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時代的革命主體危機
——幽靈，一個革命主體危機的幽靈在共產主義者頭上盤旋
按：本文是分享姜輝《當代西方工人階級研究》的線下講座的演講整理稿，並略有調整。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第一次有了先鋒隊的理論，又有了可以依靠的無產階級，兩件厲害的武器集合在了一起，本該給革命帶來更多的能力。但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白學的正確用法
一部二戰以來的當代左翼歷史，就是一部苦苦尋找革命主體而不可得的歷史。或者說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將出現的「覺悟的工人階級」但始終沒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也沒有找到，於是兩邊不斷撕逼卻撕不出個結果的歷史。
一、陳舊的「新爭論」
從2013年至今，大陸左派陸續爆發了一系列理論爭論。比如白領是（腦力）無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主要動員或者依靠哪個群體？應該如何動員群眾？YCA在參與這些爭論的過程中，陸續發表了《是腦力無產者，還是小資？》、《漫談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層》、《階級政治是成分政治嗎？》、《學生、工人、農民——漫談TG歷史上的群眾運動》等文章，此外還有些內部爭論，已經從YCA分裂出去的人也在微博上散布過。
對於多數排斥社會科學新發展（並斥之為資產階級學術），也不關心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大陸左派來說，其爭論的內容顯得十分新鮮，有驚世駭俗之感，持正面評價的往往也稱之為「理論創新」。實際上，這些東西一點也不新鮮，是歐美的馬克思主義者內部都爭論過的東西。今天這些議題在中國再爭論一遍，無非是說明中國的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的變化逐漸趕上了歐美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在逐步跨入後工業社會。
（一）廣義、狹義工人階級之爭
「狹義」工人階級定義把工人階級限定為生產勞動者或者工廠工人，而白領被定義為「新小資產階級」，「廣義」工人階級定義把所有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都看做工人階級，在這個定義中，白領就屬於「腦力工人」了。
「狹義」工人階級定義的代表是希臘共產黨黨員尼科斯·普蘭查斯。他雖然承認所謂「新小資產階級」是「靠工資謀生」的僱傭勞動者，但認為他們不是生產剩餘價值的群體（即他強調「生產性」），而具有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和個人主義、權力崇拜（強調政治上的態度），對工人階級「行使具體的權力和統治」。普蘭查斯主張對「新小資產階級」中比較接近工人階級的低級白領、辦事員、低級工程師和技術員結盟，「團結和改造」他們。[i]
「廣義」工人階級定義的代表則是英國共產黨社會學小組書記艾倫·亨特，他的《劃分工人階級的理論和政治》一文，對普蘭查斯階級劃分的理論方法進行了全面解剖和批判，他批評普蘭查斯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根據的經濟主義分析。
（二）安德列·高茲「新工人階級論」
安德列·高茲，薩特的學生和親密戰友，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20世紀60年代提出「新工人階級論」，高茲敏銳地觀察到，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變化，一個由專家、技術人員、教師、科學家、工程師、學生、學者、新聞記者、科層管理人員、受過訓練的白領工人、青年、知識分子、黑人和外籍勞工等組成的新中間階層正在崛起。他把這個階層稱為「新工人階級」。
區別新舊工人階級的核心在於，這個群體受過教育、薪金豐厚，自主意識、自治心理增強，不同於傳統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現象，因此他們革命的動力不再是舊工人階級所面臨的物質匱乏，而是克服異化和厭倦，追求勞動和生活的意義和創造性。
即，不是因為活不下去，而是想獲得更好的生活而革命。
但是，安德列·高茲又發現，雖然「新工人階級」有激進的一面，但他們脫離生產勞動和工人運動，又有相對保守性。於是高茲又放棄了將高技能工人作為革命依靠力量的觀點，轉而提出「非階級—非工人」論。
（三）、安德列·高茲「非工人—非階級」論與新社會運動
1968年，「五月風暴」的失敗，讓高茲認為，科技知識分子（或者說「新工人階級）並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傾向於保持現狀。而農民、學生、少數族裔、婦女、LGBT和環保主義者逐漸上升到社會變更的顯要位置。在1968年後，高茲便放棄了「新工人階級論」，轉而從新社會運動中尋找新的革命主體，希望把革命的領域從生產範圍擴大到整個社會範圍，從「生產革命」擴大到「文化革命」[ii]。
爭論白領是小資還是無產者，還能解釋為是由於馬克思原著定義不清晰、措辭不嚴謹、說法前後經常變化所帶來的「經學爭論」。到了安德列·高茲這裡，就非常明確地表現為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了。
而所謂「革命主體」，其本質並不是身份，而是「議題」。一位婦女、一位同性戀當然可以同時是工人或者無產階級，但由於西方社會步入後工業社會，社會結構、無產階級生活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動員工人的傳統方式（比如工會、集體罷工等）已經難以有效動員群眾，或者即使動員了他們，也只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鬥爭。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也就是新的社會議題來動員群眾。
