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情感的休眠到爆發 ——十七年散文的總體狀況

文/煙雨雨巷

十七年散文是中國當代散文的開端，由於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作家們的思想感情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作為抒情性較強的文體——散文，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改變的洪流。由於種種原因，「五四」以來強調的個性自由和批判性被一度遺失，缺少個人情感，更多的是集體他人的頌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散文中流露的個人情感從休眠到萌芽，最終爆發，我認為，這存在著歷史必然性，而不是偶然。

十七年散文主要分為兩階段，前八年（1949-1957年）的散文主要以報告文學及其他紀實性散文為主，主要是頌歌散文的天下，情感的抒發對象是國家集體他人，個人情感極少。後九年（1957-1966年）抒情散文迅速崛起，報告文學受到重視，個人意識和情感爆發。

對這兩個階段再細分，我們可以將前八年分兩部分：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就是50年代初，大家將它稱作「頌歌散文時期」，我把它叫做「個人情感休眠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朝鮮戰爭時期，作家們的題材主要是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和朝鮮戰爭中的志願軍。前者的代表作主要有老舍的《我熱愛新北京》、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唐克新的《車間里的春天》、柳青的《王家斌》、《姚良成》、《老羊工》、艾青的《屋裡的春天》。該題材記錄了新時代的變化，但作家們被大環境的氛圍所感染，正如巴金所說的他要用那寫慣了痛苦的筆來表現人民的歡樂；冰心所說的要衝出個人的小天地投身到鬥爭的洪流中去。作家們本身的出發點是積極的，情理之中的，但當對題材的推崇與追逐成為創作重心，政治標準優先於藝術標準的時候，作品往往主觀性勝過客觀性，富於感染力而缺乏思辨性，過於歌頌而有失批判性，出現對「五四」散文文體精神的嚴重偏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出現大量歌頌志願軍的散文，其中有兩部大型軍事通訊報告集《朝鮮通訊報告選》和《志願軍一日》，作家代表作品有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巴金《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活在英雄們中間》，楊朔《鴨綠江南北》、《萬古青春》，菡子《和平博物館》。該題材的情感表達熱烈，感染力強，但是題材狹窄，題材單調。其實跟歌頌新中國，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很相似，兩者的不同在於，歌頌的對象不同，採用的手法不同。頌歌散文追求向上正面的樂觀主義態度，重視昂揚豪邁的調子，這就將人複雜的情感世界單一化了。

1956年到1957上半年是前八年的第二部分，大家將其稱作「百花時期」，我把它叫做「個人情感萌芽時期」，它看似來勢迅猛，其實不然，在經過前六七年，作家們的理智會在激情後漸漸回歸，休眠了的個人情感與批判性會悄悄萌芽。除此之外，作家們的慢慢山水意識恢復，散文基調趨向輕快明亮發展，但此時的批判意識還相對隱蔽、含蓄。這一時期作家們創作熱情不比頌歌散文時期低，出現大量優秀的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老舍的《養花》，豐子愷的《南穎訪問記》、《廬山面目》，許欽文的《鑒湖風景如畫》，楊朔的《香山紅葉》，魏巍的《我的老師》等。它們都體現了作家們從對國家、社會、時代的過分關注漸漸轉向個人情感的抒發的改變。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作家們在人物刻畫、情節安排、語言表達等方面有了更多個性，不少作家也開始探索自己的風格，如楊朔的「詩人散文」，秦牧的「學者散文」，劉白羽的「戰士散文」。只可惜，這樣百花齊放的時間太過短促，曇花一現後在反右運動的暴風雨面前凋謝。但它存在的意義卻非常重要，可以說它是前八年與後九年散文的過渡，為後九年散文的發展提供了藝術積累。

後九年也可分成兩部分:1957年到1960年的反右運動時期，作家們在敏感的政治環境下，噤若寒蟬，散文發展緩慢。六十年代初期，文藝政策調整，散文創作出現第二次高峰，我將它稱作「個人情感爆發期」，這一時期個人情感的抒發在散文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創作藝術水平也達到了更高的層次，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如楊朔的《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秦牧的《古戰場春曉》、《土地》、《花城》，劉白羽的《長江三日》、《紅瑪瑙》、《櫻花漫記》，冰心的《櫻花贊》，穆青的《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徐遲的《祁連山下》鄧拓等人的《三家村雜記》等等，與此同時，一大批優秀書信、隨筆的出現也使散文發展達到了另一維度。這一時期延續「百花時期」的「百花精神」，積極創作，勇於反思及探索，逐漸形成各種風格，使散文的藝術多樣化達到了另一高峰。作家們不再像建國初期那樣單調地歌頌，而尋找更適合自己的抒情方式、寫作手法。作品中不再只有單一的讚美社會主義，而出現了對自然、對人性的思考，甚至有對社會的反思。出現這樣爆髮式地感情抒發不是偶然，這是在原本萌芽的基礎被打壓後的宣洩，是人性與理性的回歸！

從整體上來說，十七年散文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作家作品中個人情感從陷入休眠到萌芽再到打擊再到爆發，這是一個很短的過程，是一段作家們修鍊的過程，是散文發展走向更高層次所需要經歷的曲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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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秀明主編：《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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