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韜略丨張藝謀,快跑!
68歲的張藝謀還在奔跑,他怕停下來就會失去價值。
文 / 華商韜略 王田
14年後,張藝謀再次因為「8分鐘」成了全球關注的熱點。
與2004年雅典8分鐘的口誅筆伐不同,平昌8分鐘令他收穫了一邊倒的盛讚。網上評論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詞語,除了驚艷,就是震撼。
回憶14年前第一次亮相,張藝謀本人也不滿意,「像一個拼盤,效果並不理想。」這一次,他摒棄自己常用的「人海戰術」,引用了人工智慧和高科技。相關技術被用在文藝演出中,是全世界首例。
他始終在創新,即使招致非議,即使年近古稀。
【1】
張藝謀「招黑」不僅在於2004年雅典8分鐘,而是伴隨他出道就開始了。
1988年,張藝謀的處女作《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西方A級電影節中獲得大獎。但《中國電影報》批判其為「醜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
1990年,張藝謀導演了《菊豆》,一部於他而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影片,這是他從攝影師到導演的「真正轉型」——在此之前,他不太重視調動演員,挖掘人物內心。
《菊豆》也成為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第一部中國電影,可報端之間還是能看到對張藝謀的批判,指責其「窺陰癖」;
1991年,張藝謀執導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有很多儀式、桎梏的體現,結果審片時給這電影下結論為「沉渣泛起」。
這並不影響它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拿下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但在國內,張藝謀卻因它被定性為「出賣國人以取悅外國評委」。
還有華僑給媒體寫信,稱張藝謀以片面醜化中國人去換取洋人一大堆獎盃。「他讓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都承受著鄙夷」。
對這些指責,張藝謀一個都不接受,他選擇公開駁斥,說國際影展的評委至少來自六個以上的國家,不可能一致以丟中國的丑為目標……
批判聲往往在他反饋後愈演愈烈,越描越黑。
1999年《一個都不能少》被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公開表示反感,認為是在替政府做宣傳。
對這種評價張藝謀依舊選擇不能接受,他在媒體上發布公開信,反對西方長期以來只用「政治化」解讀中國電影。
但這一行為在國內被解讀為:這信分明寫給中國人看的,目的是洗白自己長久以來的罵名,藉機表明政治立場。
2002年張藝謀第一部商業大片《英雄》則把爭議批判推上高峰:西方稱之為神作,國內說其高大空——還有媒體說這場戲的調度看起來就像團體操。
儘管《英雄》創下中國電影全球票房最高紀錄,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的里程碑……但收穫無數成績和讚譽同時,也為張藝謀招來不少口水。
或許這種「招黑」特質,還要從更早說起。
二十歲出頭時,張藝謀在陝棉八廠做工人,全車間800人不是黨團員就是積極分子,只有張藝謀除外。以至於每每開會,他總會被點名——「張藝謀,你可以走了。」
恢復高考後,因為超過報考年齡,張藝謀四次努力都沒有獲得報名資格。最後還是因為攝影作品出色,才被破格錄取。但開學不到一星期,學校食堂門口就有人貼出大字報聲討擴大招生及破格錄取一事;
