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發展史

傳播文明的影戲(1905—1931) 尋夢《定軍山》

　　1896年8月2日，電影這個「新奇玩意」出現還不到8個月，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大張旗鼓地放映了最初的影像。雖然這次放映未必是中國電影放映的第一次，但至少在迄今為止發現的史料中，這是最早的記錄。

　　一百多年過去了，那一天隨著放映機的轉動，投射在銀幕上的影像都是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接下來的若干年裡，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報章所登載的影戲廣告，卻告訴我們一百年前的中國人看到的是怎樣的影像：1902年，上海著名的娛樂場所張園上映新片的廣告，開列的影片目錄中有：「花旗、法國大賽珍會」(即英法世界博覽會)，「美國大戰啞非利加」(即美西戰爭)，「中國拳匪大戰大沽口」(即中國的義和團事件)。這些剛剛發生不久的世界大事，已經進入中國人的視線。當時的人們就「讚歎那做電影的人，搜索枯腸，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無聲的大教育家」。然而，這「無聲的大教育家」在很多年裡，始終都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中國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國人攝影機里的中國。

　　正如洋火、洋油等許多舶來品一樣，中國人最初把電影這一舶來品稱作「西洋影戲」。就像許多西方文明總是首先在上海登陸，但真正拿起電影攝影機的中國人卻是守著皇城根的北京人。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老闆任慶泰購買了一套法國制木殼手搖攝影機，並說服適逢60大壽的菊壇泰斗譚鑫培站在攝影機前，開演了京劇《定軍山》「請纓」、「舞刀」和「交鋒」等三個片段。開拍前，任慶泰對劉仲倫等年青技師說，「別讓洋東西唬住，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活動照相嗎?」

　　當《定軍山》在任慶泰自己的產業——大觀樓影戲院放映時，京城的戲迷奔走相告，京城的第一批專業影迷就此產生。「西洋影戲」與國人最主要的娛樂項目——聽戲，恰到好處地融合了。中國人的夜生活由此悄然轉變，電影院每天早晚各放一場，每張票一至二角，男女分座幾乎是所有電影院的規矩。在天津，權仙影戲院為便於晚場的觀眾回家，還「特向電車公司定下電車數輛，每夜散戲，候於園左，以送抵城之客」，看電影已成為生活的時尚。

　　遺憾的是，關於《定軍山》的記錄，我們只見於文字。中國電影資料館現存中外影片27200多部，1922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三本短片《勞工之愛情》，是館藏影片中年份最久的故事片。就是在這一年，鄭正秋、周劍雲、張石川等同道中人組成明星影片公司，同時，在拍攝現場開始使用由陸潔翻譯的一個名詞「導演」。

　　傳播文明的影戲(1905—1931) 第一個繁盛時期

　　1913年元旦，臨近外灘的香港路一方空地上，一群文明戲演員出演了一部名為《難夫難妻》的影片。這是鄭正秋根據家鄉廣東潮州婚姻舊俗而構思的故事短片，批判了在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雖然政府已明令小學男女同校，但在攝影機前表演的演員還是清一色的男性，片中的女角也由男性演員擔任(同年，香港華美影片公司拍攝了《莊子試妻》，嚴珊珊扮演丫環，成為中國第一個女演員)。簡陋的布景借用於文明戲班，掛衣鉤、自鳴鐘和新式桌椅等各式道具甚至是用筆畫或用竹紙紮出來的。而攝影機後的「主創人員」——25歲的鄭正秋和24歲的張石川，此時並不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是影片的編劇和導演，甚至對攝影機機位的變換也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卻明確地知道「創造生氣勃勃的空氣，來改造中國死氣沉沉的現象……是文學家藝術家的責任。」因為外國人用影戲表現的中國人，「。不是污衊的，就是隔膜的」。從美國學習戲劇歸來的洪深教授，在為中國影片製造有限公司起草的《徵求劇本啟示》中稱「影戲為傳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國民程度」。這一切都說明，這時的中國電影人對電影的教化作用已經有著十分明確的認知。

　　1923年，一輛客車在京漢鐵路上緩慢前行，車廂內，張石川獨自陷入電影夢的冥想。他此次漢口之行是為了《難夫難妻》的發行，卻在旅途的寂寞中構想出一部對中國電影影響極大的影片——《孤兒救祖記》。在這部默片里，導演鄭正秋「教化社會」的宗旨以及電影與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的藝術主張得到很好的伸張，影片在各地公映時獲得了超越好萊塢影片的票房業績，上海影院首輪放映時票價高達一元，而當時的京劇名角梅蘭芳的演出也不過如此。

