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輪「逆全球化」，舊秩序失靈，世界將向何處去？

•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格局並未因分化重組而明朗，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本文引入馬克思「兩極相聯」概念，並加以拓展，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趨向。

•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逐步成長為全球能動性大國，美國實力相對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強國，而其他國家與區域共同體不具備成長為與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國的條件。現存全球秩序具有進步性與不公正性的雙重性，中國作為現存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與變革性力量，作為全球性大國一「極」，同時也是作為美國對立統一的一「極」加入全球秩序構造，從而形成「兩極相聯」的全球新秩序。

• 新兩極相互競爭的同時，相互制衡與補充，相互依存與協作，中美共同發揮領導力，打破多邊機制的囚徒困境，「兩極相聯」還意味現存全球經濟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與均衡的方向變遷，它並非G2，也並非美蘇兩極冷戰格局，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全球秩序新局。

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了有關中國問題的一組評論文章。這是一組關於圍繞鴉片戰爭等影響全球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的時評文章。馬克思指出當時全球的狀況是西方世界與中國的「兩極相聯」的秩序，並指出中國革命這一極將對歐洲秩序的變動產生深遠影響。這一系列文章中馬克思再一次展現了他從當下事件中洞察其深遠歷史意義的天才。

今天我們彷彿又到了一個歷史時刻，目前，隨著新一輪的「逆全球化」，美國與歐洲政治格局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舊的全球秩序失靈問題日益突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塑造過程中，全球局勢高度不確定性，許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世界向何處去？特朗普等政治家對於世界局勢會有一定的衝擊，但是決定全球格局長期走向的仍然是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參與國際秩序塑造大國的實力格局，以及由其歷史與核心價值所界定的基本特徵。

中國大國崛起是與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等量齊觀的歷史事件，它標誌著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國家的集體性復興和群體性崛起，從而重塑了工業革命以來「中心-外圍」或「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從西方異軍突起向多元共存的歷史常態回歸。

馬克思的智慧對於今天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我們可以透過馬克思當年的洞見來構想一個正在處於朦朧遠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1、冷戰後國際格局變遷趨向的爭論

「冷戰」結束以來二十多年，伴隨著「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是「大國興衰步伐」的加快，並引發了「國際生產活動」方式的深刻變化，然而國際格局的演變趨勢卻並沒有隨著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組而明朗，從起廣泛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不論是從力量層級與權力對比的角度、還是從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都是以國際力量中心和大國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界定國際格局，以「極」的數量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單極」、「兩極」、「多極」乃至於「非極化」的理論觀點。

「單極世界」理論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具備最強大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會被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全面超越。蘇聯解體標誌著美國的「單極時刻」已經到來，並將逐步演變成「單極世界」，而儘管面臨著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機，但是美國不會衰退，一直都將是「世界第一」。這一觀點某種程度上也被奧巴馬政府所接受，奧巴馬在其國情咨文的演講中多次宣稱不接受美國成為第二，不接受中國來制定規則的觀點。「單極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國的主流觀點，最近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仍然堅持中國無法成為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未來世界仍然是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單極」理論還將美國描述為「良性霸權」，在「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作為「唯一具備全球行動能力」的大國將主導和建構一個穩定的、和平的「單極世界」，並將長期維持由美國作為「霸權國」提供的國際和平和公共秩序，即「美國治下的和平」。這也被一些中國學者所接受，認為從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來講，美國都是無可爭議的和無可挑戰的世界之「極」，不應過度誇大和渲染中國崛起帶來的國際實力格局改變，在「單極世界」里處理好對外關係，實現作為崛起國的中國的和平發展，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

「單極世界」的觀點背離了二戰以來，美國相對實力不斷趨於下降，發展中國家集體性崛起，世界各國發展水平總體上趨同的歷史大勢，受到廣泛的質疑。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起伴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歐洲和日本的興起，全球力量中心就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美國的尼克松政府曾經提出「世界上有美國、蘇聯、西歐、日本和中國」五大力量中心，冷戰以後這全球力量此消彼長，蘇聯解體，美國和日本的相對實力下降，中國實力則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興起，「美國、歐盟、亞洲」三強格局，「美國一超主導下，的美國、歐盟和』金磚國家』的三元結構」，三大超級經濟圈並存的提法，都反映了這種多中心力量的轉移。因此，許多學者也認為「多極化」是當前國際格局的基本特徵和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而 「多極化」更是中國政府的公開政策主張，並且認為「國際政治格局向著力量對比均衡的方向發展」。

