。對前者的死，魯迅紀念專文中出現少見的哀惋。後者的死，魯迅不知道，以他晚歲與二蕭近於親昵的交往，可知對蕭紅的識賞與歡喜。

柔石與瞿秋白之死於魯迅刺激之深，不必說了。歷來，魯迅與瞿秋白關係被塗了太濃的革命油漆，瞿秋白臨刑前的《多餘的話》，才是他，也是共產運動史真正重要的文獻。在另一面，則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畢竟有限，與魯迅不配的，而魯迅寂寞，要朋友。這兩位江南人半夜談革命，和當時職業革命家是兩類人格、兩種談法、兩個層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談了什麼，又是怎樣談——我所注意的是，魯迅與他這位「知己者」都不曾夢到身後雙雙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圍，並雙雙擁有闊氣的墳墓，一在南，一在北，結果八寶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間被砸毀——兩座墓的命運，也可窺見兩位「知己」的真關係。

楊杏佛的死不見於魯迅專文，或者如他所說，平輩死亡總不如晚輩的死那麼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殺徑赴悼唁的細節，反倒比楊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於魯迅生前。以下幾位，則死在魯迅身後，為什麼也要說呢？因為他們與魯迅生前的關係，以及在魯迅死後的結局，同樣構成環繞魯迅的死亡圖景。

郁達夫，是「創造社」中唯一一位與魯迅熟膩無間，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於外國侵略者之手，結局之凶，猶甚於魯迅生前所目擊的朋友的死亡。

許壽裳與魯迅的終生情誼，超越老同學關係。在古代，是要樹碑立傳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傳。魯迅死，多少人以守護魯迅為終生職志，忠厚耿介如許壽裳，是唯一為此喪命的人。

鄭振鐸與魯迅的友誼比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於空難，畢竟可惜。

值得一說的是陳儀。假如我沒記錯，他是魯迅留日同學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最高者。魯迅與他什麼關係呢？在日本，許壽裳、陳儀兩兄弟是和魯迅極要好的同學。魯迅晚年生氣時，常會說：「我去找陳儀當營混子去！」若交誼不深，他斷然不會講這種話。魯迅通信集不見兩人的書信，以陳儀准國民黨官方身份而不見於魯迅研究資料，並不奇怪。如有學者熟悉此人，我極願請教，有他在，魯迅交友錄才能比較地非政治化，對於認識民國年間人物關係的真相，多有助益。

這15位死者，除了至親，分別是魯迅的老友、摯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鎮壓，被槍斃，被謀殺的暴死者，竟多達7位，這種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經歷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創痛。而魯迅朋友死於死刑的人數其實還可加上4位：譬如與魯迅緣分較淺、同柔石一起遇害的殷夫、馮鏗，譬如他從未謀面，卻將死牢里寫成的遺作輾轉託付給魯迅的方誌敏。論到五四戰友，我們不該忘記死於絞刑的李大釗。

最後，催促魯迅寫小說最「著力」而晚景凄涼、貧病而死的陳獨秀，生前也和魯迅有過超越友誼之上的歷史關係。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結論是什麼？沒有結論。我不做魯迅研究，只是喜歡說起他。去年我說「他好看、他好玩」，雖是恭恭敬敬心裡話，畢竟語出偏鋒，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調子忽然暗下來，什麼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那麼，魯迅的命題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從以上這份死亡名單和魯迅先生關於死亡的態度，我們來看看他的死亡觀。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價值或意義，早有教科書不容質疑的定論在。我討厭一切定論，我歡喜的是魯迅這個人。我常想，我們活在教科書中活得太久了，而魯迅先生死在教科書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總是被我們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與教科書分離，討還我作為讀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將這私人性還給魯迅，使他如任何單一的生命那樣，無辜一些。

什麼叫做無辜？我願想像魯迅在某一個下午忽然聞知又一位良友的死：這便是一個人格外無辜的一刻。魯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沒有理由像專事死亡事業的人那樣，隨時準備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兇險，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順序中，並不事先知道誰會死，怎樣死法，誰是下一位。今天海嬰先生健在，他當年便是一位小小的無辜者：從他出生到七歲，他完全不知道樓下父親房間里傳來什麼凶信：他兩歲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槍斃；他五歲那年，瞿秋白在樓下廂房裡躲藏過，不久也給拉出去槍斃；許壽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結果腦袋給砍得裂開來……。

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魯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論，那也是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相對穩定的十年，但其間是魯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難。這些周家的家事，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歷史，但我們要分清楚：教科書不等於歷史。

沒有人能夠還原歷史，但我要自己閱讀它：以下陳述與教科書多有重合，我來一路試著分分開。

譬如，為什麼這些鬼魂與魯迅老是有關係？依照教科書的解釋，是他活在危險的年代。是的，魯迅時代的世道兇險，今日青年極難想像，而那時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擾動國家，以至文人的危險，猶甚於今天的武人。而教科書不會說：危險與危險者從來是雙向的：魯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軍閥、國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別視為危險。當時與魯迅往來如瞿秋白、柔石、陳庚、馮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話，不存貶義，便是標準的亡命之徒。

所以魯迅自己就是個危險者。教科書告訴我們：魯迅生前長期被國民政府列為通緝犯，被各種思想與勢力視為危險。但教科書訓條從來是單向的，大家不要忘記：直到今天，魯迅仍然是個危險的人物。我們只要看看追隨魯迅的青年：胡風、馮雪峰、蕭軍、川島、聶甘弩……雖然沒有被槍殺，但個個恨恨而死，不得好活，只是魯迅要能活轉來寫寫他們，他必須為學生們的這種活法與死因，尋找別的說法。

這些魯迅後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說的意思仍然不是這些。

魯迅的早歲、中年與晚期，分別歷經清政府、軍閥執政府與國民政府。實在說，他不是這三路政權的天敵：他是晚清官費的海歸派，是民國初年的教育部官員，後來走開單幹，靠近左翼，一如胡適的歸屬右翼；魯迅的書被國民黨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胡適的書被新中國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不論怎麼說，這兩位五四人物終究不過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從最高道德看，則魯迅之為魯迅，乃因他天生是個異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異端。異端，是順逆兩面、左右兩派，甚至在自己的陣營中都不討好的人。史料證明：魯迅與左翼，胡適與右翼，均持續發生深刻的矛盾。而魯迅較之於胡適，尤為異端。

異端是什麼？不是唱反調、不是出偏鋒，不是走極端，要我說，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魯迅的不苟同，是不管舊朝新政、左右中間，他都有不同的說法和立場，而教科書單撿他左傾的言論；魯迅的大慈悲，說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殺人，而教科書單說他死難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魯迅對歷屆政權從希冀、失望而絕望，從歡欣、參與而背棄，就為他異端。而魯迅的大誠懇，是他能超越不苟同與大慈悲，時常成為他自己的異端。

