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是什麼？

懷疑主義論者以其激進的態度曾懷疑過人對於任何事物的把握性：在他們眼中，正如《黑客帝國》(The Matrix) 中的世界是被母體控制的一樣，我們眼中所謂的「世界」可能只是一種以更高級的存在而設計出來的怪圈，為了讓我們保持社會秩序而發明出的虛假的因果邏輯鏈。我們所堅信的萬有引力，熱力學定律，和任何形式的科學法則，可能只是這些「外星人」 (或者比我們更高等的生物) 控制下故意陳列在我們面前的幻想。當我拿出一個蘋果並鬆手時，按照牛頓的定律和我們的常識，這個蘋果一定會下落；然而，是否存在這種可能，即蘋果實際上會懸浮在空中，不受「重力」的作用，而它下落只是外星人為了讓我們相信重力的存在而刻意讓我們看到的景象？法國哲學家笛卡爾之所以被稱為現代哲學的奠基人，正是因為他第一次提出了「我到底是誰」的疑問——畢竟，既然任何事情我們都沒有完全的把握，那我們是如何確定自己的存在呢？

在《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和《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中，笛卡爾設想的世界裡並不是由一個外星人在管理地球上的秩序，而是一場《盜夢空間》般的情景，即我們見過的人，經歷過的事，儲存的記憶，自內而外的情感，都只不過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夢境。這種說法看似荒謬，但認真地回想一下我們那些最逼真的夢境，誰又能說我們如今所經歷的，無論感覺起來多麼「真實」，只不過是一場夢，而我們正在等待從這場夢中醒來進入真正的世界呢？當然，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存在的意義建立在我們知道「醒著」是什麼狀態；但如果一直在做夢，我們又怎麼可以確定人生只不過是一場夢呢？笛卡爾提出了著名的「The Evil Genius Theory」，即一個惡的全能存在論。在這個假設中，所有人不過是這個魔鬼掌中的一個棋子，每時每刻都在觀察著，經歷著魔鬼所創造出的幻想，因為全能魔鬼的天職就在於看到人類犯錯並樂在其中。假設有這樣的魔鬼(像「母體」一樣)存在，我們所知的世界不過是一場偽造的幻象；以找尋出一個可靠的方法去尋找這充滿不真實的世界中確定的因素，笛卡爾寫下《方法論》，為現代哲學打下基礎。

笛卡爾的論點起始於對「我」存在的堅信。即使「母體」或全能的魔鬼確實存在，但我至少可以確認的一點是，「我」必須存在，因為我本身在質疑這個觀點。如果「我」都不存在，那麼是誰在質疑世界的真實性？我生活在一個充滿欺騙的世界中，這一點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魔鬼在欺騙我的感知，那麼」我「必定首先需要存在，為魔鬼的欺騙我提供先決條件。笛卡爾的第一個命題即是「我必定存在」。每當我思考有邪惡的魔鬼在欺騙我這個事實，並意識到我一定真實的存在後，我都在重申這第一個命題，所以第二個命題是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思」並不局限於理性能力本身——任何的精神活動，雖然可能只是幻想，都可以算作「思」的範圍內，而「我」是「思」這個動作的發出者。

既然「我」必定存在，那「我」是什麼？笛卡爾給出的答案是res cognitans, 即「思考的事物」。笛卡爾的反對者們認為，「思考」其動作本身並不局限於一個有人稱的語境，所以「我」並不一定是「思考」的動作發出者，就像我們說「陽光明媚」一樣，「思考」並不一定需要「我」作為一個主體，因為我無法在自然世界中真切地感受到一個叫做「我」的東西。

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休謨提到「我在觀察我自己的時候，可以碰到很多知覺…但我從來沒有知覺到我自己，而除知覺外我並不能觀察到任何東西。」顯然，休謨認為，儘管笛卡爾本人傾盡全力試圖擺脫魔鬼的控制，他提出的至關重要的發出「思考」這個動作的人格性主體「我」，由於從來沒有人感覺到，可能亦只是幻象。休謨在內省「我」的意義時，找到了知覺的內容，但並沒有找到知覺本身。他感受到了疼痛，但是感覺不到是「我」感知了疼痛。這種自我意識，即關於「我」的意識，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為什麼是人，而不是一隻非洲的獅子或是澳大利亞的袋鼠，就好比只有靈長類的動物才能在鏡子里認出自己一樣。讓我們分析一下「我」感到疼痛的瞬間：我感到疼痛，並清晰地意識到「我」在感受疼痛，我將之與從前的經歷，所害怕的事物聯繫起來，並意識到為了生存下去我要鄭重對待這種疼痛並以後盡量避免這種疼痛——我的生物感知，回憶，和反應，此刻不再是處於我大腦中的分散的片段，而是井然有序地組合起來構成了我可以稱之為「我」的知覺的東西。知覺此時存在於我將身體感覺和情感聯繫起來的連貫性，也在於我認識到我的感覺和知覺可以聯繫起來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存在的必然性。我可以感知，也可以意識到自己在感知，正如尤利西斯在《奧德賽》(《Odysseia》)中所表現出的自我意識：在意識到自己的妻子被騷擾後，尤利西斯沒有屈從於復仇的慾望，而是告訴自己「要冷靜，我的心」。此時，尤利西斯所展現出的自我意識完美地應和了笛卡爾的res cognitans的概念，而「我」的意義在「我的思維」中得到了彰顯。

笛卡爾的論證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唯我論，即認為整個世界上唯一能確定的即是「我」的存在，而其他所有人都可能只是虛無縹緲的幻象。應該承認的是，唯我論的論據非常充足：我只能觀察到自己的思維，並不能確定其他人思維的存在，那麼根據res cognitans的理論，我們不能推斷出他人的存在必然性。20世紀的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反駁，其論理依據在於人類語言的通俗性。維特根斯坦提出，語言之所以能夠被用作交流的工具，是因為它不存在任何私人性。人類的語言存在的前提是其能為他人所理解。自我意識的反思本身起源於我的內心深處的語言，因為沒有語言我們無法去思考，而我並非該語言的唯一擁有者，因為其他人也在用著同樣的語言。沒有語言的共通性，你無法理解我之前兩千多字到底是不是雜亂無章的廢話，也無法理解「魔鬼」，「母體」，甚至「我」所代表的意義。在孔子的時代，不會有人提出cogito, ergo sum，因為拉丁文只有在被發明，被人類共同使用後才有了含義。通過語言，我必須嘉定其他人的內心世界的存在，因為語言在不同的內心世界裡有著共同的作用，是我們思想傳播的紐帶。沒有了語言，「我」可以代表「你」，「你」也可以代表「我」，世界將雜亂無章。建議公共語言的意義即在於給我們本身的人性劃定界限：在共同認定了「我」和「你」的意思後，「我」只能在我的位置上做「我」，而「你」也只能在你的位置上做」你」。也許，只有在人性的共通這一點上，哲學家們才有可能為「我是誰」這個問題提出最完美的答案。

- 本文作者：Chandler Wang 汪英倫 (霍普金斯大學哲學系)

- 編輯：Dylan Lyu 呂恆旺 (達特茅斯學院經濟系)

- 特別感謝： Kevin Cheng 程麒源 (杜克大學生物系) Rox Wu 吳俊儀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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