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瘋狂動物城》到《一條狗的使命》：我們如何想像動物

2016年3月4日，迪士尼影業出品的《瘋狂動物城》（Zootopia）在中國上映後獲得了觀影者們的一致好評，在豆瓣電影網站上，四十多萬的觀影者對該影片進行了評價，總評分高達9.2。2017年3月3日，蘭塞·霍爾斯道姆導演的影片《一條狗的使命》（A Dog』s Purpose）在中國上映，觀眾媒體也對此片好評如潮。兩部電影的宣傳海報都重點渲染觀影效果，一個是「爆笑來襲」，突齣電影的喜劇元素；一個是「暖心力作」，突顯電影的溫情效應。這兩部電影都以動物為主人公，前者講的是兔子朱迪在動物城的從警經歷，後者講的是一條狗的生命輪迴。《聖經·以賽亞書》中寫道：「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卧，少壯獅子與牛犢、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如果說《瘋狂動物城》展現了前一句話的場景，那麼《一條狗的使命》則描述了後一句話的圖景。《瘋狂動物城》描畫的是動物內部（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和解）的美妙關係，《一條狗的使命》則構築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畫面。

《瘋狂動物城》劇照

動物寓言——《瘋狂動物城》

《瘋狂動物城》的英文名為「Zootopia」，即zoo+topia（動物+場所），直譯為「動物城」。該詞與托馬斯·莫爾的經典著作《烏托邦》（Utopia）相互呼應，Utopia由「U+topia」（無+場所）組成，意為「無何有之鄉」，不可能存在的地方。《瘋狂動物城》的所有角色都是動物，但這部影片並未涉及動物問題。嚴格說來，這是一則動物寓言，探討的是人類理想共同體的建構問題。影片中有兩個重要的空間，即：兔窩鎮（Bunnyburrow）和動物城（Zootopia）。兔窩鎮是女主角朱迪的故鄉，小鎮居民知足常樂，世世代代過著田園牧歌的生活。身為食草動物的兔子們對食肉動物保持警惕，兩大動物陣營和諧共處的場面只能在胡蘿蔔藝術節的戲劇舞台上得到演繹。兔窩鎮雖然帶有濃郁的田園氣息，但它並非理想的共同體。鎮上的居民安居樂業卻缺乏夢想，在他們看來，兔子警察、宇航員羊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笑話。他們熱愛和平，卻對肉食動物帶有種族偏見。動物城與兔窩鎮形成了鮮明對比，城中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和平共處，兔子朱迪在城中實現了警察夢。整部影片探討的是如何使世界更美好（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的問題。「更美好的世界」到底是什麼？兔子朱迪嚮往的「動物城」就是一個理想的共同體，個體在其中可以充分發掘其未竟潛能；共同體居民擺脫了種族歧視和固有偏見，不分種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悖謬的是，動物城共同體的根基是脆弱的，市長秘書的詭計幾乎摧毀了動物城。此外，該共同體的建構仍然建立在排除機制的基礎上：共同體居民都是哺乳動物，沒有非哺乳類動物。換言之，動物城是一個哺乳類動物共同體。如「Utopia」詞義所示，烏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至善至美的共同體僅僅是一個理想，不可能存在於現實空間。人類能做的是懷揣理想，改善自己的家園，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一條狗的使命》海報

溫情與暴力——《一條狗的使命》

《瘋狂動物城》借動物喻人，探討的是人的問題。《一條狗的使命》則不然，該影片不是一則動物寓言，它集中探討的是人與狗（動物）的問題。故事假定狗的靈魂可以轉世，重點講述了一隻狗的生命輪迴。狗的第一世很短暫，它出生在流浪狗收容所中，還沒有認清自己的模樣便被處以安樂死。狗的第二世是新斯科舍獵鴨尋回犬「貝利」，它在身處危難時被小男孩伊森一家所救，從此成為伊森童年的玩伴。狗的第三世是德國牧羊犬「愛麗」，它是威風凜凜的警犬，最終因救主人而喪命。狗的第四世是柯基犬「提諾」，它是女主人的忠實伴侶，同時也改變了主人的人生軌跡。狗的第五世是一隻聖伯納犬，它被主人遺棄，憑藉前世的記憶找到了伊森，從此與伊森相伴一生。這隻狗經歷了五世輪迴，最終領略到生命的意義：「若我的陪伴令你快樂，我便有了生存的意義」。