我們看見，在政權與死者兩面，魯迅一則咒罵，一則哀鳴，一面叫囂復仇，一面又洞見虛空，他所驚怵者，不是屠殺，而是死亡。為什麼呢？因為他所見證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權更替，個個成為準烈士，但他發現死神並不區分不同時期、不同政權、不同原因的屠殺。我們若是細讀魯迅談及的死亡——從秋瑾、鄒容到徐錫磷，從劉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責、熱諷，以至無詞。他痛惜人命無價，看破赴死不值；他從不書寫就義的光榮，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說過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話：「肩起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裡去！」文句是漂亮極了，可是說這話時，柔石他們都還小，結果長大了，半夜拉出去給槍斃。

魯迅害怕嗎？非常害怕，又非常不害怕——教科書一再標榜魯迅大無畏，可魯迅分明沒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樣，殊死抗爭，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驚駭與恐懼：早在軍閥時期，他就竭力呼籲不要請願，不要去送死；廣州清黨時，他驚呼一輩子沒見這麼殺人，自稱「嚇得說不出話」；白色恐怖時，則每遇凶兆就逃亡。這是魯迅怯懦么？當然不是。魯迅的大無畏——我要說，同時也是他的大無辜——是他越過時局，繞過時政，直接追問面無表情的死神。

什麼是死神？死神就是消失、烏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講是非，不問對錯，不是閻羅王，不是上帝，不是命運，也不是哲學，死神，可能是這一切的總和，也是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說，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屍——羅蘭·巴特有一次講演完畢，一位學生輕蔑地質問他：「死亡被你說得那麼單調？！」巴特的講演說些什麼，我不得知，但我從晚期的魯迅那裡得知，他看破種種死亡的辯護，試圖擺脫死亡被賦予的一切詩意。

死，革命的說法是「犧牲」、是應該，所以標榜死亡，指為「獻身」，以之宣傳；死，統治的說法是「平亂」，也是應該，所以為殺戮正名，或苦於隱瞞。魯迅是這兩種死亡觀的大異端——他疾惡如仇，而心腸太軟，他顧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兩邊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辯，也不肯為死者化妝。在略微平靜的時刻，他常以歷史的體貼，指著統治方，給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評析他們致命的誤會：在他晚期的《虐殺》、《隔膜》與《買『小學大全』記》等雜文中，他細數歷史具體而微的禍端、言之有理的殺戮，給古往今來種種死亡的名目與鬼魂賦予近乎滑稽的悲慘，甚於悲慘的滑稽——這是魯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淺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

歷來的統治者，從未失敗。

魯迅喜歡宣稱失敗。除了早歲剪去辮子的大快樂，我不記得他曾欣然寫到過勝利的嚮往與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卻從來不肯錯過：書寫死亡，說穿了，正是魯迅的靈感與快感。從中國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們很難找出一位作家像魯迅那樣，一再一再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魯迅自己知道嗎：那是他的美學。

我酷愛魯迅的美學，可是這直書死亡的美學教會我：美學不是現實——我總想悄悄詰問魯迅：他的時代的現實，果真這麼糟糕、黑暗，除了血腥還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後，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時代么？

七十年過去了，來回看看，我們理應成熟而同意道：沒有一個時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歷來的政權誇示太平，並誇張敵黨的危險——魯迅也可能涉嫌誇張了。以他罕見的資質：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學的敏感，魯迅一路搜尋並言說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們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夠給出的答案中——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還是歷史的——我仍然不能確定：究竟是魯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這許多血腥的命題？還是千百年來運行不息的血腥命題忽然遭遇了他？

這是彼此選擇、彼此凝視、彼此周旋的關係：在魯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學的痛點，美學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則既有這麼一位敢於觸問天機，貿然與死神對帳的人，那就持續襲擊這個異端，奪取他周圍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給他靈感，看他怎樣。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誇張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終其生，魯迅反反覆復糾纏於死刑之念——青年時代遭遇秋瑾與徐錫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課；目擊死刑的圍觀，棄醫從文，又是死刑的一課。當晚期魯迅的青年朋友接連死於死刑，死刑，早就是魯迅欣然囑目的圖景。

而魯迅書寫死亡的風格，一開始便即毒辣而透闢，筆法簡駭，不動聲色，決不為死者說句軟話，彷彿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魯迅筆下不過是一枚人血饅頭；阿Q死到臨頭，魯迅引我們笑他畫不像死刑簽紙上的圓圈；眉間尺的復仇過程也可算是死刑的執行，寫人頭砍落，惜墨如金，連文字都飛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鍋里三顆腦袋的追逐廝殺，寫來神采飛揚——他自己說「故事新編」多是遊戲之作，並非謙抑，因「遊戲」一詞未見得貶義，而他深味筆墨的快感，只不便明說而已。

魯迅研究者應該搜索魯迅雜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詞語及意像：殺頭、剝皮、斬決、裊首、示眾、萬人爭睹，麻木的圍觀……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處於前現代文明，有如扮相濃重的古裝劇，聳動視聽。我可恨讀書太少，法國大革命時期斷頭台天天忙碌，文學家怎樣看？怎麼寫？與魯迅關於死刑的言說相比附，將會有怎樣的異同與啟示？而魯迅要是讀到福柯同志關於刑罰的史學，將有怎樣的回應？

當早年的死刑記憶搜羅殆盡，魯迅經常借取報端新聞中關於酷刑與死刑的報道，「立此存照」，發為文章，評述的語氣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產黨員的遇難——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樣用詞嚴冷，不動聲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憑藉間接的消息，魯迅靠得是想像與內心的劇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像，並超乎想像——當砍頭進化到槍決，個別判罪擴大為公開的鎮壓，而遊街示眾改為秘密處死，魯迅從橫遭暴死的學生、朋友和知己那裡，始得領教什麼叫做死神。

這時，魯迅發現小說已不能承受死亡，從此開始直接書寫有名有姓的死。他以死訊的刺激換取書寫的快感，又以這快感，卸脫死訊的創痛，好比自製毒品，自己用。日常調侃中，死刑之念也給他引來輕微的興奮，在一封閑談的信中他勸對方不要在意某本書無法出版，他寫道，這總要比「子彈穿過腦袋」好得多了。而以調皮的口氣講述殘酷，從來是魯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認遊街示眾、裊首圍觀，並非如他早歲蓄意攻擊的那般殘酷。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見，他發現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論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無名與「寂寞」。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悶在心裡，不敢說，不敢寫，更不敢發表。未被書寫的死亡豈不等於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能進入文學——魯迅與死亡的真關係，追究下去，其實是死亡與文學的關係。

