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之因緣

1918年（民國七年），三十九歲的藝術教師李叔同在杭州出家當了和尚。這本來是個人行為，但經過報紙傳播，很快成為轟動全國的公眾事件。在李叔同的老家天津，報童手中的《大公報》被搶購一空，老鄉們競相傳閱，議論紛紛：「桐達李家的三公子為嘛就出家了呢，到底有嘛想不開的？」

一代才子放棄世俗生活，突然遁入空門，在當時和現在都使人深感惋惜和不解。世人在津津樂道的同時，也對他的出家做出各種版本的猜測和分析，但終未揭開這位藝術大師出家的謎團。關於李叔同的出家之因，概括來說是因為：對現實的無能為力，對紅塵瑣事的不屑，對病痛的心力憔悴，對佛文化的心靈嚮往，最終讓他拋棄常人的生活軌跡，追求更高級的人生境界和靈魂生活。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能講通。但是我們都知道，解讀像李叔同這樣人生經歷曲折複雜的歷史人物，單點解讀顯然是片面的，無法全面分析出他真正的出家之因。

這個曾經眷戀紅塵，熱愛生活的人，為什麼會決絕地拋妻棄子去行菩提之道？這個享受過榮華富貴的世家子弟，為什麼能輕鬆地捨棄名利，絕塵而去，給後世留下一個神秘的背影？這個放蕩不羈的貴公子，出家後竟然選擇佛教中最難修行的律宗，過午不食、嚴守戒律、直到生命結束那一刻，還在感恩佛祖度化之恩。如果不是真正參透人生，大徹大悟，是絕對做不到的。

李叔同為什麼要出家？或者說他出家的動機是什麼？現在，讓我們滿懷虔誠之心，走進這位藝術大師和高僧大德的過往時光，共同探究他出家的因緣。

幼種菩提：他從小就看透了無常，相信宇宙存在的意義。他不怕神秘未知的挑戰，反而被它所深深吸引，深深感動。

少年時李叔同寫下「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這樣的詩句。詩的大意是：人生短暫，就像已近西山的落日，很快就要落山；富貴不會長久，如同草葉上的霜露，太陽一出即會消失。

從字面看，其間彌散著看透人生無常、富貴如煙雲的意味。在少年李叔同眼中，青春一錢不值，除了縱情酒色之外，就是綿綿無盡的空虛。他沒有從錦衣玉食的富庶生活中獲得到快樂，更沒有從家庭生活中得到內心渴求的愛。一切像西山落日，草葉上的霜露，都是轉瞬即逝的過眼煙雲。

那時的李叔同，就意識到人要順應自然規律，順應人與自然的緣分。每個人從生到死都是在變化當中完成的，金錢、青春、愛情、生命，包括宇宙，一切萬物都不是永恆的。物質生活給人帶來的只是肉身的滿足，精神生活才是激活靈魂的法器。雖然家境殷實，但李叔同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對名利也沒有太大的慾望，只是跟隨天津名士常雲庄、趙元禮、唐靜岩專註地學習詩詞、書法、篆刻等技藝，這些藝術正是他想要的精神生活。他的朋友圈也基本設定在藝術範疇，與商界、政屆的人往來甚少。

練習書法時，李叔同臨摹過《心經》。《心經》全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般若」是智慧，「波羅蜜多」是到彼岸。《心經》全文260個字，是佛經中字數最少的一部經典著作，因其字數最少、含義最深、傳奇最多、影響最大，它和《金剛經》一樣，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影響極大。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是這部經的核心。李叔同臨摹《心經》時，不可能不熟悉《心經》那260個字。加之此前所積累的國學功底，對裡面的文字理解也相對深刻。這是李叔同接近佛教的一個因緣，他出家後也曾講過這部佛經。

李叔同父親李世珍樂善好施，中年後信奉佛教，研習《金剛經》、《楞嚴經》、《地藏本願經》等佛教經典，定期放生舍粥，吃齋念佛，家中的主要成員也應當是茹素的。五歲時，李叔同的父親去世。臨終之時，有僧人助念往生，父親在《金剛經》輕緩的吟誦聲中安詳而逝。發喪期間，李叔同目睹了僧人們敲擊法器，念佛誦經的全過程，那種莊嚴有序的誦經聲，深深感動著他。