大學期間張藝謀一直沉默寡言、謹小慎微,他覺得自己「隨時可能會被踢出去」。每每放假,他會挨個跟宿舍哥幾個握手,悲壯地說沒準開學就見不到了……
「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借調,上大學是破格。」張藝謀形容自己,一直是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角色」。
這種「邊緣人」的身份,讓張藝謀始終找不到安全的姿態。為了更安全,只能一直向前奔跑。
不能停,他怕停下來就會失去價值。
【2】
2004年,雅典8分鐘再次把張藝謀推上風口浪尖,且國內國外的評論依舊兩極分化。
海外媒體形容「來自中國的表演讓乾渴的觀眾連喝水都忘了」,國內網友則炮轟「像春晚中間過渡的大串聯。」
張藝謀的團隊滿肚子委屈,解釋說雅典方給中國提供的空間只有一條兩米高的走廊和一個7m×7m的小舞台,創意方面也限制很多。
對此,張藝謀本人皆以「難言之隱」避而不談。
這並沒有讓聲討減少,反而帶來了更糟糕的影響。
北京奧組委收到了惡評如潮的群眾來信,一致高呼「千萬不要讓張藝謀再做總導演了」、「他會把國家形象弄完蛋的」。
反對聲之大,讓上層領導棄用之前指定總導演的方式,改成全球競標。
原本可能「順理成章」執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張藝謀,要和全世界有意參與的專家同台PK,這其中有李安、陳凱歌、崔健,還有雅典殘奧會閉幕式的總導演伊文思·佩平,以及有「奧運會開幕式大師」之稱的澳大利亞導演瑞克·伯奇。
幾輪陳述過後,張藝謀團隊的方案因其創意及衝擊力,總分最高。但當「繼續啟用張藝謀」這個議題再次搬上檯面,還是有不少人反對——九個人里有三、四個直接表態,「張藝謀不行。」
爭論幾個月後,張藝謀作為開幕式總導演一事才最終確定。
但事後,參與開幕式編排的幾位主創人員都在感慨:張藝謀是名副其實的唯一人選。也只有他才能如此完成這一重任。
2006年5月,正值《滿城盡帶黃金甲》拍攝期間,張藝謀幹脆把奧運小組的會議地點改在拍攝現場。
這讓奧運小組的主創們第一次見識到張藝謀「驚人的戰鬥力」——很少人前睏倦,好像天生不會打哈欠。
每天早上6點張藝謀先布置當天劇組拍攝內容,10點又去開奧運小組的會;到了晚上劇組休息後,他又拉著奧運小組挑燈夜戰。
時間久了大家難免睏倦,張藝謀卻跟上了發條一樣,經常說著說著就站起來了,連比劃帶表演展示他的創意想法。
他評價自己「特別能持久作戰」,經常是別人都睡了,他一個人還能迸發火花。
這種狀態在他早年拍電影時就如此。
電影《活著》每天拍攝結束,他都要把主創召集到一起,討論劇本內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後,編劇蘆葦都用上了錄音機——先把張藝謀的想法錄下來,等自己思維清醒時再聽;
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時,編劇畢飛宇用「聞風喪膽」形容張藝謀的狀態。哪怕畢飛宇已經困倒在床上,只要還沒昏睡,張藝謀就圍著他的床打轉,商討情節。
拍攝期間,張藝謀這種狀態可以發揮到極致,每天只睡兩三小時,數月如此。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總結:史泰龍不會笑,張藝謀不會打哈欠。
籌備奧運會開幕式期間更是這樣,哪怕他眼圈都黑了,大把葯吃著,也不願意讓別人看出來他疲憊。
他能廢寢忘食到每天就吃一頓。副導演張繼鋼有次餓急眼了,給開會的大家群發簡訊:哪位好心的同志勇敢站出來,和導演說一聲,讓咱們去吃晚飯吧……
如此拚命,是因為張藝謀沒把「演砸了」算在可能之列。他認為那絕對是人生最低點,而且永遠會有人戳著他說,「你給我們丟了一次人。」
【3】
從2006年3月第一次開展工作起,到2008年8月8日演出止,2年5個月的時間,張藝謀帶領團隊開過的創意工作會議,多達兩千多個。
會上出現過的創意,都是經過無數次否定、反覆論證才最終敲定的。經常是所有人都滿意了,但挑剔的張藝謀總能找出不滿意的點。
