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前東南亞局勢(上)
1997年，東南亞曾經因為金融危機而成為舉世矚目的一個地區，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一下子倒退十多年，相關國家還引發政治危機，出現政治動蕩。近年來東南亞地區再一次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原因有二：一是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增長比較快，在全球陷入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東南亞一枝獨秀，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亮點；二是南海之爭，一些東盟成員國是當事國，東盟也深陷其中，中美關係圍繞南海問題也出現了較大的裂痕，有些學者甚至擔心，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有可能因為南海爭執而擦槍走火。目前，東南亞局勢的確錯綜複雜，尤其是域外大國勢力的干預，使局勢顯得更加撲朔迷離。本文從經濟、政治、安全三個方面，探析東南亞局勢近幾年的發展、未來的走勢及其影響。
一 經濟發展態勢
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近年來雖然開始復甦，卻步履蹣跚，而東南亞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一大亮點。從2009年以來，東南亞一直保持著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東盟十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2009年2.5%，2010年7.5%，2011年5.0%，2012年6.1%，2013年5.2%，2014年和2015年均為4.7%。與六個老東盟成員國相比，四個新東盟成員國(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英文簡稱為「CLMV」)的表現更佳，從2009年至2015年七年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都在5%以上。從國別的情況看，汶萊的表現最差，由於世界石油天然氣價格持續低迷， 最近三年的經濟增長率均為負數。同樣是石油輸出國的馬來西亞，則有比較好的表現，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馬來西亞經濟已經擺脫了對石油和天然氣輸出的過分依賴。在老東盟成員國中，經濟增長較差的是泰國，這可能與該國的政治局勢長期不穩定有關，由於政治因素，影響了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導致進入該國的外國投資逐年減少。2013年，凈流入泰國的外國
直接投資為159.36億美元， 2014年下降至只有37.2億美元,2015年為80.27億美元，雖然比上一年有所增長，但是仍然大大低於2013年的水平[1]。
據亞洲開發銀行於2016年12月正式出版的《2016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版）》（ADO）預計，2016年和2017年亞洲經濟將分別增長5.6%和5.7%。儘管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經濟環境，由於內需強勁，亞洲仍將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區域。該報告上調了東亞經濟增長預期，將2016年東亞經濟增長率從原來預計的5.7%上調至5.8%，2017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則仍為5.6%。對東南亞經濟增長的預測保持不變，預計2016年東南亞經濟將增長4.5%，2017年將增長4.6%。此外，由於2016年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小幅攀升，亞洲通脹率將較2015年有所上升，但總體可控。預計2016年亞洲通脹率為2.6%，2017年為2.9%[2]。
世界銀行對東南亞經濟的看法同樣也是比較樂觀的，據世界銀行最近發布的題為《全球經濟展望: 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報道，東亞太平洋地區2016年增長放緩至6.3%，反映出中國增長逐漸減速的影響。在不包括中國的情況下，該地區2016年增速為4.8%，因為大宗商品出口國增速放慢抵消了大宗商品進口國小幅加速的影響。在2016年大部分時間融資環境普遍改善的條件下，國內支出強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出口增長疲軟的影響。國內及外部失衡縮小，政策緩衝增強，加之穩健的增長，幫助提升了抵禦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的能力。由於內需強勁，抵消了外需趨弱的影響，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增速接近長期平均增速。通脹率低且不斷下降，使該地區各國的央行2016年得以放鬆或者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態勢。在菲律賓和泰國的引領下，大宗商品進口國增長出現回升。寮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增長趨弱。預計2017年東亞太平洋地區增長將放緩至6.2%。在不包括中國的情況下，該地區2017年增長預計將加快至5%。該地區出口大宗商品的經濟體預計將加快增長。由於私人投資增加，預計印尼2017年增長將從2016年的5.1%加快至5.3%。隨著適應能源跌價的調整壓力緩解和大宗商品價格趨穩，預計馬來西亞2017年增長將加快至4.3%。在大宗商品進口國里，泰國藉助於信心改善和寬鬆的政策，2017年增長應能保持穩定在3.1%。越南在強勁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製造業出口的支持下，預計2017年將從2016年的6%加快至6.3%。菲律賓在基礎設施投資和消費強勁以及服務業出口收入的幫助下，預計2017—2018年增長將保持在平均6.9%左右[3]。