「多極化」觀點的局限性在於，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與多力量中心的形成，並不意味著這些力量中心都有條件成為像美國那樣的「極」，也就是全球性的能動力量。因此，許多人主張調和這兩種觀點，劉江永認為隨著新興國家崛起與非傳統國際格局的興起，世界格局向「一極多元」或「一極多強」演進，張璉瑰認為「一超多強」的格局雖然只是過渡階段，但是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也有人主張「單極世界」與「多極世界」並行不悖建構。

不論是單極化與多極化，還是以國家為主要的國際行為體，以強國為中心的「極化」理論體系，隨著跨國公司、新媒體、恐怖主義、國際非政府組織等非傳統性全球力量的興起，不少學者認為國際格局將向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力量的「非極化」趨勢發展。

「非極化」的觀點一定程度上誇大了非傳統性力量的作用，在國際舞台上，主權國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綜合應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資源的行為體，參與全球事務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權國家，而且可預見的將來，在所謂的「世界政府」出現之前，這一點並未有改變的傾向。

「單極化」、「多極化」、「非極化」的觀點都低估了中國成長為全球性能動大國的潛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地位越來越凸顯並日益接近美國，「中國逐漸位移到國際體系變革的中心」，而其他國家與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的拉大，中國開始脫離 「第二梯隊」的力量中心，躋身為 「第一梯隊」成員。學者開始傾向於中美兩極的觀點，其中最為典型的是「G2」的觀點，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認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已經落後於時代，因此「只有這種『G2』模式，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新角色，讓中國人準確地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巨人，是國際磩序的合法建設者和維護者。」

雖然近年來因為中國經濟放緩，對「G2」觀點有所質疑，但是它比其他觀點更為準確地捕捉到了國際實力格局變化的基本趨勢，與全球性大國在全球秩序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觀點的最大問題在於它是G7的縮小版，希望中美兩國以「兩國集團（Group 2）」為基礎合作治理全球經濟乃至於更多其他方面的國際事務。這一觀念和美國霸權-西方中心的國際秩序是相衝突的，中國並非傳統的西方國家，美國也並不可能像接納傳統盟友一樣接納中國作為全球的治理者，這也是這一概念曇花一現的原因。

近年來，閻學通、金燦榮等中國國際關係學者開始謹慎地嘗試提出「兩極」格局是比單極、多極格局更為可能的21世紀的世界秩序。與G2的構想不同，中國的學者大都主張中國作為新的一極加入並不僅僅是實力意義上的轉移，而且對於現有的國際規範也將產生重要影響。例如，中國的王道具有現代普世價值，將促進國際規範向更加公正的方向發展。

這些構想比G2的觀點更進了一步，但是還缺乏實證支持，同時兩極格局概念並不足以概括中國作為新的一極加入之後全球秩序不同於美蘇冷戰，以及G2的新特徵，同時也不足以回應全球經濟政治變遷，以及全球治理問題凸顯對於國際秩序的含義。人們對於新的霸權鬥爭的擔憂，恰恰表明需要進一步釐清對於新興一極與守成一極的關係，新秩序與舊秩序之間的聯繫與變遷，並最終回答21世紀的全球秩序是什麼這個根本性問題。

2 、「兩極相聯」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馬克思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將黑格爾的兩極相聯概念引入用以分析當時中國革命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並在其分析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一組文章中加以深入闡釋。

馬克思首先是在兩極之間相互滲透和相互推動的意義上來運用黑格爾這一概念的。馬克思所說的這段話中的兩極相聯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相對於16世紀以來逐步形成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華帝國是一個孤立、封閉的另外一極。當歐洲的工業品與工業文明湧入的時候，中華帝國體系將被擠垮，這是西方一極對於中國帶來的衝擊，後來的歷史發展驗證了這一點。

馬克思的分析並未止步於此，而是認為中國的變化反過來也會作用於歐洲，推動歐洲革命的向前發展，這種聯繫不但指中國的革命將鼓舞歐洲的革命向前發展，更是一種政治經濟的推動力，如果沒有東方市場，歐洲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但是，反過來中國市場的動蕩，又會歐洲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爆發。

