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筆記——呂思勉《中國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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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黃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戰，我以前一直疑惑不解，為何兩個黃河下游的部落要跑到張家口的高原上去決一死戰。讀了呂思勉的《中國政治史》才知道此涿鹿乃為彭城（今徐州），仍在黃河下游範圍，這樣才符合邏輯了。因為文明都起源於大河下游，此為世界歷史之規律。後人按圖索驥，把古書之涿鹿當成今之涿鹿縣，謬之千里；而據此推斷黃帝起源於黃土高原，則是顛倒歷史了。實際是大禹治水失敗，華夏民族才從山東向西遷徙的。杜蘭特在《歷史的教訓》第一章即強調地理與歷史的關係，實在是地理孕育和撫養了歷史，因此讀史而不知地理，實如盲人瞎馬也。

關於地理和歷史的關係，還有一則往事可談。我上高中時有個問題百思不解：為何希特勒打遍歐洲唯獨不打瑞士？若說瑞士是中立國，但以希特勒之蠻橫，何所顧忌？問歷史老師，老師答不上來，只敷衍我說此題高考不考。很多年後，我從軍事和地理角度思考此題，才豁然開朗。因瑞士為高山之國，而希特勒的「閃電戰」無非兩招，先是飛機轟炸，繼而坦克佔領，而此兩大利器在山區都不得施展，即便強行攻下瑞士，也是得不償失。歷史老師不懂地理，則是教育專業化之弊了。

關於史前史的問題，雖然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只有口口相傳的神話傳說，也缺乏大量出土文物的印證。但是通過合理的邏輯推測，以人類學的普遍規律為指導，還是能一窺史前的概況的。比如西方史學不承認中國有夏朝，因為缺乏出土文物。然而從出土的商朝青銅器看，其冶金技術之發達，絕不是從之前的石器時代、陶器時代一躍而成的。而商朝的甲骨文已經是很成熟的文字，也絕不是從結繩記事時代一躍而成的。所以商朝之前必有一個時代，是文明萌芽、發展的時代。而世界各大文明都有洪水的傳說，比如諾亞方舟、大禹治水，這也不是什麼巧合，因為世界各大文明都是農業孕育的，恰恰都居住在大河的下游，洪水泛濫是很常見的現象。

關於秦統一中國的原因，呂思勉的《中國政治史》認為一是秦地偏而民風朴。（為何民風朴則能勝？書中未說。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歷史》解釋秦國獲勝的原因之一是秦國統治穩定，少內亂。似是民風朴的結果。）二是秦地廣人稀，招三晉之人任農，而秦人任武。（這點很像古希臘之斯巴達。）三是奉行法家政策，裁抑貴族勢力。（這點說反了，應是秦國貴族勢力弱，所以變法阻力小。張豈之有詳述。）另外張豈之認為秦國地理位置優越，不易受六國攻擊。這點則很像美國了。而《哈佛極簡中國史》認為秦國處邊地，多與游牧民族爭戰而能兵強。但燕國為何不強？所以我不能認同此觀點。

關於秦統一中國的原因，眾說紛紜，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還是秦國民風淳樸，有利於統一思想。反觀六國：韓趙魏本是「三家分晉」，自然不和；楚國是吞併越國，越國是吞併吳國，這是三種文化，也不會和；齊國有臣篡君位的先例；燕國衰於君臣猜忌。歷史上中原王朝屢被游牧民族攻破，也恰在中原內鬥、草原統一之時。國共戰爭，共之能勝，在於延安整風，統一了思想；不似國民黨之派系紛爭。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史》中指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經過漢化後，往往流於驕奢淫逸，然而不能因此就怪罪漢文化腐朽。中原沃土為他們提供了淫逸的物質條件，而淫逸的意志卻是他們本來自有的。這種見解是撥開了現象的雲霧而見到了歷史的本質。羅馬也是在繼承了希臘的文化後毀滅於驕奢淫逸的，可見中西都是如此。癥結不在文化而在人性。人類奮戰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享受。開國之君的勵精圖治還是為了子孫後代的安逸。所以末代皇帝的荒淫，紈絝子弟的揮霍，其實是他們早已註定了的必然命運。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史》中評價武則天：「她是一種只計維持自己的權勢地位而不顧大局的政治家。」而絲毫沒有提到武則天倚重科舉之士，消滅關隴貴族集團的事實。從此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被科舉出身的寒門子弟所取代，實在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進步。雖然武則天也許是出於私心，但是她確實是能夠看清歷史潮流並且順勢而為的，這一點可堪人傑了。雖然她私生活荒淫無道，政治手腕陰險毒辣，但高層的政治殺戮沒有波及到民間，也算是中國的一大幸事了。