文學能夠承載多少死亡？不入文學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說不過來，近世，隨舉二例：我的祖父在國民黨軍中曾有一支湖南友軍在解放前夕因叛變事敗，數百人就地解決，連夜活埋；沈從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時親眼目擊五千名湘軍被疑為叛亂，集體處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種角度描述少年時代目擊殺人，好比家常便飯……這些事告訴魯迅，他會驚駭么？

可能會，可能不會。魯迅飽讀古籍，是從歷史中刻意解讀死亡的人。他的解讀總歸同時兼有兩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驚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選擇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條性命！他人激憤慷慨，他卻慘笑，彷彿說：從來如此，我早就告訴你們——我因此總想對魯迅說：除了不死的文學價值，他的亡友們恐怕並不像他高貴優美的悼念那樣，果真被賦予難以磨滅、難以逓奪的意義，他們只是有幸認識魯迅。歷來的烈士與冤鬼，何止千萬，僅這幾位，一死之後，有魯迅給他們寫寫文章，留在紙面上。在紀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魯迅寫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他說對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說錯了，因為被不斷說起的其實是他的文章與文筆，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種可見的價值，即換取魯迅的文章。

魯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寫文章這回事。到了筆寫，已是末路，這是他常說的話。他又以「墳」命名他的書，對自己的文章既顧惜，又達觀，與他對死的認知，如出一轍，因他洞見文章與性命同樣，終不免一死。他寫道：

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壠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塵，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寫下這些時，魯迅想必得意，得意於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換取的這些文章，又換取了什麼？

斯賓格勒曾經說：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學會將俄羅斯引向過去，引向東正教；托爾斯泰的文學導致革命，與社會主義。假如我們同意這樣的意思，那麼回看中國，譬如，胡適的主張可能引向至今未見端倪的民主，魯迅的文學則天然地襄助革命。為什麼呢？前面說了：革命頌揚「犧牲」。近世中國，有誰比魯迅呈現過更為精彩的死亡文獻？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當然地，在他身後，他的文章乃成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禮，他的姓名，乃成為革命的人質與祭品。

有幸而不幸，魯迅與托爾斯泰均死在本國革命的勝利之前。這兩位異端都應了魯迅說過的話：「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此後的俄國，誰再敢寫信勸皇帝：「你悔改吧」；此後的中國，誰還能出面津津樂道談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後，便要說到魯迅自己的死。

（五）

魯迅之死，因為病，也因為難以企及的任性。他長期沉溺於毀損健康的作息，拒絕休息，不肯療養。他不是尋常意義的利他主義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確曾試著活下去，像一位人子與人父，同時存心熬乾性命，朝死路走。晚期，關於他的亡友，還有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話已說盡，於是便有那篇關於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這樣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說「我也不知道。」

語氣平靜，彷彿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跡象種種簡直索性是將自己弄到死：他顯然願意死於成熟透頂的絕望，死於大膽的自棄。

魯迅死了。我們沒有理由為他傷感。論死因，那是當時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論壽命，雖不長，不能算是夭折；論迷信，隕歿過程不及兩天，痛苦有限，誠屬善終，是民間輿論的「好死」；論家族，則周家七十年來子翤興旺，兒孫滿堂，所以論「命」，魯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犧牲者及他身後幾代文人的各種死法，簡直天差地別。

魯迅的葬禮，雖非國葬，猶勝於國葬，此後三易其墓，世紀以來中國文人的葬禮與光榮，無人望其項背。七十年來，魯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話題，但魯迅配得上當年的葬禮與哀榮——近來我翻閱孔另鏡的女公子編寫的圖文集《痛別魯迅》，才知道當天抬送遺體下樓的是租界殯葬館的外國人，才知道十幾位扶棺的文學青年當時事後，爭執不休……我凝視這個人的葬禮，又想到死神與他的關係。

死神寬待魯迅，給他好好的死，也總算送走了中國地面上這位糾纏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魯迅，一如魯迅了解死神。但人間了解魯迅么？覆蓋魯迅遺體的大旗幟寫著「民族魂」，真是大誤會、大諷刺。單說死亡命題，這個民族喜歡思考、談論嗎？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著便好，何必要去說——魯迅是這民族的大異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魯迅知道身後將迎來大諷刺，所以他決絕——「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這是他遺囑中最先想到的話。他是「魯迅」呀——此刻，我又想到當年周作人的話——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紀念？魯迅偏這樣說，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偉大的「嗔」。在與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說他與世人世事的種種不和解。「由他們怨恨去吧，我一個都不寬恕」，看來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後念及的還是他厭惡的人。

那是廣義的厭惡，廣義的決絕，是對人世無話可說的愛。在我讀過的臨終之言中，格外心儀西班牙導演布努艾爾的話，大意是說：死便罷了，但最好每年讓他從墳墓里溜出來，買幾份報紙帶回去，看看人類在他不在的時候又幹了些什麼卑鄙愚蠢的事。說了這話，布努艾爾還沒忘帶一句，說他痛恨報紙與媒體。

少年時讀戈寶權編譯的《普希金文集》，說到詩人死前過著近於自暴自棄的宮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讀者愛著他，敬重他，在他出殯的日子，人們從四面八方涌過來，守候他的靈柩——七十年前，魯迅叨念那些怨恨他的人，扔下幾句話，「一瞑之後」，成千上萬的人圍攏來，給他鞠躬，與他永別。葬禮的回憶錄寫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歲，一瘸一瘸走到魯迅遺體前，站著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魯迅呢？此後新中國茫茫人海中，這孩子在哪裡？

冷看死者身後的人間相，魯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論；而揣度自己死後的情狀，魯迅卻也究竟說過軟話的，然而還是他一貫的頑皮相。在《阿金》這篇短文中，他忽兒筆鋒一轉，談到他死後：

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得起同鄉會。

夾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詞語中，這是順口一句玩笑話，然而有深意——國民黨檢查機關特意刪去這段話，因政權最怕的是聚眾——那麼，我所謂的「深意」是指什麼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鄉會。七十年來，我們開了多少大大小小魯迅紀念會與研討會——劉和珍在哪裡？柔石在哪裡？瞿秋白在哪裡？他們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魯迅的文章，如今誰還認真說起這些被子彈穿過腦袋的人。

這篇講演已經太長了。我們開這些會，紀念魯迅的什麼呢？去年在魯迅紀念館講，我只怕老先生從隔壁故居走過來；在今天的會場，在空中，魯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們，當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當我說魯迅「好看、好玩」，會不會涉嫌誇張？此刻艱難地陳述他與死亡的關係，是不是亦屬強詞奪理？

最後，仿照魯迅的說法：我謹「發願」——將死亡還給死亡，將魯迅還給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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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 血煤上的青苔

• 芸芸眾生，微小如螻蟻者眾。在陝西八仙鎮，有一群「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床單收斂起來的人」，他們有「千百次想到死」，卻依然活了下來。