展望今後幾年的東南亞經濟形勢，儘管總的發展態勢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亞洲開發銀行認為，當前亞洲經濟面臨以下風險：一是外部環境脆弱，美歐及日本需求疲軟；二是主要經濟體的持續寬鬆貨幣政策，導致資本流動失序，宏觀經濟政策環境更加複雜；三是保護主義抬頭進一步影響亞洲區域疲弱的出口；四是私人部門債務風險上升，需加強監管以避免系統性風險；五是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筆者認為，觀察東盟十國經濟發展前景，當前尤其需要關注兩個不確定性對未來東盟經濟的影響。
首先，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曲折性和複雜性，給未來東南亞經濟局勢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是影響未來東南亞經濟局勢發展的最大變數。一些學者從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的個性及其在選舉期間的一系列講話推測，特朗普上台後中美之間必然會有一場貿易大戰，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中美兩國當然都會深受其害，東南亞各國也難以避免池魚之殃。中美兩國都是東南亞各國的最主要貿易夥伴，如果上述估計成為現實，東南亞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一些經濟分析師認為，一旦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不僅中美兩國會受到傷害，亞洲國家也將受到嚴重的衝擊。新加坡《聯合早報》最近一篇題為《中美如爆發貿易戰，將波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報道指出：「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如果兌現承諾，真的通過懲罰性關稅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這不僅會打擊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會波及亞洲其他地區。此外，如爆發貿易戰，對美國也沒有好處。……越來越多經濟分析師認為，一旦美中貿易關係緊張，會拖緩亞洲這個全球增長最快區域的表現。」該報道引述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亞洲區域經濟分析師凱希爾的報告說：「特朗普競選期間提到要對中國商品征關稅，一旦如此，將使上世紀30年代的貿易戰重現。如果特朗普除了鋼鐵，也對紡織品、電子產品、汽車和電腦等實施新的貿易限制，將對下遊行業構成潛在風險，所帶來的傷害將擴大至中國以外地區。」[4]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黃朝翰教授也認為，中美兩國的貿易戰一定會傷及周邊國家，「經濟遊戲可以是雙贏或雙輸的。兩個國家間可以促進更多貿易的自由貿易協定是雙贏的，而任何形式的貿易戰大概只會是造成雙輸的舉措。中美這兩個世界經濟巨頭展開真正的貿易戰是難以想像的。美國的經濟比中國更強大和先進，也掌握更多的主導權。特朗普可能因此認為，美國在對付中國時，有更多的『牌』可以打。在一對一的衝突上，情況可能如此。然而，對一個商業活動高度互聯互通的全球化世界來說，一場全面或非全面的貿易戰，將引發可能讓全球經濟癱瘓的重大連鎖反應，其中許多非預期中的結果，也可能反過來傷害美國的國內經濟。中國和鄰國已經建立了廣泛的貿易聯繫，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也大多同區域的供應鏈連接。美國對中國進口實施任何制裁，將對它們帶來更嚴重的『附帶傷害』。因此，亞洲國家絕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間的貿易戰。」[5]
其次，美聯儲連續升息導致世界金融市場波動，給東南亞經濟與金融帶來的不確定性。世界銀行2016年年底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臨近年末，在美國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金融市場波動出現加劇。」「自2016年年中以來風險更加傾向於下行，包括在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率上升情況下發達經濟體（歐盟和美國）的政策不確定性升高。金融市場動蕩和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會進一步對增長構成風險。去年，反對自由貿易的政治勢力上升，導致新的貿易限制達到危機後的最高水平。主要貿易夥伴設置的貿易壁壘會對東亞太平洋地區相對比較開放的經濟體產生較大影響。如果該地區主要經濟體出現意料之外的增長減速，抑或全球貿易疲軟程度超過預期，都會對該地區的增長帶來負面影響。