　　《孤兒救祖記》票房的成功，吸引了民族企業家，他們紛紛投資開辦電影公司。1922—1926年間，全國各地先後開辦的電影公司有175家，僅上海一地就有140家。眾多電影公司的出現，造就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繁盛時期」，從此扭轉了以往將電影視為遊戲業的觀念，電影人普遍認為電影「將要成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業。

　　《孤兒救祖記》的另一項收穫，就是影片的主演王漢倫，她扮演的沉默寡言、身世凄苦的年輕寡婦形象，在感動觀眾之餘深深地印在觀眾的腦海。她成為女性職業電影演員第一人。此後一百年間，電影明星成為一個特殊的名號，引領著社會的審美取向。而與她共同演出的鄭小秋(鄭正秋之子)，也廣泛收納了觀眾的憐愛，成為馳騁20、30年代的燦爛童星。

　　1925年3月12日晨，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心臟停止跳動，追隨他多年的黎民偉用鏡頭記錄下了偉人逝世的曠世悲痛。此前，曾經在《莊子試妻》中飾演莊子之妻的黎民偉與攝影師羅永祥一起扛著笨重的器材奔赴前線，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鏡頭，並以《孫中山先生北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等紀錄片昭示民眾。孫中山為他題寫的「天下為公」，後被鐫刻在南京中山陵，成為中國電影人永遠的驕傲。

　　1927年，發生了「四·一二政變」。時局驟變，剛剛起步的中國電影業也陷入危機。市面上充斥著西方影片，有些甚至含有侮辱中國人的內容。1930年，上海大光明電影院上映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當時在戲劇電影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洪深教授憤然而起，高聲抗議，要求把膠片燒掉，不許再放。巡捕來了，毆打了洪深，硬把他從電影院拉到巡捕房。但觀眾覺得他講的對，都跟洪深一起到巡捕房表示抗議。洪深教授的壯舉，震驚了上海灘乃至全中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洪深被釋放了，主演此片的美國明星羅克公開道歉，大光明電影院也被罰款四千元。

　　但是，中國的電影市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依然由英美電影主宰。為了打破西片的壟斷局面，20年代末的中國電影人在尋找著突圍的方向。1928年5月，明星公司攝製的《火燒紅蓮寺》公映，光怪陸離的電影特技、離奇荒誕的故事情節，迎合了小市民的審美情趣，一時間，觀眾趨之若鶩，轟動遠近。實力雄厚的明星公司一連拍了18集，「一把火」燒透了中國影壇，帶動了大小電影公司蜂擁而上，形成追拍「火燒片」、「武俠片」、「封建倫理道德片」和「色情片」的狂潮。據統計：1928—1931年間，上海約50家電影公司共拍攝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俠神怪片就佔了250部。武俠神怪片的泛濫，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後生活在苦悶和彷徨中的小市民階層的心理狀態，他們借身懷絕技鋤暴安良的「俠客」，來排遣心中的苦悶和不滿。#p#分頁標題#e#

　　1931年，明星公司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公映，中國電影終於可以開口說話了，然而腳下的路卻十分迷茫。何去何從?中國電影正處在十字路口上……

　　民主意識與民族電影(1932—1949)新興電影運動

　　1932年1月28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爆發了淞滬戰爭。炮火直接摧毀了設在上海虹口、閘北、江灣地區的各影片公司和攝影場。而電影觀眾對於依然沉醉於「鴛鴦蝴蝶」中的電影人也發出了「猛醒救國」的勸告。當時的《影戲生活》雜誌收到600多封讀者來信，要求電影公司攝製抗日影片。大敵當前，反映戰事喚醒民眾，已經成為中國電影人不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大敵當前，電影人紛紛開動手中的攝影機，反映戰事，激勵民眾。一些電影公司的經營者也把目光投向了當時深受歡迎的左翼作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周劍雲通過安徽同鄉阿英，約見了夏衍、鄭伯奇，邀請他們加入明星公司。自此，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進入電影公司，或顧問，或策劃，或編劇，或批評，卓有成效地將階級對立與民族意識以及啟蒙與救亡的時代命題帶上銀幕，影壇風氣為之一變!