《一條狗的使命》呈現了人與狗之間的溫情互動，凸顯了狗對人類無條件的愛。在第二世中，若不是伊森的相救，貝利會悶死在狗販的卡車裡。伊森給貝利提供食物和居所，相應地，貝利的陪伴使伊森暫時忘記了嗜酒如命的父親和吵吵嚷嚷的家庭，使他原本陰鬱的童年充滿了歡聲笑語。在第三世中，警察與警犬「愛麗」相依為命，愛麗用陪伴填補了主人的孤獨，用自己的性命守護了主人的生命。在第四世中，寵物犬提諾的女主人不愛交際，整日宅在家中，食物是她最大的樂趣。提諾整日與女主人相伴（companion），與她共同享用美食。。「companion」源自拉丁文「companis」，意為「一起分享麵包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諾是女主人的伴侶。提諾為女主人創造了與外界交流的機會，使她敞開心扉，接納他人和世界。在第五世中，貝利幫伊森找到了初戀情人，彌補了伊森一生的遺憾。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僅展現了人類與狗之間的溫情互動，還揭示出當今社會人類對狗的暴力行徑。如果說狗對人類的愛是該影片的顯性線索，那麼人類對狗的暴力則是該影片的隱性線索。狗的第一世是在流浪動物收容所度過的，還未來得及感受這個世界便被人實施了安樂死。其實導演蘭塞·霍爾斯道姆在《忠犬八公的故事》（Hachi，2009）中便曾觸及這一問題，影片中，男主人公帕克在火車站救助了一條秋田犬，妻子拒絕養狗，帕克不得不將狗送往流浪動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員說：「這裡狗滿為患，這些狗只能呆兩周。若兩周內沒有人領養它們，便會被實施安樂死。」一些狗比較幸運，在兩周內被人領養，找到了新的家庭，另一些狗則被處以安樂死。2016年，台灣某一動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員簡稚澄服用狗安樂死藥物自殺身亡。她因熱愛動物選擇了這份工作，她努力救助流浪狗，幫它們尋找好的歸宿，可是她又不得不給無人領養的狗注射死刑。內心的痛苦和外界的壓力（一些動物保護人士對她進行了人身攻擊）使她走上了絕路。此處值得深思的問題不是收容所的安樂死政策，而是「為何收容所里狗滿為患」，歸根結底是因為狗主人的遺棄。

狗的第二世「貝利」自出生後便被關在狗籠子里等待出售。影片中，狗市的老闆帶領顧客「視察」一排排關著幼犬的狗籠，為顧客介紹狗的品種和習性。這個細節揭示了當代都市人對家庭寵物的需求以及寵物的過量繁育。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通過人工的手段讓動物無限制地繁殖，以供人類利用。這種情況在我們的先人看來簡直是魔鬼般的行動。由於無限制的繁殖和延長動物的壽命，造成了物種的過量，破壞了它們原有的、適宜自身發展的生長規律和生活方式。」「貝利」就是過度繁衍的結果，它的出生是為了迎合寵物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需要。如果說收容所對動物實施安樂死是為了「使其死」，那麼狗市對狗的無限制繁育則是為了「讓其活」。無論是「使其死」還是「讓其活」，都表明「動物已置於人類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征服和掌控之下」（德里達語）。

狗的第四世是一隻斷尾柯基犬，無疑，「斷尾」乃人為，是為了迎合主人的審美。當今社會的人們總會給自己的愛犬做一些不必要的整容手術，如：剪耳、斷尾等，這種「令其美」的手術又何嘗不是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呢？狗的第五世聖伯納犬被主人買下，領回家中，卻從此不管不顧，最終被主人遺棄。在現實社會中，遭遺棄的狗的歸宿就是流浪動物收容所，這與影片的開頭形成了呼應。影片中人類對狗的暴力行為形成了一個鏈條：「讓其活——令其美——遺棄——使其死」。因為都市人對寵物的大量需求，所以造成了狗的過度繁育；人們在狗市中將狗買回家，出於自身審美需要，對狗進行整容手術，爾後又因厭倦將它遺棄；無家可歸的狗被送往流浪動物收容所，或再被人領養，或被實施安樂死。

