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投行女，漂北京，無男友，最終換來了扼腕嘆息的結局

我們發現，當我們這個被金融資本家們所定義過的世界裡，我們唯一可能的選擇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錢規定過的「成功」，，避免成為他人眼中的「吊絲」的悲劇宿命。

最近上網，見到一個漂亮女生的訃告，訃告上是這樣寫的：

她去世前在中金，前兩年在畢馬威。28歲，投行女，漂北京，無男友。高工資，高壓力，生活無規律，加班到晚上10點是常事，忙到沒時間給自己做飯，只好DQ、味千…甚至去超市覓食，喝奶茶等富含添加劑的飲料，最終因為胃癌去世。

一份人人艷羨的工作，一個扼腕嘆息的結局。

點開她的微博，一張修飾過的笑臉，掩飾不住的滄桑與焦慮。沒日沒夜的加班，像男人一樣去工作，去戰鬥，即便生理周期也要逼迫自己撐出一個氣壯山河的小宇宙，在這種以戰鬥為生活的生活里，她不是第一個倒下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銀行客戶經理，在黑夜裡，煙火中，她有一張時隱時現的臉，她的女士煙點點消散，薄荷的味道充溢其間，她的淚水打濕了臉頰。

她哭訴她面對大客戶的艱辛，每一個手握資金流的大客戶，都滿懷信心想把她騙上床。她被慾望裹挾，最終成為慾望的一粒棋子，逃無可逃。

我曾經認識一個北大光華金融系畢業的女士，天之驕子，2008年的夏天，我們每天中午都在國貿一期的陝西麵館，同吃一碗刀削麵。

我站在南方周末北京總部的玻璃邊，把一條街對面的國貿一期眺望，那裡一家國際著名投行正是她實習的單位。

一天十四個小時的超負荷工作，凌晨時分打車回學校，凌晨兩點又被經理招回去工作。她戲稱自己連軸轉的生活是「下刀子」，而她所為之付出的一切，包括強裝的笑臉，背地裡的抱怨，不過都是為了延續那個夢想，活在這個時代金字塔的塔尖上，活在人們的讚許而非卑賤里。

那個夏天裡，我突然奇想，灰濛濛的國貿大樓，擁擠的下半時間，蟲豸般穿梭，讓我產生了寫作的慾望，故事裡說道，有一天夏天裡，金融危機忽然爆發，成千上萬被裁掉的員工，從國貿密密麻麻蜂巢一樣的窗口墜下。

一個月以後，世界金融危機真的爆發了，我的朋友，也因這次危機失去了她的投行夢。

「一將功成萬骨枯，」唐朝邊塞詩人的詩句，竟正好做了今天這個叢林社會中人們努力拚搏的註腳。許多懷揣夢想，實力不凡的人，在此狹路相逢，渴望成為世人眼中的穩拿，卻不免多數淪為吊絲。我相信，她們中間的大多數，賺錢不是為了花天酒地，而是認為賺錢越多越能體現自身價值。可怕的是一個標榜價值多元的社會，為什麼卻只有錢才能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美國華爾街

經商賺錢光榮，殊不知中間有多少官商勾結，內幕交易，最終，我們時代的精神變成馬諾的那一句：「寧在寶馬里哭，不在自行車上笑」資本家成為最後的贏家，大部分人成為屌絲。

一個28歲的北漂投行女，寧願忍受沒有時間戀愛，沒有心情微笑，沒有可能自己為自己做一頓豐盛晚餐的生活，也要拚死拿命去換錢，直到因為胃癌，香消玉殞。

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我的一位北大同學，好幾年前就略帶戲謔的對我說：「你要是娶了一個光華金融女就發達了，少奮鬥幾十年。」在今天這個無比自由，無限可能的時代里，我們唯一的憧憬與自由，就是成為一個龐大機器的螺絲釘，因為忍受強姦而獲得成功。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誰是我們自由最大的敵人？

「資本。」雷蒙阿隆會這麼告訴你。

被阿蘭布魯默稱做「最後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法國人雷蒙阿隆，曾經在他著名的《論自由》一書中，坦誠過這種現代人的自由。他認為，這其實正是形式自由，而並不是真正的「實質自由」。

