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毛主席第四次挨整嗎？

人們今天談起鄧小平總稱道其「三起三落」的坎坷經歷，鄧小平同志堅韌不拔的意志的確令人起敬。但是對於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之前遭受的四次重大打擊，卻論及甚少。殊不知，毛澤東在當年險惡的環境中做出特殊功業，反而被「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給予了殘酷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職務、趕出紅軍等等。然而毛澤東始終意志不倒，信心不變，終成偉業。了解毛澤東當年經歷的坎坷，對於我們正確對待名利、頑強戰勝挫折，對前途始終充滿信心，有著很強的現實教育意義。

第四次：寧都回會議。第四次遭受打擊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寧都會議，毛澤東再次被剝奪軍權。面對當時敵我雙方形勢，後方蘇區中央局要求貫徹「左」傾路線，攻打大城市，尤其想奪取南昌，幻想在南昌作首腦機關，看不起瑞金。毛澤東等認為不能魯莽行事，命令紅軍就地發動群眾，準備迎擊國民黨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後來雖然離開了毛澤東，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也用毛澤東這種辦法。

但後方中央局大為惱火，同時又收到臨時中央的指示電，命令前方停止活動，他們立即趕到前方要求開會，因此有了黨史上的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中央黨史上對這次會議諱莫如深，是因為此次會議集中批判毛澤東，並撤掉毛澤東的職務，是中共黨史上最「黑暗」一頁。寧都會議於1932年10月2日至12日召開，當時周恩來在前線脫不開身，會議開始由任弼時主持，後來周恩來雖然趕回來參加會議，但沒有堅決反對任弼時等人的錯誤意見，致使後方首腦佔了上風。也許周恩來顧慮後方首腦有王明把持的上海臨時中央支持，王稼祥由於轉變觀點支持毛澤東，也被項英取代，重新組成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的新「三人團」。毛澤東此前主張打漳州，反對打贛州，結果贛州失敗，漳州獲勝，實踐證明毛澤東意見和指揮都是正確的。然而後方首腦反而顛倒是非，寧說是打贛州輸了也對，打漳州勝了也錯，真是強盜邏輯。他們荒唐地把「誘敵深人」說成是「等待主義」，把「避其鋒芒」說成是右傾。

為了抵制任弼時等人的錯誤做法，王稼祥同志拍案而起，作了驚人發言，堅決支持毛澤東。他說：「我也是六屆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是同鄉……」(朱仲黎《黎明與晚霞》1986年版)。王稼祥大聲疾呼：「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正當會議進入僵局時周恩來趕到，本應支持正確的一方，但周恩來則進退維谷，他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都共過事，然而一個個下台後他還能在台上，特別是他考慮王明讓他來蘇區就是貫徹其路線的，所以，他也加入批判毛澤東行列，使會議氣氛發生重大轉變，使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人滿意。

會議決定周恩來負軍事總責，毛澤東被「免去」紅軍總政委到後方工作。這時，周恩來又堅持要留毛澤東在前方，使會議又一次陷入僵局，只好迫使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議以後方首腦大勝而結束了。就這樣，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一手撫育紅軍壯大，成功地指揮了三次反「圍剿」勝利，使敵人聞風喪膽的毛澤東，則被自己的同志慘痛地剝奪了軍權，默默地回到曾棟材家的黃泥草屋「養病」。紅軍總政委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就這一些人還不解氣，發展到1932年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兼任。這次被撤職的會議毛澤東未出席， 1956年毛澤東回憶這段往事時說「缺席裁判，一審終審，不許上訴」。(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恩來兼任總政委，任弼時等還不罷休，又告到上海，說他搞「調和」，但周恩來進行了反駁。中央怕造成分裂，同意由周兼任總政委，為毛澤東以後再起留下了後路。1933年6月，王明去了蘇聯，博古、張聞天作為代言人到了蘇區，加上先前已來蘇區的周恩來，實際上中央已等於遷到瑞金。任弼時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也就自然終止了，不久被調離了瑞金。

任弼時緊跟王明、博古等人，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1932年8月的寧都會議，兩次無情打擊和剝奪了毛澤東的職務，但也沒有能取得博古的信任，當他認識到排斥毛澤東是錯誤時，與博古發生了分歧，隨後他自己也被博古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組織部長職務，打發到湘贛區作省委書記去了。(《偉大的戰士任弼時》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博古的到來，開展了進一步的批毛運動，對王明的路線進行了不折不扣的貫徹，毛澤東的日子更難過了。

大家要問，毛澤東沒有在中央工作，一直遠離上海，在江西從事根據地的創建活動，為什麼王明、博古等人要殘酷打擊毛澤東？李維漢說得非常入骨：「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線的領導人上台後沒有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所以就『調兵遣將』奪取軍權、黨權。」博古來到蘇區，自己控制黨權，周恩來掌握軍權，張聞天分管政權，毛澤東被架空，又派張聞天出任「總理」。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只保留一個有名無實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了。

1933年2月10日，博古要求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從最高首長降到了普通幹部，可想毛澤東的毅力和胸懷是多麼的堅強和寬廣。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未參加這次會議，王明路線達到頂峰。選出十二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成為最後一名：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常委四名：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博古原來本意是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實際上監督毛澤東，但經過一段相處，張聞天認為毛澤東思路完全符合當時蘇區實際，所以贊成毛澤東觀點，倒向毛澤東一邊。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開始轉移時，毛澤東正在發燒，張聞天及時告訴了毛澤東。多虧了張聞天、傅連障才使毛澤東及時「轉移」。為了進行「轉移」，1934年10月10日長征時，又成立了一個最高「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李德負責軍事。長征開始前，博古第一個把項英留下，第二個為陳毅，第三個是瞿秋白。當時，博古、李德堅持把毛澤東也留下，周恩來堅決反對，這時博古、李德兩人又怕留下毛澤東會出問題，帶上毛澤東長征便於監督。如果當時把毛澤東留下，中國革命又會是什麼樣？後果不堪想像。長征初期由於博古、李德等單純的「逃跑主義」和錯誤指揮，導致湘江戰役大敗。中央紅軍損失非常殘重，從發出時的8萬人銳減為3萬人，全軍開始不滿。從廣昌失敗引起怒火，又到湘江失敗，博古、李德在紅軍中的地位完全動搖了。這時毛澤東抓住時機開始露面。湘江失敗，毛澤東馬上提出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當時中央的實際指揮中心已歸周恩來掌握。在擔架上，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王稼祥談心，兩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促成了後來的黎平會議和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