德里達指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人們對待動物的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一方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人類也越來越同情動物。《一條狗的使命》以影像的方式揭示了這一悖論現象，一方面，它講述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溫情互動；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當代社會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前者是顯線索，是整個影片的基調；後者是隱線索，在影片中呈碎片化分布。也可以說，後者是導演的擔憂，是問題的呈現；前者是導演的希冀，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從整體上說來，《一條狗的使命》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制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應該呈現出一種怎樣的圖景？

德里達指出，以往人們都忽視了動物的注視，都拒斥動物的主觀能動性。在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上，人們普遍將自身設定為高高在上的主體，將動物降格為被注視、被認知的客體。《一條狗的使命》以狗的視角來看世界，顛倒了人與動物之間的主客體關係，狗成了觀看的主體，而人類則成了被觀看的客體。無論是電影還是電影海報都突顯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與狗的深情對視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寫鏡頭令人動容，這些細節都令觀影者體會到這條生命的鮮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獲得父親同意收養了「貝利」，正在他歡呼雀躍的時候，一旁的「貝利」也在歡呼：「我收養了一個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誰收養了誰呢？當伊森與「貝利」在玩球的時候，是誰在陪誰玩耍呢？蒙田在《為雷蒙·塞邦辯護》中說道：「我跟我的小貓咪一起玩耍的時候，誰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還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動物不是「自動的機器」（笛卡爾語），不是人類的財物和工具，它們有自己的情緒和認知，每條生命都自成一體。與此同時，動物和人類一樣都是有死者，共同體驗著生老病死，共同承擔著時間的有限性，它們在這個世界上共同存在。

《一條狗的使命》整體色調溫暖，導演通過一種視覺的詩意建構傳達了狗對人類的忠誠和無條件的愛，希望用這種溫情喚起人類對動物的同情，消除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影片中，人與狗（無論是工作犬還是家庭寵物）相互陪伴、相互救助，它們之間互為伴侶物種。《瘋狂動物城》和《一條狗的使命》都旨在呈現一個「烏托邦」畫面，前者以寓言的方式探討了人類的理想共同體問題，後者實實在在地觸及到了動物問題，探討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理想關係。

《瘋狂動物城》劇照

如何想像動物？——動物寓言、家庭成員還是陌異他者？

《瘋狂動物城》與《一條狗的使命》提供了想像動物的兩種不同方式：一種是動物寓言，一種是使動物「家庭成員化」。就動物寓言來說，一方面，寓言中的動物帶有擬人化的特徵，承載著某種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只是「喻體」，故事裡還寄託著重要的「寓意」。喻體是表，是附屬，寓意是里，是本體。因此，用動物寓言的方式來想像動物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意味。

《一條狗的使命》中的動物並未承載某種文化重負，它是一個輕盈的存在，跟犬科動物的文化象徵意義毫無關聯。它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對於它的主人而言，它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影片的主角貝利經歷了五次生命輪迴，終於領略到它生命的意義在於「令你快樂」。這裡的「你」指的是貝利的主人，它的存在仍然服務於人類目的論。影片在勾勒人與狗之間的理想關係時所提出的方案是將狗「家庭成員化」：狗與人共享家宅空間，一起分享食物；它像家人一樣陪伴左右，給人帶來快樂和溫暖；它慰藉孤獨的靈魂，填補人的精神空缺；當災難來臨，它會奮不顧身、保護主人。影片突顯人與狗之間的共通感，突顯狗對人無條件的愛。然而這種想像動物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美國學者唐娜·哈拉維在《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中指出：「若這條狗不能滿足人們對無條件的愛的想像，那麼它就會面臨被遺棄的危險。」換言之，在這種想像中，狗的價值和生命取決於「人類是否感覺狗愛自己」。假若人在狗身上感受不到這種「家人般」的愛，那麼狗便沒有了生存的價值。歸根結底，這種想像動物的方式仍然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味道。將動物「家庭成員化」旨在在人與動物之間建立一種親近關係，然而這種親近關係之中卻暗含著一種暴力，作為「家庭成員」的動物被納入到自我的同一性結構中。

