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女性政治參與對教育平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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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悉的白居易《長恨歌》中有這麼兩句詩:「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楊貴妃,展示了女性所能擁有的權力,改變了當時人們對於性別的看法。據陳鴻《長恨歌傳》,當時有民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政治榜樣的存在,提高了人們對培養女孩的預期回報。
這與關注性別問題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不謀而合。不少學者發現:女性政治參與的加強,不僅能推動性別平等,也能改變人們傳統的性別偏見。最近,姚洋和游五嶽發表在World Development的論文「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gap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50–1990」,揭示了當代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女性在當地黨員中所佔的比例越高,該地區教育的性別平等程度也越高。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上,楊貴妃這樣的女性只是個例。中國女性長期處在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封建傳統中,其地位直到近代、特別是1949年之後才得到改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長期進行解放婦女的宣傳和活動。新中國建立後,政府更是強調「婦女可頂半邊天」,組織大量婦女參與到革命和建設中去。
這段時間,政治生活的核心無疑是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年代,政治參與基本上等於政党參與。作者認為:婦女在黨員中所佔比例越高,其政治地位及社會地位上升越快,就越會改變人們對於女性的偏見。對女性的影響,首先見諸教育層面。因此,作者認為女性的政党參與可能會縮小當地的兩性入學率差距,促進教育性別平等。作者收集整理了黨史和地方志資料中的政黨數據、人口普查數據以及CFPS微觀調查數據等來驗證這一假說。
首先,作者按照1950年女性政党參與的強弱(FP50,1950年該縣黨員中女性所佔比例)將所有縣四等分,並繪製出四分位上每組縣的兩性入學率平均差異(FMR,女性入學率比之男性入學率)的時間趨勢線。結果發現:在1949年前,各組沒有明顯差異;在1950年後,各組開始出現分異;在之後的三十餘年中,FP50越高的組、擁有越高的FMR,即女性政党參與越強,當地兩性入學率差距越小。
然後,作者用回歸模型估計了女性政党參與對於教育平等的長期影響。控制當地初始的入學率差異(FMR50)、成人平均入學率和黨員所佔比例後,文章發現:女性的政治參與提高,使得兩性在教育年限、識字率、各階段入學率等各方面差距均有顯著的縮小。一般而言,1950年某縣黨員中女性所佔比例每高1%,會導致1990年時該縣的教育性別平等指標上升0.16%-0.34%。
1950年時各地的女性黨員中,除少數知識分子外,大多直接源自於共產黨發動群眾解放婦女的各項活動。因此,共產黨在當地紮根越深、活動越久,就越有可能更廣泛地吸收女性黨員。因此,作者以地方志中記載的各地解放時間作為女性黨員比例的工具變數,做了新的分析。結果顯示:確實,解放越早,女性黨員比例越高。只看1948-1949年冬夏之際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解放的省市,其差異顯得更為明顯——每提前解放1個月,可以提高黨員中女性比例0.07個百分點。
文章還分析了CFPS提供的調查數據。首先,根據調查中受訪人的出生年份估計其上學年代,相應加入時間固定效應,並控制父母教育情況、民族差異、城鄉差異、家庭中女性地位等因素後,面板回歸同樣支持原先的結論。
利用上學年代的數據,還可以得到一個有意思的發現,作者計算了受訪人6歲前後時,全國黨員中婦女所佔比例的變動趨勢(也可以說是求導)。這個導數越大,未來的趨勢也就越偏向改善婦女地位的方向。由於當年的趨勢直接會影響家長對女孩的教育預期,這一時期上學的女孩,所接受的教育相比於男孩也就更加平等。值得一提的是:1966-1976年這十年,由於此時的社會導向最為激進,客觀上傾向提高原來的弱勢群體地位——女性、底層勞動者,等等——此時男女教育平等的改進最為明顯。
最後,作者還討論了教育性別平等實現的機制。數據分析顯示:女性政党參與並沒有提高當地的教育財政支出,但從微觀層面改變了家長對於教育的觀念。
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女性地位的改善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至少在教育上,當年黃梅戲所唱的「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早就不是稀奇事,女狀元、女科學家早已層出不窮。通過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不斷的政治參與,以「解放全中國」為起點,女性一步步邁向自我解放的終章。
文章來源:Yao Yang, You Wuyu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gap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50–1990. World Development, Vol.10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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