父親與佛結緣安詳而逝的畫面，像一幕電影，永久定格在李叔同的腦海里，多年之後都難以磨滅。當時李宅附近有一座無量庵，李叔同的侄媳婦信佛，常到庵里念經。李叔同常去聆聽，到家後就能將《大悲咒》、《往生咒》、袁了凡的「功過格」背下來。李宅附近除了無量庵外，還有大悲禪院。這座始建於明末清初，興盛於康熙年間的古寺，因供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而得名，又曾因供奉有玄奘法師的師頂骨舍利而聞名海內外。

父親健在時，常延請僧人到家中交流佛法，李叔同靜靜地坐著傾聽，他也曾跟隨父親到大悲禪院聽法師講經，也曾在香煙繚繞中瞪大眼睛仰視佛祖，獲得內心的清涼。

巧合的是，李家先後購置宅子所處的位置，均與寺廟距離不遠，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因緣。更為巧合的是，成年後的李叔同更加與寺廟有緣。李叔同成為弘一大師後，途徑上海重訪當年的城南草堂，沒想到的是，草堂易主，變成僧人講經說法的佛堂。後來李叔同到杭州教書，學校附近也有寺院，他常常到寺院散步，有時也與僧人攀談聊天。這彷彿是前世的因緣，寺院、僧人、佛像、古樹、香火，讓他感到非常親切，這些事物曾陪伴他度過難忘的童年。

家中的奶媽見三少爺有了佛化的萌芽，她認為不好，就教他改念《名賢集》里的格言。《名賢集》里有「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樣勵志的句子，也有「人窮志短，馬瘦毛長」、「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眷如同陌路人」這樣揭示世態炎涼的句子，李叔同更鐘愛後者。

少年李叔同對諸如生死、命運、世相有了自己的理解，他對人情世故保持客觀的審視，有著超越世俗的持重。儘管如此，他畢竟還是凡人，有著凡人的七情六慾，有著凡人的苦惱。這些心靈上的雜事無處排遣，就被他寫進詩詞，歌里和書法。當這些藝術形式無法改變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時，他必然在尋找另外一種解脫的途徑。

就在此時，他遇到了佛教，於是從藝術領域轉向宗教，去追究靈魂的來源和宇宙的根本，這恰恰是為了實現自身的精神超越。出家只是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可以加速他凈化心靈的速度。通過對佛教經典的研讀，解開了他諸多的疑惑，但他還是無法捨棄虛妄的身軀，蛻變一個全新的自我。就在此時，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幫他敲開佛教之門，點亮智慧之燈。

悟道歸真：周遭友人對他的出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佛法豐富了他的生命，開拓了他靈魂的疆域。

李叔同出家看似突然，其實早有端倪。斷食體驗後的 1917年至1918年，有幾件事可以證明他已經流露出出家的意願。

第一件事是1917年11月14日聆聽佛法。李叔同去虎跑寺聽法輪禪師說法，回來後寫了書聯。並在題記里寫道：

余於觀音誕後一日，生於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謁法輪禪師，說法竟夕，頗有所悟。歸來書此，呈奉座右。落款是「嬰居士」。（註：此時李叔同改名為李嬰，寓意象嬰兒般新生。）

第二件事是1918年1月8日透露出家。李叔同在寫給學生劉質平的信中說：鄙人擬於數年之內入山為佛弟子，或在一二年亦未可知……現已陸續結束一切。

第三件事是1918年1月中旬發心出家。李叔同居虎跑寺客房習靜一個月，恰逢馬一浮帶彭遜之到虎跑寺出家。李叔同目睹了彭遜之剃度出家全過程，大為震撼，隨即欲拜弘祥大師為師。弘祥大師認為自己資歷尚淺，就請來師父了悟大師做李叔同的師父。了悟大師為其取法名演因，號弘一。

第四件事是1918年3月15日誦經。恰逢亡母忌日，李叔同到虎跑寺誦了三日《地藏經》，為母親迴向（註：自己所修的功德不願獨享，而將之轉給他人）。之後做了一件海青，每日做兩堂佛課。

第五件事是1918年3月下旬（安排時間）。李叔同在給劉質平的信中寫道：「不佞自知世壽不永（僅有十年左右），又從無始以來，罪孽至深，故不得不趕緊發心修行。自去臘受馬一浮大士之熏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物多荒。近來請假，逾課時之半，就令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譏（人皆謂余有神經病），內受疚心之苦……不佞即擬宣布辭職，暑假後不再任事矣。所藏音樂書，擬以贈君，望君早返國收領（能在五月內最妙），並可為最後之暢聚。不佞所藏之書物，近日皆分贈各處，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習靜，不再輕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以上五件事，均離不開夏丏尊和馬一浮兩位好友的助緣。