圖說：礦工的墓地分散在山間地頭，有些就砌在地坎里，沒有墓碑，難於辨別。在過去二十多年裡，這裡兩代人出外挖煤，歸鄉的卻往往是殘軀或屍首。薛高運的墓是在所有礦工中埋得最深遠的，一直到了二道溝盡頭，似乎在這樣的深處才真正找到了安寧。他80多歲的父親住在下面不遠，燒柴火，靠著兒子的賠款生活，鐵罐里的面面飯，不論是外觀還是口味，都和狗糧難以區別。

文/袁凌 本文首發於《Lens》雜誌2012年5月刊

王多權家的窗戶閉著，窗外幾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飄落，正和17年來這間屋子裡的時間流逝一樣。

從西安出發，穿過亞洲第二長的秦嶺隧道，從安康上游的漢江水庫入口，順嵐河上行200多公里，一直往深處走，到達八仙鎮。如果你以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錯了，到王多權的家還得往裡再走一段。

他家在豹溪溝頂頭自生橋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頭的一家。別的礦工也和他一樣深藏著。

他們都是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床單收斂起來的人。

熬是第一項，就像製糖

17年前，王多權在山西礦洞里遭遇了一個人的礦難，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經被逾噸重的煤塊切斷。離開現場之後，他的人生被固定在了這間土屋的床鋪上。

這是一個被消音的過程。沒有鏡頭的聚焦，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搶險的場面，沒有怒斥和追責，甚至沒有溫床一樣的腐敗，自然，也沒有總理嚴令之下統一標準的賠償。

王多權在表哥的黑口子（方言，指非法小煤窯）上幹活，尚在賠本的表哥給了2萬塊錢，到家已經不剩下什麼了。那是一個人命行情和現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價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況，對一個廢殘的礦工來說，活著的成本是他看不到頭的一個天文數字。

他讓母親買安眠藥，說是失眠。母親到鎮上的藥店，醫生問了情形，告訴她兒子要的不是一時的睡眠。母親開始提防，不讓房子里出現帶刃的東西，牆上老化的電線使她憂心忡忡。

王多權對母親說，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條路。

即使只是用這條床單，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齒，也能夠自殺，這是王多權想好的。但是活下來卻沒有這麼多條路。王多權想到了家裡的一樣土產——麻糖。糖是熬出來的，就和癱瘓在床上的後半生一樣。前半生只有20年，王多權上了初中，燒了兩年木炭，談了對象，雖苦猶甜；後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嘗到一絲苦中的甜味。

家裡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權也就一年年熬了下來。

對於在礦難中「不幸」存活下來的礦工們來說，所有生存要訣里，熬是第一項。

一場啞炮爆炸事故後，竹園溝的鄒樹禮在山西醫院的病床上，熬過了最初的黑暗時期。完全的黑暗，連常人蒙上眼睛在黑暗裡能看到的光的斑點也沒有，像是從下井時的罐籠中不慎摔落，墜入一個永遠也墜不到底的礦洞。最初一個月，他總想摸索著下床，越過病房裡另外一張床鋪，攀上窗檯然後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墜毀了，像用力扔下一隻熱水瓶。

時間，只有時間，把黑暗熬煉得可以接受一些。讓別的感覺生長出來。

熬制的過程太長，不是每個人都能熬過來。

在八仙鎮街一間不起眼的卷閘門裡，楊波已經在一張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時間，並沒有讓世事好轉一些。小時候因為一場腦膜炎啞巴的楊波，無法對侍候的母親表達他的焦躁，只能使勁抽煙和喝水。「心裡火上來了，一夜要喝一電壺。」母親秦萬美說。

楊波的腰眼上長了四個兩寸寬、四寸長的褥瘡。雙腿變成了非洲難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兩根骨頭，和王多權或其他夥伴的一樣。

或許，正是因為對下身毫無感覺，使他們敢於把這樣的痛苦承擔下來。虼蚤河的黃國林掀起被子，讓我們看他大腿上的瘡口，已經深到骨頭，塞著一坨衛生紙。「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問。我更多是被那股惡臭震住了。「肛門爛完了。」他說。

王多權曾說，17年來，有千百次想到死。「但現在已經熬了這麼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剛回家的時候，因為胃壞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進，家裡給王多權買好了棺材，「沖一衝」。棺材進門之後，王多權的胃竟意外地好了起來，似乎在死亡門檻前打了個激靈，把邁過去的一條腿生生收了回來，不管以後還能走多遠。

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在竹園溝緊靠山坡一間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雙腿的劉光友一個人躺著，表兄三年前在這張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頂中壓斷了尿管，身上沒有乾的時候。他雖然有雙腿，卻羨慕劉光友能坐在輪胎底子上，跟別的單身漢玩牌。擺脫不了的尿騷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氣。

針腳編織時間，大路邊留著濕潤

高章平在雙河口大路邊過了八年，之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補償款的最後1000元蓋的。那時卧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機，母親已經衰老得不能繼續弄來柴水養活他，他會像一條擱淺的船，在山頂上遇難，還捎上母親。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學習康復，拉伸上身已經萎縮的筋脈，直到能夠坐輪椅。這是一個疼痛被極度拉長了的過程，高章平一個人完成了。但是坐著輪椅在山上幹不了什麼。高章平向村委申請批一塊地基，自己住到大路邊上，做點小學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顧。村裡批給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來之後，小學校撤併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塊，漲到後來的一年1000元、1400元、2400元，到去年的每月250元。一條河能養活一河人，一滴水能養活一朵苔蘚。高章平用兩張鈔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燒天然氣省煤塊，用便宜五分錢的價格買米面，還出煙錢請人種了一個小菜園，拔菜時請過路人幫忙。

坐在輪椅上，高章平打理著一個正常人都可能不會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飯，用大盆架在磚頭上洗衣服，在籬笆上晾乾，生爐子燒水，上下床，上廁所。廁所是大路邊最乾淨的，便槽用一塊石板蓋住。

大小便永遠是最困難的事情。多年來高章平學會了掌握大便的時間，像所有長期卧床或坐輪椅的人一樣，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終究不怎麼能控制，只能記著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帶著一個導尿管，外人看不到這個導尿管。小屋裡有洗衣服的芬芳，雖然只是廉價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籬笆上的衣物也曬出了好聞的味兒。春天來時，這間河岸上的小屋氣息會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園裡和路旁開起來，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權不能像高章平坐輪椅上廁所，但他把握住體內一種特殊的感覺，得知大便的時間，能夠自己收拾。自從小學撤併，母親帶著小侄女去鎮上陪讀，父親在地里奔命，他必須學會自理。他用雙手把自己萎縮的下肢翻過來，像少年時在山上炭窯里翻弄燒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嚴的門檻，那些絕望了的難友正是倒在了門檻外面。但過了檻，並不意味著成功。躺倒之後被無限拉長的歲月，僅憑熬，終究是熬不到頭的。床頭電視機或者收音機的所有節目接起來，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長度。如果一個殘疾礦工多少還有類似正常人的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闢蹊徑，遵循了一種持之以恆的靈感。