　　1933年，洪深對電影界的業績做了一個總結，他說，「我們知道在這中國電影年的11個月之內，在數量上只生產了66部影片」，「但是在素質上，中國電影已經很明顯地從頹廢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進化的羈絆中掙脫出來，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洪深所說的這條道路，正是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化同步的全新道路。

　　在這一年裡，明星、聯華、天一及各家電影公司先後開映了《三個摩登女性》、《狂流》、《天明》、《城市之夜》、《都會的早晨》、《母性之光》、《飛絮》、《春蠶》、《鐵板紅淚錄》等多部反映現實、揭露社會黑暗的影片，給電影觀眾帶來新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衝擊力。

　　1934年上海的夏天，鄭正秋導演的影片《姊妹花》在大光明影院首映後，創下了連演63天的記錄。主演胡蝶風頭出盡，一時間「胡蝶霜」、「蝶來飯店」等以胡蝶為名號的商品行銷於市，引領著社會衣食住行的風尚。而拍攝了大量新興電影的聯華影業公司更是蒸蒸日上，許多影迷不僅是聯華影片的忠實觀眾，更是聯華股票的持有者。聯華「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的理念深入人心。

　　但是，另一種聲音也甚囂塵上。1933年11月12日上午，一群身著藍衣的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藝華公司攝影場，砸毀電影器材，並以「鏟共同志會」的名義發出警告，不準放映田漢、夏衍、金焰等人的影片，也不許刊行魯迅、茅盾、阿英等人的作品，製造了震驚上海的「搗毀藝華事件」。

　　恐嚇、謾罵和法西斯暴力，並不能阻擋新興電影運動的腳步，左翼電影人繼續「在泥濘中作戰，在荊棘里潛行」，一部部批判現實主義影片《漁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桃李劫》、《十字街頭》頑強地誕生了。

　　1935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清晨，年僅25歲的阮玲玉服毒自殺。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萬人空巷的送葬場面，使阮玲玉之死久久留存在中國影迷的心中。歷史似乎在有意無意間選擇了1935這個特殊的年份，在賦予中國電影傲人榮譽的同時，也讓它承載著巨大的失落。這一年，鄭正秋走了，年輕的天才作曲家聶耳也走了……隨著一曲曲輓歌終了，默片的光輝逐漸淡出，有聲電影成為中國銀幕的主流。

　　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影片《狼山喋血記》屬於查禁之列，中國人對之諱莫如深，因為它的主演之一是中國政壇紅極一時的人物江青。但是，這並不能動搖這部國防電影在歷史上的地位。一部《狼山喋血記》，飽含著抗日激情，雖然從頭至尾沒有一處提到抗日，但以黃狼隱喻日本侵略者，以白狼隱喻西方列強，在抗日字樣不能公開的時局之下，電影人巧妙地借寓言論時世，在銀幕上宣揚抗日主張。而在另一部由袁牧之編導的影片《馬路天使》里，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唱出了東北人民家鄉淪陷流落他鄉的痛苦和哀思，表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願望，震撼著幾代中國人的心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響的時候，中國電影人心中升騰起一份特別的驕傲。因為這首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正是電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攝的影片《風雲兒女》的主題歌。

　　民主意識與民族電影(1932—1949)在抗日的烽火中

　　「七七事變」，宣告了抗戰的全面爆發。日寇將戰火再次燒到了上海，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親自部署，上海戲劇界、電影界組成了十多個救亡演劇隊撤離上海，分散到內地繼續抗日的宣傳。

　　1937年底，南京失守，國民政府向西南內地遷移，武漢成為戰時的臨時中心。在這裡，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陽翰笙任主任秘書，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抗戰特輯》等一批抗戰紀錄片和卡通宣傳片迅速完成，成為文化抗戰的重要內容。

　　與此同時，陽翰笙根據上海淪陷後，中國軍隊八百士兵堅守四行倉庫的真實事件，寫成了反映全民抗戰的電影《八百壯士》。影片在法國和瑞士舉行的反侵略大會上放映，贏得了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