而中國增長放慢的速度如果超過預期，會對地區產生重大的溢出效應。同樣，對預期中的美聯儲加息的不良反應，或者全球風險規避情緒上升，也有可能導致增長放慢。該地區金融一體化程度高且有大量外債、外幣計價債務和短期債務的大型經濟體，諸如印尼、馬來西亞，在較小程度上還有泰國，面臨的風險最大。」[6]中國學者余永定也認為，最近幾十年來，美聯儲每一次加息，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震動。「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在2017年美聯儲要加息，而且大概要加三次息，加息的幅度比我們原來的預期要大一些。美聯儲加息對全球經濟會產生什麼影響？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聯儲四次連續加息，每次加息之後都以程度不同的危機告終。1986年—1988年的加息之後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1995年—1996年加息之後是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2000年加息之後是IT泡沫的崩潰；2004年—2006年加息的一年多之後是次貸危機的大爆發。始於2015年底的本輪美聯儲加息，還僅僅是開始。美聯儲加息對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衝擊恐怕還要等待一段時間。」[7]
從總的情況看，東盟十國不存在1997年金融危機產生的環境，東盟的金融體系已經不再像1997年以前那麼脆弱，然而，這方面的隱憂仍然是存在的，例如，2016年美聯儲加息給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帶來很大的衝擊，東盟十國的貨幣對美元出現較大幅度的降幅。在2017年，一些專家估計，美聯儲還會有2-3次加息，東盟十國的貨幣能否抵擋住衝擊，由本國貨幣貶值帶來的資本外流能否受到有效的遏制，這對東盟各國的金融體系是非常嚴峻的考驗。貶值比較嚴重的東南亞貨幣包括印尼盾、越南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等。在2010年，每1美元兌換9400印尼盾，2017年初降至每1美元兌換13，405印尼盾（2017年1月20日的數據，下同），馬來西亞林吉特從2010年的每1美元兌換3.4林吉特跌至2017年初的每1美元兌換4.443林吉特,越南盾從2010年每1美元兌換17，941盾跌至2017年初的每1美元兌換22，305盾[8]。
我們在觀察東盟十國經濟發展時，還需要特別關注如下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新東盟四國的增長潛力與活力比老東盟六國要更強一些。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未來三年，東南亞幾個原來最不發達的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比中國更快，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CLMV），尤其是柬埔寨、寮國和緬甸，屬於全球最不發達的國家之列，從2017年到2019年，經濟增長率將維持在接近7%的水平，進入經濟擴張最快速的國家之列，僅次於印度。當前，上述四國都在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與建設，以加快經濟增長和推動經濟多元化。越南正在加速工業化，從一個農業國轉型到生產電子產品，如智能手機的出口國，緬甸、寮國和柬埔寨也正在效仿越南的做法，設法通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來增強出口能力。這幾個國家正在取代中國的沿海一帶，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電子、成衣、鞋、傢具的生產與出口國。新東盟四國的經濟增長提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正在爭相湧入這個地區，中國對柬埔寨、寮國和緬甸的投資範圍廣泛，從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到房地產都有中資的足跡；中國也是柬埔寨的最大外資來源國和最大債權國，佔了該國總債務的43%；在寮國，中國投資者視其為一塊熱土，中老鐵路於2016年底動工興建，這條鐵路由中國雲南省省會昆明經寮國著名旅遊勝地琅勃拉邦至寮國首都萬象，全程長417公里，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耗資57億美元；中國是緬甸最大的貿易夥伴，近年來正在緬甸興建經濟特區、發電廠和深水港等基礎設施。除了中國之外，日本、美國、韓國的投資也在爭先恐後地進入這些國家。據2016年發布的東盟投資報告，「新東盟四國持續受到外國投資者的高度關注」，在2015年，流入整個東盟地區的外國投資比上一年下降了8%，從2014年的1300億美元下降到1200億美元，而同期進入新東盟四國的外國投資卻強勁增長了38%，從2014年的126億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174億美元。新東盟四國獲得的外國投資占整個東盟地區的外國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4年的10%增加至2015年的14%[9]。