二、後工業社會、後福特主義、後現代社會、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發生了一系列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不同的理論家抓住不同的特點進行概括，命名為後工業社會、後福特主義、後現代社會或者晚期資本主義等等。
後工業社會/晚期資本主義，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十分重要且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一）無產階級的白領化與知識化
傳統工業工人數量持續減少，新興工業工人數量逐步增加；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逐漸減少，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大幅增加。在新科技革命推進下，西方國家產業結構以傳統工業為主導的產業逐漸被以知識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所代替，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轉化。電子信息、網路工程、通信工程、生物工程、新材料工業等新興產業從傳統工業群中分離出來。能源、原材料等成本消耗巨大的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它的產值與就業人數逐漸超過物質生產領域的產值與就業人數的總和，繼而成為社會的主導產業。由知識經濟所帶動的諸如金融、保險、證券、諮詢、會計、信息、文化、教育、旅遊等大量服務部門的第三產業勞動力，已成為就業人數最多和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早在1970年，美國非物質生產部門在非農就業人數中的比例就達到了三分之二[iii]。
另一方面，則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化，美國大學的入學率1980年達到56%，1995年達到81%，在年青一代中普及了高等教育。大量的勞動已處於直接生產過程之外，更多的勞動者成為生產的監督者、協調者和操縱者。相應的生產的組織形式與管理方式也發生變化，從人們從大機器、工業車間流水線上的集體勞動變為遠程的、分散的、個性化的勞動。
（流水線集體勞動的場景，但已逐漸式微）
（多數白領在工作中各管一攤）
在這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新中產階級在西方社會迅速成長與壯大，成為主要職業群體與階層。傳統的「白人男性藍領」形象（1962年法國三分之二的就業人口是白人男性）逐漸邊緣化，較為一致的無產階級生活方式也就趨於消失，無產階級內部利益的複雜化和多元化。
（曾經同質化的無產階級形象：白人男性藍領）
（這當然是現代無產階級，毛主席視察武鋼）
（這也是現代無產階級，劉少奇接見掏糞工時傳祥）
（又或者……）
下面兩段都是（一部分）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一個普通人實在很難發自內心地認為他們是「同一個階級」，而他們之間也很難自發地認為對方是階級兄弟。
1、帝都金融民工裝腔指南|金融|金融民工|裝腔_新浪財經_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zl/money/20131206/091117551302.shtml
金融街7號，英藍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民工心目中的高富帥集中營。英藍1樓，星巴克，金融民工心目中的裝逼集中營。
只要有空，金融民工都會來到這裡，穿上已經洗的發亮的工裝，點上一杯82年的Latte和一塊入口即化的蛋糕，再找上一個靠窗的座位，翻開昨天剛到的 盜版CFA NOTES，細細品讀起來。如果恰巧碰上熟識的金融民工，則正好可以一起探討近期的學習心得：談笑間，言必稱習辦，克強。
吃完走出大廈，金融民工感覺自己像剛沖滿電的馬達，能量爆棚，忍不住對著天空大喊一句"加油!"。然後徑直走進了對面的新盛大廈。
2、工廠卧底，深度調查，「殺馬特」級農民工APP機會何在？-虎嗅網
http://www.huxiu.com/article/127399/1.html?f=index_feed_img
1）操作綁卡郵遞等，對多數人複雜，且大家因為不熟悉操作，還面臨對安全的懷疑。
2）晉江不少工資卡直接是晉江農商銀行，支付寶都加不進去的這種。所以最後都是微信紅包直接充話費了。
3）大家並沒有多樣性、衝動性網購需求，說白了還是沒錢。鎮上夜市足以滿足低價消費需求，真正能買得起的產品在網上的質量不會比線下好。東莞比較明顯，產品集散地，線上線下差別不大。
（二）經理革命
在蘇聯發生官僚膨脹的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則發生了「經理革命」，資本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加速分離，主導企業甚至經濟社會的權力將逐步由股東轉移至經理階層。
最近的王石華潤之爭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王石朋友圈：華潤徹底否定萬科管理層，遮羞布全撕去了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6_26_365446.shtml目前，兩家公司總持股比例已經接近40%，萬科的重組方案能夠獲得股東大會三分之二通過幾乎沒有可能。
自2000年華潤替代深特發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以來，王石一直視華潤為最好的大股東，華潤對萬科的幫助，體現在公司治理結構、股權分置改革等各個方面。一位地產大佬曾說過， 16年來，華潤不僅幾乎沒有干涉過萬科的經營和管理，還多次在關鍵時刻幫助萬科。這種和諧的大股東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萬科建立了業界領先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和現代管理制度。
