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建國大業》來看演員唐國強？

唐國強不僅是一個優秀的國家級演員，而且是個演技深厚，實力精湛的重量級演員。

在 電影《建國大業》中，唐國強是扮演毛澤東的不二人選。採訪中，唐國強說，他演出毛澤東，追求的是「神似」：「這麼大一個屏幕，僅僅追求形似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追求一個神似。」追求「神似」，唐國強由此展開了他對飾演毛澤東一角的敘述——「我不是特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1996年，在電影《長征》中，我第一次演毛澤東。當時接這個戲也是有壓力的：古月他們都演過了，而且老百姓們都承認。作為一個後來者，你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觀眾不會認可。一開始從心理上就敗了三分，那麼就只能從戲上下工夫。我乾脆就撇開這個角度像、那個角度不像的問題，更多地去接近這個人物，從狀態上得到一種認可。這就是神似的東西。這是其一，其二是前面扮演過的演員總是想從腔調上進行模仿，一開口就說湖南話，不管是湘潭話、長沙官話還是韶山話，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主席。這就又帶來一個誤區，一些老同志聽過主席講話，見過主席，他們會先不看，只閉上眼睛聽。但是，藝術欣賞不能夠僅滿足於閉上眼睛聽，並不能滿足於某個角度挺像。大家在參考毛澤東造型的時候，首先參考的是照片。可照片都是毛澤東在微笑的，沒有他發怒，沒有他流淚的。另外一個不合理的，在於它違背了藝術創作的規律，要是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那就應該說普通話，不要說家鄉話。比如說有一部電影叫《毛主席和他的鄉親們》，毛主席說湖南話，鄉親們都說普通話。那這到底是不是鄉親們？或者還有的影視作品：鄧小平在說四川話，劉伯承在說普通話。難道是誰官大，誰說家鄉話？照這樣，影視作品裡的孫中山就應該說廣東話，那根本就聽不懂。所以說，我覺得影視作品在塑造歷史領袖的時候，一開始走入了一個誤區。我從第一次扮演毛澤東開始，就說普通話。我覺得這是走了一條比較艱難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藝術創作之路，而不是圖一個近、貪一個巧。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第三，我是一個熟面孔。我如果是一個生面孔，從來沒有演過別的戲，一出來就演主席，觀眾沒有其他的參照物，會比較容易接受。但我是一個熟面孔，我演過《小花》，那時大家說我是奶油小生，是偶像派；我也演過「諸葛亮」，演過「雍正」。甚至連主席的女兒都說：「唐國強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從一開始，觀眾對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問，這個疑問就很難取消。因為我塑造過很多形象，觀眾看我的時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進入毛澤東這個藝術形象的審美。

《建國大業》里，「重慶談判」一場，主席去見蔣介石，兩個人從樓梯上下來，主席還是畢恭畢敬地伸出手來握。我覺得這是不亢不卑的表現：你看人家還是比較恭敬的，禮數到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幽默，他不去搶著宣傳自己，因為這恰恰就小氣了，這是主席的胸懷，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現：能伸能屈。這一刻他是屈著的，可柔中有剛。《建國大業》里，毛澤東的心理活動不明顯，大多是通過一些動作、眼神展示的。比如斯大林當時對中國政局的意見是劃江而治。而毛澤東說，中共會議決定了，4月渡江。這就是不動聲色的抗議。淮海戰役勝利了，毛澤東坐在那裡說「江北從此無大戰」，這場戲看不出什麼來，下一場喝酒，毛澤東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樣笑，那是他心理活動的展示。那場戲，演員們都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所以我就說，這就是這部戲突破的地方：怎麼去表現這個人物，不在於他喝醉酒不喝醉酒，而是在於表達他的心情。毛主席和李濟深談話的時候，李濟深說，我殺過共產黨，蔡和森就是我殺的。主席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還是接著講：「我們往前看吧。」這是一個政治家的胸懷，但對方的話並不是沒有觸動他——他畢竟曾經是你的敵人。那麼這一種瞬間的停頓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那種「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這樣倒反讓人覺得有點假。這個停頓也有點傷心，這就是心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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