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拾遺-黃埔軍校的軍旅生涯（上）

原標題為我的黃埔軍校生涯 宋振中（題圖後排白髮者）口述 李郁記錄

我是西華縣城西關人，1928年出生。我父親是舊軍人，在馮玉祥將軍的學員隊畢業，後來當了團長。我出生的那天他帶兵打了勝仗，所以在我們姐弟四人中他只記得我的生日——正月初五。

1943年，父親在駐項城縣的魯西招募處任副團長時，送我到安徽阜陽縣由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魯西挺進軍總指揮李仙洲創辦的國立第二十二高中讀書。那時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雖然我只有16歲，已有強烈的抗日救國思想。1944年秋末，我考入了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魯幹部訓練班(以下簡稱「魯干班」)，成為該校第十九期的入伍生。

「魯干班」設在阜陽縣呂大寨，也是李仙洲創建，李仙洲是山東人。1940年底，為增強山洞國民黨的力量，蔣介石命李仙洲率第92軍從湖北入魯，當部隊開至皖北阜陽、蒙城一帶時「皖南事變」發生了，全軍奉命留皖北阻止新四軍轉移。同時，李仙洲有創辦「魯干班」，培養抗日軍政人員為入魯做準備。高中畢業生和正在上高中的學生是「魯干班」重點招生對象。

1943年4月，李奉命率第九十二軍自皖人魯與八路軍作戰，受到重創後撤回阜陽整補。因此，「魯干班」始終沒到過魯。

李仙洲兼「魯干班」主任，經常給我們講課作報告。他口才很好，聲音洪亮，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旁徵博引從不要稿子，同學們都愛聽他的課。

入伍生要學軍人的基本知識，課堂學習和操場練習各半。課堂以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陣中要務令為主，另外如陸軍禮節、內務規則、軍人須知等……。訓練的四大教程是戰術、兵器、交通、築城等，半年後兼學投擲、繪地圖、實彈射擊、夜間演習、緊急集合、防毒防空等。另外，還要學習數學、歷史、地理、古文等文化課。

入伍生生活艱苦，三餐常有不繼，每頓每人一個杠子饃六人一盆菜湯，難以吃飽。由於衛生條件差很多同學生虱子，張疥瘡，渾身血水膿泡，但仍堅持課操不輟，頑強聯繫軍事技能。1944年底，在日軍對19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所守的皖北地區包圍圈越縮越小之際，「魯干班」奉命裁撤，合併到湖北均縣草店的黃埔軍校八分校。

為了完成這次轉移除了必要的動員,還加強了武器裝備，每連發10支七九新步槍，每人發放7天的乾糧。12月，「魯干班」入伍生團的3個連和高中大隊的2個連共700多人，還有第九十二軍的部分家屬在團長曹宜之的率領下，踏上了西進的道路。

去鄂北要通過日偽佔領區和日偽控制的平漢鐵路，幾天後，走到一個名叫廟灣的地方，那裡有十幾里寬的「真空」地帶。我們利用這一有利條件休整了三天，再上路就改為晝伏夜行了。每天下午7點集合出發，天不亮就悄悄地進村住下，設出警戒嚴密把守各路口，人只准進不準出。一路上按事先選定的路線，避開敵偽軍據點，繞過大村鎮行進，由於我們已受過一定的政治軍事教育，一路上紀律嚴明服從命令，都能準時到達指定的突破口，把握有利時機，躲過敵軍鐵甲車探照燈的照射，在嚮導的帶領下不顧疲勞和睏倦向鄂北挺進。某日夜裡12點，我們在遂平與駐馬店之問越過平漢鐵路，以急行軍的速度跨過沙河上的浮橋。我們平安到達蝰岈山下時，已是1945年元旦的早晨。

一路上每走十幾里或幾十里就要換一個嚮導，這是因為政府對這次轉移極為重視，當時怕青年人奔向共產黨，把軍校生看作國民黨的未來，所以出發前就下令沿途一定要保障安全，不能使干訓班在途中出任何危險。從西進路線的選定，對敵情的偵察，嚮導的接替，可以看出當局是經過嚴密組織偵察、和細心的安排的。

通過敵軍封鎖區後，同學們興高采烈，忘記了疲勞，翻越嵖岈山繼續西進，經羊冊、社旗到南陽。在南陽休息兩天後，經鄧縣盂家樓到了第五戰區老河口，在那裡休息了四天。1月19日到達八分校。至此歷經四年的「魯干班」終於完成了歷史使命。

至八分校後，按照全國統一的期序號和總隊序號,「魯干班」編入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9期第15總隊。15總隊下轄三個大隊，分別駐在草店通往武當山沿途的白果樹、周府庵和遇真宮等寺廟，道觀中。

