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巴黎"怎麼賤賣了哈利·戴恩·斯坦通

原文：By Richard Brody 2017年9月28

翻譯：臨客

2017年，哈利·戴恩·斯坦通主演了《老幸運》，老爺子的遺作這周在美上映。該電影借鑒《德州巴黎》，老爺子最出名的一個角色形象。

哈利·戴恩·斯坦通，卒於2017年年9月15日。死時已九十一歲高齡，很不幸地在爛電影《德州巴黎》里一炮走紅。這使他剩餘的職業生涯走上彎路，甚至關係到他最後一部主演的電影《老幸運》。

《德州巴黎》於1984年上映，是一部典型的里根統治時代的加工品。它試圖復活批評家格雷爾·馬庫斯口中的「老美國誌異」里景象。

格雷爾·馬庫斯，美國當代著名樂評人、文化研究者、作家。《老美國誌異》是馬庫斯1997年的作品，以美國著名民謠歌手鮑勃·迪倫及其樂隊在1967年的地下室錄音帶為主題，作者消除了音樂、文學與社會文化的疆界，描摹了迪倫所處的動蕩時代，深入剖析了一個古老而奇異的美國。

「老美國誌異」它來源於里根時代所包含的，散播和永存的懷舊神話，以浪漫的名義但又長期忍受著古怪去開墾這個國家。《德州巴黎》的導演維姆·文德斯在斯坦通身上，找到了它。這部電影是由一個想法為契機，但艾德斯把他的想法砌加在角色和拍攝手法之上，並且定型其角色。特別是斯坦通，停留在一個狹隘的人設中——品德高尚。

文德斯，1945年出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是一名沉迷於悖論，迷戀美國流行藝術的藝術家，他很少思考故事的形式，而更看重虛空感。他的潛意識有著明顯的好萊塢電影和美國音樂的移植，他撿拾好萊塢風格和形式，神話和圖像。他的天才之處，是把美德元素嫁接並突出他親身經歷的當代德國環境中普遍但隱秘的存在。他的最好的作品（比如《愛麗絲城市漫遊記》（1974）和《公路之王》（1976））採用第一視角去考慮後二戰時代文化滲透期中的德國政治和文化歷史。他在美國製作過傑出的電影，如《愛麗絲城市漫遊記》上部就帶他個人旅行見聞的痕迹，又或是2005年上映的《別來敲門》，由山姆·夏普德編劇，這兩部電影都是文德斯擅長的領域——電影從業人的工作與生活，機械勞作與藝術的融合。

山姆·夏普德是一位集電影編劇、演員和電影、電視導演於一身的全能藝人。1979年出演的戲劇《被埋葬的孩子》榮獲當年普利策最佳戲劇獎。2017年8月1日在家中逝世，享年73歲。

相反，同樣由夏普德編製《德州巴黎》，是一系列的情緒和調調的再加工，文德斯將他理解的美國神秘主義背景滲透進角色和場景，導致了電影迴音室效應（電影畫面和形象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不停加強）。這個效應反映了好萊塢刻板的情緒抒發，以及畫面刻畫沒有形成鮮明對比。

除此以外，在《德州巴黎》中文德斯的演員們很少角色突出，情緒化、悲觀的真實性又不乏浪漫主義。文德斯眼裡沒有風景或城市，他挖空心思地掏出神秘主義的庫存，並像貼標籤似的加到拍攝中。圖像呈現往往是奪人眼球，但是目的性一眼就能看穿，並未給想像留下太多空間。他們給夢塑造深層的神秘，但夢本身並沒變得神秘莫測。

哈利·戴恩·斯坦通在《德州巴黎》中的斯坦通形象。

我多年前看過《德州巴黎》，最近又重看一遍。電影剛出來，就是一個標準的斯坦通形象，查韋斯（男主），穿著一身正式的西裝（儘管皺皺巴巴的），領帶，一頂孩子氣的紅色鴨舌帽，周圍是荒無人煙的沙漠，刻意對著天空。另一個演員有相似的畫面挖起我塵封很久的回憶並震驚到了，他從手勢到口語變音都是可持續的：詹森·舒瓦茲曼。他出道很早，也參與了《青春年少》一部電影富於生活體驗，善於觀察，滿嘴格言，情緒變現戲劇化、情緒化。