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種想像動物的方式，即：解除動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為一個「陌異他者」。尤其就家宅動物而言，首先，它應拒絕承載任何文化含義，拒絕被歸類，拒絕被概念化和種屬化，它應是獨一無二的；其次，它應沒有任何歸屬，不是「我的貓貓狗狗」，它逃脫「我」的權力，抵抗「我」的佔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為一個無法破譯的謎，使自己保持他性，與「我」建立起一種「沒有關係的關係」。在德里達看來，只有成為「陌異者」，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

《一條狗的使命》劇照

它們能承受苦難嗎？——論人類對動物的暴力

如上文說言，《一條狗的使命》中既展現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溫情互動，又揭露了當今社會人對動物的暴力。在當今社會，人們對待動物的方式是同情與暴力並存。如何制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呢？兩個世紀以前，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說道：

或許有一天人們會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腿的數量、皮毛的狀態、骶骨末端的狀況等不足以使人們將這樣一種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拋棄，聽憑其落入悲慘的境地。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描繪出那條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嗎？或者是談話的能力？……問題的關鍵不是它們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們是否能夠交談，而是它們是否能夠承受苦難（can they suffer）。

傳統形而上學普遍從理性（或語言）角度來規定人類生命和動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語言）的動物；動物則沒有理性（語言）。理性（語言）能力成為人與動物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引導下，人們普遍將動物降格為純粹的物（mere things），對待它們的方式十分粗暴。邊沁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動物「是否能夠承受苦難」。在邊沁看來，動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們不能「聽憑其落入悲慘的境地」。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動物解放》一書中將邊沁的這段話作為整本書的核心論點。他指出，為動物進行辯護的底線是感受苦難（快樂）的能力，換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應被納入道德考慮的範圍之內。辛格著重探討動物感受快樂或痛苦的能力，他從這一標準出發，擴展了人類道德考慮的範圍，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從根本上說來，他的這種探討方式採取的仍是排除機制（將無法感受快樂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並未擺脫傳統形而上學的窠臼（傳統形而上學便是從「能力」角度來區分高級生命和低級生命）。

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邊沁的發問具有潛在的革命意義。「它們是否能夠承受苦難」這一問題中包含著一種折磨和受難，包含著一種「不能」。如果說傳統形而上學的發問（如「它們是否能夠運用語言」）與能力相關，那麼邊沁的這個問題與「能力」無關，它展現了一種消極被動的狀態。德里達說道：

能夠承受苦難不再是一種能力，它是一種沒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於其中，它是我們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們與動物所共有的特徵。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關同情心（compassion）的體驗，是人類與動物所共有的對「沒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體驗，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為脆弱而導致的痛苦，是因為痛苦而產生的脆弱。

在邊沁的發問中，辛格關注的是動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達則關注的是動物的「受難」（suffer）。德里達指出，我們都曾看到過動物的恐懼和驚慌，看到過它們所受的痛苦，「動物是否能夠承受苦難」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十分明確的，我們所顯露出來的惻隱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詞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組成，原初義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動物在承受苦難時所表現出的脆弱性讓我們感受到它的肉體之軀，讓我們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這種必死性是人與動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難的動物身上有一種中斷性力量，它質疑「我」的利己主義傾向，引發了「我」的同情心，引導「我」向對方敞開。既然動物的苦難可以引起人的倫理反應，那麼人便不能對動物暴力相向。

在《一條狗的使命》中，小狗貝利被人鎖在汽車裡，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親恰巧路過，他們看到貝利的境況，停下了自己的腳步，中止了原來的計劃（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車玻璃，將「正在承受苦難」的貝利救出來。這印證了德里達的觀點：動物可以引發人類的倫理回應，可以喚起人類的倫理責任，換言之，動物可以成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