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學的親吻

2017年11月9日，一個尋常的周四。

18:30，武漢大學的晚課鈴響了。哲學院的教授蘇德超站在教三312教室的講台上，挑了挑自己的半截眉毛，清了下嗓子，用半啞的聲音提問：「一個人疼痛到昏厥，那這個人是否還在疼痛？」

還沒來得及看清舉手的是誰，教室停電了。黑暗侵襲，學生們為這巧合哄堂大笑。蘇德超愣了一下，隨即說，如果沒來電，討論半小時就走。有人舉起手機為他打開閃光燈，蘇德超笑了一下，「謝謝你們，不用打光，我已經足夠閃亮了。」

討論繼續，主題已從身心關係回到了因果關係。蘇德超在座位間隙不斷穿梭，試圖站在每一個回答的學生面前。「如果一個行為對結果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影響，那它是不是結果的原因？」沒有光，這樣的問題從遠處聽來，讓人有些恍惚。

兩小時過去了，黑暗中沒有人離開。在光抵達的那一剎那，歡呼聲在安靜的大樓里回蕩著。人們這才意識到，自己身處的這個教室，是當晚這幢教學樓里唯一沒有散場的。

一

蘇德超算不上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在武大哲學院，更引人注目的明星老師是趙林，幾年前離開武大、轉戰華科的鄧曉芒，以及因「奇葩說」名聲大噪的周玄毅。學生們知道蘇德超，往往是因為另外兩個身份——他是鄧曉芒的學生，周玄毅的朋友。或者，是看到了2011年在人人網上流傳的那套試題。

那是蘇德超當老師的第六年，「形而上學」還只是哲學院的一門專業選修課。在試題里，蘇德超編了六個小故事，穿插了形而上學的諸多概念：人的同一性，自由與決定論，因果關係，個體與存在。在知乎上，有個學生回憶起這套試題，只記得自己「膝蓋跪碎的心情」，然後把試題一個字一個字敲到電腦里，發在了自己的主頁。

第一次上形而上學的學生會感到驚訝，這門公選課沒有教材，剝離學派、學脈、哲學家，不沿著思想史，而是沿著哲學問題的脈絡，試圖在36課時內跑遍所有重大的形而上學問題。對於哲學基礎薄弱、以為形而上學只是高中政治課本上「一朵華而不實的花」的學生們來說，這也許意味著根本聽不進去，如果死撐一學期，最後的考試會很危險。

但總的來說，這種不點名、沒有作業、完全開放的課堂方式很吸引人。在那個學期的第一堂課上，一百多個學生的臉上，沒有呈現出開溜的意思，並一齊打量著講台上的蘇德超。他個子不高，穿著灰藍的格子襯衫，帶著一副最樸素的金屬邊框眼鏡，除此之外，髮際線也撤退得有些令人矚目。光從外表上看，和任何一個中年大叔無異。

隨後，蘇德超拉下電子屏幕，黑底的PPT上，赫然用白字打出了五個問題：

「世界當真存在嗎？」

「如果世界存在，有哪些東西存在？」

「如果有很多個東西存在，是什麼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世界能不能是另一個樣子？」

「我們在世界中處於什麼位置？」

提問完，蘇德超放下手裡的保溫杯，抬起頭，往台下的人群瞥了一眼，像是在尋找什麼。有的學生被這探尋的眼光擊中，悄悄把手機收了起來。而坐在第二排的寸頭男生，一隻手撐著腦袋，另一隻手不斷轉動著手中的筆，好像這才是熱身，真正的故事還沒開始。他叫張鑫，已經畢業8年了，以前聽過幾節形而上學，但一直沒有修完。

隨後，蘇德超開始講述那個有名的忒修斯戰艦悖論。公元1世紀的時候，哲學家普魯塔克曾寫道，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幾百年的船，期間經歷了持續的維修和替換部件。只要一塊木板腐爛了，它就會被替換掉，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是最初的那些。問題是，最終產生的這艘船是否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如果不是，那麼什麼時候起它便不再是原來的船了？

到了舉手表達意見的時候，認為這艘船「是」和「不是」原來那艘船的學生各佔了一半。有人用新陳代謝類比，有人提到關鍵在於「本質部分和非本質部分的劃分」，還有一位穿著橘黃大衣的男生反問數量差，「假設有n％ 換了就不是，比如說已經換了49%，再換一塊，等於把問題遞歸了？」

這是讓人緊張的討論環節，也是最讓學生們下課後回味的地方。每當蘇德超拋出一個現實事件或是哲學悖論的時候，教室先是安靜幾秒，隨後就有人舉手示意要話筒。說話者如果在三四分鐘內還沒有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時，蘇德超會提出反問。往往聽完蘇德超的一兩個問題，學生們便會明白邏輯的關鍵在哪。