第二個現象是，印尼在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平衡穩定增長之後，新總統佐科把經濟發展的焦點轉向實現公平與更多的社會公正，以努力糾正過去長期以來只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造成的許多偏差。最近，佐科在印尼執政黨——鬥爭民主黨（PDIP）內部的一個講話中指出，今後政府將致力於更加均衡公平的發展建設，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速度，政府將向一直困擾印尼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問題發起挑戰，這三大問題包括經濟上的不平等、失業和貧困問題。「我們應該堅持的是潘查希拉（即印尼建國五項基本原則——筆者注）和互助的經濟政策，這些都即將傳達給民眾，其核心內容是公平和機會均等的經濟。要是不均衡，造成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建設成果，那麼經濟增長率再高也沒有什麼意義和益處。」 「我們採取的政策是從偏遠地區、邊境小島和鄉村進行建設。我認為如今已實行的就是潘查希拉經濟，以便能盡量地消除我們國家的經濟鴻溝。除了積極推行教育和衛生方面的平等國策，政府也開始運行資產重新分配，或土地改革，並從某地部族所有的13塊土地開始進行，然後逐漸推進。真主允許的話，今年將大力推行。通過提供傳統土地特許權、民間特許權、合作社特許權，我認為享受特許權的將是民眾，而不是極少部分的人。我們即將把部族的土地分配給全國各合作社（目前即將分配給民眾的土地有1270萬公頃）。」[10]針對佐科總統的上述講話，《印度尼西亞商報》發表社論給予高度評價，該社論指出：「佐科威總統面對的問題確有別於蘇哈托時代。蘇哈托時代國家十分貧弱，沒有資金，大部分民眾處於落後狀態。如今我國資金雄厚，貧民人數只佔很小的百分比。但最引人關注的是經濟鴻溝，無論是窮富之間還是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和差距。我們猜想，佐科威總統正在實行他認為與國家面臨的問題有關的發展理念，稅務特赦計劃是其突破性政策之一，通過該計劃達到『劫富濟貧』的目的。他對合作社和小企業的支持，也體現在把民間企業貸款（KUR)利率從18%下調至9%。佐科總統是否繼續推行其潘查希拉經濟理念，我們還須觀察其持續政策。目前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當道的時候，恰需要國家干預，讓小市民階層依然擁抱希望。」[11]
二 政治發展態勢
東盟十國政治發展總體態勢有什麼特點，影響這些特點的因素何在？筆者嘗試用「四化」來做一個綜合概括，即現代化、民主化、分散化、區域化。
1.現代化
這裡說的政治現代化，包括傳統的政治體制向現代政治體制過渡，現代政治文化的培育，現代政治參與，尤其是政黨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柬埔寨，最近幾十年完成了從傳統政體向現代政體的過渡。泰國目前的君主立憲制會不會發生變化？現在很難定論，還要再觀察，尤其是要看泰國君權、軍權和技術官僚三種權力之間的關係走向如何。近代以來，東南亞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可以說是進一步，退兩步，從民主的形式上看，除了汶萊仍然是傳統的君主政體之外，其餘國家都先後實行了共和制或君主立憲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東南亞國家就實現了政治現代化。而且，以歷史的觀點看，哪種制度最適合本國的發展，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來決定，而不應該從外部推動，更不應該只有一個西方的標準。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合理，是否進步，是否現代化，如果一定要有一個普世標準的話，筆者認為，這個標準就是看它是否能夠促進該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否能夠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否讓這個國家實現安定富足。實際上，除了汶萊之外，東盟所有成員國都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即從傳統的政治體制向現代的政治體制轉型，只不過是程度與方式不同罷了。根據轉型的特點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其分成如下五類：
第一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均順利實現了從監管式民主向協商式民主的過渡。新馬兩國政治發展有幾個共同特點：（1）長期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但在李光耀和馬哈蒂爾執政時期，一人一票制受到很多制約，威權型的政治領袖扮演了監管者的角色；（2）執政黨通過《國內安全法》等法律、法令，嚴格限制反對黨的自由，反對派受到嚴格的管理與控制，反對派的活動空間較小；（3）隨著李光耀、馬哈蒂爾等權威型政治領袖先後退出政壇，新馬兩國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國內安全法》等限制反對黨和人民自由的相關法律和法令逐漸被廢除，反對黨有了更多的活動空間；（4）反對黨的力量正在積聚，公民言論、集會等自由有了更多的保障，人民在選擇政治領導人時擁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