雖然馬克思所說的兩極相聯是國際格局中的對立面之間的相互依存與相互推動變化，並不同於國際關係中具有全球行動能力「極」的概念，但是馬克思這一觀點確實很有洞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並非一個平面化的擴張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反向作用力，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都可以視為反向運動。冷戰之後，美國構建「單極帝國」的努力沒有成功，美、蘇兩極格局瓦解與重組，資本主義一極擠垮了蘇聯超級大國這一極的同時，前蘇聯國家、東歐國家被重組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俄國雖然成為第二梯隊的國家，但是始終並未被完全吸納到這一體系中去。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並逐步融入到全球貿易與治理體系中，但是中國的加入也改變了全球的產業分工格局，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韓毓海用 「兩極相聯」這一概念來分析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生產體系的變局，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擠破」不平衡的全球生產-金融體系。中國龐大的市場，極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旦開動，它就將從內部撐破現有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門洪華也指出，中國崛起「既是世界轉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動世界轉型的重要力量」。

本文嘗試將馬克思這一概念和國際關係的「極」的概念相結合，將兩極相聯的概念進一步擴展，用以描述美國與中國這兩個具有全球能動力量的大國，兩極之間相互依存，並相互推動變化，兩極相聯不是局限於兩國之間的，而是具有全球意義，它塑造了全球深層秩序。

馬克思在討論兩極相聯對於全球格局的影響時，是從一個全球的生產和貿易體系來討論，它內在的含義顯然更接近於全球秩序而不是國際秩序的概念，這一點對於當代同樣具有啟發意義，隨著非傳統力量的興起，全球治理問題凸顯，低政治度問題日益成為焦點，以國家間關係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秩序」概念對於理解全球格局的變遷日益顯現出局限性，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全球主義的討論，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傳統國際關係的範疇，並接近全球秩序的概念。雖然學者對於「全球秩序」概念的使用涵義不盡相同，但是大都同意這一概念不局限於國家間的關係，而是納入了全球共同體的觀念；不但包括國際政治範疇，還需要考慮全球的政治經濟結構；不但考慮實力之間對比，同樣還要考慮全球價值規範。

「兩極相聯」全球秩序這一概念可以從行為體、國際格局、治理體系和全球經濟體系幾個層面加以界定：

全球化提升了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但在世界政府出現之前，主權國家仍然是這一秩序的主要行為體，特別是大國由於其對於資源的綜合性運用能力，仍然是推動全球秩序變遷的最主要力量。「兩極相聯」是以兩極國際格局為基礎的，它反映了由於中國成長為全球性能動大國，美國逐步喪失了其全球唯一權力中心的地位，形成了兩極國際格局。

「兩極相聯」是指兩極之間對立統一，這不但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也是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相互競爭與相互依存。「兩極相聯」不同於兩極格局概念，在於它指出「兩極」對於國際原則、規則和規範的塑造作用，中國作為新興一極的加入雖然不會推動現有國際規範與治理體系的根本性改變，但將推動其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全球共同體的秩序。

如同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揭示的那樣，在全球化的條件下，資本的跨境流動、生產要素全球範圍內配置、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日益成為焦點，大國關係已經成為複雜的依賴關係，「兩極相聯」重點在於全球經濟發展以及非傳統安全問題受到這一秩序的支配。

3、美國霸權長周期衰弱與「兩極多強」國際格局的形成

美國霸權不同於大不列顛構建的全球殖民帝國，其實質是利用其領先優勢控制全球生產命脈、主導全球政治議程、佔據全球話語制高點，以實現其本國戰略利益最大化；其策略是將世界上的其它國家分盟友、一般性國家，以及所謂「流氓國家」，從而實現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與全球局勢控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於全球秩序的中心，是全球秩序的能動力量，其他國家則處於全球秩序的外圍，是全球秩序的制動或者被動力量。

美國人口只佔全球的4%，經濟總量只佔全球的22%，卻能實現對全球的控制，因而美國霸權是一種「以少勝多」的戰略藝術，最根本上是通過對全球體系不同層面的戰略性因素進行控制，以與天下爭衡。它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霸權體系，有五個層面：

第一，「製造業-軍事」霸權。美國最早就是靠這個霸權起家的，通過構建一個遍布全球的軍事體系服務於美國及其盟國的全球的投資與貿易。如同《帝國》作者弗格森指出的，如果將美國的軍事基地和當年英帝國主義的運煤港口做個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兩者高度重合。