二

1994年，蘇德超以四川省達州文科第三名的成績考上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實驗班。這個如今聽來略顯普通的班級，曾是博雅教育改革的先行試驗品，它試圖打通文史哲的學科界限，「培養大師」。在開辦的第一年，就囊括了湖北省文科前十名的一半。

儘管九十年代「讀書無用」的聲音甚囂塵上，但在當時的人文班裡，讀書和思考仍在繼續，蘇德超很容易就找到了同路人。在宿舍，蘇德超和他的舍友的床上有一半的地方都被書佔據，睡覺時翻身都要小心翼翼，以免被「大部頭」給砸到。

他就是在這時讀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當他讀到：「能說清楚的問題一定要說清楚，不能說清楚的要保持沉默。」這句話像神諭一樣俘獲了他，也讓他試圖尋找某種途徑「把問題說清楚」，除了讀書，辯論是另外一個出口。

由於蘇德超普通話帶著些許巴中口音，他在辯論場承擔的是幕后角色。周玄毅回憶說，1997年，他第一次打院辯論賽時，蘇德超以學長身份擔當評委。辯題是，「體育彩票該不該合法化」。周玄毅在的一方輸了，他很不服氣。蘇德超給他一點點扒出邏輯缺陷，指出他們的思路太過僵硬，「不是口順聲音大就能贏辯論的」。

緊接著，蘇德超開始帶文學院辯論隊，周玄毅是隊員之一。平時訓練，蘇德超會給他們列出所有的論點以及延伸的論證邏輯，周玄毅慢慢明白，辯論要講道理，不要靠套路。他們的隊伍拿下了1998、1999年兩屆武大金秋辯論的冠軍，還常常覺得對手主打的論點太簡單，很沒意思。

與此同時，蘇德超上了鄧曉芒的康德課，課堂採用「句讀」的方式，他們一字一句地閱讀《純粹理性批判》——實詞、虛詞、關聯詞，弄清背後的邏輯關係以及延伸性的哲學問題。有時一個上午過去了，才讀一頁不到。跟著鄧曉芒，蘇德超學會了應該怎樣讀書。2001年，蘇德超讀博，如願成了鄧曉芒的學生。

讀博時，蘇德超、楊雲飛和丁三東，被稱為鄧曉芒學生中的「三駕馬車」，後兩者如今分別在武大哲學院和川大哲學院任教。他們特別喜歡在課堂上爭得面紅耳赤。有次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慈繼偉來武大訪學，也聽鄧曉芒的課。沒想到，蘇德超他們為了幾個詞語的翻譯，吵得差點讓鄧曉芒下不了台，慈繼偉聽著都尷尬地笑了。

「我們就喜歡搞得熱鬧，哲學應該這樣，應該在對話中激起生命力。」楊雲飛回憶起這段經歷，仍然大笑不止。他們偶爾和鄧曉芒散步，聊的也都是康德、黑格爾。在電梯里碰到，蘇德超的第一反應就是，「要問他一個哲學問題，最好把他難住。」

2003年，蘇德超留校任職，從門徒變成了老師。不過，導師過於耀眼的光芒，也讓蘇德超處在一定的陰影中。2007年，蘇德超的博士論文《哲學、語言與生活》出版，這也是他至今唯一一本著作。他說自己不好意思拿這本書去送人，「因為『鄧曉芒點評』這五個字，比我的書名還大。」

三

蘇德超第一次開課，是給國學班講《西方哲學史》。在課堂上，他布置了這樣一個題目：「我們可以嘗試一下，把柏拉圖的對話改成論語，和把論語改成柏拉圖對話，哪個難度更高？」可學生們面面相覷，說：「這不是在質疑孔子嗎？」

接著，蘇德超希望用「信仰的本質是什麼」為題布置了課後作業，有的學生用文言文改寫了一遍題目，美其名曰「雖謬猶信」。蘇德超很詫異，「這不是寫了些廢話嗎？」

上課之餘，蘇德超還跟隨哲學院另一位教師徐明做助教，後者是美國海歸學者，拿過中國邏輯學界的最高獎。徐明總在強調：「課堂上不在於說了多少話，而在於明白了多少話。明白不在於情感的共鳴，而在於道理的貫通。」作為理性的狂熱愛好者，蘇德超對這句話深信不疑。可他實踐起來，卻和徐明一樣，遭遇了學生的不解。

一個學期後，蘇德超在教務系統上看到，自己的評教分數只有62，是全哲學院倒數第二。一年後，他給人文班的學生上同一門課，情況好了些。但還是有學生問他：「蘇老師，你的講法太神秘了，為什麼要問宇宙更像一架織布機還是一朵玫瑰花？為什麼不能直接讓我們背『水是萬物的本源（泰勒斯）』？」