事實上，自2016年3月，華潤首次公開質疑萬科引入深圳地鐵集團以來，這一突然反轉態度，首次徹底打破了華潤與萬科維繫了近16年的和諧。
公司的快速發展需要引入大量資本，但大量引入資本勢必稀釋創始人的控制權。馬雲的辦法是合伙人制度+絕對控股從淘寶網拆分出來的支付寶。通過支付寶這個關鍵少數撬動對淘寶的控制權。王石的辦法是引入做甩手掌柜的央企華潤，依靠和華潤高層的良好關係確保了自己對公司的實際控制。以極少數股份掌控公司的管理層，需要弱勢和分散的投資者（萬科最大股東持股不超過25%）、巧妙的股權結構設計（2013年阿里巴巴拆分出支付寶至於馬雲個人名下）、複雜的關聯交易利潤套現（比如弄幾個空殼公司讓萬科幾百幾千億的收購一下）。
超級經理人現象是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日益分離的晚期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這些超級經理人的利益與投資者有所矛盾，王石與更換了管理層的華潤的矛盾是這種必然矛盾的偶然體現。投資者希望公司股價上漲，分紅多多。而打壓本公司股價，盡量減少分紅，讓利潤留在公司賬上，爬次山花個三百萬，這才符合超級經理人的利益。
這種擴張，部分地可以用全球化條件下的跨國集團的「總部經濟」來解釋，但只能解釋一小部分。跨國集團海外子公司的管理工作並非由母國總部遠程操作，也是在當地直接僱傭會計、人事、運營等等。
就我個人從事管理工作和企業實踐的經驗來說，管理人員數量是隨著企業規模加速度擴張的，是分工複雜化的表現。十人規模的公司，老闆親自擔任經理，也不需要分設行政、人事、會計等職務，公司一共兩個層級，超級扁平化。100人的公司，管理的各個方面都要單獨設置部門，並且有了各部門經理還不夠，還要有總經理對各部門經理進行監督，一般三到四個層級。500人的公司，則不僅後台管理部門內部要設置二級部，總經理配備副經理，資本所有者要通過董事會、監事會相互制衡保障「最終決定權」，生產部門也要設立班組長或者主管來提供組織性。
海爾總裁張瑞敏：裁一萬中層不多，不裁就會死
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4_06_27_241641.shtml
曾拜訪美國通用汽車，對方表示企業內部有14級層級
除了分工複雜化之外，龐大的行政管理機構意味著委託代理人問題的加劇，為此必須要設置監督機構來監督行政管理工作者，而監督者本身也是被僱傭的人也需要人來監督這些監督者。
中紀委決定成立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_網易新聞中心
http://news.163.com/14/0312/03/9N3TFGU200014AED.html
中央紀委已決定成立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加強對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各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紀檢監察幹部的執紀監督，用鐵的紀律打造過硬隊伍，努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
紀委監督幹部，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監督紀委幹部，至於誰來監督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企業中也是一樣的，班組長監督員工，HR監督班組長，HR總監監督普通HR。龐大行政管理體系內部互相監督的需要會指數化加速後台機構的擴張。
（三）工人階級的生活明顯改善
這一點不需要細講。戰後，西方國家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無所不包的社會保障、福利體系，強大的再分配製度，絕對收入水平的提高，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集體工資協商制度，普選權、結社自由、罷工權等等，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這些改良並沒有提高革命的積極性，相反作為制度性的泄壓閥，使得革命缺少合法性。沒有形式民主、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和罷工自由的情況下，工人上街就是代表人民，有了形式民主和政治自由，任何人上街都只代表自己，佔領華爾街運動再喊自己代表全社會99%的人也沒用，大選的得票率才算數。
（四）新自由主義與非組織化的資本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福特製的經濟生活模式，特點是流水線作業、低技能工人、勞資集體談判制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就業和福利國家。福特製生產方式，產生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相對同一化、同質化，工人的高度集中（一個廠區幾萬人），為統一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集體行動創造了前提條件，容易塑造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但是福特製下比較充分的改良措施，也使得工人階級並沒有革命的慾望。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停滯通脹」對於傳統的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制度受到挑戰，隨著里根和撒切爾的上台，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為了適應高度全球化的生產方式，提倡更為靈活和更適應複雜競爭環境的生產體系。這種體系提倡彈性用工，非全日制就業人數增加；藍領下降，白領增加，導致工人階級在生產上的分散（一個富士康廠區有幾萬人，一家諮詢公司呢？）；削弱工會，工會會員人數和入會率大為下降，集體談判作用下降；女性和外籍勞工比例增加。工人階級內部的多樣化，侵蝕和瓦解了原有的工人階級共同體，從福特製下「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走向「非組織化的資本主義」。