夏丏尊是啟發李叔同出家的助緣人。1916年的一天，夏丏尊與李叔同聊天，偶然說起一本雜誌上刊登有關於斷食的介紹，稱斷食可以使人身心更新，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釋迦牟尼、耶穌、穆罕穆德都曾進行過斷食體驗等等。說著無心，聽者有意，李叔同就記下了這個細節，找來那本雜誌看。第二年春節剛過，李叔同就到虎跑寺進行斷食體驗，前後共二十一天。

斷食體驗需要找一處安靜清幽之所，李叔同與他在「西泠印社」的印友葉為銘商量。葉為銘建議他去虎跑寺，他們共同的朋友丁輔之是虎跑寺的大護法，由丁輔之代為介紹，李叔同這才有機會到虎跑寺進行斷食體驗。

李叔同正式剃度前，夏丏尊曾問他：「你真的想好了？」

李叔同答：「想好了。」

見夏丏尊落淚，李叔同說：「我先在這裡做個居士，修行一年再說。」

夏丏尊見李叔同雖然身著海青，但卻留著頭髮和鬍鬚，和寺廟裡的和尚形成發差，顯得不倫不類。

夏丏尊賭氣說：「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夏丏尊沒有想到，他的這句氣話，反倒堅定了李叔同出家的決心。僅隔一天，李叔同舉行了落髮儀式。

夏丏尊又來看望李叔同，他獃獃地愣在那裡，一個光頭和尚正沖他笑。

夏丏尊問：「叔同，何時受的剃度？」

李叔同答：「我已不叫李叔同了，以後叫我弘一和尚吧。昨天剃度的，恰巧是大勢至菩薩日。」

夏丏尊埋怨：「不是說暫時做居士修行，不剃度的嗎？」

李叔同說：「我是按照你的意思辦的呀，你不是說我不僧不俗的待在這裡，倒不如索性做了和尚。我想想，你說的也對，便照著你的意思做了。從今以後，我就是佛門一沙彌，盡自己所能做些弘法利生的事。我們是多年知交，以後還望得到你的照拂。」

李叔同出家後，對夏丏尊十分感謝，認為正是由於夏丏尊的因緣，使他得以實現了久已神往的夙願。

李叔同曾說：「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夏丏尊對此卻頗為不安，內疚了一輩子。

李叔同臨終前曾寫下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送給夏丏尊。他依然在感謝這位生命中重要的助緣人。

馬一浮為李叔同打通研習佛法的通道。李叔同在杭州「浙一師」教書那幾年，深感時代動蕩所帶來的流弊，他從心底厭惡有些教師只教書不育人，只拿薪水卻不從精神上凈化學生的心靈，讓他們識別什麼是真善美。

為了讓學生們開闊視野，李叔同常在課餘時間，帶學生們參加各類文化活動。有一次李叔同帶豐子愷到老朋友馬一浮家做客，倆人切磋國學、哲學、佛學。李叔同與馬一浮年齡相仿，二人在藝術上惺惺相惜，但在佛學研究方面，馬一浮是李叔同的前輩，說老師也不為過。

在馬一浮看來，佛學與儒學是互通的，他常常對人講「儒佛兼攝」：真正的修行人，應該掌握用佛學與儒學互補的方法，因為儒家式的修養與佛教徒的修行最終還是要達到同一個目標，即提高道德修養，過濾心靈的雜質，抵達靈魂的清涼之境。「菩提涅槃是一性，堯舜孔佛是一人」，這一觀念對李叔同理解佛教很有啟發並且贊同。

李叔同是一個從小接受孔孟文化的儒者，也曾擔負著求取功名、榮耀門楣的重任，無奈科考失利，又逢家道中落，諸事艱辛，他的內心出現人生亦幻亦真的鏡像。生活的窘迫和養家的責任，讓這個孤傲清高的知識分子，不得不縱身一躍到泥沙俱下的社會中討生活。無論是在上海《太平洋報》副刊做編輯，還是在杭州「浙一師」當教師，那僅僅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他要適應職場里的各種規則，要學會圓滑地做人處事，要違心地應酬各種飯局。