第二，「石油-美元」霸權。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國利用其對全球石油生產的控制能力，讓美元成為石油的計價貨幣，從而維持世界對於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信心，維持了 「美元本位制」，相當大部分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相當於美國向其他各國徵收鑄幣稅。

第三，「技術-標準」霸權。美國利用其技術上的先發優勢和領先優勢，主導標準的制定，從而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尤其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而新一輪的以互聯網、大數據、智能製造、生物技術為特徵的虛擬世界霸權正在布局之中。

第四，「規則-議程」霸權。美國利用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創始優勢與話語權優勢，主導國際間互動規則制定與議程設置來實現其對全球政治的主導。

第五，「英語-意識形態」霸權。利用英語的世界語言地位，佔據全球話語體系的制高點，實現其意識形態的輸出，從而建構全球性價值規範，最終實現對全球價值體系的主導權。

「美國霸權-西方中心」的深層秩序一方面是通過主導多邊共決的顯性全球秩序而轉化為多邊行動，從而表現為良性的霸權，另一方面它對於多邊共決的顯性全球秩序提供了穩定機制，一定程度上解決的多邊機制的「囚徒困境」的問題。

美國霸權的衰落是由於其內在的危機，就如同毛澤東同志當年評價美國「手伸得太長了」，「大有大的難處」，美國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經超出其國力的承受能力。美國的全球霸權根本上還是需要以實力為基礎，當世界大勢發生逆轉之時，這一霸權體系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美國霸權的衰落是由於其難以克服的三大危機：第一，實體經濟中心與虛擬經濟中心分離的危機；第二，經濟收益與軍事霸權成本不匹配的危機；第三，債務危機。

美國的GDP佔全球的比重處於長周期下降過程中，而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並超過美國。以購買力評價計算，1950年美國佔世界GDP比重達到了峰值為27.3%，中國處於歷史最低點4.6%，隨後美國就持續下降，中國持續上升，目前中國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以匯率法計算美國也從佔世界2000年30.8%下降到22%左右，從1990年相對中國14.5倍下降到1.7倍，同時中國在未來的二十年仍然具有6.4%-7.4%的增長潛力，2025年之前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一個更有意義的指標是生產能力。美國的製造業最強大的時候是在二戰後，1953年製造業產出達到佔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隨後，全球的生產中心就從美國向東亞轉移，其中日本製造業佔世界的比重從戰後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隨後又轉移到中國，到2009年中國製造業已經佔到世界的25.9%，是美國的1.6倍。

隨著生產中心的轉移，美國利用其跨國公司全球生產資源配置能力，繼續保持其全球企業創新中心的地位。但是1980年以來美國的五百強企業數已經從217家下降的2015年的128家，而中國則從零起步，達到了106家。這使得全球創新與標準的領導力量出現了轉移，雖然，美國仍然是企業申請國際專利數最多的國家，但是中國快速追趕，2014年，華為已經是國際專利申請量最多的全球公司。隨著中國企業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出去，中國企業在制定全球標準上會更加活躍。

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創新能力爆髮式增長，從全球創新版圖中無足輕重的角色，迅速成為全球創新的領導者之一，也改變了美國的全球創新中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中國研發投入只佔到全球的3.3%，發明專利申請數佔3.8%，科技論文數不足3%，但是到2014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已經接近美國，十三五期間就會超過美國。2011年中國的發明專利申請量已經超過美國，2014年已經是美國的1.7倍。科技論文數的差距也在迅速縮小，美中之比從2000年的10.4倍縮小到2014年的1.6倍。

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使得其在創新還有更大的潛在空間，2000年中國的人力資源總量就相當於美國的2.8倍，目前已經達到了美國的3.84倍，2014年中國科技工作者已經達到8114萬人，與德國的人口數量相當；同時中國通過鼓勵創新發展，其經濟繁榮和優惠的措施也將吸引更多全球創新人才服務於中國的發展。中國還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規模最大的國家，2015年底達到了6.88億，比美國總人口兩倍還多。在新一輪的移動互聯、通訊、大數據等創新中處於引領的位置。

美國的長期超級霸權在於其金融霸權，這造成了美國霸權的虛擬化，當其維持金融中心地位之時，這一中心是全球生產中心與全球創新中心是相分離的。美元金融霸權的基礎在於其軍事霸權、全球最大貿易體、對全球石油、糧食等戰略性資源的控制，以及全球對於美國始終保持強大的信心。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離狀態已經維繫了幾十年，未來能否長期持續就存在很大的疑問。正如王湘穗分析的那樣，全球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機，如果中國與歐洲進行整合，就會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幣緣圈，從而成為美國的夢魘。

