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遊牧,及一些絮語
——評2016上海藝術雙年展,或曰一篇遊記
文/周虎
一.上海·印象
我是踩著十一月的尾巴去上海的。初冬的江南,天陰陰冷,下著濛濛細雨。上午逛了書店,中午,我與友人吃完飯後,便乘地鐵前往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同浸潤著歷史氣味的南京相比,上海委實是個現代得多的城市。更快的城市節奏,嚴絲合縫的地鐵運轉,讓人目眩的座座高樓,無不略加炫耀地昭示著這一特質。現代化本是個中性詞,無褒無貶,但我心中卻隱隱升起一股親切感。
走出地鐵,人行道旁的圍牆上張貼著上海雙年展的海報;我想起上一次看展的經歷,想起掩映在夏日公園樹影下的、三稜柱造型的上海當代藝術館;我本以為這回仍是在那兒,可友人卻提醒我說,是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她又接著向我介紹起上海各大藝術館來,我一時有些發矇,卻也神往得很——談笑間,一座高大的建築映入眼帘:尖而窄的造型、外表是體溫計樣式,上端閃著深紅的光。它立在視線遠處,而此刻我們正行走在空蕩蕩的人行道上,道旁是廢棄的工地和一排排蕭瑟的樹;雨水正一滴不少地落在青灰色的柏油路上。友人說,就是那兒,就快到了。
二.假如美術館成為遊樂場
周末下午的藝術館,遊客不算少,除了我們這些自詡為「人文愛好者」的傢伙以外,看得出也有很多來此休閑的普通市民。我不免有些吃驚。
我之所以吃驚,是因為以我之前對藝術史的淺薄認識,藝術愈是向現當代發展,與所謂「人民群眾」的生活也就愈遠。現當代藝術,自杜尚從傢具店購回那座便池,並命名為《泉》之後,便漸漸進入了這樣的境地:以哲學思辨、反諷為骨,以抽象,誇張的表現方式為皮,輔以重重疊疊、高不可攀的眾多藝術理論,似乎儼然成了一個封閉體系:外面的人越來越難懂,於是埋怨其無聊、可笑、滑稽(參見一些行為藝術表演中群眾的反應),裡面的人樂在其中,並時不時地向外面的人彰顯出一種無端的優越感……
然而,今日觀展的體驗則打消了我對這方面的顧慮,甚至讓我重新認識了當代藝術。藝術館彷彿褪下了她莊重的外衣,變成了遊樂場:一些裝置藝術和視頻影像藝術部分地消弭了觀眾和展品之間的距離,使得我們能夠在藝術活動中扮演「參與者」的角色,而藝術品本身的張力又足以喚起每個人(不管他究竟具有多少欣賞的基礎)內心深處的某種共情。
有許多作品都給我這種「遊樂感」,譬如一些善用光的裝置:觀眾走進一間全黑的房間,抬頭望去,曲線形、纖細的一道道白光在頂上交錯地閃耀著,而當我們邁開步子、變換位置,光線的形狀也會隨之改變、流轉——這件作品旨在模仿出我們頭頂星空的運轉方式;還有一件作品,置於一間充滿暖光的屋子裡。我們走進去,站在一張巨大的展台前面:展台有凹槽,凹槽內盛有透明的、特殊性質的墨水,兩隻燈泡受到頂上鋼絲的牽引,在墨水表面來來回回地運動。我和友人起初不解其意,後來受一位老人指點,看向身後——牆上我們的影子,正隨著燈泡的運作,慢慢伸長、又回落,影子四周蕩漾起細碎的水紋:這是對潮汐的一次微妙模仿。
觀賞這些作品,幾乎不需要動用什麼藝術鑒賞的經驗,即便是剛剛懂事的孩子,在發現裝置的奧秘時也必定會享有一種幸福:只屬於靈光乍現的小小幸福;而除了這些效仿自然規律的作品,還有另外一些展品,同樣能征服許多人:理解它們,或許有些困難,但純粹審美的門檻就低得多了。這類藝術的典例,是達利在新千年製作的一個短片《命運》,一部在視覺美感調動上幾乎無可挑剔的作品。而此次雙年展上,我們也發現了這一類的作品:
同樣是一間圓形暗室。地板的最中間擺著一台放映機,一些橙色的枕頭在它周圍呈圓形排開,觀眾們紛紛躺下,調整姿態,圓形影像從天花板上映出:它是一部關於「循環往複」概念的影片,由秦始皇時代開始起航,指南針、大航海、火藥、漢字字元、中醫秘方、周易、一直到大航海時代、工業革命、現代化、蘋果和華為公司,最後歸於《聖經》。一系列不同的事物在天花板上出現、旋轉、消失、又彼此融合,講解的女聲富有磁性,脖頸下的枕頭如此柔軟,使得我們不自覺地陷入半夢半醒的迷醉……這大概是美術館能給予人的遊樂中,較有「藝術感」的方式吧。
三.不只是遊樂
然而,美術館「娛情」的功能遠遠不是其全部的目的,於我而言,如何去理解一件作品、一件作品能怎樣調動我的思考和情緒,或許比片刻的靈光或者三分鐘的迷醉更為重要。