在這個非組織化的資本主義中，雖然因為削弱了福利制度和國家干預，帶來了工人階級抗爭性的增強，但是由於強化了無產階級內部分化，也導致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無產階級內部矛盾
雖然全球化背景下，勞動力的跨國流動速度遠比不上資本的跨國流動。但是依然對發達國家原本封閉的、同質化的、較為團結的工人階級產生了衝擊，強化了工人階級內部矛盾。
在美國，1970年，移民工人佔全國勞動力的5%，到了2010年，美國勞動力中有2310萬外籍人口，佔美國總勞動力的16.4%[iv]。歐洲更厲害,當前歐洲約有7000萬國際移民，占歐洲人口的9.5%，占整個世界移民流動量的32.6%。歐盟地區的移民人口3180萬，占歐盟地區人口的6.4%[v]。
移民工人的就業領域兩極分化。一部分移民工人明顯集中於搞技術工人的產業。比如關於美國2010年移民就業行業統計顯示，在信息技術和高科技製造業就業而移民工人佔全部工人的23%。另一部分移民工人則集中在「3D」行業，即骯髒、危險和要求苛刻（dirty,dangerous and demangding）的工作部門。
發達國家的工人和工會組織為了維護就業和工資水平，支持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反對本國資本外流，反對別國勞動力進入本國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移民工人。
外媒：中國鋁出口激增 美國工會請願要求開徵高額關稅 - IBTimes 中文網
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48359/20160420/235699.htm
據美國《紐約時報》2016年4月19日報道，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遞交了一份涵蓋進口鋁等事宜的請願書，以促使美國政府對進口鋁全面開徵高額關稅，理由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有增無減」。
於是大量的工人選票流向排外的極右派，類似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這種一邊明確打出排外主張，一邊以「白人男性藍領」作為基本盤的政客，並非孤例。
如在法國，由於共產黨不對外來工人採取強硬抵制態度，一些原來支持共產黨的工人轉而去支持那些強硬抵制和排擠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在德國，萊茵-魯爾工業區的100多萬工人拋棄了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轉而支持基民黨；在義大利，在米蘭、都靈等傳統工業地帶，共產黨也逐漸失去工人的忠誠支持。
（六）左翼運動的主題轉換
左翼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歷了從「反對工業資本主義邏輯」到「反對晚期資本主義邏輯」的主題轉換，即興起了「新社會運動」和「新政治運動」。
所謂「新社會運動」和「新政治運動」，泛指70年代以來形成的反戰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性少數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等。這些運動的動員方式、動員主題都和傳統的階級政治話題無關，不是按階級動員，而是按性別、族群來動員。
「這些運動並不是由生產關係直接構成的，它們導致了對社會階級、政治矛盾和文化經驗界限的重新劃分。」[vi]
「是什麼取代了階級（話題）？」是左翼的新政治話題取代了階級話題，而不是右翼的話題取代了階級話題。
「傳統的『左—右』維度已經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雖然人們還提及左的或右的，但它們的含義卻不同了。」
（七）「階級投票」的衰退
所謂「階級投票」，就是社會階級和政黨選擇之間的相關性。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社會各階層對左翼政黨的支持率差距明顯縮小。
關於「階級投票」的下降，有多種解釋，包括工人階級中產化、左翼政黨政治綱領中間化等老生常談。我個人認為最值得關注的一種解釋是「認知動員論」，實際上它不僅可以解釋階級投票下降，也可以解釋台灣的民進黨成功依靠新媒體戰勝依靠基層樁腳的國民黨。
「認知動員論」認為，傳統工業社會整體的教育和政治信息獲取水平仍然較低，多數選民只能根據個人從屬的比較封閉的小社會環境來選擇政黨，因此工會、農會等基層樁腳就有較強的選票動員力。而隨著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發展，選民的選擇越來越獨立於個人的社會關係網路。電視、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政治宣傳和鼓動日益繞開樁腳進行。在這個過程中，選民的選擇未必更理性，但是更獨立於個人的社會關係網。
這一代只會講廣東話的華人，如何助選希拉里？ - 選·美iAmElection - 知乎專欄
https://zhuanlan.zhihu.com/p/21322347
6月4日上午，希拉里·柯林頓在加州奧克蘭城的競選總部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們年紀大約五六十歲，不會說英文，國語也不太懂，彼此之間只用廣東話小聲地交談。這群老人大多來自廣東，幾十年前移民到美國，現在大多已經取得了公民的身份……
和老人們交談後發現，他們都來自「國際服務業僱員工會」（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下屬的舊金山家政員工工會，在工會的組織下前來為希拉里助選……
曾阿姨說：「我們做家政的現在都是12塊錢一個鍾，工會告訴我們，希拉里要把最低工資提到15塊錢一個鍾，所以我們就支持她。」當被告知另一位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也會把最低工資提高到15元時，兩位阿姨面面相覷，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