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體。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提供的數據，人民幣占國際支付的比例從2010年10月全球排名第35位躍升至2015年8月份的世界第四大貨幣，市場佔有率達到了2.79%。人民幣加入ＳＤＲ，人民幣全球地位會進一步上升，並加強了SDR成為全球超主權貨幣的潛在可能性。

全球經濟不平衡，本質上是實體經濟中心與虛擬經濟中心分離造成的問題。這使得美國霸權面臨著過度消費的債務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這一發展模式的一個直接結果，目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經濟危機的漫長投影之中。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佔GDP持續擴大，一般性政府債務相對GDP比重，在小布希任期時，由2001年54.7%提高至2008年的76.1%，提高了21.4個百分點，目前已經達到了100%。

從其軍事霸權看，維持其龐大的軍費開支既不可行，也不經濟，必然造成其軍事霸權的收縮。2005年美國軍費開支佔世界比重44.9%，相當於當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的1.6倍、美國出口貿易佔世界比重的5.2 倍。

美國的文化霸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經濟、科技、制度等相對於其他國家的領先優勢基礎上，隨著相對差距的縮小，有悠久歷史淵源的各大文明體的文化自信日益高漲，全球文化創造與產品中心將日益從美國，乃至從西方世界向其他國家轉移。

事實上，美國的「霸權危機」表明美國的國力已經不足以維持現有的全球秩序和治理模式，美國霸權一方面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定「公共產品」、抑制了一定範圍內的戰爭與衝突，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戰略和理念本身也成為了國際戰爭和衝突的根源，不只美國自身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戰爭策源地」，其所引發的恐怖主義浪潮和民主化危機也使得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全世界深受其害。

奧巴馬政府上台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略調整，包括收縮了對全球軍事的干預，軍費開支佔全球比重與2005年相比下降了10個百分點；推行「再製造業化」，積極推動美國出口增長；推行重返亞太戰略，更加尊重全球的文化與制度的多元性，強調發揮「巧實力」。這可以視為對美國霸權內在危機的明智反應，但並不改變其對於全球局勢控制能力下降，以及其全球霸權的長周期衰落。

特朗普的勝選，一定程度上是美國霸權危機的產物，經濟脫實向虛，使得美國創造就業能力下降，美國勞動階層與投機資本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成為「反建制」口號的民意基礎，而特朗普民族主義戰略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本國收益與其全球安全乾預成本不匹配。伴隨著特朗普的執政，美國轉向本國優先的戰略，力圖在最大化其全球霸權收益的同時，減少其對於全球責任的承擔，這種調整將使得所謂的「良性霸權」進一步表現出其實質內容，短期而言，有助於提升美國國家利益，長期而言，將對美國的軟實力造成傷害，同時也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其債務危機，這將加速美國霸權的衰落。

當然，美國霸權衰落並等同於美國本身的衰落，雖然它不可避免會對美國自身產生影響，美國霸權的衰落是指其相對實力下降，而並非絕對實力的下降，美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仍舊會是世界一「極」。

中國將成長為像美國一樣的全球性大國，除了其綜合國力迅速上升之外，還因為其具備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基礎條件。除了其作為人口第一大國，是美國人口的四倍，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國土幅員遼闊和美國相當，同時漫長的海岸線（1.8萬公里）與陸地邊界（2.2萬公里），是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

與布熱津斯基等西方國際戰略學者判斷不同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並非大國競爭的短板，反而是優勢所在，中國由於有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其資源整合、戰略決策、戰略執行、戰略調整的效率是美國難以比擬的，這使得中國在大國競爭處於一個更加優勢的位置。

同樣，西方國際戰略學者往往低估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社會主義價值對於提供全球性規範的能力。中國作為數千年的文明的國家，深厚的文化積澱經過現代轉型後，所能提供具有普世意義的生活方式、價值規範是像美國這種缺乏自身歷史根源的國家難以比擬的。同時，經過改革開放轉型後重新表現出勃勃生機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社會主義價值觀，也具有普世意義。

中國作為去全球超級大國的最大短板在於無法像美國那樣建立起一個全球軍事體系，像美國那樣對空域、海域和深空具有控制能力。但這一特性也說明中國這一新興超級大國不是一個新霸權的崛起，而是在一個總體和平的環境下，一個在發展和全球治理上具有行動能力的超級大國加入全球體系，這比軍事行動能力更具實質意義。