最初幾年，母親常陪在王多權床邊納鞋底，卧床三年之後，王多權開始學針線。起頭是給賴在床頭陪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雙小鞋墊，然後是鞋子，再一步開始贈送親戚。王多權在上學時納過鋪蓋，縫過扣眼，他的針線活兒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纏枝花卉，隨著在這張床上的歲月層疊，在他的想像中和針腳下變得越來越繁複，超出了母親和普通針線活計的程度。王的鞋墊開始有人買，從做工簡單的幾塊錢一雙，逐漸上升到幾十塊，直至賣出100塊錢一雙的「天價」。

從去年開始，鞋墊的面積又容納不下王多權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積更大，綉功更加複雜的十字綉。眼下王多權的床頭上方懸著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綉，內容是「家和萬事興」，床里還收著一幅成品，上面是大朵簇擁的富態花朵，大約是花開富貴。開始十字綉之後，王多權很快入了迷。「晚上七八點開始，做七八個小時。白天12點做到下午5點。」他並沒有給自己規定工時，但總是在一針一腳中織出又同時忘掉了時間。

和牆上與小侄女合畫的水彩相似，這些刺繡依照的針腳圖案與市面上沒什麼兩樣，但放在這間小屋裡，就似乎有了別樣氣質。就像陰坡的竹園溝，向陽的土地曬化了的日子，溝里還積著有些變成藍色的雪，溝里多數的年輕人是單身漢，似乎在堅持著什麼。

沒有人確切知道，鄒樹禮堅持的是什麼。回到竹園溝以後，鄒樹禮用19年時間，一點一點學會了從家務到坡上的農活，直到完全恢復失明以前的勞力。他的上坡時間是晚上11點鐘，這大約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燈的時間。夜晚不會增加他眼前的黑暗，寂靜使他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覺更真實。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點，當露珠渾圓成型、最勤快的鄰居起床的時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12點再出坡，做到下午5點鐘。

貝克特說，世界是一條用七天時間趕製的蹩腳褲子。竹園溝的地形，正像是一條溪溝岔開的兩條褲腿。在長達16年的黑夜裡，鄒樹禮終於把這條褲子完全摸到了頭，有些地方比睜著眼時更明白。他種著四畝地和菜園，前幾年還喂著兩頭豬。養活自己之外，還補貼在鎮上開食堂的兒子。

在竹園溝的山坡上，不少搬遷的人家土地已經荒廢，鄒樹禮種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舊褲子上新鮮的補丁。

愛要加上罪，父親獻出了鮮血

秦萬美知道，兒子沒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鋼板的脊背爛出的洞，怎樣也填不起來。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進去，「還精綳一天，就照顧他一天」。以後的年月，則希望他的後人接得上。後人是眼下在上學前班的小孫子。

秦萬美讓媳婦承擔白天的照顧，把繁重的晚上留給自己。架子床頭連著兒子的床腳，床頭上安了一個小燈，方便一夜三次起床為兒子翻身。

在心裡，她並不只是在為眼下這個癱在床上的兒子翻動身體，還為著從前那個人見人愛的老三。「會撒網釣魚，會打槍。晚上拿大手電筒上山，金雞都躲在樹扒里，被他拿手電筒一照，就不動了，一槍一個。」

作為娘，她無法把這兩個兒子區分開，像鎮上有些年輕媳婦，一看人送回來不是好手好腳的了，就不認了，三兩年拖死，拿著補償款改嫁。

秦萬美覺得，同樣是啞巴的兒媳婦還沒跑的原因，是楊家當街的樓房，日常不斷線的零錢，和自己的百般維持。

父母與殘廢兒子之間的關聯，並不只是愛，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萬美在街上兩家小吃店義務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裡的豬。在醫院工作的大兒子覺得她沒事找事，秦萬美卻覺得這樣心裡暢快。今年秦萬美的腿里長了骨刺，她也沒覺得有多難受，倒像是更能體會到兒子脊背里的感覺。

獅坪村二道溝口的劉雲付，大兒子死於塌方，二兒子得了塵肺，劉雲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時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兒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車禍，落下腦震蕩。劉雲付是文化人，當過並村前的會計，但他逐漸認定自己屬狗，就得按照一條狗的命運生活，失去所有的後人。這樣想通了，劉雲付覺得心安。

相比之下，單純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鳥，在大難面前顯得單薄了些。自生橋的王禮敬40歲那年因為卷揚機事故雙大腿肢，在家裡過了六年，像個孩子一樣，時常由妻子背進背出。當著外人，妻子流淚說他「生不如死，死了還好些」，王禮敬沉默不語。

二道溝口院子的夥伴張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場冒頂中遇難，冉秀富的媳婦李小梅帶著兩個上小學的兒女和一筆欠賬，改嫁給張成友的小弟弟張成義。「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響。」冉的遺像也燒掉了，留在李小梅記憶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場里冉秀富修整過的遺容，「紅潤潤的，就像有喜色。」過年的時候，兩個孩子由繼父帶著去給生父上墳，李小梅不便在場。

王多權那年去山西是為了掙錢結婚，出事之後，未婚妻嫁給了王多權的弟弟。但因為家裡負擔太大，終究還是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權一樣人材出眾，不乏女孩子喜歡，但她們卻難以面對家裡一張床鋪的現實。

在她們之先，世界對這張床扭過了頭去。

王多權卧床之後，多年裡沒有辦到殘疾證，鎮民政科的人說，這個證沒有意義。汶川地震的時候，王多權給民政局寫信，要求捐獻鞋墊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領導上來了一趟，送給王多權一輛輪椅。

但王多權仍舊沒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為工齡補助，由往年的村幹部領取。一個鎮上的能人說，低保也是看能力。

石水溝夏秉強的兩個兒子先後在山西井下死去，一個兒子得病死亡，86歲的她自稱「所有親人都死乾淨了」。她也沒有低保。村上認為她大兒子六年前的事故趕上了好政策，賠的多。大兒媳婦劉厚碧說，那筆賠償都被兒子用來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糧，都只能靠她一個人在地里奔。

鄉人說，八仙鎮山高苦寒，土地養不活人，除了出門打工別無活路。李小梅的現任丈夫依舊在下礦，眼下輟學的兒子又進了銅川的煤窯，除了多囑咐兩句小心，她做不了更多的什麼。

煤改至今，很多人仍舊在老鄉、親屬開的黑口子里下礦，每年開春出去的人，總有一些沒有完整的回來，變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經。