詹森·舒瓦茲曼在《青春年少》中的形象。

斯坦通，在他的職業上升期，被一個固定形象拉著往下沉，他投入進去，既不是自願也沒有令他內心生活更加富足。關於《德州巴黎》最好的事就是斯坦通是正面的、主角光環這一簡單事實。但這個角色削減了他，將他符號化，令他在表演者的路上漸行漸遠。

斯坦通的最後一部電影《老幸運》於明天上映，雖然斯坦通的出場簇擁著壯觀的車隊，這個角色本身仍然令人厭煩的淺薄。這一電影承襲了斯坦通在《德州巴黎》的編故事線，但他現在不合群、有著暗淡作廢的過去，以一個可愛的老笨蛋的形象出現。這個脾氣不好的老幸運，沒有名字，有著生物鐘一般準時的日常習慣：早上一杯咖啡和定時早鍛煉，他在餐桌上對喬伊（巴里·沙巴卡·亨利 ）佯裝暴躁的問候「你什麼都不是」，對此喬伊報以一笑。他的填字遊戲，他的白日遊戲秀，他每天步行穿過一個廢舊的下落不明的只有風滾草能吹到的村莊，他晚上在由貝絲·格蘭特飾演的伊蓮當老闆的酒吧打發時間，那裡的常客們通常言語犀利，行為混賬。詹姆斯·達倫在劇中有很好的段子，以濃重的口音發「ungatz」這個單詞。大衛林奇也有一個角色——很不幸的一個人，他那隻羅斯福總統烏龜去世時傷透了心。

在拍攝的過程中，老幸運面對的，委婉點但說真的，年齡大身體弱，他也喜歡玩一些社會股票，接受一個當地酒店老闆小兒子的生日派對邀請，在那裡老幸運從自己的殼中走出，用一手嗓門全開的話劇，一手西班牙歌曲（斯坦通在《德州巴黎》中做過）來推銷自己。和文德斯電影中的查韋斯一樣，老幸運是一處空白，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一個象徵，一個等待他自己編纂故事的空容器。更糟糕的是，在《老幸運》中，這個背景故事遲遲沒來，僅僅在一小段里他解釋他的外號怎麼來的（從他在二戰倖存的悲慘軍事任務講起）。傳達了律師的仇恨，展現一個模糊而無人服從的時期。僅用一句短暫提及68歲以及聲稱一個非正式的無神論和一個隨性存在的絕望。

從《德州巴黎》的借鑒太過明顯，甚至表現在老幸運的信用數列上。像文德斯的電影，展現雙主人公，由斯坦通飾演戴頂帽子，頭朝藍天。但是《老幸運》的導演約翰·卡洛·林奇（他亦是個有魅力的演員）並沒有任何像文德斯的為銀屏變戲法的方式所作的可視化感覺。這部電影精心籌備，為斯坦通的藝術致敬，但它嚴格沿襲文德斯的固有形象。

看到斯坦通走路，轉回頭，凝視雙眼思考還是很欣慰，可應看到他利用一個角色拓展自己而不是限定它。他能成為一個有原則不感情用事的拖車停車場經理，他的隱忍的生活習慣與他的時刻提高警惕來滿足優越需求的要求是匹配的，而不是看斯坦通扮演卡爾·羅德在《雙峰》中的回歸。這是一個高貴的形象，值得通過這個角色去記住斯坦通。

理查德·布洛迪於1999年開始為紐約客寫作，並已經貢獻了很多關於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讓·戈達爾，塞繆爾·富勒的文章。他在紐約客的博客里寫電影。他是《電影無處不在：讓·戈達爾的工作生活》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