環視全球，世界其他大國，在本世紀內並沒有條件成長為中美那樣的全球性的國家。俄羅斯作為世界上國土面積第一大國，人口總量只佔全球的2%，經濟總量只佔美國的五分之一 ，而且其經濟結構高度依賴資源，隨著蘇聯的解體，其已經不具備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價值規範的能力。日本雖然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國土、人口的小國，處於長期的衰落過程中，而且被牢牢綁定在美國的全球戰略馬車上。印度將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是最有潛力與中美一樣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國家，但是其經濟體量還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且不具備提供新價值規範的能力。歐盟、伊斯蘭世界雖然人口、經濟、文化上都具有競爭力，但是它們不是主權大國，各國之間難以整合成一個共同體，與世界一爭權衡。

大國的實力消長反映的是非西方國家的集體崛起全球大格局的變遷。工業革命以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先是經歷了大趨異過程，南方國家佔全球ＧＤＰ的比重從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隨後又經歷了大趨同的過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們測算到203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67％。

隨著非西方國家的集體性崛起，目前的美國全球霸權體系，西方中心和非西方世界外圍的全球秩序難以持續。而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兩國綜合國力與全球戰略布局的差距將日漸消除，而其他國際力量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將越來越大。中國成長為美國之外的又一個全球性大國，其他發展大國也成長為發達國家之外的力量中心，從而推動形成了「兩極多強」的國際格局。

4、現存全球秩序下中國的雙重角色

國際秩序從顯性層面表現為國際社會共有的制度安排與價值規範，深層秩序則是現實主義理論所揭示的大國之間的角力。現存的國際政治秩序主要是二戰以後逐步形成的，它具有雙重性的特徵。從顯性層面上來看，表現為國際社會成員共同接受的互動準則與制度安排，它是人類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同時也是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體系。國際戰略學者楚樹龍認為，「現有全球秩序在體現西方價值的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等世界多數國家的利益。」政治上確認了國家主權平等、民族自決等原則；經濟上確立了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的原則，有其進步性的一面。

同時，這一體系又具有內在的不平等性。深層的全球秩序是大國對於主導權的爭奪，體現了大國之間的實力對比，深層秩序支配著顯性秩序的規則與互動方式，更具有決定性意義。二戰後，全球深層秩序是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雅爾塔協定是美蘇劃界而治、分別控制世界兩大陣營的安排，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霸權-西方中心」成為全球支配秩序。

中國作為二戰的勝利國，參與構建了現存全球秩序，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一個全球秩序的積極融入者，並從中獲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離不開這一國際體系所提供的總體和平、自由貿易與自由投資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總體上融入了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走了一條出口驅動的發展道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長期處於雙順差的狀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與美國的負債消費型經濟形成了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兩極」。

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做出了跟美國恢復外交關係的重大決策，在這個起點上，我們逐步融入了美國主導的現存國際體系，1972年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同時也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隨後逐步加入了國際奧委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原子能機構、亞太經合組織，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就是2001年進入了WTO，中國已經差不多加入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國際組織，同時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安理會成員，世界衛生組織創始國與執委會委員，世界銀行創始國、第三大股東，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指定理事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發揮著舉重輕重的作用。中國已不是國際體系的邊緣者，而是一個大玩家，同時也是一個大贏家，因此是這一體系的保守力量。

中國是不會向以往的新興大國一樣，以對抗的方式來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除了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之外，如同楚樹龍說的那樣，中國的歷史傳統，以及當代世界由於全球化、網路化造成的相互依賴關係也決定了這一點。

同時，由於多重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國又是現存全球秩序的變革性力量，它不可能完全融入這麼樣一個「中心—外圍」的全球體系中。第一，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處於一個全球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包圍圈之中，在這一個以資本全球化為根本特徵的全球體系中它是相對孤立的，受排擠的。例如新一輪的全球貿易體系正處於升級過程中，由美國主導的TPP協議就試圖通過國有企業，貨幣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等規則將中國排除在外。第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出於歷史記憶和現實考量，也不願意加入發達國家主導的支配與被支配的世界治理秩序。一個例子就是G7集團擴大到G8集團之後，也一度有國家提議邀請中國加入這個精英俱樂部，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更願意在G20框架與聯合國架構中發揮其國際影響力，而不是進入一個不平等秩序的中心俱樂部。第三，中華文明帶來的一些文化遺產，使得中國也不會完全認可現存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第四，中國作為一個國土、人口、經濟體量與美國規模等量齊觀的大國，這麼樣的大個頭是不會完全被「中心-外圍」秩序所完全吸納的。