每一條山坳里都埋著遇難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鋪上，都可能躺著慢性死亡的身體。人口不到3萬的八仙鎮，隱藏著上千座礦工的墳墓，和上百名殘廢的礦工。

他們的親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數目不少於前行的人群，卻像綿綿的青苔鋪地，沒有醒目的機會。

開春了，青苔無聲地修復著這個世界，但煤灰仍舊無處不在，滲進了遇難礦工們的骨灰里，鄒樹禮的臉上，和塵肺病人的胸中。已經看不出怵目的鮮血。沒有什麼比血更新鮮又易於陳舊的了。

但遠離礦難的現場，仍有地方在流血。

夏秉強的二兒媳在丈夫遇難後，跟著男人們一起抬石頭掙錢，因為個子矮，被順杠子滑下來的石頭壓死了。去年夏天，因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權的父親花費了整個春天，從河裡背沙和水泥上坡，一個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蓋的當天晚上，父親為從學校回來的母親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飯，突然說胸口發甜，似乎是提前嘗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著大口的血噴湧出來。王多權只能聽見小侄女驚慌的呼叫，和父親一聲聲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親喊人回來，父親已沒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圍，灑滿了最後的熱血，像一個礦難現場。

王多權感到，父親是把所有的血獻給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我必須活下去，一針一線地綉活路，為了這個家。」

附羅昌平手記：

我兄袁凌的人文金礦

羅昌平（《財經》雜誌原副主編，著有《遞罪》）

如果將袁凌的作品與我的作品分別放在一個天平的兩端，儘管我的數量可能更多，但天平一定會偏向於他，因他的文字更具含金量，更有歷史感。

這兩年編了不少他的稿子：《血煤上的青苔》，我哭了；《守夜人高華》，我哭了；《走出馬三家》，我沒哭，但雜誌哭了。

讓一個男人哭，你不要以為是多麼容易的事情。我至今能背得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為他們是殘廢者，是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被單收殮起來的人」；「遭遇了一個人的礦難……這是一個被消音的過程，沒有鏡頭的聚焦，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搶險的場面，沒有怒斥和追責」；「熬是第一項，就像製糖」。還有《守夜人高華》中的引題：「如同礦難事故表明的，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倒是《走出馬三家》，完全沒有這樣的句子，當事實足夠沉重，最平實的白描已經力透紙背。

第一次見他，是二零零四年年初的一天，在新京報舊址「光明頂」。他背著土色的包，頭髮很亂而且有些禿，一笑滿嘴露出不規則的牙。以這樣一個水電工形象，他可以自由出入各個政府大院。他是新京報核心報道部公認的「一哥」，不僅僅因為他貢獻了這張報紙的開篇調查《北京SARS後骨壞死患者調查》。但我不服，心想，「一哥」都是用來突破的。

但經過近十年努力，我承認自己在調查手法上可以接近他，但在文字上不可能追平他。

他做過新京報社會新聞副主編、新浪網新聞中心主編、財經雜誌上海站首席記者、鳳凰周刊主筆，這份漂亮的履歷完全可以爬得更高，對應一份體面的薪水。但有一天他說，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讓自己的文字離新聞遠一點，離熱鬧遠一點。我說要是老兄不嫌棄，來這裡，做你自己喜歡的。於是，相隔多年我們又成同事。愧疚的是，他現在也僅是一名普通的記者，我能給的只有儘可能多的自由空間。

前段私下裡聊天，我說讀完陳丹青的《魯迅與死亡》，一直想寫一本書，就是這三十多年裡自己一路目睹的死亡。袁凌兄說，我已經寫了親歷的九十九起死亡。心一驚，這該是多麼負重的一串記憶？

新聞是一個風險很高、回報畸低的職業，經常是有才華的人被遺忘在路邊，而那些庸才卻搶足了風頭，很難解釋這種隨機與無奈。現在，我只想以自己的信譽為路標，為您指引一座未被發現的人文金礦。

================================================================================================================================================== 袁凌 守夜人高華

• 991年8月21日夜，南京鼓樓區一幢筒子樓宿舍的廚房裡，收音機傳來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政變落幕的消息，挽救舊體制的最後一次努力宣告失敗。與此同時，高華寫下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以下簡稱《紅》）這本書的題目。

  在逝世前的回憶中，他在病床上說到，當時自己明確地感到歷史到了一個臨界點，需要克服恐懼和畏難，寫下來。

  21年過去，高華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終點。但這本書留了下來。它是戰勝恐懼、虛無和日常生活平庸感的成果。

  在遺體告別儀式上，來自北京的學者張鳴喊了一嗓子「高華，天會亮的！」

  這句話在網上引起了一些爭議。在張鳴看來，他當時的感受是真實的。如果說在21年前甚至是更早的青少年時代，高華努力要克服的恐懼來自「紅太陽」及其餘威下的全民盲視，那麼今天的天色更近似一種「白夜」。在這樣的年代，一個探索者覺察的某種黑暗，更多地是由他個人在內心承擔起來。

  在近親眼中，高華是一個常人，一個溫良的親人。他們有些難以理解外界對這個親人的關注。甚至在他寫作《紅》那些年裡，妻子劉韶洪也不知情。

  病榻之上，高華曾經自嘲式地告訴張鳴，自己或許不該做黨史研究，接觸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會好些。

  在楊奎松看來，這種黑暗感更多是黨史研究者面臨的材料闕如。政治禁區、人事忌諱以及檔案保密，使得研究者如同燃薪照室，只能見到自己目力所及的部分。

  這樣的困難，使得做學問的黨史研究者人才寥寥，有後繼無人之感。主流的黨史研究，擺脫不了執政黨家史的色彩，實為「黨史政治」。由黨史轉向近代史，成為尚有追求的學者不得已的路數。然而不探究黨史，又何以追溯與理解當代中國的命運？

  高華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民國史的外人身份闖入，為黨史去政治化。在黑暗之中，死死執住顯露的輪廓一角，舉著手中一盞老式的油燈，試圖穿透那龐大黑暗的全體，直至燃盡了自身。

  這是一份守夜人的身後履歷。

  沉默的遺言

  高華逝去後的家裡，擁擠地堆放著他的書，除了那些有幸安置在書櫃里的以外，只能佔據著卧室和客廳的大部分地面。

  這像是少年高華去借書的九中留守處，凌亂的書籍落在庫房的黑暗和塵灰里，高華用一隻蛇皮袋，每次從那裡面帶出一些來，付出的是在那個年代可惜的一個炸油球的代價。

  這是一所消失的中學留下的遺言，由於不合時宜的天主教血統，它在史無前例的年代裡被解散了，少年高華透過沉默翻譯了它。由此，他在語錄聲的帷幕後初步獲得了自己的語言，也就是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