反覆推翻,這讓許多人感到崩潰。有人想中途退出,有編導寫過離職報告,有製作總監隨身攜帶速效救心丸,還有一位服裝設計師忍受不了長期否定與重壓,直接被送進醫院。
他對團隊如此,對自己更甚。
選擇開場打擊樂器的時候,張藝謀第一個把鼓給否定了。這個招數他十多年前拍廣告就用過,用在奧運會太沒新意。
為了找尋可以替代又不違背史實的樂器,導演組花了一個多月,才找到他們認為合適的「缶」——與編鐘同時出土的一種古代打擊樂器。
但缶發出的聲音不好聽,張藝謀又提出對鼓皮材料進行改造。就為了這一件事,工作人員每次提供3、4個缶的聲音樣式,做了26次大的試驗,才確定缶的設計及材料。
這樣的工作態度貫穿始終。哪怕一個地板顏色,都是反覆調整兩周才得到張藝謀的肯定。
他堅信創意本身會帶來好的效果,但前提是,要能保證這個創意完美展現。
為了達到心中滿意的效果,他會要求一遍又一遍的調整,並且絕不降低要求。即便多個部門跟他說,這個時間來不及了、關門期限就要到了,他不認。
他坦承自己是一個「事無巨細」的導演,這跟職業有關。「謝晉導演說過,拍電影就是掬一捧水,漏一滴再漏一滴,漏著漏著就光了。」
張藝謀強調的是,任何一個細節,都不能讓它漏。
對比國外的開幕式導演,創意確定後人家就去喝咖啡歇著了。但張藝謀閑不下來,他甚至連參演人員的食宿問題都要過問。
作為奧運會的開幕式,天馬行空絕對不是關鍵詞,順利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可張藝謀愣是把難度調到「困難模式」,嘗試悉尼、雅典都沒有用過的地面LED。
這是一次空前挑戰。地面6萬個LED點,以及長147米、寬22米的大屏幕,構成全世界最大的LED屏,並且是世界首次體育場面積的LED燈陣。
但這塊被放在腳下踩的LED有個致命問題——永遠有黑屏。即使多次試驗檢測調修,也無法確保現場就是百分百零故障。
副導演曾試探問過張藝謀,要不要考慮取消這種模式。但張藝謀斬釘截鐵,這是整個節目的核心,不能放棄。
距離開幕還有十幾天的時候,LED依舊是讓大家崩潰的難題。調試屏幕的廠長都急哭了,叫了幾百工人上去天天調,邊表演邊調,連半天都沒有歇過。
只能盡人事,聽天命。
8月8日當天,捲軸的亮相成了全球矚目的焦點。讓張藝謀興奮之餘感到最不可思議的是——只有這一天,LED沒有黑屏。
英國著名舞美設計師馬克還寄信給張藝謀說:這種壯舉,50年內都不會有人超越。
此話是否當真暫且不論,但張藝謀確實是個打心底就「不安分」的人。他渴望變革,並且不斷進行嘗試。
比如導演歌劇《圖蘭朵》。在此之前,張藝謀自己都承認,連一場正式的歌劇都沒看過。
但藝術是相通的,他決定挑戰一把。他帶著團隊花了8個月的時間討論,方案出了十來個,服裝更是改了無數次。因為沒人知道這場歌劇的舞台、道具、服裝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最佳。
最後他運用京劇的手法在佛羅倫薩歌劇院演繹義大利人熟稔於心的《圖蘭朵》,在場義大利觀眾足足鼓掌了15分鐘,大獲成功。
除此以外,他還做過芭蕾舞劇,做過京劇。只要有時間、有能力,張藝謀都願意嘗試新鮮的東西。
奧運會開幕式音樂總設計陳其鋼在張藝謀身上明顯感受到了「好學」的勁頭。他說張藝謀「一直沒有停下來,一直努力追求超越,在往前走。」
只不過,張藝謀從不走別人走過的路。
也不走自己走過的路。
【4】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被公認為有史以來最成功、最震撼的開幕式,外媒甚至稱讚其「幾十年都無法被超越。」張藝謀用恢弘的圖卷展現了中國的歷史與現代之美,令國人倍感自豪,也令倫敦奧組委自嘆不可能做到這般。
奧運會之後,張藝謀繼續操練自己的老本行。但剛被捧上「神壇」的他,後腳就因《三槍》被罵得體無完膚。
有評論認為《三槍》是最不像張藝謀的一部作品,揶揄導演是趙本山都有人信。但張藝謀不認同「掉價」、「有失水準」這種說法,他覺得拍喜劇就為逗個樂,為什麼非要有重大含義、偉大價值觀、或者什麼深邃命題呢?
