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城市的蛻變：成也高架橋，拆也高架橋

CANADA REAL ESTATE2021-2035年的溫哥華地產市場，主角非福溪莫屬!

作為全世界最宜居的地方，大溫地區在城市規劃領域有著自己的獨到之處，然而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對以後的市政建設和房市走向都有著重要參照意義。從本期《高度》周刊開始，我們將不定期獨家聚焦這些在大溫歷史上打下深刻烙印的規劃項目，希望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石破天驚:一項雄心勃勃的高速公路發展計劃】

上世紀六十年代，雖然溫哥華號稱是加西最大都市，但那時候汽車還並沒有完全普及，同時整個城市規劃仍處於現代主義陰影之下。受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的影響，當對一座城市進行重新規劃的時候，需要完全推倒重建，可以說接近於摧毀的程度，這其中又以瑞士建築師Le Corbusier和美國城市規劃師Robert Moses為代表，而當時的溫哥華也對這股思潮深信不疑。

坦率地說，直到二戰結束以後，溫哥華才迎來真正大規模發展，截止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市總人口突破100萬人，但與此同時市中心傳統商業區開始一蹶不振，逐漸走下坡路。為了使溫哥華的城市發展再次得到振興，1967年當局宣布將正式啟動高速公路修建計劃，旨在實現溫哥華全市道路網路現代化進程。但與此同時溫哥華周邊許多貧困街區將會面臨拆除和重新規劃，作為這一雄心勃勃發展計劃的代價。

西蒙菲沙大學城市項目主任Gordon Price通過研究認為，當貧困街區予以拆除之後，可以修建更好的住房讓窮人居住，並且吸引更多中產階級人口入駐。此外美國西雅圖，加拿大蒙特利爾等北美大城市都已經修建了高速公路，將整座城市公路交通系統連成一片，進一步拉近了與遠郊地帶的聯繫，並且對商貿和就業有著極大促進作用。而當時高速公路項目的其他支持者也認為，一旦最終落成，將徹底改變溫哥華部分街區貧窮現狀，並使得整個城市面貌都煥然一新，持這一看法的民眾和專家也不在少數，當局也傾向於高速公路項目上馬。正當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最後竟改變了溫哥華城市歷史走向，乃至影響至今。

【公民抗命:華裔弱女子挂帥出征】

其實從1959年開始，當局就萌生出開通高速公路的念頭，而且當時就已經開始了第一波開發過程，與之相關聯的溫哥華Strathcona社區附近就有不少街區被夷為平地，只不過還沒有太多居民認識到這其中危害性，抗議規模也遠遠不及。等到1967年高速公路修建計劃正式上馬，Strathcona社區已經確定幾乎會受到波及，令當地居民深感不安，對當局不滿也在逐漸加深。最終一位華裔居民Mary Lee Chan挺身而出，決定帶領大家集體抗命，向高速公路修建計劃明確說不。

Mary Lee Chan丈夫的祖輩在淘金熱時來到加拿大，從事鐵路工作，站穩腳跟後將自己兒子接過來，一家人從此在溫哥華勤勞打拚，最後有了自己的家族產業，靠做進出口貿易生意謀生。Mary Lee Chan 更是一位勇敢獨立的女性，不僅含辛茹苦撫育自己的後代，並且非常熱衷社區公益事業。

就當時情況而言，Strathcona社區絕大多數居民都是普通工薪階層，而高速公路勢必會通過這裡，屆時許多房屋將被迫拆除，而這些工薪階層居民如果搬出，一時將很難發現新的可負擔社區。對於溫哥華唐人街來說，倘若高速公路將最終落成，整個唐人街將不復存在，而溫哥華華人的鄉愁寄託和精神家園符號也會從此坍塌。所以當Mary Lee Chan挨家挨戶搜集民意爭取支持的時候，不少居民包括華裔社區在內瞬間就產生共鳴，儘管Mary Lee Chan英文不好，但她的女兒Shirley Chan英文流利，替自己母親充當翻譯，而且還負責印刷傳單，召集居民前往家中，開會進一步商量對策。