在從上海回南京的列車上,我在筆記本的內頁快速記錄了這次藝術展最集中表現的一些主題:對貧窮、獨裁、黑暗歷史的思考、重塑和反諷(以第三世界藝術家針對軍政府所創作的作品為主),對現有話語體系下的邊緣者的揭露(既有站在邊緣人角度的直觀敘說,也有對遙遠農村和神話傳說的重新發現),對一些概念的重新闡釋、界定(也包括模擬自然規律,從而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對身份認同和「他方世界」(即死亡彼岸)的探索。
此次雙年展,第三世界藝術家創作的藝術作品佔了大多數,因而整場展覽充滿了民族性和強烈的反抗色彩,與此同時,面向消費社會和未來科技而創作的展品數量也就減少了。
然而,在如此宏大的題材之下,許許多多回溯歷史的展品卻失去了其應有的靈性,讓人感覺千篇一律。其素材的收集、重塑和展示顯得有些隨意,幾乎是信手而成,讓人很難通過簡單的審美途徑進入作品真正想要表達的內涵中去,卻試圖用冗長的文字講解來彌補這一缺陷,並營造出一種晦澀的假象。時至今日我仍能回憶起這樣一件典型之作:白色的電子屏幕上,播放著兩個男人如何搭建一張床。男子帶著白面具,看不見臉;傢具是可拆卸的木製品;而他們的動作也與普通的工作毫無二致。我站在屏幕前觀看著這一過程,並絞盡我微薄的腦汁去思考這其中究竟含有如何深刻的意義——是對於日常機械勞作的反思?對於人性貪求舒適的諷刺?直到視頻播放結束我也沒能明白,而牆上的講解詞是這麼寫的:這是一張英國殖民者行軍途中的行軍床,男人代表殖民者。
讀完之後,我不禁啞然:作者固然可以讓觀眾來揣摩自己的用意,從而達到效果,但也必須給予觀眾必要的權力,只有在審美狀態下的觀眾才有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否則,把傳達美和感受美的責任一股腦兒拋給觀眾,再大罵觀眾不懂行,不明白其內涵,那所謂的藝術豈不是變成了「皇帝的新裝」?觀眾感受其內涵的前提是藝術家真的賦予了藝術品以內涵。闡釋有時是必要的,但只有闡釋,藝術品本身便失格了。
而在審美性與思辨性統一的尺度上,有幾個作品所達到的高度使我印象深刻,我不由得再多費些筆墨對它們進行讚賞:
《談身體》,一位全身裹著黑紗的穆斯林姑娘(即藝術家陶輝本人)坐在病床上,神情平靜,向圍在四周的人們以一種人類學家的口吻來談論自己的身體:「腳掌第x節骨頭微微突出,黑色毛髮,是典型的蒙古人種……我放棄了一切宗教的偏見,把自己交還給自然,因而我是真的我。」在面對爭議主題時,藝術家所選取的這樣的立場不由得令人敬佩,他所做的並非是反對某種宗教,而是號召我們回歸人最本原的東西:可以被辨認的肉體、物質,進而把我們從極端的信仰和狂熱的虔敬中解脫出來。
《我還活著》,多屏影像作品。第一個屏幕上,女藝術家裸體站在大自然中,身後的挖掘機不停工作,挖走她身旁的泥土,直至她站在極小的一塊土地上,四周是機器造成的鴻溝;第二塊屏幕,女藝術家鑽在一個極小的玻璃罩子里,七八人拿著棍子不停敲擊著罩子表面,砰砰的響聲撞擊著心靈;第三塊屏幕上,女藝術家站在柏油馬路道旁,距離那些飛馳而過的汽車不過一尺之遙(實際上,非洲糟糕的交通紀律使得這樣的行為藝術更加危險)。三幕影像,包含了人的一生中所要遭受的危險:無意識的暴力、有意識的暴力;來自他人的惡意,自然聚居領域的消逝,現代社會看似牢固卻脆弱無比的公共秩序……
寫到這裡,仍有不少展品未能描述出來,或者說,現在我的能力還不足以描述這些作品(如文本精妙、多媒體完美結合的《正辯、反辯,何不再問?》及《午夜出租》,前者也是這次展覽的標題作),也許我得再去幾次,才能作出一個更加細緻和客觀的評論。可即便如此,在我心中,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參觀上海藝術雙年展仍是一次無以倫比的體驗,我依然能感受到藝術的力量給我帶來的心潮上的搏動。
正如在「青年策展人計劃」上看到的一句標語所說的那樣:藝術是謊言,卻能讓我們更加接近真實。在看似幾乎窮盡了一切創新的情況下,現代藝術以審美張力和情感調動為表面(當然,這樣的表面是必要的,甚至在某些時候是決定性的),內核卻是「文學性」的、「神性」的,是對於種種哲學問題和現實弊病的揭露和再思考。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進入,受到驚喜和靈光的撥動,轉而沉浸於我們最為缺乏的思考中去,現代藝術的這一特質,正是我熱愛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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