1945年3月下旬，日軍發動豫西鄂北會戰，攻佔老河口後企圖越過襄河繼續向西進犯。守衛襄河不僅關係到均縣縣城的安全，也事關鄂西北、陝南、草店至白河的安全。襄河的三官殿至青山港一段無可調部隊守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只得命令第八分校官生參戰——守衛襄河西岸河防。

出發前，總隊長黃蔚南集合全體官生訓話：我們要以先期學長為楷模，學習他們在東征、北伐和抗日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奮勇殺敵的英雄氣概。15總隊全體官生要在河西岸用血肉之軀築起一道鋼鐵長城，寧可以身殉國，也決不能讓日軍前進一步。訓話結束後，我們立即進行戰鬥準備:一人一槍，100發子彈，4顆手榴彈。每個班配1挺輕機槍，一連一門迫擊炮。當晚宣布了行軍序列並下達行軍命令後，總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奔赴河防陣地。

由草店通往河防的路，都是山嶺中的崎嶇小道，加之陰雨連綿，糧秣、彈藥、行裝都是自己攜帶，所以行軍非常困難，但我們為能殺倭寇而勇往直前，大有不破樓蘭誓不還的決心和勇氣。天亮時，我們已全部進入陣地，用所學過的知識迅速完成了部署和警

戒，然後一面搶修工事，一面密切注視河面上的動靜。我挖好了單人掩體，步槍上膛，把手榴彈放在面前，隨時準備投入戰鬥。也許日軍發現河對岸有中國軍隊憑險防守，加上他們因戰場的擴大而兵力愈顯不足，未敢輕易西犯。十多天後的4月6日，我總隊奉命把河防移交給地方部隊,7日返校,9日總隊又奉命南遷房縣。

由草店到房縣，翻越武當山，爬上好漢坡，再沿著山路向西行至均縣老君鄉鄉公所，第八分校的留守處和醫務室都在這裡，將患病和因故不能繼續行軍者留下後。我們沿著老君山向南行至房縣西關的張家灣，因沒有營房只有散居在廟觀，祠堂及居民家中。放下行裝後，我們又返回草店搬運教學器材和生活用具等，直到5月中旬才正式複課。

張家灣的教學環境更差，樹下席地而坐就是教師，每人在腿上放塊木板即為課桌。下課後師生們一起帶上鐮刀、斧頭、麻繩，上山打柴為炊，自編草鞋為履。但是師生情緒高漲，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把日寇早日趕出中國而人人勤奮努力，只想著學到更多的知識，隨時準備為國效力。

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師生們的抗日熱情高漲,駐地充滿了讀書聲和歌聲。當時我們唱的大多是救亡歌曲，如《大刀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前進曲》等。我至今還記得那時唱的一首歌詞：「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同學們!同學們! 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總之，當時軍校的一切教育活動，都是圍繞著抗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目標進行的。

在張家灣上了不到兩個月的課，八分校即奉命裁撤——15總隊被編併到駐西安的第七分校.雖說接到了命令，但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升學分科，我們入伍生仍照樣上操上課。

軍校入伍生經過一年的學習訓練，要在舉行升學考試後分科接受軍官教育。通常是根據各自所學專長升入相應的專業兵科(如數學成績優秀者多分配到炮兵科深造)，最多的還是升入步兵科。8月1日，我們在體育場舉行了分科升學典禮，並由黃埔軍校第19期改為20期。

就在我們準備前往西安第七分校時，傳來了日本於8月15日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師生們無不為之欣喜若狂，不少人激動得熱淚盈眶，在既沒接到命令，也沒人提議的情況下，官兵們不約而同地端起步槍，拉出機槍對空射擊，號手們吹響了勝利的軍號，樂手們奏起了軍樂，老百姓點燃了鞭炮一時間各種聲響驚天動地攪成一片，不少人流出了激動的淚水，在這深山裡背負民族解放大任的我們發泄出積壓已久的心頭鬱憤。

1945年10月初,原第八分校的師生又徒步踏上了北上西安的征途。這次北上，我們的情況和感覺都比上次西進時好多了，因為再也不用擔心沿途會有日軍的襲擾。我們渡過白河、漢水，越過秦嶺，走出黑龍口，進入號稱「八百里秦川」的渭水平原，經過一個多月的徒步行軍，我們於11月中旬到達了目的地——設在西安市以南20公里王曲鎮的黃埔軍校第七分校，我們15總隊駐紮在漢相蕭何的出生地——留侯村。