第二類，印尼和柬埔寨。兩國均順利實現了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這兩個國家現在都實行一人一票制，每隔五年舉行一次大選，由人民投票選舉國家的領導人。1998年蘇哈托政權垮台，是印尼政治的一個分水嶺，從此，印尼政治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民主改革時期。十多年來，印尼政治從根本上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深度與廣度是其他東南亞國家所沒有過的，改革的範圍和領域包括：（1）進行立法機構改革；（2）解除黨禁，允許自由組黨；（3）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結社、組黨、言論、集會、遊行等自由以及享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等；（4）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總統任期5年，只能連選連任一次；（5）實行地方自治，省長、市長、縣長直至村長均由選舉產生，自治法令賦予地方極大的自治權力；（6）加強權力監督與制衡；（7）軍隊實行了比較徹底的民主化改革。
柬埔寨實現和平之後，於1993年舉行了第一次大選，洪森出任第二首相。從1998年開始至今，柬埔寨連續舉行了四次大選，洪森領導的人民黨均贏得多數，洪森已經連續擔任四任首相，如果沒有意外，在即將於2018年舉行的大選中，洪森領導的人民黨繼續執政幾乎沒有什麼懸念，洪森有可能繼續擔任第五任首相。儘管西方有人批評洪森領導下的現政權缺少民主，仍然是強人政治，但是必須承認，就是按照西方的標準，民主也是有的，如一人一票制，只是缺少自由而已。因此，也可以將現在的柬埔寨定義為「缺乏自由的民主國家」。也許，像柬埔寨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適當地限制自由是必要的，否則就有可能淪為像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對立時期的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狀態，這種狀態對於正在謀求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而言，無異於一場災難。
第三類，越南和寮國，兩國都是正在朝政治民主化邁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近年來，越南和寮國正在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放鬆政府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管控，在實行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適當地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讓各級人民代表機構對政府行政權力有更多的監督，允許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治權力等，還允許一些非政府組織存在與公開活動。
第四類，緬甸。緬甸目前正處在向民主過渡時期，通過民主形式建立的新政府能否順應人民的要求，儘快發展經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近年來，緬甸軍人從政治舞台的前台退到後台，但是，軍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2015年12月8日舉行全國大選，以昂山素季為首的民盟獲勝並組織新一屆政府，軍人的作用進一步下降。民盟政府已經執政一年，但積重難返，緬甸的民主進程並不會因為民盟文職政府的誕生而一蹴而就。縱觀緬甸的政治發展進程，軍人、僧侶一直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緬甸缺乏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加上地方民族武裝勢力等因素，緬甸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轉變，這個過程應該是長期的、曲折的、充滿變數的。
第五類，泰國和菲律賓，政治轉型不成功的典型。菲律賓自從1986年結束馬科斯獨裁統治之後，其政治轉型就一直不順利，五年一次的大選不斷地產生新的總統，馬拉卡南宮的主人每隔五年就換一位新人，但是，菲律賓政治卻仍然沒有任何變化，每五年舉行的一次大選，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鬧劇，成為電影明星和富豪們的盛宴，一人一票製成為那些富豪和明星們巧取豪奪的合法性來源。
在泰國，軍人集團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慢慢淡出政治舞台，許多政治學者都認為泰國開始正式進入政治民主化的時代，然而，泰國的民主轉型卻出乎人們的預料，泰國政局一次又一次陷入危險的邊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失去權力的軍人集團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而推波助瀾之外，更深刻的根源在於泰國中產階級的幼稚和政治上的極度不成熟，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把一個曾經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泰國推向災難的深淵。近年來軍人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泰國社會各階層恢復紀律和秩序的渴望，軍人執政可能是泰國結束政治紛爭，重新走向有序發展的必然階段，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好」或「壞」來衡量該國的軍人政治。