中國作為新加入的全球性大國，並不會擠垮現有全球秩序，必然不會進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扮演一個全球秩序顛覆者的角色，而是作為一個「保守性變革者」，一方面在全球秩序的框架內謀求自身進一步的發展，另一方面推動全球秩序的漸進性變革。中國「擠入」現有全球秩序的過程中主要採取兩種策略，一種策略就是繼續融入現存全球秩序，並推動其改革，使得它向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另外一種策略就是另起爐灶，構建自身主導的國際協作體制機制，從而對現存的全球秩序形成補充。

5、「兩極相聯」全球新秩序

今天我們所處的歷史節點和馬克思當年的描述很類似，「美國霸權-西方中心」的全球秩序處於長周期的衰落過程中，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內在不平衡性、不可持續性問題日益凸顯，如果缺乏新興力量的加入，不但無法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全球非傳統與傳統安全威脅等挑戰，而且無法實現全球秩序的長期穩定和發展，而且從歷史經驗來看，單極秩序也是不穩定的。

然而，依照中國的文化特性、戰略思維和國家性質，一旦中國加入全球秩序構建，就會推動全球秩序的逐步演變，推動國際格局、國際規範的變動，逐步形成「兩極相聯」的全球新秩序。

首先，從單極霸權向兩極相聯秩序演變的過程中，兩極相聯意味著兩極之間的相互競爭。中美兩極秩序始終存在競爭與抗衡，兩國圍繞全球秩序主導權的爭奪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中美將圍繞著中國周邊的軍事控制權、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全球經濟政治治理的話語權、全球價值規範的道義制高點等領域，開展長期的主導權競爭。特朗普上台後，中美競爭將會進一步加劇，而且更多由以往基於明確規則的結構性博弈轉變為非結構性博弈。特朗普對美國全球霸權調整是有退有進，退地是對於全球責任與其一貫標榜的價值觀，進地是美國基於其軍事實力領先對於全球的控制，中國的競爭策略需要作出相應地調整，「敵退我進，敵進我退」，以保存壯大實力和全球影響力為目的，而不是「一城一池」之得失。

其次，兩極相聯意味著兩極秩序的相互補充。中國代表的新一極秩序的進入，對舊秩序形成補充，使得全球治理體系更為健全，推動其向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美國代表的秩序可以說是一種「霸道秩序」，而新的秩序是一種「和合秩序」。一種更加尊重國家獨立自主，平等協商，而不是結盟與控制的全球策略，無疑更能推動全球治理的多極化與民主化。不附加政治條件的經濟援助和經濟合作，無疑將給發展國家發展注入新的動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價值觀傳播方式，無疑能更好的順應全球各大文明的現代化復興。特朗普的策略將使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霸道的本質暴露無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倡導的「和合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將會被越來越多人接受，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新秩序構想。

第三，兩極相聯意味著兩極秩序相互制衡。中國對於美國霸權的構成了制衡，使得其他國家在爭取全球資源有了更多的選擇，也使得美國運用單邊主義干預的方式更為困難，推動美國成為一個收縮的良性霸權。同樣，美國制衡因素構成了中國和平崛起、良性崛起的重要外部條件，中國周邊國家不必擔心所謂的「朝貢」體系的回歸。

第四，兩極相聯還意味著兩極秩序的相互協作。中美有著廣泛的全球共同利益和共同訴求，全球化已經將兩者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在推動核不擴散、東北亞安全、全球和平，維護貿易、投資自由化，應對氣候變化、能源糧食安全上有著一致或者相近的訴求，而且在全球事務上，兩者缺一不可，這使得兩者不但是潛在的競爭對手，更互為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特朗普政府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上採取更自私的政策，同時可能對於中國採取更具進攻性的策略，但這改變不了中美之間有巨大交互利益，特朗普追求其本國目標離不開中國的合作。根據UCBC的數據，中美的經濟關係幫助美國創造了260萬個工作崗位，貢獻了1.2%的GDP使得美國消費者2015年每個家庭節省了2850美元的開銷。同時美國追求的反恐、東北亞核安全等廣泛議題上根本上離不開中國的合作。