由於不懂英文，王阿姨請記者幫她把需要填寫的「電話訪問結果登記表」翻譯成英文，當記者告訴她最後一欄表示該選民支持共和黨的時候，王阿姨不好意思地問到：「小妹妹，那希拉里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啊？」
對於這些語言不通，沒有其他途徑來了解美國政治的老人來說，工會的決定幾乎就是自己的決定。曾阿姨告訴我們：「她剛來美國的時候各種繁瑣文件全是工會幫忙翻譯的，所以幫著工會做義工是知恩圖報的事。」許多老人都表示，他們每次都會在大選中投票，而老人們投票的對象，幾乎也都是工會支持的候選人……
這或許正好反映出了華人群體目前碰到的一個困境：與工會緊緊抱團的華人投票的次數更勤，然而他們的選擇受工會影響巨大，缺乏自主性；和工會聯繫鬆散的華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判斷，然而沒有工會的推力，他們自主投票的動力卻不足。
由於基本上是文盲（美國公民但不懂英語），同時工會提供了一個壟斷信息源的封閉小社會環境，事實上在局部製造了人身依附關係，於是工會便可以做到對這批人屏蔽桑德斯的存在，讓你選希拉里你就選希拉里。
像這種不懂標準語言，只能依靠工會等封閉小社會環境提供政治信息來源和（投票）決策依據的群體，在今天（的美國）當然是絕對少數、絕對邊緣化的群體，但如果把時間推到1925年呢？
那時候「爐邊談話」還沒有出現，電視辯論也沒有出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歷史上的左翼政黨依靠層層基層組織動員群眾，然而今天這樣的條件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被消滅得七七八八，左翼政黨在動員方式上如果不能及時轉型，就會陷入持續性衰落。
作為正面例子的，則是最近埃爾多安依靠互聯網動員沒有一盤散沙的普通群眾支持者挫敗政變。
如何評價 2016 年7 月 15 號晚土耳其發生的軍事政變？ - 馬前卒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541497/answer/111489867?from=profile_answer_card
阿拉伯之春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互聯網推翻政府的運動。
土耳其政變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互聯網保住政權的運動。
叛軍在行動一開始就佔領了廣播電台、電視台，封鎖了海峽大橋，把傳統的人群溝通方式都控制了，結果埃爾多安用推特號召支持者上街，困住了叛軍，壓住了叛軍的聲勢，避免了其他心懷不滿的軍隊投向叛軍。這是埃爾多安的決勝手。
真正可靠的，是這15年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和那些認同溫和伊斯蘭化的市民，但這些人很分散，沒有強大的組織。在前互聯網時代，這些民眾幾乎不可能迅速彙集成幾十萬人的群體，在所有道路上困住叛軍。他們最多是幾十人一夥，在路邊憤怒地揮手扔石頭——這會被有組織的軍隊輕易突破。只有互聯網這種新型媒體才能以最低的成本把他們動員起來。
（黑一句：反動的埃爾多安都知道用互聯網動員沒有組織進任何團體里的群眾，許多左翼卻沉浸於手工業作坊式的師傅帶徒弟的「傳教」方式，並美其名曰「實踐」。）
後工業社會/晚期資本主義，對傳統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結構產生了很大的挑戰，對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個人認同、組織能力、革命性改變了很多，進而也不得不改變相應的政治動員模式，在相應的探索（或者反對探索）中，左翼的理論家不斷地對動員對象和動員方式進行反思。
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危機
這種反思進行到深處，必然在理論上動搖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產生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危機。上文我們講的高茲的「新工人階級論」、「非工人—非階級論」只是這個危機的序幕。
什麼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是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具有一種特殊的「歷史主體地位」，也就是革命的領導者和運動人員構成的主體。這種歷史地位和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工人階級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和狀況所決定的。
「問題不在於某個無產者或者整個無產階級暫時提出什麼樣的目標，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究竟是什麼，無產階級由於其身為無產階級而不得不在歷史上有什麼作為。它的目標和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在它自己的生活狀況和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組織中明顯地、無可更改的預示出來了」[vii]
「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viii]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ix]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隨著長期的工人階級不革命，左翼勢力的低迷，這種經典著作中的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就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具體有以下觀點：