「總的來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治轉型取得了成功，在威權型政治領袖淡出政治舞台之後，協商式民主應運而生；印尼和柬埔寨的民主轉型也是比較順利的，尤其是像印尼這樣一個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國家，能夠順利實行一人一票制的普選，的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菲律賓和泰國的政治轉型就不那麼順利了，這兩個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實質上淪為典型的『富人的民主』，有錢人、政客、明星利用普選壟斷政治權力，利用一人一票製為其濫用權力披上合法的外衣；緬甸的政治改革正在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一些大國希望緬甸政治體制能夠完全按照西方的一套模式運作，而緬甸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卻各有自己的一套潛規則，2015年的大選，實際上是緬甸各派政治力量的一場博弈，這場博弈的後果如何，我們還需要拭目以待。」[12]
2.民主化
民主化的主要標誌是什麼？按照西方的標準，一是普選，一人一票制；再就是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可以到該國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去遊行和示威抗議政府；還有，就是少數反對派受到法律的保護。 按照這三個標準，很多東盟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筆者在給學生上課時，經常會有學生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沒有民主」？按照西方的標準，這兩個國家的民眾都沒有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最受西方詬病的是這兩個國家一直長期保留《國內安全法》即「內部安全法令」。現在馬來西亞已經廢除了，但是，新加坡卻一直保留。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也經常強調，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於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需要東方式的民主。那麼東方式的民主與西方式的民主有些什麼差別呢？已故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此做了很好的詮釋。他認為，西方民主的基礎，是個人自由，一切以個人自由為轉移；而東方式民主則強調社會至上，個人服從社會，個人服從國家，個人服從集體。那麼，究竟存在不存在東方式民主呢？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如何看待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筆者在10年前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東南亞民主的文章，現在看來，這篇文章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筆者仍然堅持如下的觀點：「在大多數人都還在飢餓線上掙扎，為溫飽問題而奔波忙碌的時候，民主這個東西顯然不是大多數窮人最迫切的需求，他們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這個論斷也符合心理學家們的研究結果。……總之，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又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東西，在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當貧困人口還佔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時候，侈談什麼民主，是很不切實際的，在我看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目前的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管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能夠把經濟搞上去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從這個角度，筆者贊成李光耀的如下觀點：『我不相信民主就必定帶來發展。一個國家對紀律建設的需要遠比民主建設更為迫切。』」[13]
3.分散化
東盟國家的政府權力正在發生轉移，轉移的基本方向，是原來由少數政治精英控制的政府權力向人民轉移，即分散化。全球化和區域化給東南亞地區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造就了一個正在迅速成長的中產階級，他們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東盟國家政府權力分散化趨勢帶來一系列後果，其中最直接的影響之一，便是導致一國政府的內外政策決策會更多地兼顧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利益需求，會更多地在各大利益集團之間討價還價，各國政府會變得比較「內向」，這種轉變有可能使原本以較快速度發展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遲緩，甚至停滯不前。這裡說的分散化，是指政府權力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政府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高度集中於某個利益集團、高度集中於某個人手中的狀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代之以各種多元和分散化的趨勢。東盟國家權力分散化的趨勢有如下幾個表現形式：