　　中國的抗戰引起了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關注，1938年1月，紀錄電影大師伊文思同兩位助手，帶著一架特勃里大攝影機、兩架手提埃姆攝影機和兩萬米膠片來到中國，拍攝了一部名為《四萬萬人民》紀錄片。193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攝影師吳印咸乘坐周恩來的轎車，來到漢口中山公園大門西側的僻靜處。他此行的目的是前來接受伊文思贈送的一台埃姆手提攝影機和兩千尺膠片。憑著這台攝影機和為數不多的膠片，延安電影團的袁牧之和吳印咸等人在延安拍攝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最初的片段，適時地把一個真實的延安、真實的八路軍介紹給了中國和世界。

　　與此同時，在大後方的進步電影人，在香港的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以及在上海「孤島」的阿英、於伶等人，相繼拍攝了《中華兒女》、《長空萬里》、《好丈夫》、《塞上風雲》、《白雲故鄉》、《孤島天堂》、《前程萬里》、《木蘭從軍》、《葛嫩娘》等電影，堅持著電影的抗戰。

　　民主意識與民族電影(1932—1949)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可是，中國人民盼望的「和平、民主」的社會並沒有出現。物資短缺、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在電影界，國民黨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廣州的所有電影機構和產業，壟斷電影發行、放映和膠片器材。同時，根據《中美商約》，美國影片重新佔領中國市場。從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的四年里，放映美國長短片1896部之多。1946年，在首輪上映的383部影片中，國產影片只有13部。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電影人用攝影機書寫著自己的答案。戰後復原返鄉的人潮還未平息，一部部反映八年離亂和天亮前後的鴻篇巨製就開拍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等影片，將民族解放的歷史洪流與中國大眾的道德圖景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觀眾的心靈慰藉和民族的影像史詩。

　　解放戰爭的號角，讓上海的電影人在白色恐怖中看到曙光，他們用電影表達著百姓的心聲，影片常借人物之口說出類似「黑暗就要過去了，天就要亮了」這樣的雙關語，觀眾對此心領神會。崑崙影業公司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陸續推出了《麗人行》、《烏鴉與麻雀》等進步電影。同時，為了佔住拍攝經費和攝影設備，阻止國民黨政府戡亂電影的製作，孫瑜開始了影片《武訓傳》的拍攝工作。在香港，進步電影人也拍攝了《珠江淚》、《雞鳴早看天》等影片。

　　在戰火紛飛、動蕩不安的年代，中國電影人在喚醒大眾的同時，還創造了無愧於世界影壇的電影經典。文華影片公司的導演費穆，製作了一部為後人所稱道的影片《小城之春》。這位學貫中西、才華卓著的學者型導演，在他的影片中始終浸潤著傳統文化意境與古典美學精神，追求著獨具意趣的中國民族電影風範。

　　正當國統區電影人為迎接曙光奮力拍片的時候，從蘇聯歸國的袁牧之和從延安來的吳印咸、田方、陳波兒、錢筱章等人來到長春，與當地地下黨一起領導了第一批人民電影的生產。滿映，曾經是日寇在東北建立的亞洲最大的電影製作基地，抗戰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了東北電影公司，後更名為東北電影製片廠。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動畫片、第一部譯製片和第一部故事片紛紛告捷，東影成為新中國人民電影的搖籃。

　　與此同時，東影派遣了新聞攝影隊跟隨解放大軍浴血奮戰，記錄下一幕幕勝利的凱歌。蘇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也派遣攝影隊跟隨解放的腳步，記錄下可歌可泣的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五彩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在中國城鄉受到廣泛的歡迎。

　　上海解放了，在最短的時間裡，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影機構被接管，成立了上海電影製片廠，並且聯合長江、崑崙、文華、國泰等十多家民營電影公司，在新的天地里邁開新的腳步。

　　1949年7月2日，一個個衣著樸素的身影走進了中南海懷仁堂，中華全國文藝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藝大軍終於會師了!