雖然李叔同當時在戲劇、美術、音樂、書法等領域中被稱為藝術大師，世人對他刮目相待。但是面對冷酷的現實，他所做的一切無法得到他人的認同，由此失去了自信，產生了逃避。人心浮躁的年代，再難看到靈魂撞擊的花火，再難聽到心靈交融的聖歌，他只能守著最後一片心靈凈土，尋找清澈的河流和一葉小舟。

在這種情境下，作為一個藝術家，李叔同除了完善藝術還能如何？如果連藝術創作都無法自我救贖，他只能選擇更高級的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宗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身心的凈化和靈魂的蛻變，就像他在斷食試驗後為自己起的名字那樣樣：李嬰——如嬰兒般新生。

恰逢此時，馬一浮的佛學理念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佛法與儒學一樣，不只是學問研究的對象，而是實踐的真理。無論佛學還是儒學，都在於經過自我的深刻剖析後，獲得心境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長。

杭州工作六年，李叔同與馬一浮往來頻繁，每次都會請走幾部佛經回去研讀。《普賢行願品》、《楞嚴經》、《大乘起信論》、《圓覺經》等佛經，是李叔同那一時期的精神食糧。後來李叔同公開說，他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

多年后豐子愷在《陋巷》一文中，回憶了那天的情形：「我其實全然聽不懂他們的話，只是斷片地聽到什麼『楞嚴』、『圓覺』等名詞，又有一個英語『philosophy（哲學）』出現在他們的談話中。」

再後來，馬一浮介紹李叔同到杭州虎跑寺習靜，一次正好趕上馬一浮的朋友彭遜之的出家儀式，李叔同被眼前的場景震撼了。虎跑寺內香霧繚繞，僧人並立，沉鬱的鐘聲飄蕩在寺院上空。主持剃度的了悟大師步入殿內，端坐佛像前的位置。在引請師的引導下，彭遜之入殿，向了悟大師行禮。禮畢，了悟大師為彭遜之施行剃度。在學佛這條道路上，李叔同始終把馬一浮當作精神上的導師，是馬一浮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他人生的航向，這則是無需辯駁的事實。

病痛助推：無論遇到肉體上的病痛，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對人生的體驗都較常人為切，他對境遇的感悟較常人為深。

幼年的家庭影響，後來的朋友助緣，讓李叔同萌生了出家的念頭，而真正讓他下定決心出家的原因，則是因為他的病。李叔同一生受盡各種疾病的折磨，如果不是對藝術與佛法全情的專註，喚醒他漠視病魔的毅力，他的世壽不可能活到六十四歲。期間的艱辛是常人難以體會的。儘管如此，李叔同畢竟是吃五穀雜糧的人，無論意志如何剛毅，面對難忍的病痛，他還是在字裡行間透漏出一些線索。

李叔同主要患有神經衰弱症、手足麻木症、肺病三種病症。其中神經衰弱症和肺病在他出家之前就已經得到確診，手足麻木症起因於出家後刺血寫經所致。

李叔同出家後，曾給侄兒李聖章寫信說：「神經衰弱症，始自弱冠之歲，比年亦復增劇。俟此次撰述事訖，即一意念佛，不復為勞心之業也。」也就是說，李叔同在十四五歲時，就已患上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稱謂，它包括一部分抑鬱、焦慮障礙、緊張性頭痛、失眠、消化不良等。它指由於長期處於緊張和壓力下，出現精神易興奮和腦力易疲乏現象，常伴有情緒煩惱、易激惹、睡眠障礙、肌肉緊張性疼痛等。神經衰弱如果處理不當，可遷延達數年甚至數十年，如果遇到新的精神因素或休息不足，癥狀還可能會重現或加劇。

由於當時的醫學還不發達，亦或是李叔同本人和家人沒有意識到病情的嚴重性，沒有進行及時科學的治療，這才導致中年後的病情加重，他才會如此主動地進行斷食體驗，才會如此渴望到一處清幽之所安度下半生。

1929年李叔同住在承天寺，附近每天傳來練習放槍、體操、唱歌之聲，讓他飽受騷擾之苦。返回溫州時，又與二百兵士同乘一封艙船而歸，途中備受「種種逼迫，種種污穢。」重居慶福寺，在關房「窗前二丈之外」，又有眾兵士每天「放愴喧嘩」。