第一，行政權力越來越受到立法和司法機構的約束或限制。印尼在蘇哈托執政時期，菲律賓在馬科斯執政時期，行政權力幾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立法和司法機構淪為行政權力的附屬物或者是橡皮圖章，隨著這些國家強人政治的終結，立法和司法的權力得到了逐漸恢復，逐步成為監督行政權力的有效的國家機構。
第二，中央政府（聯邦政府）的權力向地方轉移。這種轉移有如下三種轉移模式：
（1）地方自治模式，最有代表性的是印尼。
（2）選舉模式，反對黨在地方選舉中獲勝，取得地方政權，最有代表性的是馬來西亞。
（3）武裝鬥爭模式，緬甸北部的少數民族武裝通過長期的武裝鬥爭，從中央政府那裡獲得了更多的地方自治權力。印尼的亞齊、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都是這個模式。
第三，政府的傳統權力向公民社會轉移。隨著東盟國家公民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非政府組織（NGO）正在崛起，最典型的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手上掌握著越來越多的資源，擁有更多的影響政府決策的權力，政府出台一個公共政策，常常受到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影響甚至政府決策被其左右。「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由於經濟起飛比較早，加上國際化程度較高，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也相對比較早和比較成熟。以知識分子、城市自由職業者、中產階級為主體而形成的公民社會不滿足於原來那種由政府包攬一切的社會權力結構，他們希望更多地參與和擁有更多的權力。以新加坡為例，這個國家原本是一個政府包辦代替一切，人民習慣於接受政府的所有安排的一個具有嚴格紀律的社會，但在近年來，這一切都在變化之中。」[14]幾十年來，新加坡以政府高度管控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而著稱，近年來出現鬆動，反對黨和各種非政府組織非常活躍。2013年春節期間，新加坡2000多民眾舉行和平集會，以表達對政府制定的長期人口規劃的不滿。迫於民眾的壓力，新加坡政府不得不修改針對新移民的政策，在子女入托、升學、就業等方面更多地照顧具有新加坡公民身份的人口，開始對新移民進行較多的限制。
4.區域化
東盟國家政治發展一直受到區域化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沒有經濟方面那麼直接，那麼巨大，2015年東盟共同體成立可能是一個里程碑，政治共同體的成立可能會對東盟各國的政治發展進程產生更多直接與深遠的影響。具體可能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1）政治發展將成為東盟領導人非正式首腦會議的重要議程；（2）各國政治不再是單純一國內部的事情；（3）隨著區域一體化程度的提升，各國民眾之間的聯繫將會越來越密切，一國的政治事件也會影響到他國的民眾；（4）成員國的部分主權讓渡給東盟，像歐盟那樣，成立管轄全東盟成員國相關事務的統一機構等。
現代化、民主化、分散化和區域化對東盟十國政治發展趨勢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目前還很難定論，還需要我們認真觀察。有一些學者提出，今後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有可能出現「伊斯蘭化」，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三：（1）東南亞的伊斯蘭教一般來說是比較溫和的，這與其進入東南亞的歷史有關。在公元13世紀前後，伊斯蘭教是以和平的方式進入東南亞的，且在伊斯蘭教進入東南亞之前，東南亞各國民眾除了本土的諸多民間信仰之外，還有佛教等其他宗教的存在，一直以來，各種宗教在東南亞和平共處。（2）受20世紀60-70年代席捲全球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有抬頭的趨勢，出現了一些極端的教派和極端的勢力，但是，在「9·11」事件之後，東南亞各國政府對伊斯蘭極端勢力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原來伊斯蘭極端勢力比較猖獗的地方，如菲律賓南部、泰國南部等地區，伊斯蘭極端勢力都在逐漸削弱，很難再展開大規模的恐怖主義活動；（3）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在原來伊斯蘭極端勢力盤踞的地方，各國中央政府也注意改善當地的民生，提高人民的福利，實行地方自治等，有效地根除了伊斯蘭極端勢力生存的土壤和條件。因此，筆者認為，東南亞政府與政治伊斯蘭化的條件並不存在，世俗主義仍然是東南亞各國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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