（一）工人階級消失論、衰退論
這類觀點實際上還可以分為三種。
1、數量上的消失。這種觀點的前提是將「工人階級」定義為體力工人，作為藍領工人的「工人階級」的急速消失。
2、革命意願的消失。即強調工人階級不革命、不激進，從自為的階級蛻變為自在的階級，滿足於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進行經濟鬥爭。特別是受到生產自動化的威脅，而將僱傭的穩定性作為第一要求。
3、革命能力的消失。
（1）如安德列·高茲認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分工產生勞動的碎片化，作為螺絲釘的工人根本不能掌握現代生產方式，從而不具有歷史唯物主義上的先進性。
（2）「非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削弱了工人階級的行動能力，產業工人組織性強但是比例和數量下降，白領工人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分散而缺乏組織性。工會入會率下降，分屬不同族群的工人互相懷疑和敵視（想想特朗普的基本盤是誰）。「基本上不存在一個團結一致的、能夠與國家和資本家進行議價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非組織化過程中，工人階級在規模、資源和集體性上落後了」[x]。
（二）工人階級被同化論
「工人階級被同化論」強調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項權利的獲得，其革命的激情和目標已經消失，逐漸認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體制，內在地同化、融合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去了。認為工人階級變成在經濟上享受資本主義的繁榮舒適、在政治上肯定和維護資本主義秩序、在思想上完全被「主流的」思想文化所主宰和操縱的消極保守的階級。
1、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反革命與造反》
典型代表之一，是著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著有《單向度的人》和《反革命與造反》等作品。
繁榮的經濟緩和了社會矛盾；機械化使得奴役變得隱蔽，減輕了工人的勞苦；政治制度將對立階級調和統一在一套系統中；對立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同化了起來。
「如果工人和他們的老闆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並漫遊同樣的遊樂勝地，如果打字員打扮得同她僱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也擁有凱迪拉克牌高級轎車，如果他們閱讀同樣的報紙，這種相似並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是表明現存制度下的各種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著泳衣維持這種制度的需要和滿足」[xi]。
實際上《單向度的人》中的這段話可以延伸一下，比如：
「如果年青一代無產階級和王思聰打著一樣的遊戲，而老左派認為吃pizza都是小資氣的表現，你說他們會打心眼裡認同哪一邊？」
2、拉爾夫.達倫多夫用「階級衝突制度化」和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來闡述工人階級的被同化。
資本主義將勞資鬥爭合法化、制度化，進而保持在經濟鬥爭（勞動時長、工資高低、工作條件好壞）的程度上。使得這種衝突不上升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德國工會就是非常典型的階級衝突制度化的表現，後面我們會再專門講。
他還指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分化為熟練技術工人、板技術工人、無技術工人等等，他們在工資水平、生活條件、社會地位和聲望方面都不同，利益要求也不同，經常地互相衝突和對立，要把他們團結起來，已經十分困難。
（三）工人階級到哪兒了
1、中產化模糊了階級。收入是直觀的，而階級這種生產關係概念則是抽象的。歐美國家普遍的中產化（收入提高、福利健全）模糊了工人階級的認同。
2、全球分工問題。全球化條件下，產業鏈在全球層面布局，製造業從歐美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局部（歐美）產生了藍領工人消失的情況。
3、工人內部的分化。核心工人、邊緣工人，全日制工人、兼職工人，有編製的、沒編製的、是否受工會保護等等。所謂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終結）
4、資本主義不斷製造中產又不斷消滅中產
新興產業發展快速、利潤高，能夠提供較好的待遇，同時由於發展快人才緊缺，也必須給員工提供高待遇。但是資本的快速湧入，填補市場空間之後，競爭日趨激烈，單個行業的利潤率總是存在下降趨勢，加上相關人才加速培養，該行業的人才也就面臨貶值。不斷產生的新興行業早晚也會變成夕陽產業，產業的周期也就是中產階級不斷產生又不斷被消滅的過程。
除了產業周期的因素，還因為白領的去技能化。管理體系的膨脹，實際上意味著白領工作也高度分化進而流水線化，其工作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實際上在向藍領靠攏。機械性操作的工作是很難保持高收入的，因此這個因素也導致白領的無產化。
從失業率數據來看，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失業主體逐漸從藍領轉為白領。到九十年代中期，美國官方統計的失業人數中，白領工人的失業人數已經比藍領工人多處數萬人至十餘萬人，到了現在。。。
（五）本書的反思