　　中國電影曲折執著的前行(1949—1978)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要求電影工作者努力創作「工農兵電影」，決定通過電影這一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藝術，為創立嶄新的國家形象服務。就這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一直喊了20多年，也真切地實行20多年。

　　1949年4月，國家電影局在北平宣告成立，任命袁牧之為首任局長。同月，東影拍攝的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亦告攝竣。這兩件大事共同構築起了一塊時代電影和電影時代的醒目標誌。

　　一部創作於延安時期的歌劇《白毛女》，迅速被提上了拍攝日程。新中國剛剛建立，更加廣泛的土地改革運動要在全國範圍展開，而這個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為思想主題的戲劇，為土地改革起到了激勵民心的作用。當喜兒的扮演者田華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時，這裡已經聚集了615名由東影廠、華北電影隊和中央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等三方面人員組成的電影專業人員。人力、物力的彙集，使這裡成為新中國電影的重要生產基地之一。

　　1951年3月，在全國20個城市舉辦了國產新片展覽月，放映了《橋》、《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等26部新片，觀映踴躍，盛況空前。周恩來總理題詞：「新中國人民藝術的光彩」。而《中華女兒》、《趙一曼》更是走出國門，在國際電影節上頻頻得獎。與此同時，民營電影公司也創作了《我們夫婦之間》、《關連長》、《武訓傳》、《我這一輩子》等一批優秀的電影作品。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脫下軍裝不久的新聞電影攝影師們，再次換上了軍服。他們既是宣傳員，又是戰鬥員。電影工作者多次赴朝慰問子弟兵，並以最大的激情在以後幾年間，創作出《上甘嶺》、《打擊侵略者》、《英雄兒女》等等銀幕經典。

　　當新聞電影攝影師們還在朝鮮戰場拍攝的時候，一批反映民族解放的影片開始出現在銀幕上。《南征北戰》以史詩性的畫面語言，表現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成為後來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創作楷模。此後，《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鐵道游擊隊》等一部又一部革命戰爭影片的出現，大大激發了中國人民對革命英雄的崇敬。

　　新社會的新生活，帶給電影人新的創作激情。每一個從舊社會走出來的電影人在感受新生活氣息的同時，都在尋求著投身革命和建設的創作表現。1954年，影片《南島風雲》在海南島開拍。在舊社會擅長扮演「交際花」、「闊太太」的上官雲珠，實現了鳳凰涅槃式的演變，終於找到了扮演「工農兵」人物形象的感覺。在她的前後，張瑞芳、孫道臨、馮喆、藍馬、劉瓊、趙丹、白楊等諸多明星，也在經歷著轉型中的艱難和體會著「新生」後的欣喜。

　　1956年，夏衍根據魯迅同名小說改編、由桑弧導演的故事片《祝福》公映了。《祝福》不僅開創了新中國電影改編名著之風，引發了《家》、《林家鋪子》、《早春二月》等許多優秀電影的拍攝，同時也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此前，桑弧完成了一部在中國外交史上常被提及的著名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1954年4月的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在招待電影大師卓別林時，用西方人能明白的比喻告訴他這是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

　　新中國剛剛成立，東影就在簡陋的錄音棚里開始了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電影的譯制。1954年下半年，中國公開放映了一批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影片。1956年，又先後舉辦了「日本電影周」、「法國電影周」、「蘇聯電影周」、「埃及電影周」及「南斯拉夫電影周」。文化的交流增進了各國人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也為中國電影增加了一個特殊的片種——譯製片，一批以聲音塑造人物形象的電影人受到了觀眾的追捧。

　　1957年4月11日，文化部在北京工人俱樂部隆重舉辦了一次頒獎大會，獎勵1949—1955年攝製的包括香港電影在內的69部優秀影片和481位電影工作者，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對電影的評獎。

　　沸騰的時代，迎來了1959年，全國上下都在以各種方式向國慶十周年獻禮。電影工作者的創作激情再次被激發。1959年9月，在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直接參与下，文化部從當年完成的82部故事片中選出35部參加國慶十周年的新片展覽月，繼而最終確定了國慶十周年18部獻禮片，其中《林家鋪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萬水千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林則徐》等影片，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時代精神與民族風采、現實內涵與藝術審美的結合，從而標誌著新中國電影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中國電影風雨中的收穫

　　1960年秋，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個攝製組來到東北山溝元茂屯，拍攝影片《暴風驟雨》。正值困難時期，缺少足夠的糧食，但拍攝工作在忍飢挨餓中進行著。時隔四十多年，導演謝鐵驪依然記得當年小酒館裡唯一的下酒菜「伊拉克蜜棗」，還有每天一成不變的副食「黃豆炒鹹菜」。這時的中國電影人不僅要承受糧食短缺造成的饑荒，還遭受著膠片進口急劇減少、電影生產物資匱乏的困難處境。然而，物質的匱乏並不能阻止精神的彰顯，「一寸膠片一斤糧」成為電影人的口號，大家自覺地節約膠片和相關生產資料。