第五，兩極與多邊共存。兩極秩序不是G2，而是由於中國作為能動力量加入，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繞開多邊共決機制主導國際事務，所以兩極相聯秩序將推動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使得聯合國等多邊機制的重要性上升，而不是下降。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會採取更具進攻性的策略，但是現實的國力水平決定了美國不可能重回「單邊主義」政策，它既無力單獨承擔軍事干預的成本，而在貿易戰等行為中也將受到國際貿易規則的制約，「美國優先」的戰略只會提升多邊機制的功能，而不是相反。

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美國主導創立，美國無疑是當前國際秩序的最大得益者，也是最主要的保守性力量，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這一體系中承擔過多責任，而獲利過少，因此試圖對於自由貿易等現有的國際秩序作出重大修正，一定程度上美國與中國互換了保守者與變革的角色，美國採取了更加自我利益導向的政策，這隻會加劇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弱，並為中國和其他國家推動這一體系的改造創造更大的空間。

「兩極相聯」將推動顯性全球秩序向更為公正、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美元本位的全球金融體系逐步轉向反應國際經濟實力變化、更為均衡、更可持續的貨幣制度，這將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更為均衡化；全球貿易體系在進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將進一步推動商品、資本、人員、信息跨境流動，推動全球互利共贏、共同繁榮；全球安全維護將更多的依賴於多邊機制，而不是單邊集團主導。

從短期來看，特朗普的上台和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從長期來看，伴隨著美國的全球霸權「收縮」和中國實力的進一步提升，特朗普上台將加速「兩極相聯」秩序的形成。

對待「特朗普衝擊」，我們需要有正確的戰略估計：一方面，決不能低估特朗普對中國形成的戰略壓力，這是一個異常精明、異常棘手和充滿鬥志與行動力的領導人，他不受既有的戰略結構的束縛，以一種全新的戰略推進美國戰略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也沒有必要過度高估「特朗普衝擊」，首先，特朗普受到多方面的制衡，雖然共和黨在立法系統與司法系統中都佔據了有利的地位，但是美國「否決政治」權力制衡機制依然會對他的行動構成很大掣肘；其次，他的激進政策，將導致國內的激烈分裂與對立，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最後他的戰略會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無法對中國構成長期的持續的戰略壓力。

應對特朗普衝擊，中國可以有儒、道、兵三策，以儒家之王道取天下之領導權，特朗普戰略調整會給中國留出巨大的戰略空白，使中國更輕易地去填補，以無事取天下；以道家之無為與不爭避其鋒芒，避免成為其轉移國內矛盾焦點的替罪羊，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兵家之善戰、能戰與其在開展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爭奪全球主導權的大博弈。

近年來，中國改變了韜光養晦戰略，更為積極主動參與國際治理體系的構建，這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逐步向縱深推進的過程，從倡導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到現在開始倡議設立亞投行，推出「一帶一路」大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標誌著中國首次出現全球戰略。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這標誌著中國將作為新型全球化的領導者登上全球舞台。

展望長遠未來，中國如何形成完整的全球大戰略？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新霸權的崛起，而是全球秩序新興構建力量的領頭羊。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國同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命運共同體」，從這一定位出發中國的全球戰略有如下幾點要義：

第一，主動充當南方國家的領頭羊，合縱連橫，與美國開展全球主導權的競爭，而中國的競爭並非霸權主義性質的，而是以「和合文化」和互利共贏為目標的。第二，管控好中美兩國之間的分歧，並通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在維持「斗而不破」格局的基礎上減弱美國對中國實現自身全球大戰略的阻力，同時積極推動雙方攜手合作、共同主導國際秩序的穩定、發展與變革。第三，適時推出拉美、非洲兩洲戰略，形成完整的「一帶一路」加「兩洲」的全球戰略布局，從而形成全球性戰略完整布局。第四，重點採取以發展為核心的中層突破戰略，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平台，注入新的發展動力。第五，在全球秩序的硬實力底層，中國不謀求成為全球性的軍事大國，而是滿足於成為具有維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區域性軍事大國，同時積極承擔多邊框架的安全責任。第六，中國積极參与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造，積極承擔全球治理責任，有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合作共建。第七，積極推動漢語、中國模式、中國文化、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全球傳播，逐步進入世界文化和意識形態體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