1、數量方面。當我們在討論體力工人的數量、比例的下降時，我們默認為了曾經存在一個體力工人穩定占人口多數的時期。但是本書認為，在發達國家，除了英國外，從來就沒有別的國家體力工人人數構成勞動人口中穩定多數的時期。「那種有絕大多數體力工人可以動員起來支持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條件幾乎根本沒有存在過」[xii]。
2、革命性和組織能力方面。
一是階級認同感和階級歸屬意識下降。工人階級內部的利益多元化、分層化、差異化瓦解了「普遍的無產階級生活方式」。彼此之間互相衝突與競爭。全世界無產階級遠沒有聯合起來。
二是難以形成強大的具體組織和行動能力。這些上面都已經講過，不再贅述。
四、工聯與共產的本質矛盾
「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
「人們經常談論自發性。但工人運動的自發的發展，恰恰導致運動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條》這一綱領進行的，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的、也就是純粹工會的運動，而工聯主義正是意味著工人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奴役。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發性，就是要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勢，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
——列寧 《怎麼辦？》
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國家政權之前，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徹底鞏固自己的統治、確保資產階級不致復辟之前，共產黨在其有組織的隊伍中通常不會有很多的工人。
——《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M]. 1988年11月版.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698—708頁
列寧時期就已經很明確地認識到，從工會的經濟鬥爭、工會的角度出發，無法自行演化出政治上對共產主義的要求，而只會發展為工聯主義，要求保護工會會員的利益，將鬥爭局限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經濟利益訴求上。這是由於工會的起源（往往是少數高技術工人壟斷就業機會的行會組織）、性質（保護會員利益而非整個無產階級利益的組織）和鬥爭手段（通過壟斷就業機會、阻止其他工人使用生產資料）所決定的。
既然工會不能自發產生共產主義思想和追求，那麼列寧對於工會的定位就是黨領導下的「外圍組織」，而不是產生黨的土壤和根。
黨的土壤是無產階級，但不是工會。
列寧主張先鋒隊從外部滲透、打入這些組織，通過這種外圍群眾組織灌輸主張、施加影響並動員群眾。工會之於列寧，就如同幫派、封建行會之於列寧：落後、不會自發產生社會主義，但可以動員群眾，應當去領導和掌握。
我們觀察幾個發達國家工會的情況，體會一下工會的工聯主義。
（一）工會與資本主義的共生關係
1、美國工會的就業信託性質，恩主庇護關係
美國全國約有100多個全國性工會，基本上是按行業或產業原則組織工會的。美國工會之間的聯繫並不十分緊密，組織系統也比較鬆散。
美國主流工會與美國資本主義是共生關係，在勞資關係中，美國工會承擔「就業信託」的職能。根據工會和資方的具體的勞動協議，有些僱主必須通過工會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僱工，工會領導層掌控公認的就業渠道。「即使協議里沒有要求資方通過工會招工這一條，只要工會不鬧事，老闆們也常常樂得讓工會代其招募、管理工人。這樣，工會就成了一個就業信託。」[xiii]
也因為如此，美國工會「領導和會員的關係變質為恩主庇護關係」。「行業工會的原始性和『就業信託』的定位使得掌握了『工會就業』機會的工會領導與得到就業機會的工人形成庇護關係。領導給成員恩惠，成員向上級獻忠。這樣的體制不能促進工人間的橫向團結。用費奇的話說，『美國兩萬多公會更像是半獨立的封建領地，而不像是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而鬥爭的務工組織』」[xiv]
2、法國五個欽定工會的法律特權
法國寫入《勞動法典》的工會有法國總工會（CGD）等5個，這5個工會實力比較強大，並且法律賦予它們與政府進行對話和談判的權利，其他公會則不具有這項權利。
3、作為集體談判代理人的德國工會
德國企業中不設立工會組織，德國工會是通過企業工人委員會和監事會兩個機構的運作發揮作用的。德國的勞資談判由行業工會代表僱員、僱主組織代表僱主進行。這種行業工會同僱主組織之間的勞資談判模式是德國工會發揮作用的一大特點。
在工會和僱主聯合會協商簽訂的勞資協議期內，雙方有遵守規則，保持和平的義務，屬於夥伴關係，勞資協議到期後，工會代表職工的訴求沒有得到僱主同意，才可以組織工人鬥爭、示威、遊行或罷工等[xv]。
罷工必須遵循必要的條件，才被認為合法，主要是：「罷工必須由工會來組織，供人們自發罷工被稱為野貓式罷工，無論其目的如何，都是非法的」；「集體合同以外的事項不能成為罷工的要求；集體合同有效期內，協議規定的事項不能成為罷工的項目；政治罷工（也就是那種直接反對國家的罷工）和公務員罷工都是非法的；罷工不能有暴力行為，否則工會要承擔罷工造成的破壞的法律責任。」[xvi]
在這樣的制度下，德國工會更像是扮演談判中的代理人的角色，而有限的罷工權力更像是一年一度的集體談判的走過場。並且將這種鬥爭牢牢地固化在經濟領域，絕對鎮壓政治罷工。
總的來說，一方面受到資本家和政府的進攻，一方面官僚化、懈怠、滿足於在合法框架內的有限鬥爭。讓普通群眾也沒有入會的動力，西方國家工會也就不得不出現會員人數、組織率持續下降的現象。
傳統說法稱工聯主義是工人階級不成熟的表現，而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成熟的表現，這給人的感覺就是可以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然而事實上工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是互相競爭的關係。工聯主義搞得越深入、越停留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鬥爭中，無法自拔。