宋朝有兩大改革家，一是范仲淹，一是王安石。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限制官員職田，嚴格官員考核，這是觸動了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的，自然是失敗的結局。王安石的變法有兩方面，「理財」與「整軍」。「理財」主要是通過財稅、信貸等政策加強國家對經濟的管控，以消除大商人投機套利的空間；由於商人自古地位低下，所以此政策尚有成效。而「整軍」則主要是裁撤冗軍了，這是打破了很多人的鐵碗飯的，自然效果不佳了。歷來史家評價北宋變法的失敗，多歸因於其指導思想是孟子的「王政」，「王政」只是紙上理論，不合實際。其實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觸動了利益集團，而造成黨派相爭，行政混亂。今天的改革要吸取歷史的教訓，要注意「帕累托改進」，思考如何在既得利益者不受損的情況下，使儘可能多的人受益。

王安石一直是充滿歷史爭議的人物，宋史一代宗師鄧廣銘一生四次寫作《王安石》，其中雖有時代思潮的擾動，卻也說明對王安石的歷史評價難有定論。從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變法只是一個空想。社會改革首先需要社會調查，然後分析調查數據，然後從邏輯上論證政策的可行性，然後在小範圍內進行試驗，試驗成功後才能推向全國。而在北宋時不可能有此科學的流程，更不可能有科學的思想，所以其政策只是拍腦袋決定。而其政策一開始就全國推行，出現問題後不得不全面取消，朝令夕改，使民眾對改革失去了信心，其失敗就不可挽回了。所以說，王安石不是一個改革家，只是一個空想家。

現在網路上有「北上廣深房價永遠漲」的輿論，其論據是參照日本的發展趨勢，人口向東京集中，地方城鎮人口凈流出，呈現東京繁榮、地方凋敝的「馬太效應」。若單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確實在理，但中國不同於日本，在中國凡事還得講政治。比如東北近年經濟下行，人口流出，而中央有「振興東北」的政策以應對。因為東北的戰略地位重要，如果人口空虛，必有外敵入侵。清朝不準漢族人出關，造成東北空虛，俄國趁機入侵，就是慘痛的教訓。「京津冀一體化」也把疏解首都人口作為重要內容。北宋首都汴梁，人口過多，被金兵圍困後，因缺糧而自亂，這也是一慘痛教訓。

清朝的「康乾盛世」，表面上維持著穩定的統治，實際上在民間，「反清復明」的運動一直是暗流涌動。南方有天地會，北方有白蓮教，後來給滿清沉重一擊的則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覆滅後，又有捻黨、回亂。呂思勉在《中國政治史》中指出：「清朝從道光以前，總督用漢人的很少，兵權全在滿族手裡。至太平天國兵起，則當重任的全是漢人。」於是有所謂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而這時的臣與君已貌合神離，君臣之禮要漸漸讓位於夷夏之別了。所以幾十年後，由於武昌的一次意外爆炸，所引起的一次倉促起義，而能使統治中國兩百餘年的滿清王朝一夜之間土崩瓦解，就絕非偶然事件了。