　　隨著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施行，電影界也開始全面的調整。1961年6、7月間，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強調尊重藝術規律，堅持「雙百」方針。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1962年初，「22大」電影明星的評選和首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的群眾性評獎，使電影與觀眾更加貼近了。

　　人民需要藝術，農村需要電影。在一切為人民的思想指導下，電影發行放映網路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放映單位從1949年的400多個發展到1965年的20363個，其中農村放映隊9835個，電影觀眾人次從1949年的4700萬發展到1965年的46億3千萬。尤其是輕便的16毫米放映機，讓偏遠鄉村的農民得以足不出戶就看到電影，成為中國電影業的傳奇。

　　與此同時，還建立起了規模較大、設備先進的洗印廠、膠片廠。電影工業也具備相當規模，可以生產洗印、錄音、攝影、放映等設備。在電影創作、理論研究和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1962年6月，藝術之都巴黎掀起了中國熱，水墨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在第4屆法國安納西國際美術電影節獲得大獎。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十多年的探索，中國電影的民族特色逐漸顯露，富有民族特色的美術片在國際影壇一展風采，更增添了中國電影人的信心。

　　1963年前後，《甲午風雲》、《李雙雙》、《農奴》、《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獨立大隊》、《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優秀影片的出現，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的第二個創作高潮。但是，不久開始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大批優秀影片被迫停止上映。一時間，中國電影界萬馬齊喑，新片的攝製也被迫停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觀眾只能看到《地道戰》、《地雷戰》和《南征北戰》三部影片，出現了「八億人民八個戲」的畸形的文化現象。

　　經歷「文革」的人應該對這段話並不陌生：「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中國電影新聞簡報」，中國人的電影享受僅此而已。「文革」的混亂，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香港，曾經拍攝出眾多優秀影片，為華人電影在東南亞和世界影壇爭得一席之位的「長、鳳、新」電影公司，也少有佳作問世。

　　嚴格地說，十年「文革」也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空鏡頭」，《創業》和《海霞》「事件」的出現，並非偶然，它們所體現的是廣大電影工作者對「四人幫」文化專制的奮力抗爭。當這兩部影片的主創人員為影片向國家最高領導人申述的時候，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界線已經徹底消逝。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人們為敬愛的周總理送行的悲壯場面。但是，在「四人幫」的強壓之下，影片不能公開放映。「四人幫」倒台之後，這部名為《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的紀錄片在全國放映時，中華大地一片哀慟。

　　1977年新春的第1天，文化部電影局批准重新放映過去拍攝的國產故事片，解放前後「兩個十七年」間拍攝的經典之作，逐漸從禁錮了十餘年的牢籠里掙脫出來，重見天日。「復映片」的誕生和出台，讓中國觀眾重新回歸了對中國電影的認知和熱愛。

　　冬天已經過去，春天即將來臨。

　　新時期新電影新產業(1979—2005)的反思與突破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的旗幟在中國社會張揚，電影事業也獲得二次解放。20多年來，中國電影人努力奮鬥，創作出一部部藝術精品，震動了中國，震撼了世界!

　　改革開放，解放思想，1979年春天的風，吹拂著藝術家們的臉，大家為走過了嚴冬而慶幸，也為新春的來臨而歌唱。開放帶來多元的認知，觀眾不再滿足於電影里的假、大、空，電影創作者也在尋求突破之路。同樣是革命戰爭題材，影片《小花》和《歸心似箭》已摒棄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向對人性的關照和情感的訴求。《婚禮》、《瞧這一家子》、《甜蜜的事業》、《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等電影，使中國觀眾從銀幕上體驗到久違了的親情和愛情。這一年，全國電影觀眾達到293億人次，成為後來難以逾越的高峰電影界喜稱為「中國電影復興之年!」

　　然而，十年的創傷豈可一日撫平，人們開始對歷史進行著全面的反思。這時，一部名為《天雲山傳奇》的影片在浙江西部山區開拍了，曾經拍攝出《紅色娘子軍》的謝晉，在影片中將以往凸顯的政治衝突，演變成在政治大背景下的個人命運和情感歷程。與此同時，另一部相同主題的影片《巴山夜雨》也在三峽的客輪上演繹著。中國電影人在撥亂反正的旗幟下，用電影進行著可貴的思考。在1981年首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獎中，這兩部作品讓評委們難以取捨，最終以並列的形式獲得最佳故事片獎。