1946年1月，七分校奉軍訓部的命令裁撤，同時成立了隸屬於軍校成都本校建制的「黃埔軍校西安督訓處」，由陸軍中將袁朴任處長，留在王曲的未畢業學生繼續接受軍事教育和訓練。督訓處成立時，學生近4000名，士兵2000餘名，軍官有800餘名，總計約7000人。督訓處成立後，即對第十四,第十五總隊的學生重新進行甄選、考試、分科，規定在第七分校的考試成績不再算數。此後，我被分到輜重兵科深造，通過這次分科，督訓處的步兵科6個大隊和特種兵科2個大隊，統一編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21期。

按學區駐地的位置，督訓處劃分了3個督練區——黃埔村(本名皇姑村,第七分校官生皆稱之為黃埔村)督練區、曹村督練區和留侯村督練區，同時委派3名督練官負責軍事上的督練。

在曹村督練區，我意外地見到了小時候的同村同學金元臣。當我喊「元臣哥」時，他怎麼也認不出來我。我說我是西華縣的，他想不起來;我又說我是紅花村(我小時候曾住過的地方)的，他還是想不起，當我說出我和我父親的名字時，他驚喜地說:"你上一年級時我都上六年級了，那時你才五六歲，還戴頂八仙銀墜小風帽兒，個子又小，可你現在長得比我還高，我咋能認出來你呀?"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分別多年的同村人能相遇於異鄉，的確令我們驚喜不已。原來，金元臣是在逃黃水（即花園口事件）時逃到南陽，先在南陽戰時中學讀書，後來考入王曲的七分校。

元臣大哥對我非常關心，提醒我一定要學好文化課，還給我買了不少書，為幫助我學好英語，他特意給我買一本《英漢詞典》。發現我學習不用功時，他就提出批評，還說:「你就不想出國?你就不想將來到英國，法國的軍事院校留學?你就不想到西點軍校深造?」他說這些話時的音容，我至今記憶猶新。

1946年3月，督訓處代訓的通訊兵(學員大隊期滿結業，軍校第十九期第九大隊學生亦於同月畢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先後在王曲主持了上述兩個大隊的畢業典禮。1947年4月，入伍時間較遲的步兵第11大隊、工兵第5中隊、通訊兵的5中隊均調往成都本校，此時留督訓處的學生有7個大隊2800餘人。至此，我們第二十一期學生入伍期滿，分批進入了軍官教育階段。

此後，各兵科學生除鞏固學過的基礎知識外，著重於指揮能力的培養。上峰要求學員不僅要有軍事理論知識，更要能夠熟練地進行實際操作，在沙盤演習和實地操作的基礎上，使自己具備一名下級軍官的指揮能力。例如觀察測繪地形、地物、地貌、公路、鐵路、橋樑、村鎮、城市、田野等;掌握各種兵器，兵種在攻防上如何配備，火力點及障礙物如何設置，指揮官的位置，實地位置，距離與圖紙的關係等。軍官教育的政治課本有《三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世界革命運動簡史》和《軍隊政治工作》等。此外、法律、自然科學知識，特別政治經濟學知識也是必修的課程。

西安處在國民黨軍隊和陝甘寧邊區人民軍隊對峙的前沿，我們這些在督訓處接受教育的准軍官，隨時都有上前線帶兵打仗的可能，為此，有的人還要提前畢業。所以國民黨政府和校本部對督訓處都極為重視。

1946年5月,蔣介石來到西安，召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和督訓處校級以上軍官進行訓話。同月，國民黨政府軍訓部部長白崇禧來督訓處閱兵並訓話，還給我們上戰術課。講到如何對付敵軍的空中力量時，他說空中的偵察能力是很有限，很弱的，在地面上行軍作戰是容易隱避的，聽他的戰術課能增強戰場作戰的信心。

1947年3月,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來督訓處，就國際局勢和國內政治等問題發表了講話。當時督訓處對我們的訓練抓得更緊，還實施美式軍事教育，要求更高也更接近實戰。教官們把軍事技術分解成五個步驟:準備、示範、實施、檢討和改進。各兵科大隊、中隊的實地演習均有所增加，為了學習陸空協同作戰技術，由西安空軍基地的傘兵部隊來王曲進行傘兵訓練的示範和演習。工兵大隊開赴咸，實施架橋作業以完成渡河教育。