除了Mary Lee Chan以外，另一位西人居民Harry Com也自告奮勇地參與到領導行列，最後在Mary Lee Chan和Harry Com帶領下，數百人在Strathcona社區和唐人街附近遊行示威，高呼抗議口號，並創作出抗議歌曲，成為當年溫哥華亞文化一道風景線。

起初抗議活動主要圍繞在本地居民之間進行，但很快就有不少學者，律師，活動人士和其他社區居民加入，其中剛剛取得律師牌照的24歲年輕西人Mike Harcourt也被Mary Lee Chan和Strathcona社區居民決心所感動，自願出任抗議居民們的律師，希望在法律程序領域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多年以後，當Mike Harcourt回顧起依依往事的時候，不禁由衷地感嘆到Mary Lee Chan發起的抗議高速公路修建行動不僅體現出華裔社區的勇氣，而且還喚起了身邊更多民眾對於不合理的城市規劃方案勇敢地說不。

雖然抗議者聲勢逐漸浩大，但溫哥華市府則絲毫沒有動搖，尤其是時任溫哥華市長Tom Campbell和城市規劃總監Gordon Sutton-Brown。

不為所動，希望能夠跨越重重阻力，說什麼也要把高速公路給修成。與此同時贊成修建高速公路的一方也開始了輿論攻勢，甚至將抗議民眾描述成毛派共產主義者和左翼暴徒，試圖利用冷戰期間的恐懼將抗議污名化。相反的是，抗議活動愈演愈烈，為了爭取更多公眾同情和支持，抗議民眾還通過法律和數據分析，告訴輿論修建高速公路計劃的不合理與荒謬。

1967年11月，Mary Lee Chan成功爭取到了聯邦運輸和住房部長Paul Hellyer的支持，Paul Hellyer隨即宣布凍結聯邦政府對高速公路修建項目的撥款，給予溫哥華市府沉重打擊，這也是抗議活動進行以來取得的重大勝利。之後抗議民眾認識到了要想從根本上阻止這一計劃，還得積極參政議政，要在議會大堂有自己的代言人，1968年抗議民眾組建了市級政黨選民行動運動(The Electors』 Action Movement)，並推舉候選人參與當年市選，結果有兩人成功當選溫哥華市議員。雖然這一結果讓抗議者感到鼓舞，但還不足以從根本上阻止高速公路計劃的落成。

1972年高速公路準備正式開始施工，抗議民眾乾脆直接前往一線，組成人鏈阻擋施工，一時氣氛劍拔弩張。正當矛盾有激化趨勢的時候，省選落幕，執政長達二十年的社會信用黨下台，新上台的新民主黨省府宣布停止相關省級撥款，同時轉變發展思路，注重於對老城區保護，這對於抗議民眾來說是又一個勝利。 1973年選民行動運動贏得溫哥華市選，囊括了市長寶座和市議會多數席位，而且新一屆市府一上台就修改法例，對整個計划進行重新規劃，使得原有計劃得到更改，停止修建高速公路，不再對Strathcona社區和唐人街產生不利影響，取而代之用新建高架橋Georgia Viaduc和Dunsmuir Viaduct來改善溫哥華交通，標誌著抗議迎來最終的勝利。而由華裔弱女子Mary Lee Chan發起的公民抗命，也成功寫入歷史，給溫哥華城市發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運動也為卑詩政壇培養出不少人才，其中就包括1973年當選溫哥華市長的Art Phillips，而抗議者的律師Mike Harcourt則走的更遠，1981年當選溫哥華市長，1991年出任卑詩省長。就連Mary Lee Chan的女兒Shirley Chan也從此投身於社會運動，並於2004年大選代表聯邦自由党參選溫哥華東區的國會議員，但最終惜敗。

【後高速公路時代:溫哥華市政建設理念的變遷?】

對於溫哥華市政建設史而言，高速公路抗爭絕對有著深遠意義，雖然最後是用高架橋代替，但和原計劃高速公路修建相比已經有了不少的改動，將對社區居民的影響降到最低。此後在溫哥華城市規劃當中多了一分人性化考量，不影響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時在地產開發領域注重高密度開發，而且加大對公交領域的投入，方便居民出行。