五、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
總結一下，首先革命主體危機的本質是一種「革命焦慮」。是在和平年代，換了各種辦法都沒有成功革命所帶來的理論危機和焦慮。迄今為止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利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在世界大戰中崛起壯大。比如蘇聯是利用一戰進行兵變，毛事農民運動+割據戰爭，並在抗日戰爭中壯大。就連法國共產黨，也是在二戰的抵抗運動中壯大的。
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又有形式民主，便只能進行選舉上的鬥爭。而在選舉中，共產主義政黨總是要面對民主社會主義悖論：
1、要麼意識形態鮮明地只代表體力工人，但由於不佔選民多數、無法獲得多數選票而無法當選。
2、要麼試圖擴大基本盤，增加選票，但模糊了意識形態。
無產階級的內部分化，使得左翼政黨要獲得多數群眾支持，必須嘗試推動多個議題，發動多元主體，西方左翼提出用多元革命主體取代單一革命主體有其合理性。但是難點也很明顯，就是這多種主體的內部矛盾。
對於多元主體動員的方法，比較成功的是毛時代，農民、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學生，都有很大的不同，但由於有先鋒隊的統一領導，和務實的精神，比較融洽地同時動員這些很不「兼容的群體。具體可參考網站另一篇文章《學生、工人和農民—— 漫談歷史上TG的群眾運動》。
同時，資本主義對於任何一種具體的現實矛盾，都可以包容並解決，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是不能收買。只是同時加劇其他矛盾，不能消化所有矛盾，這就進一步加強了對先鋒隊的政策靈活性的要求，隨時根據形勢轉換髮動對象。
比如說藍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一度讓藍領實現了工人貴族化；白領，天生的中產階級；本國工人，工貴化有目共睹；女權，北歐是個好榜樣；環保，毋庸置疑；農民，普遍的地主化。
如果先鋒隊沉浸於固化的意識形態中，不能靈活調整自己的動員對象，就會快速地持續性衰落。
另一方面，是否動員一個群體和他們自己想不想革命沒什麼關係。毛澤東動員的農民群體非常落後，階級觀念淡薄、鄉土觀念重，但是毛抓住了時代的特點，就能很好地為我所用。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後馬克思主義者，苦苦尋求革命主體，實際上是尋找動員對象，但是哪一個群體比較革命，不同的群體有什麼特點特徵，時代環境條件如何等等，都只是外部條件。沒有一個去使用和依託這些條件的主體，對於外部條件的考，其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我們不禁要思考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更要思考誰是「我們」。
[i] See N.Poulantzas :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Verso,1974
[ii] Andre Gorz :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 An Essay on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1982,p.75
[iii]陳招順：《美國就業結構的變化及其原因》，《外國經濟參考資料》，1983年，第53頁。
[iv] Audrey: Immigrant Workers in the U.S. Labor Force, March 15,2012,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3/15-immigrant-workers-singer#1
[v] United Natio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Rightsof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
[vi]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Blackwell Publishers,1987.
[vii]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頁
[viii]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581頁
[ix] 《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半，第1頁。
[x] [美]斯科特·拉什、[美]約翰·厄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xi]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版，第8頁。
[xii] Christopher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PolityPress,1995,p.16
[xiii]嚴海榮：《美國勞工運動中的病症》，《讀書》2006年第11期，第92頁。
[xiv] 嚴海榮：《美國勞工運動中的病症》，《讀書》2006年第11期，第93頁。
[xv] 馬丙麗：《德國工會協調勞動關係機制借鑒及啟示》，《北京市工會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第28頁。
[xvi] 林燕玲：《工會：市場經濟的調節器——從國際化的「陷阱」看德國工會》，《人力資源》2006年第22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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