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遊牧，及一些絮語

——評2016上海藝術雙年展，或曰一篇遊記

文/周虎

一．上海·印象

我是踩著十一月的尾巴去上海的。初冬的江南，天陰陰冷，下著濛濛細雨。上午逛了書店，中午，我與友人吃完飯後，便乘地鐵前往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同浸潤著歷史氣味的南京相比，上海委實是個現代得多的城市。更快的城市節奏，嚴絲合縫的地鐵運轉，讓人目眩的座座高樓，無不略加炫耀地昭示著這一特質。現代化本是個中性詞，無褒無貶，但我心中卻隱隱升起一股親切感。

走出地鐵，人行道旁的圍牆上張貼著上海雙年展的海報；我想起上一次看展的經歷，想起掩映在夏日公園樹影下的、三稜柱造型的上海當代藝術館；我本以為這回仍是在那兒，可友人卻提醒我說，是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她又接著向我介紹起上海各大藝術館來，我一時有些發矇，卻也神往得很——談笑間，一座高大的建築映入眼帘：尖而窄的造型、外表是體溫計樣式，上端閃著深紅的光。它立在視線遠處，而此刻我們正行走在空蕩蕩的人行道上，道旁是廢棄的工地和一排排蕭瑟的樹；雨水正一滴不少地落在青灰色的柏油路上。友人說，就是那兒，就快到了。

二．假如美術館成為遊樂場

周末下午的藝術館，遊客不算少，除了我們這些自詡為「人文愛好者」的傢伙以外，看得出也有很多來此休閑的普通市民。我不免有些吃驚。

我之所以吃驚，是因為以我之前對藝術史的淺薄認識，藝術愈是向現當代發展，與所謂「人民群眾」的生活也就愈遠。現當代藝術，自杜尚從傢具店購回那座便池，並命名為《泉》之後，便漸漸進入了這樣的境地：以哲學思辨、反諷為骨，以抽象，誇張的表現方式為皮，輔以重重疊疊、高不可攀的眾多藝術理論，似乎儼然成了一個封閉體系：外面的人越來越難懂，於是埋怨其無聊、可笑、滑稽（參見一些行為藝術表演中群眾的反應），裡面的人樂在其中，並時不時地向外面的人彰顯出一種無端的優越感……

然而，今日觀展的體驗則打消了我對這方面的顧慮，甚至讓我重新認識了當代藝術。藝術館彷彿褪下了她莊重的外衣，變成了遊樂場：一些裝置藝術和視頻影像藝術部分地消弭了觀眾和展品之間的距離，使得我們能夠在藝術活動中扮演「參與者」的角色，而藝術品本身的張力又足以喚起每個人（不管他究竟具有多少欣賞的基礎）內心深處的某種共情。

有許多作品都給我這種「遊樂感」，譬如一些善用光的裝置：觀眾走進一間全黑的房間，抬頭望去，曲線形、纖細的一道道白光在頂上交錯地閃耀著，而當我們邁開步子、變換位置，光線的形狀也會隨之改變、流轉——這件作品旨在模仿出我們頭頂星空的運轉方式；還有一件作品，置於一間充滿暖光的屋子裡。我們走進去，站在一張巨大的展台前面：展台有凹槽，凹槽內盛有透明的、特殊性質的墨水，兩隻燈泡受到頂上鋼絲的牽引，在墨水表面來來回回地運動。我和友人起初不解其意，後來受一位老人指點，看向身後——牆上我們的影子，正隨著燈泡的運作，慢慢伸長、又回落，影子四周蕩漾起細碎的水紋：這是對潮汐的一次微妙模仿。

觀賞這些作品，幾乎不需要動用什麼藝術鑒賞的經驗，即便是剛剛懂事的孩子，在發現裝置的奧秘時也必定會享有一種幸福：只屬於靈光乍現的小小幸福；而除了這些效仿自然規律的作品，還有另外一些展品，同樣能征服許多人：理解它們，或許有些困難，但純粹審美的門檻就低得多了。這類藝術的典例，是達利在新千年製作的一個短片《命運》，一部在視覺美感調動上幾乎無可挑剔的作品。而此次雙年展上，我們也發現了這一類的作品：

同樣是一間圓形暗室。地板的最中間擺著一台放映機，一些橙色的枕頭在它周圍呈圓形排開，觀眾們紛紛躺下，調整姿態，圓形影像從天花板上映出：它是一部關於「循環往複」概念的影片，由秦始皇時代開始起航，指南針、大航海、火藥、漢字字元、中醫秘方、周易、一直到大航海時代、工業革命、現代化、蘋果和華為公司，最後歸於《聖經》。一系列不同的事物在天花板上出現、旋轉、消失、又彼此融合，講解的女聲富有磁性，脖頸下的枕頭如此柔軟，使得我們不自覺地陷入半夢半醒的迷醉……這大概是美術館能給予人的遊樂中，較有「藝術感」的方式吧。