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黃埔軍校教育長關麟征（以能殺善戰被稱為「關鐵拳」）先後三次來王曲進行督練，他每次來督訓處都要待20多天，無論我們是在靶場、操場訓練，還是在野外作業，他都親臨視察。在射擊場上，他對學生們的基本動作和彈著點的散布都認真觀察、記錄。觀看馬術訓練時，他特別指出不要耍花樣，要從實戰出發。那時軍校有四級教練課目，各個教練、班教練、排教練和連教練。我學的是排教練，當馱馬排接受檢閱時，我出隊向關麟微報告操作課目後，他提出要看盲目作業，以檢驗官兵們的夜戰本領。於是我命令牽馬待命的全排人員立即將棉帽子倒過來戴，把帽耳放下來蓋住眼睛，然後逐一下達操作命令。看到人人都能按照技術要求規範，迅速地完成馬鞍和所馱東西的裝卸時，關麟徵非常高興，當場予以嘉獎。每次檢閱結束後，他都要對所有的項目進行詳盡的講解和評判,並指出方方面面的不足之處。

1947年3月綏靖公署為了集中兵力進攻延安，命督訓處官兵星夜冒雨前往西安接防。為了既能守城，又能接受檢閱。督訓處官兵不得不實行輪替的方式:一批官兵接受檢閱後立即上城接防，換下來的官兵馬上返回王曲接受檢閱。除了檢閱部隊,關麟征還給我們上戰役課、戰術課，講常規戰爭的戰術(如圍點打援,聲東擊西),也講他自己在戰爭中悟出的新打法(例如,如何打「三合陣地戰」，這是任何教課書上所沒有的)。他強調，作戰不能拘泥於典則，要根據情況靈活應用。他把自己總結的「三字作戰心法(穩,忍,狠)」傳授給我們，還送給我們兩句話：「不滿足就是進步，要奮鬥才有前途。」這些都成為了我們當時學習的座右銘。

1947年5月，督訓處接受入伍生教育的兩個大隊期滿，分科升學考試後調赴成都本校,接受軍官教育。這時，留在督訓處的學生共有7個大隊(2800多名)。由於陝北戰事日，,有不少基層軍官傷亡，於是又有80多人奉命提前畢業，充實到前線作戰部隊。1947年9月初，督訓處官兵參加了在渭河兩岸舉行的陸、海、空各軍種，兵種聯合演習，關麟徵親臨主持。這次演習歷時一周，不僅軍、兵種齊全，而且武器裝備精良，實行三軍協同，立體作戰。我率馱馬排參加了後勤運輸的演習。

臨畢業，軍校向每個畢業生頒發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十一期畢業紀念章，所學的某兵科紀念章，還有在上海印製的製作精美的同學錄。其中最有分量的還是那把製作精良的佩劍——中正劍，劍鞘上鐫刻「校長蔣中正贈」，劍身貼劍鞘處有陰刻「成功成仁」——這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身份象徵。

1947年9月18日，關麟征主持了督訓處全體學生的畢業典禮，那天督訓處全體學生穿著嶄新的軍服，人人精神煥發，當主持畢業大典的關麟征出現在主席台前時，全體官兵向他注目舉手敬禮，莊嚴隆重的畢業典禮至今仍歷歷在目。此後，督訓處就不復存在了。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當年我們這些一心為抗日救國而走進中央軍校的熱血青年，畢業後卻被拖人了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之中。第二天一早，我和各兵種的100多名同學乘火車北進。車到耀縣，不知為何又返回西安，在整編第一二三旅留守處，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紛紛表示不願留在西北，要求重新分配。早在畢業之前，我們就得到了內部消息說我們這100多人要被派到駐台灣的第二十一師任職，大家都非常高興。當時，多數軍校畢業生不願留在西北，其原因有三：一是西北地瘠人窮，條件艱苦，二是抗戰勝利後，我們這些下級軍官和當兵的一樣，都盼望早日與家人團聚，根本無心再打內戰，三是對胡宗南不滿。當時，不少官兵對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主管軍事)和董釗(當時任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右翼兵團指揮官，1948年又當上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很不信任，都認為他倆是"胡董"，西北的事非壞在他倆手裡不可。特別胡宗南部進攻陝北連吃敗仗，更使人們認識到他倆既不善將兵，也不善將將。所以一返回西安，我們都表示不服從留在西北的分配方案，還要向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部長白崇禧發電報請願。結果電報被扣壓，有關長官出面對我們軟硬兼施，才使事情不了了之，在西安耽擱了十幾天，我們又乘火車到銅川，再坐汽車去陝北洛川，我被分派到整編第36師第123旅。（所謂的整編是指因國共談判後國民黨因掩人耳目而將部隊名稱改制的結果）我所在的123旅實際上是一個師，在1948年秋又恢復到原建制。（未完待續...）

本文出自家父收藏的周口文史資料選輯（2009/1/9） 不知其史料價值幾何 如有錯誤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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