為此，蘇德超特地在百度貼吧上申請了「想問吧」，希望藉此看見學生真實的想法。2006級人文班的一個學生髮帖詢問，「讀哲學有什麼用？好像根本沒什麼必要，自討苦吃。」蘇德超當時的回答是，「理論和現實總是有距離的，哲學幾乎是純理論的思考，讓它有個什麼實際用途，可能還是有點難。」

蘇德超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在於，學生已經很難從哲學概念溯源到真正的哲學問題。他說，相比90年代，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少的人會去思考理性和邏輯，人們更多地關注於自身的情緒。

但研究分析哲學的人，往往都是沖著「人有病，我要治」去的。他發現，自己不像老師鄧曉芒那樣想「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試圖改變「人看待問題的方式」。能夠面向跨專業學生的公選課是一個更為直接的試煉場。2013年底，蘇德超申請形而上學公選課通過。除去構建自己的形而上學框架，蘇德超採取了更為開放的教育方式。

不過，這也曾引起爭議。每次期末結束後，他會在微博分享兩三份拿到100與99分的試卷，可在知乎上，有許多吐槽他給分離譜的帖子，其中有一個留言寫道，「武大無良教授蘇德超，只給我60。」蘇德超解釋說，每一屆他都會先評出（接近）滿分的試卷，再評價剩餘的，以此達到「分配正義」。而那些在開卷考試中抄襲網路論文的，他不會留一點情面。

當蘇德超站在講台上探索的時候，周玄毅選擇了另一條道路。2015年，周玄毅參加了大熱的《奇葩說》。在這個節目里，辯論已經不是尋求理性的渠道，而是觀點的發泄，且因為辯題的無關緊要，選手們往往更追求雄辯、文采、口才甚至情緒的展示。真正講一點道理的周玄毅，也被當成另類。

兩季之後，蘇德超便不再看《奇葩說》了，認為它是「心靈雞湯的升級版」。因這檔節目獲得了眾多關注的周玄毅，已經是米果文化的聯合創始人，《好好說話》音頻產品內容總監，他更多地需要考慮如何讓13萬名付費訂閱的聽眾滿意。偶爾蘇德超會在朋友圈開玩笑，說「玄毅好像做了別人」。

在問到是否會考慮把蘇德超挖到自己的欄目時，周玄毅遲疑了一下，「要看市場。現在付費類產品裡面有沒有哲學呢？有，比如劉蘇里的『名家大課』，但太小眾了。如果哪天學哲學成了一件熱門的事，那肯定沒問題。」

四

在學期的第十三周，蘇德超用自己的遺囑引入「直覺、自由與決定論」一章作為收束。這夾帶著他的一點私心，在既定內容之外，他想和學生一起討論死亡哲學，「死亡在的時候，人已經不在了，那我們為什麼還會懼怕死亡？我們是在害怕感覺和意識的消失。」

叔本華曾說，哲學反思和對世界作形而上學解釋的強烈衝動，來自對死亡的認識，以及對苦難和生活之悲苦的考慮。對於蘇德超而言，類似的哲學思考同樣來自於生活和苦難。

蘇德超生長在四川巴中龍背鄉的一個小村莊里，是家裡的第五個孩子。由於太窮，親生父母商議後，決定把蘇德超抱養給同村的一個工人家庭。養父是體制內的鐵道工人，後來又做貨車的運轉車長，在當時相當體面。養母沒有工作，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家裡，蘇德超成了事實上的獨生子。

隨著他的成長，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但養母總是會問他：你長大了還會認我嗎？這種孤獨和不信任感包圍了蘇德超。一方面，他學會了看眼色行事，從不敢當面提出激進的想法，這點穿插了他的整個一生；另一方面，他開始對外在世界產生質疑。

蘇德超的家拐角處有棵李子樹，每年開花結果時候，蘇德超嘗著李子，覺得挺酸。但大人們說：「你還酸，給你吃還沒有呢，我們吃著是甜的，你怎麼吃著酸呢？」那時蘇德超問自己，難道是我有問題嗎？大家說的「酸甜」，究竟是不是一樣的？他開始挖掘起了觀念：「好看的姑娘是朵花，生命是朵花，連地球都是一朵花，花現在是盛開期，但後來總會凋謝吧？」

這些問題是討厭的侵擾和費解的謎，讓他不能好好過日常生活，除非哪天能找到滿意的解答。身份的錯位感讓蘇德超後來抱著這樣的信念：危機的根源是他自己，彷彿他的一生是一場與他自己本性進行的戰鬥。