而高速公路計劃的夭折使得溫哥華土地資源得到保護，在那個充滿動蕩的七十年代，卑詩省府有多項新政得以延續至今，其中一項就是農業儲備用地，溫哥華市府從中受到了啟發，儲備了大量公園用地，尤其是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構建人與自然的完美和諧。

但是一個很明顯的遺珠之憾在於，溫哥華沒有意識到日後會有大批移民湧入，因此在住房建設用地領域沒有進行很好地儲備，以至於現在出現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局面。另外隨著移民和海外買家的大量湧入，溫哥華房價也突破了可負擔水準，成為全球房價最貴的十大城市之一，這個恐怕是溫哥華市政當局和老市民們所始料未及的。

有專家還認為，高速公路的停建直接改寫了日後溫哥華的城市歷史，和北美其他城市相比，凡是建有高速公路的城市，將郊區直接連接到市中心，因此中產以上富裕階層多選擇郊區居住，而城中心反而多貧民窟。

而溫哥華因為沒有高速公路，市中心附近得以保留熱鬧的氣息，而且中產以上居民也願意定居於市中心附近，外加自然風光保存完好，為以後的投資移民大熱目的地奠定了基礎。

如今Georgia Viaduc和Dunsmuir Viaduct這兩座高架橋也完成了歷史使命，2018年2月13日，被溫哥華市議會用投票的方式判決了拆除，執行費用高達17億加元。其中包括3.6億加元拆除高架橋，6.03億加元修建經濟適用房，超過7億加元興建公共設施和公園空間，堪稱史上大手筆。

對於樂觀者而言，溫哥華市議會投票結果也給全世界地產投資人指明了下一步戰略方向，那就是溫哥華東北部福溪將崛起。2019年，拆橋工作正式開始。此後10年內，市府將在福溪地區開發7,200套左右住宅，預計可容納12,000名新居民，其中包括1,800套政府提供的可負擔住房，約可容納 3,250名新居民。

與此同時，和高架橋一併拆除的還有世博大道，然後Pacific Boulevard也將重新配置新的雙向六車道，施工預計將影響每日4.5萬輛從此通行的汽車，但整個工程全部完工後提升福溪定位的並不是僅是單一的住宅區，而是娛樂、辦公、零售、餐館和酒吧空間，一個完整的經濟生態將在福溪出現，而且三星電子等一流企業都將在福溪地區增設辦公區域，最多可以增加 8,000個就業崗位。

為了配合福溪社區的定位提升，Creekside公園將擴建成佔地11英畝的新公園，溫哥華市長羅品信對這個公園很看重，他認為完美的公共配套設施是滿足可負擔性和宜居性的前提。

但是整個改造項目也被輿論所深深質疑，主要爭議就是17億加元總預算。如果地產開發商不能搞定全部資金，就需要從卑詩省政府和聯邦政府取得資金支持，但省政府和聯邦政府並沒有擔保會出手相助，所以資金的可持續性將是一大隱患。

不過參與開發的開發商則是Concord Pacific和Canadian Metropolitan Properties，其中Concord Pacific是加國首屈一指的地產開發商，以發展整體規劃的社區而聞名，另一家則是印尼鉅賈黃鴻年在加拿大的開發公司Canadian Metropolitan Properties。這兩家開發商在溫哥華的地位相當於中國萬科和恆大，二者聯手開發的項目，未來發展空間可想而知!

所以未來福溪地產估值將不可限量，上有政府保駕護航，下有資深開發商精耕細作。2021-2035年的溫哥華地產市場，主角非福溪莫屬!而高架橋也以這種方式告別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可負擔社區計劃更是雄心勃勃，如果時光倒退回1967年和1973年，溫哥華市府又該如何決策呢? 總之，成也高架橋，拆也高架橋，不變的是溫哥華這座偉大的城市，留給後人的是說不盡的往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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