　　當廣州青年擺起「雅馬哈魚檔」的同時，伴隨著遊走街頭的四喇叭收錄機，飄來了台灣歌星鄧麗君的歌聲。大多數中國內地觀眾被這歌聲深情陶醉，但並不知道它是台灣影片《小城故事》的主題歌。海峽兩岸多年的阻隔，使雙方的了解嚴重不足。當台灣大導演李行的影片《汪洋中的一條船》在祖國大陸公開放映時，觀眾對台灣百姓的生活，有了具體的認知和真切的認同。

　　長期的禁錮造成了內心的鬱結和創新的衝動，呼喚著電影觀念的變革，一個多彩的電影表現時代即將來臨。1980年4月5日，20多位中青年導演在北京的北海集結，他們立下誓言：「發揚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的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志在攀登世界電影高峰。」於是，這個後來被約定俗成地稱作「第四代導演」的群體，開始了銀幕上一系列的電影語言革新。《沙鷗》、《鄰居》、《城南舊事》、《人到中年》、《小街》、《我們的田野》、《人生》、《老井》等影片，很快對第四代導演的承前啟後做出了很好的詮釋。

　　新時期新電影新產業(1979—2005)「第五代」力量

　　1982年，北京電影學院78班的四個畢業生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他們是張軍釗、張藝謀、肖風、何群。一年後，他們與同班同學陳凱歌一起，先後拍攝了「第五代」的宣言之作《一個和八個》和《黃土地》。這兩部在電影語言上與以往中國電影有著「斷代」般的巨大差異的影片，震撼了中外影壇。

　　1984年，建國35周年，共和國中止多年的國慶大閱兵再度舉行。在這重大歷史時刻，一群「第五代」電影人，把他們的攝影機對準了閱兵儀式。一部《大閱兵》，表達了新一代電影人對一個時代的熱忱。在山東高密，《黃土地》的攝影師張藝謀種下了300畝紅高梁。高梁紅了，一部充滿生命力量的《紅高梁》也收穫了「金熊獎」。

　　一時間，「第五代」電影人將中國電影的影響力擴展到西方。儘管在一些影評家和中國觀眾看來，陳凱歌和張藝謀電影里的中國，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實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但第五代導演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深刻展呈，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另一種現象也在第五代導演身上上演，《孩子王》不僅在戛納電影節得到一個專門頒發給冗長乏味影片的金鬧鐘獎，還在國內遭遇了6個拷貝的慘績。更加悲慘的是《晚鐘》，竟然創下了零拷貝的紀錄，即便是在獲得「銀熊獎」後，也只賣出一個拷貝。

　　這一切為中國電影敲響了警鐘。怎樣才能讓影片叫好又叫座呢?中國電影面臨市場難題。

　　1982年6月初，一部名為《少林寺》的影片公映。觀眾爭先恐後，全國城鄉電影院門庭若市，當代中國電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商業娛樂片的力量。在市場的浪潮中，商業娛樂片如魚得水。電影人觸摸到中國觀眾的心理期待，也看到了大眾化和市場的潛力。到1989年，娛樂片占國產電影的75%，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的概念開始形成。

　　新時期新電影新產業介紹 歷史事件與個人生活

　　當1978年出品的《大河奔流》把毛澤東的形象搬上銀幕時，雖然嚴重地存在著概念化的問題，但畢竟是領袖人物在銀幕上出現的第一次，扮演他的是著名的表演藝術家于是之。此後，北影「四大帥」之一的成蔭以恢弘的氣勢為我們展示了「西安事變」的歷史真實。但是，《西安事變》的創作依然無法完全擺脫對領袖人物塑造的概念化，顯得十分拘謹。一些台詞甚至來源於黨史文獻。