鬥爭又是漫長的，在生活的許多個瞬間，他仍舊未能擺脫那種妥協、被支配的個性。

真正成為教師之後，蘇德超開始發現，學術圈並不像讀書時所以為的那麼純粹：對於發文章、拿課題、得頭銜來說，讀書固然重要，但拉關係好像也很重要，或者更重要。鄧曉芒可以公然抨擊「這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學，這是世界一流的官僚體制！」，但因為他的學術分量，主流團體顯然不能夠忽略他。對於蘇德超來說，他面臨著更現實的壓力。

時代也在劇烈變化著。世紀之交時，蘇德超曾一度聽過「80年代李澤厚，90年代劉小楓」的說法，而他自己也是在劉小楓《拯救與逍遙》、《沉重的肉身》塑成的精神場域中成長的。2013年，劉小楓與人關於憲政的對話，卻震驚了包括他在內的幾乎所有自由主義者：一個曾經寫過《記戀冬妮婭》的人，為什麼會大吹「新國父論」？一個個人主義者，為什麼突然變成了國家主義者？他感到不解。另一位知名的西哲學者趙汀陽，師從李澤厚，也同樣提出「天下體系」，在觀念的遊戲里回應主流的國學熱。

後來他意識到，二者已經脫離學者的具體問題，只剩意見領袖和聖人情懷，便不再關注了。蘇德超也接受了部分遊戲規則，老老實實發論文，出去參加五花八門的會議。

但蘇德超隱隱羨慕著同是人文班出身的教師易棟，稱他是「最堅守我們人文理想的」。易棟在藝術學院任職，每年，他的戲曲課也是公選大熱，他喜歡和學生談梅蘭芳與崑曲，分享詩詞歌賦，課餘還貼了上萬元請學生們去看戲。按易棟自己的話說，「痴——是一種人生境界」。

談到易棟時，蘇德超的言語中，流露出幾分惋惜：「那樣有才華的他，如今仍然是一個講師」。

五

2008年，蘇德超評上副教授，和趙林一起做「國家精品課程」，講西方文化概論。蘇德超負責網站的製作，前後協調許多雜事，疲乏一下磨滅了心氣。緊接著，他和一個重度抑鬱的學生交流，那種抑鬱的感覺「一下子傳過來」。那時，恰好又碰上汶川地震。他陷入了對生命意義的不斷質問當中。

整整兩個月，他覺得自己只有剛起床的五分鐘和正常人一樣，其他時間就像「行屍走肉」。或者，從講台走下來後，有半小時，蘇德超可以沒有任何抑鬱的情緒，學生的「期待的目光」部分拯救了他。他明白了，哪怕自己只能是只蠟燭，但在小角落裡，蠟燭或許能比太陽更有意義。

2009年，蘇德超申報了形而上學，此前武大沒有過這門課。他試圖在這門課中尋找能讓自己接受世界與內在的東西。

課一學期一學期地開，蘇德超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世間有一種庸俗勢力的大合唱，誰一旦對它屈服，就永遠沉淪了。」蘇德超不願屈服，「還是哲學的死忠派，我想告訴學生，哲學沒有那麼難，而且生活需要哲學。」 他希望不同專業的學生能看見形而上學的意義，而不局限在自然科學甚至是生活的工具性里。

每周四晚下課的時候，蘇德超總是會被學生圍在講台上，有時會一直拖延到9點30分，再走到桂園的小路上。直到路人都快走光了，蘇德超才打斷學生群情激憤的討論，堅決地停下來說：「不能再往深里講了，不然今天晚上咱們都回不去，只能睡這了！」又偶爾，他講到某個地方微微一笑，說：這裡其實還有兩個辯駁派，但我們沒時間展開了。

李書仁常常是包圍著蘇德超的其中一員，她是2015級歷史學的學生。每次上完課回到寢室，她總會激動地睡不著覺，就好像處在這樣一種狀態里：積極又幸福得未曾有過，而又彷彿早就期待著這樣，感到了似曾相識的熟悉。每次細緻地整理完每次課的悖論，討論中的每一個觀點，她總會憤憤地想，「出國還是什麼的都見鬼去吧，我會死守在這上完課」。

她尤其難忘，形而上學的第一節課，蘇德超講完「忒修斯戰艦」的同一性悖論後，念了一首普列維爾的短詩，《公園裡》。

「也難以訴說盡／這瞬間的永恆／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朦朧的清晨／清晨在蒙蘇利公園／公園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顆星」

她感謝偶然，走進312教室的時候，自己常常會恍惚，不知道哪句話是真的，又不懂得自己是否已經被改變，不知道應該怎樣定義那短短的三個小時。她說，這門課對她冗長的人生來說，大概就是《公園裡》的那個吻。

作者 | 李穎迪

記者 | 李穎迪 李天涯 劉倩 張瀟文 方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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