  跟著高華去留守處借過書的妹妹高慧回憶，他可以通過每天翻看家裡訂閱的《參考消息》的人物排名推測出當時的政治局勢，比如陳伯達以致林彪的失勢。恐怖的紅八月，高華從母親的手中搶下她正要投入火堆的《普希金詩選》。在學校里，十四歲少年高華的作文被貼到牆報上，女同學劉韶洪對於其中出現的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這樣的人名和理論引述大為佩服，埋下了她多年後克服出身顧慮與高華戀愛成婚的情愫。好友賀軍則和他認真討論毛主席有無可能按葉劍英的話活到一百五十歲的問題，結論是不可能。這使他們避免了一輩子活在紅太陽之下的鬱悶。

  也是在這個年代，在大人們剛開始從語錄聲中溜號，為小家庭自製沙發或者五斗櫃的時候，少年高華已經開始從各種材料中注意到延安整風這個隱晦的名詞，並本能地覺出它和紅太陽之間的某種關聯。

  這裡面或許含有某種血緣基因。高華的父親曾經是南京地下黨的重要成員，從事情報工作。在解放南京過程中，地下黨表現「過於突出」，甚至不合時宜地與南下部隊在國民黨總統府會師，在解放後的「降級、控制、淘汰」普遍政策中，處境更為不利。高華父親長期擔任秘書一類職務，又在58年順理成章地成為補劃右派，即使他在整風中一言未發。在文革中，父親因躲避批鬥出逃，聲討的大字報和通緝令貼到了家門口。親近的好友賀軍收到了學校的警告和家裡的「隔離令」，妹妹高慧則在學校里被人稱為「狗崽子」。高華在六三年考上了南京外國語學校，卻被政審卡住。

  「一打三反」的高潮中，全校學生被拉到路邊，目睹行刑車隊經過，接受專政教育。而西哈努克親王訪問南京，高華和別的黑五類子女被集中起來，不準參與歡迎這位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沒有資格看到西哈努克的高華，卻有機會看透時代的表象，獲得一種內心視力。

  內心視力讓高華懂得物質和精神之間的交換規則，作出的卻是用炸油球或一雙等外品襪子換取借書的選擇。在八年的商店櫃檯生涯後，他沒有安分當一名油水不缺的售貨員，以第一志願報考處於調劑地位的歷史系。數學不好的他只考上了專科，隱伏多年的能量卻在久違的校園中爆發。在大學同學郭必強的回憶中，他總能成為佔座的高手，和熄燈討論的中心人物。兩年後的南京大學專升本中，他成為僅有的四名中選者之一，當年在倉庫中依稀迴響的歷史遺言，終於日漸變得清晰。

  逝去的潮水

  當高華寫下紅太陽這個題目之時，八十年代的潮水剛剛從中國這塊灘頭上退去。後來者很難領會那個時代，一個白糖、螺紋鋼、茶葉蛋和四化、文學尋根、思想新啟蒙分頭並進的時代，一幅時代床單下裹著兩條同樣健壯亢奮的大腿，今天我們聽來已感隔膜：「物質文明、精神文明」。

  因此我們或許難以理解，高華在26歲的「高齡」堅持要求入青年團。高華當時相識的學長蕭功秦，到今天仍舊保留著騎摩托車長驅千里的習慣，讓人很難和他的「新權威主義」高論聯繫起來。以後滴酒不沾的高華，在86年以前卻是不辭大醉的豪客。在他的結婚酒席上，好友賀軍為了拼酒，事先誤服蘇打，導致酒宴翻江倒海，在一片狼藉中收場。和別的搭上大學末班車的大齡青年們一樣，這一代人的青春像是永遠不會結束。

  本科期間，高華和郭必強一起參加了一位天津同學張羅的《文革史》寫作小組，一群初生牛犢分頭攢出了書稿，直到碰見迎頭斷喝，才知道在這個時代里學術仍舊有禁區。

  讀研之後，高華和顏世安參加了哲學系師生的圈子，參與翻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本《擺脫困境》，這套書追隨的是此前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的軌跡，卻生不逢時，只留下了那個時代的餘韻。這本90年出版的灰色書籍的封面上，仍然可以查到譯者高華的名字。

  一代人延長了的青春，和顧准想像中的「神武景氣」一起逝去了，戛然而止。那個夏天，高華流下了人生少有的淚水。黑髮開始侵入灰白，十年前在大學課堂上聽到老師講解《報任安書》時沸涌的血液，這時已經沉靜迴流。

  過往的圈子消落，好友雲散。好友賀軍出國，和高華一起專升本的同學張華下海。年過而立的高華，在筒子樓宿舍的冷板凳上安頓下來，開始獨自面對黨史的坑道入口。

  害蟲與紅太陽

  在八九年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蕭功秦和高華碰巧分到一間屋，從此訂交。高華告訴過去的學長，他正在轉向研究中共黨史。「黨史比國民黨史有趣，國民黨很沉悶。」他打趣說。

  二十年後，高華的這句話讓張鳴想到自己當年哼著小調下井。張鳴曾經在山西的煤礦上做過數年礦工，每次進入黑暗的巷道，心裡都明白自己未必能再回到地面。故作輕鬆的小曲，能帶來些許安慰。

  90年代開頭，幾個朋友開始聽到高華要寫一部延安整風專著的設想。這本書不打算申請課題，像司馬遷的《史記》一樣，是一本私人著述。

  高華一直沒有告訴妻子劉韶洪，自己這次的爬格子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但郭必強有一次去高家，高華十來歲的兒子高欣興奮地告訴他，「爸爸在寫一本偉大的書。」

  「偉大」這個詞，大約是他在爸爸的自行車后座上聽到的。高華時常載著兒子去幼兒園和小學，在車輪周而復始的節律中，他把這本書的心理分量，稍稍釋放了一些給少不更事的兒子。

  單純使得孩子可以承受「偉大」這樣的詞，而在父親高華的內心，卻還要加上「平庸」的重量。作為南京大學一個普通的講師和副教授，高華按照年限出成果，評職稱，分房子，養兒子。從單身宿舍，過渡到兩家共用廁所的套間。成堆往家裡買書的同時，也要留心其它支出的短缺。日常生活的平庸感總是和恐懼合謀，一起殺死偉大，這在高華熟悉的莎士比亞戲劇里並不少見。

  南京的房子冬天沒有暖氣，高華的小房間又朝北。冷板凳變得更冷，卻保留了內心的清醒，使人沒有在材料的黑暗中暈眩。在那些煩雜瑣碎，閃爍躲避，欲言又止的歷史記敘中，他再次聽到了遺言。