人類早期社會，人少地多，因而人貴地賤，所以當時的戰爭以擄掠人民為目的，所以形成了奴隸制。而隨著人口的發展，社會變成了人多地少，因而人賤地貴，所以保有奴隸就不如保有土地合算了，於是戰爭的目的變成了爭奪土地。而奴隸解放，變成了交租的農民，絕不是統治者的良心發現，而是經濟利益使然。進入工業社會，由於工業的利潤遠遠高於農業，於是戰爭的目的由資本驅使，變成了對原材料和市場的爭奪。而到了後工業時代即信息時代，信息、數據的珍貴性將越發突出，成為未來統治者爭奪的焦點。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談到《老子》的「無為」思想，近人把「無為」當做「無所作為」解，其實是錯誤的，應該解為「無化」。「就是主張任人民自化，而不要想去變化他。」因為所謂「黃老之學」，老子的思想其實來源於黃帝時代。而黃帝部落是一個游牧民族。《老子》書中沒有男女字，只有牝牡字，可見其游牧民族的性質。而所謂「無為」也就是後世中行說規勸匈奴「勿變俗、好漢物」的思想。用現代話說就是要規避「文明病」。而老子的思想又尚雌性，這是否是母系社會的遺留？從哲學家的角度看《老子》，往往被字句所障目，而從歷史學家的角度看《老子》，則有峰迴路轉之感。

翦伯贊在《中國史前史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中國母系氏族的酋長，如伏羲、神農、黃帝等都為男子，看似矛盾，實則正常。其引用民俗學的資料，以現存的母系氏族去推論中國古代的母系氏族：「在囂倫族中，氏族評議會由女子組織，她選出的酋長是男子。梭羅門諸島的土人，指導權操在男子手裡，但須經過母系的授權，才可以行使。」因此，「在母系氏族社會中，可能有女酋長，但男酋長的存在也是很自然的。」我們再說《老子》一書，其成書雖在東周，然其思想則是繼承了黃帝的時代，因此後世以「黃老」並稱。而黃帝既為母系氏族的酋長，由此可知《老子》一書中的尚雌性的思想，實為母系社會的遺留了。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寫到：「商人乘賣主找不到買主時，可以用很廉的價格買進；到買主找不到賣主時，又可以用很貴的價格賣出。一轉手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大受其剝削。」這裡用「剝削」一詞，顯然還是中國傳統的「抑商」思想在作祟了。其實以古代交通之不便，商人長途販運財貨，時不時會遭遇強盜或野獸，稍有閃失就會財毀人亡。因此其風險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而且當商人的門檻也是很高的，不僅要工於計算，還要體格健碩。因此其收益和個人素質也是成正比的。古代的商人大概都是出於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於是有豐富的地理知識和適應各種環境的體魄；民風彪悍尚武，因此適合長途販運，阿拉伯男人至今還有佩刀習俗，可為例證。在中國，游牧民族自古被中原農耕民族所鄙視，所謂「夷夏有別」，這可能是「抑商」思想的根源吧。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將先秦諸子的思想按歷史的淵源劃分：「農家代表神農時代的思想。道家代表黃帝時代的思想。墨家代表夏禹時代的思想。儒家代表西周時代的思想。法家代表東周時代的思想。」這樣劃分，諸子思想的脈絡就十分清晰了。神農是原始農業部落，所以農家的思想是君與民同耕，因其自給自足，所以厭棄商業。黃帝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所以道家的思想尚自然、輕人為。夏禹是農業共產社會，階級對立還未形成，所以墨家的思想是兼愛、非攻。西周是封建貴族社會，封建的核心是宗族世襲，所以儒家的思想注重君臣父子的人倫秩序。而東周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封建貴族沒落，新興地主階級崛起，所以法家要崇尚變法，強調國家的統一的權力了。

呂思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論述西漢前期的政治，「以王霸道雜之，謂以法家督責之術對付官僚階級，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質而言之，便是『嚴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最合理的治法。」秦亡則因為始皇純使用霸道，於是人民反抗；漢衰則因為元帝純使用王道，於是官僚放縱。官與民是兩個對立的階級，如何平衡兩者的利益，是治國的關鍵。如果官僚的利益得不到滿足，則國家不能發展；如果人民的利益被損害太甚，則國家不能穩定。而反過來說，如果官僚太腐敗，國家也不能穩定；如果人民太貧弱，國家也不能發展。以今天的政策比之，「從嚴治黨」就是「嚴以察吏」，杜絕官僚的腐敗；「依法治國」就是「寬以馭民」，保障人民的利益。其根本目的都是使國家繁榮昌盛、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