喜歡嘗鮮的張藝謀只是把這當做一次嘗試。他更在意的,是不同電影風格帶給他的新奇感受。
他說,「我不想當一個思想者,被舉著。」
如果說早年還會介意別人說什麼的張藝謀,自從拍過商業片後反而是一種甩開步子的姿態。
他有條不紊地保持自己的拍片節奏,一手商業一手文藝。
曾以文藝片見長的他,逼迫自己學會「兩條腿走路」——嘗試各種不同類型,拒絕畫地為牢。讓自己「既能繡花,也能潑灑。」
他不願待在舒適區。哪怕失敗,哪怕招罵,老謀子心裡想的還是「拓展自我空間」。
拍《山楂樹之戀》,他放棄了一貫擅用的色彩,採用內斂、洗盡鉛華的形式來拍;《金陵十三釵》又是張藝謀首次拍戰爭戲;而《歸來》索性徹底拋棄了原來的商業美學。
65歲時張藝謀又拍了一部備受爭議的《長城》。儘管這種好萊塢主投、中西文化融合的電影項目壓根不在他的職業規劃中。
但《長城》的意義又非比尋常——這是中國第一部能夠在全球發行的電影。是第一次讓中國電影走出去,對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從傳遞中國形象、傳遞文化和價值觀這個層面而言,《長城》無疑是中國電影中走得最遠、最廣泛的一次。
如果不是早年「兩條腿走路」的歷練,他說自己甚至沒底氣去接《長城》這樣的片子。
商業和文藝,他分得清楚。文藝為雅,商業為俗;文藝是精神,商業則是物質。
每拍一部之前,張藝謀第一件事就是想清楚,是拍低成本小製作,追求文藝獨特性;還是大場面大製作,追求票房。
是商業電影就不要大談思想深刻,是文藝電影就不要大談走進大眾。
這種「區別對待」也體現在他對成就感的定義。
他大咧咧地說世俗的成就感當然來源於票房和得獎;但張藝謀內心真正渴求的成就感,是別人與他的共鳴。
「如果有人突然跟我說,張藝謀你知道嗎,你那個電影特別吸引我。我會很有自豪感。」
這才是他認定的「工作有意義」。
……
至於招罵,他想得更清楚。沒有一個導演可以掌握所有的題材,也沒有一個導演可以全面到所有人都說好。
「你信不信,我就是今天拍《活著》,一樣有人罵。」
這麼多年始終在板兒磚橫飛中前進,他早已虱多不癢債多不愁。
唯一會令他焦慮的,是擔心自己能力不夠而拖團隊後腿。
「整個團隊看你的,你帶領大家衝鋒,結果自己先縮那兒了,怎麼行呢?」
所以68歲的張藝謀,還能在持續高燒39度時,堅持指導平昌8分鐘的排練工作。
他可以虧待自己,卻從不敢怠慢努力。即便如此功成名就,他還在「奔跑」。
張藝謀把這種「自虐」歸結於「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人受的教育,就是不會善待自己。」
在很多人眼裡,張藝謀是華人導演界的頭號人物,是國際了解中國文化的紐帶之一。無論是藝術成就還是票房成績,他都堪稱時代的旗幟。
而這樣的張藝謀,依舊在玩命奔跑。也許跑快一點,非議會少一點。
他常念叨,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還在浪費時間、虛度光陰,說不過去。
「我心裡有數,人貴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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