　　1989年元旦，廣電部、財政部聯合下文，對每部耗資200萬以上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每部耗資150萬以上的重大現實題材影片，提供重大故事片資助基金。明確的政策導向和相當的資金支持，使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影片《開國大典》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優秀作品，這部影片不僅在思想和歷史觀上頗具深度，在歷史人物的描繪上更具突破性嘗試。同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投拍了反映解放戰爭的歷史巨片《大決戰》。拍攝地點涉及13個省市自治區的50多個市縣區，參加拍攝的群眾達15萬人次。人民解放軍的五個軍區和海空部隊、陸軍航空兵的20多個軍級單位、30多個獨立師團，共13萬人參加，累計達330萬人次。在《大決戰》製作成功的基礎上，《大進軍》、《大轉折》再次展開了解放戰爭的全景畫卷。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電影人並沒有忘記曾經對中國民眾產生重要影響的英雄們，《焦裕祿》、《蔣築英》、《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張思德》等影片的拍攝，使英模的事迹成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一個主要題材。雖然從新中國電影的草創以來，英雄始終是電影的主題，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時的敘事和表達方式更加人性化，也更加自覺地採用前期策劃和市場運作。

　　1992年，張藝謀隱藏起他的攝影機偷拍的方式完成了影片《秋菊打官司》。把鄉土社會中的習慣與現代法制社會的衝突，以極端執拗的方式表現出來。就在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每天清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時候，電影人也把《香魂女》、《被告山杠爺》、《警察故事》、《陽光燦爛的日子》搬上丁銀幕，展現了各類小人物的真實生活。

　　據統計，1992年中國電影產量170部，現實題材的創作達到60%。現實主義題材成為這一時期銀幕的主旋律。

　　新時期新電影新產業介紹 產業化的道路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以VCD為代表的影碟技術普遍流行，由此帶來的資訊快速流通和個人化欣賞模式的轉變，使得觀眾的欣賞需求變得難以捉摸。但是，電影放映始終尋求著市場的春天。

　　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針，各大電影廠在獲得經營自主權的同時，直面變化萬千的電影市場。一個地區只有一家發行公司的壟斷形式被打破了，一些個體放映員也把電影放映的市場化理念推廣鄉間。

　　1994年11月12日，美國影片《亡命天涯》在中國的6大城市率先公映，中國觀眾與世界同步看到了最新的國外大片。國外片商覬覦已久的中國電影市場，打開了緊閉多年的大門，社會各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今，人們從驚呼「狼來了」到「與狼共舞」，從「萬人空巷」到「波瀾不驚」，進口分賬大片的概念已為市場所接受。

　　1999年，當中國第一個專業電影頻道以CCTV一6的呼號開播，並為電影創造了一種新形式——電視電影的同時，紫禁城公司與馮小剛合作，也在內地打出了賀歲片的招牌，《甲方乙方》、《不見不散》、《大腕》在電影市場上連年取得超過進口大片的票房佳績。一時間，賀歲片為中國觀眾增加了一項賀歲迎新的新內容，也為吸引觀眾重返影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近年來，在國內電影市場上，國產電影份額不斷上升，好萊塢電影的神話不斷破滅，國產電影屢屢獲得國內市場的單片票房冠軍。2002年，《英雄》2億6千萬;2003年，《手機》5600萬;2004年，《十面埋伏》1億5千3百萬，《張思德》5000萬。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確立，電影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產業屬性不斷加強。從計劃經濟下的電影業衍生出了市場經濟下的電影產業從封閉的電影系統，衍變為開放的電影行業。中國電影產業化的發展，已經在電影影片、電影企業、電影產業鏈三個層面進行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其目的就是要適應中國電影產業生態環境的變化，滿足觀眾的需求，提高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產業化改革大潮沖卷著束縛中國電影發展的道道壁壘，2004年，海外資金參與國產影片製作的禁區被打破，一批具有科學的經營理念、先進的技術裝備和規範的管理措施的現代影城和技術公司脫穎而出。與此同時，在中央政府優惠政策的吸引下，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和電影資金進入內地，創作了《天下無賊》、《功夫》等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初步形成了「兩岸三地」共同打造國產影片的新局面。數字技術日趨完善，數字化已經成為引領中國電影產業的火車頭。

　　2005年，是中國電影的發展年。在中影集團和上海、長春、西安、瀟湘等電影集團全面轉制的基礎上，新畫面、世紀英雄、華誼、保利、橫店、萬達、博納等一批新興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形成了國營、民營和海外資本共同投資國產電影的新格局，徹底改變了國營企業獨撐國產電影生產的歷史困境。多主體投資帶來了國產電影的多品種選擇和多樣化發展。中國電影呈現出千山林立、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