  遺言來自於王實味身後的野百合花氣味，在幾十年的歷史塵灰後，他成了一個不便深究的空洞名字。在煙霧繚繞的賓館標準間里，高華對蕭功秦談到王實味和丁玲命運的異同。也可能來自延安和平醫院中那兩具被福爾馬林浸泡的不知名遺體，他們無疑是因國統區的沉淪無趣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還有那些以AB團名義被殺的紅軍指戰員，他們死於自己的同志手中。

  和國統區的暗殺行為不同，這些人都是在革命的炫目光輝之下被殺的。他們的命運和冉冉升起的紅太陽形成了表裡交織。這使得他們的遺言更加渺不可聞。在陽光下殺人的傳統一直延續到高華的少年時代，他回憶起1970年「一打三反」行刑車隊上被五花大綁的鄰居母親，也想到了父親的倉皇出逃。他想要辨識被紅太陽的光輝抹掉的人形空白，說出那些失蹤了的語言。

  在楊奎松看來，高華的父親是革命者，又是知識分子，他天然同情這批人，關切這批人的命運之秘，也能體會他們的心路。

  這裡沒有當年父親搞地下工作時的卓絕膽略，以及《風聲》這樣的驚險劇情，一切淹沒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外觀下。但像一座陽光下發出細微嗡嗡聲的變電站，只有走近的人才能覺察出其中悚懼。在多年後的一次聚會上，高華的一個提議讓張鳴印象深刻——齊唱《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福林，把我們消滅乾淨！」唱到這裡，在座幾位非主流學者大約都想起了「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豪言，和少年時代提著石灰桶參與的衛生運動，領會到當年高華或自己「爬格子」時儘力克服的、被體制的石灰消毒的恐懼。

  當顏世安最終看到成書時，他告訴劉韶洪，高華要「一舉成名」了。

  而當年認為父親在寫一本「偉大」著作的高欣，在書稿完成時已經成年。他對書的第一印象是「真實，真實得可怕」。

  張鳴說，《紅》是一本毫不粉飾的書，一本不想給誰留面子的書。用他的窯工經驗來講，這是在爐火純青的窯里燒出來後淬水冷卻的磚，熱情和冷靜同時達到了極致。這一點使《紅》的品性超越了迄今所有的黨史研究著作。它以冷靜的穿透力開闢的實證黨史學方法，讓一批後來者找到了犁溝。

  《紅》沒有在大陸找到出生地。這本書到達許多讀者的手中時是破碎的。為了通過邊檢，人們不得不把上下兩編書拆散，分散著夾帶進來，以致引發了一場律師起訴海關的官司。更多的人是依靠複印傳閱。它的挑戰性的名字與考古式精確性的內容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在高華評教授職稱時，它不便於被用作學術成果公示。

  但它傳播到達了那些主流著作不能想像的邊界。一個普遍的傳聞是，楊振寧到南大訪問時，特意對時任校長稱許高華。這多少卸去了高華當時身受的壓力。

  「他關心的是根本性問題，想回答我們今天為什麼是這樣。」第一個用「偉大」來稱呼父親著作的高欣說。

  歷史的人質

  2008年春天，經過上海肝膽醫院的一次檢查，高華被診斷為無癌變癥狀。此後，高華與妻子在公園裡拍了幾張照片。

  蕭功秦看到這些照片，一直難以忘懷。「這是我看到過的高華最美的照片，他就像鮮花一樣，剛剛經歷了病痛，又見到陽光，有一種綻放的感覺。」

  這縷陽光或許是上帝賒借給高華的最後一次寬限。不久，被推翻的癌變再一次確認，高華奔向了生命的加速度過程。

  此間，高華經歷了諸多人生變故。2005年，他調任上海華師大的經歷一波三折，在已經赴華師上課的最後時刻被不可抗力中止，有似數年後的賀衛方赴浙大事件。參與引進高華的楊奎松，對此番頓挫遺憾不已。2009年，高華的母親去世，已經患病的他盡心侍候，夜晚在母親病房打地鋪。高華去世前三個月，父親辭世，走完了他伴隨著隱秘和申訴的一生。父母的相繼去世，或許對高華有強烈的心理暗示。

  癌變中斷了高華後期著力的文革史研究，他已經完成十餘萬字的當代史林彪卷被迫停筆。

  如同礦難事故表明的，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一個真正的探路者明白這一點。因此高華在對張鳴自嘲不該接觸太多黑暗材料的同時，沒有抱怨自己的疾病。他只是堅持不讓兒子高欣從事自己的行當，即使他從小在自行車上和書店裡培養了兒子歷史方面的興趣。相比起子承父業，這種選擇更接近中國先驅者面臨的情境真實，如同魯迅或者李慎之。

  對身患的癌症，高華認真的態度，像面對一項必須又無法完成的課題。探望的朋友們，沒有人能看見他忍受痛苦的表情，甚至會在病房裡忘掉高華病人的身份。他接受了所有能接受的治療，複印裝訂每次的檢查報告，研究自己病情的預後。他甚至並沒有「與病魔賽跑」的想法，如同一些好友暗中希望於他的那樣，在生前留下一部完整的文革史研究專著。他在病中的看書、帶博士、開會、講座和寫論文，完全和以前一樣認真，不因為癌症做出什麼改變。

  在病中，高華出版了《革命年代》。去世前一年多，他寫下了讀龍應台《大江大海》的一萬七千多字的長文，剖析六十年來兩岸國人的心路與命運，追問尚未破解的歷史謎團。沒有人能夠想像，文中穿透歷史的洞察力與浩渺情懷，出自一個晚期肝癌病人。與其稱為論文，不如說是詩歌與奇蹟。

  朋友們始終相信，高華身上是可能出現奇蹟的。在去世前三天，蕭功秦告訴高華，要做好完全相反的兩種準備，發生奇蹟或接受命運。高華平靜地點頭。

  遺憾的心情，高華只對妻子流露過一次。他說，「發現癌症之前，我對歷史材料的洞察力剛好到了最佳狀態！」一個新來的夜班醫生當面告訴高華，他的病情嚴重，已經報了兩次病危。高華事後對妻子說：「她當我是鐵人！」

  即使開始內出血，高華並沒有因為時限不多而放棄。他把止痛膏剪成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來貼，防止頭腦產生依賴性。他提到自己的結局可能是和孫中山一樣的大出血，對此他並不吝惜，但想要最後保住自己清醒的頭腦，以致整潔的儀錶。去世前三天，他理了發。在最後的時間裡，他和攝影者胡傑彼此心照不宣，留下那些清癯端莊的鏡頭，生命的白髮失去水分，剩下透明的精神在自燃。

  2011年12月26日，歷史終究帶走了它的人質，夜晚留住了守夜人。告別的白被單之下，高華平靜的面容，留給世界最後一個隱喻。病床上擺放著詩人北島最新的詩集《守夜》，這是他最後時光隨常翻閱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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