李叔同在給夏丏尊的信中寫道：「此生平所未經歷之逆惱境，導致腦神經重傷。」

神經衰弱讓李叔同飽受煎熬，感受頗深，甚至在僧人為神經衰弱者臨終助念時，都要充分考慮到對方的感受。他在《人生之最後》中說：「以余經驗言之，神經衰弱者，病時甚畏引磬及小木魚聲，因其聲尖銳，刺激神經，反令心神不寧。若依余意，應免除引磬小木魚，僅用音聲助念，最為妥當。或改為大鐘大磬大木魚，其聲宏壯，聞者能起肅敬之念，實勝於引磬小木魚也……」

李叔同的肺病是在《太平洋報》工作期間加重的。1912年夏，由於連日來的加班熬夜，飲食不規律，李叔同積勞成疾，導致咳血。整夜失眠，再加之肺病哮喘，讓他痛苦不堪，心情鬱郁。他用一首《人病》的詩抒發咳血時的感受：「人病墨池干，南風六月寒。肺枯紅葉落，身瘦白衣寬。入世兒儕笑。當門景色闌。昨宵夢王母，猛憶少年歡。」

李叔同說：人生病之後，硯台也幹了，不能寫作，夏季六月吹著南風卻覺得寒冷。心肺枯乾好像秋天飄落的枯葉，身體消瘦衣服也變得寬大。走到外面使同伴看了發笑，站在門前使景色變得難看。昨夜夢中到了天宮，猛然想起少年時的歡樂情景。

李叔同認為，自己離死不遠了，早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肉體得到了解脫。出家後的李叔同肺病頻發直至圓寂。學生勸他就醫，他笑曰：「小病從醫，大病從死。今是大病，從它死好。有求死之心並非壞事，死心塌地念佛，要麼病好，要麼往生。」

疾病的折磨讓李叔同嚮往幽靜生活，寺院無疑是最佳的修養之所。再者，神經衰弱和肺病不是肢體的殘疾，所以他還像健全的人一樣，總有能做的事：讀經、念佛、寫字、散步、打坐、弘法，全身心投入去做事，不想病、不談病。李叔同骨子裡還是一個藝術家，無論遇到肉體上的病痛，還是精神上的折磨，對人生的體驗都較常人為切，對境遇的感悟也較常人為深。寺院的秘境，佛法的微妙可緩解他肉體與精神之疼，開闊了他的思想領域與人生境界。

出家後的二十四年間，李叔同就在這樣自我營造的靜謐之境中安度餘生，他的神經衰弱證和肺病比之前有所好轉，他找到了心靈的棲居之所，內心清靜了，那一念就清靜了，一切就都清靜了。

萬法歸因：一切萬有皆受因緣支配，非人們所得以輕忽。正所謂出之幽谷，遷之喬木，返璞歸真，人格圓滿。君此去，幾時歸還？佛曰：吾無去就來。

《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都是幻象，早晚都會消散的，消散之後還會再聚，這就是世間的因緣。

縱觀李叔同的出家，皆由因緣組成。因家庭的影響，幼年便在心中種下菩提種子，讓他對生命的無常有了懵懂的認識，正所謂「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歡娛」。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這顆善的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待他成年之後因種種機緣，得到有緣人的無私助緣，他開始嚮往那種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的自由幻境，這種超越現實的願望，加速了他遁入空門的腳步。要想擺脫塵世的煩惱，求得生命的永恆，唯有走向佛門這一種選擇了。

眾生病苦誰扶持，一心向佛菩薩心。病痛的折磨可以摧毀他的身體，但沒有摧毀他的心智。他真心發願，誠心拜佛，永遠皈依，心無雜念，苦其心志，修其精神，過著苦行僧般的修行生活，從而完成了從藝術家向佛教徒的艱難蛻變。

李叔同如此堅定地出家，實際上早就意識到幻象的存在，隨著年齡的增長，幻象越來越真實，甚至觸手可及。他要打碎這些幻象，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當他站在一片世俗的廢墟之上，在塵土飛揚中仰望天空，終於發現：在一個由物慾組成的文明世界，一個人根本無法完整地獲得自己，因為他始終生活在糾纏的關係中，成為自己對立的陌生人。他在違背自己真實的意願，努力去塑造別人為他設定的形象，遺憾的是，在與現實的抗辯中他鎩羽而歸。人生的荒謬正在於此，人生的歡喜也正在於此。

所以李叔同願意接受佛陀的教誨：當你發現自己被貪慾引誘的時候，一定要自我降服。你要做自己「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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