三．不只是遊樂

然而，美術館「娛情」的功能遠遠不是其全部的目的，於我而言，如何去理解一件作品、一件作品能怎樣調動我的思考和情緒，或許比片刻的靈光或者三分鐘的迷醉更為重要。

在從上海回南京的列車上，我在筆記本的內頁快速記錄了這次藝術展最集中表現的一些主題：對貧窮、獨裁、黑暗歷史的思考、重塑和反諷（以第三世界藝術家針對軍政府所創作的作品為主），對現有話語體系下的邊緣者的揭露（既有站在邊緣人角度的直觀敘說，也有對遙遠農村和神話傳說的重新發現），對一些概念的重新闡釋、界定（也包括模擬自然規律，從而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對身份認同和「他方世界」（即死亡彼岸）的探索。

此次雙年展，第三世界藝術家創作的藝術作品佔了大多數，因而整場展覽充滿了民族性和強烈的反抗色彩，與此同時，面向消費社會和未來科技而創作的展品數量也就減少了。

然而，在如此宏大的題材之下，許許多多回溯歷史的展品卻失去了其應有的靈性，讓人感覺千篇一律。其素材的收集、重塑和展示顯得有些隨意，幾乎是信手而成，讓人很難通過簡單的審美途徑進入作品真正想要表達的內涵中去，卻試圖用冗長的文字講解來彌補這一缺陷，並營造出一種晦澀的假象。時至今日我仍能回憶起這樣一件典型之作：白色的電子屏幕上，播放著兩個男人如何搭建一張床。男子帶著白面具，看不見臉；傢具是可拆卸的木製品；而他們的動作也與普通的工作毫無二致。我站在屏幕前觀看著這一過程，並絞盡我微薄的腦汁去思考這其中究竟含有如何深刻的意義——是對於日常機械勞作的反思？對於人性貪求舒適的諷刺？直到視頻播放結束我也沒能明白，而牆上的講解詞是這麼寫的：這是一張英國殖民者行軍途中的行軍床，男人代表殖民者。

讀完之後，我不禁啞然：作者固然可以讓觀眾來揣摩自己的用意，從而達到效果，但也必須給予觀眾必要的權力，只有在審美狀態下的觀眾才有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否則，把傳達美和感受美的責任一股腦兒拋給觀眾，再大罵觀眾不懂行，不明白其內涵，那所謂的藝術豈不是變成了「皇帝的新裝」？觀眾感受其內涵的前提是藝術家真的賦予了藝術品以內涵。闡釋有時是必要的，但只有闡釋，藝術品本身便失格了。

而在審美性與思辨性統一的尺度上，有幾個作品所達到的高度使我印象深刻，我不由得再多費些筆墨對它們進行讚賞：

《談身體》，一位全身裹著黑紗的穆斯林姑娘（即藝術家陶輝本人）坐在病床上，神情平靜，向圍在四周的人們以一種人類學家的口吻來談論自己的身體：「腳掌第x節骨頭微微突出，黑色毛髮，是典型的蒙古人種……我放棄了一切宗教的偏見，把自己交還給自然，因而我是真的我。」在面對爭議主題時，藝術家所選取的這樣的立場不由得令人敬佩，他所做的並非是反對某種宗教，而是號召我們回歸人最本原的東西：可以被辨認的肉體、物質，進而把我們從極端的信仰和狂熱的虔敬中解脫出來。

《我還活著》，多屏影像作品。第一個屏幕上，女藝術家裸體站在大自然中，身後的挖掘機不停工作，挖走她身旁的泥土，直至她站在極小的一塊土地上，四周是機器造成的鴻溝；第二塊屏幕，女藝術家鑽在一個極小的玻璃罩子里，七八人拿著棍子不停敲擊著罩子表面，砰砰的響聲撞擊著心靈；第三塊屏幕上，女藝術家站在柏油馬路道旁，距離那些飛馳而過的汽車不過一尺之遙（實際上，非洲糟糕的交通紀律使得這樣的行為藝術更加危險）。三幕影像，包含了人的一生中所要遭受的危險：無意識的暴力、有意識的暴力；來自他人的惡意，自然聚居領域的消逝，現代社會看似牢固卻脆弱無比的公共秩序……

寫到這裡，仍有不少展品未能描述出來，或者說，現在我的能力還不足以描述這些作品（如文本精妙、多媒體完美結合的《正辯、反辯，何不再問？》及《午夜出租》，前者也是這次展覽的標題作），也許我得再去幾次，才能作出一個更加細緻和客觀的評論。可即便如此，在我心中，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參觀上海藝術雙年展仍是一次無以倫比的體驗，我依然能感受到藝術的力量給我帶來的心潮上的搏動。

正如在「青年策展人計劃」上看到的一句標語所說的那樣：藝術是謊言，卻能讓我們更加接近真實。在看似幾乎窮盡了一切創新的情況下，現代藝術以審美張力和情感調動為表面（當然，這樣的表面是必要的，甚至在某些時候是決定性的），內核卻是「文學性」的、「神性」的，是對於種種哲學問題和現實弊病的揭露和再思考。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進入，受到驚喜和靈光的撥動，轉而沉浸於我們最為缺乏的思考中去，現代藝術的這一特質，正是我熱愛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