真正的「實質自由」應該是人按照自己的意願的全面發展與全面解放，而不是被現代機器大工業所裹挾所規定的唯一可能性。我們發現，當我們這個被金融資本家們所定義過的世界裡，我們唯一可能的選擇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錢規定過的「成功」，，避免成為他人眼中的「吊絲」的悲劇宿命。

柏林自信的告訴我們，自由只是給我們一種選擇的可能性，你可以選擇做食不果腹的乞丐，也可以選擇不做錦衣玉食的國王，這是你個人的意志。

但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際，我們看到是「寧願在寶馬里哭，也不願在自行車上笑」的拜金女盛行，看到的是為了成功「前三十年拿命換錢，後三十年拿錢買命」的溫拿心態，28歲香消玉殞的投行女，其實原本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以「成功」的名義，她自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她已經摘到過星星，而更多的吊絲，比如我們，唯一可以獲得釋放的，也許只能是在網路上放情痛罵一翻這個萬惡的舊體制，幻想一下富二代官二代的灰飛煙滅，回味多年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美妙餘味。

支撐我們今天社會的「成功學」基礎，正是這種不斷為資本裹挾的生活中，我們日漸成為這個機器社會的螺絲釘，日漸失去了發自內心的笑容。資產階級革命所換來的，不過是用形式上的「用腳投票」，換取是實質上的「心靈自·由」。

其實，在不久的過去，我們中國人也許有符合人性的「心靈自·由」。

80年代，遠沒有今天豐富的物質生活，那時，面對個人生活，大部分年輕人的內心是大體安寧平靜的。

再遠一點，錢穆先生講過一個故事，抗戰時候，陪都重慶有一家遠近聞名的月餅店，每逢中秋，都有許多達官貴人從各處甚至昆明坐飛機到那兒，就為了買他家的月餅。但每到中秋節那幾天，掌柜的就關門打烊，不做生意，別人一問，中秋節時，月餅是最暢銷，你為何偏要打烊。掌柜的笑道，這整條街上都做糕餅生意，沾親帶故，我的生意本來就已經很好，中秋節前的生意已經足夠，如果中秋節還佔著不走，街坊的生意就沒法做，甚至破產，我於心不忍，人，還是要知足的。

我想，掌柜的說這話時，一定眉飛色舞。在競爭面前，他有著充分的自信，卻也有著濃濃的鄉情。他既能吃的好，也能睡的好，他的笑容應該是常在的。

當然，日益現代化的中國人，人們早已經失去了笑的好的選擇權，人們普遍被裹挾入為吃得更好的戰爭中，這種戰爭的戲劇效果是顯然的，你既要盯著別人碗里的肉，還要護著自己碗里的肉，只是為了，飢餓的自我。

資本原始積累進行時中，人們自然對學金融趨之若鶩，卻恰恰可能是一種同床異夢，痛苦焦慮矛盾，皆源於此。若按照個人愛好去選，大部分人會選擇學習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最後大家卻紛紛「捨車保帥」，這就是現代性的重大特徵：被解放了的個人慾望壓倒一切。古代，宗教給你一個來世，緩解現世的焦慮，啟蒙運動以後，肯定天賦權利，實質就是，我要儘可能的吃好玩好，炮好，儘可能比我周圍的人好。實際上，個人慾望無止境，大部分人會在欲求不足中度過一生。再縱慾過度的人，也需要人文滋養與信仰，因為在慾望這條路上，塵世之人看不到頭。

另一位女性或許大家會更熟悉，如今滴滴的CEO柳青，曾近投行的她也身患乳腺癌。

24歲時，柳青每天回家照鏡子，覺得自己像42歲。那是她碩士畢業後剛剛加入高盛的日子。她在香港的長江中心上班，每天大概清早5點下班，緊跟著9點又回來繼續上班。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基本上每周工作100個小時以上，最高紀錄達到140個小時，「體重迅速增長，臉上全是痘痘」。

經常半夜1點鐘，柳青和一個好朋友約在女洗手間，抱頭痛哭，互相借對方肩膀解壓。痛苦不僅來自於長時間的加班，更來自於辛苦做出來的東西不知道能不能被領導認可。第一次幾天幾夜沒睡覺做完一個財務數據模型，柳青被領導狠批一頓。被批評的錯誤都是細微的：四位以上的數字一定要隔三位加個逗號；如果是假設的數字，一定要用藍色；做一個餅圖，中間有一塊顏色錯了，因為紫色不夠紫。甚至，領導要求每一條語音留言都要按照規定格式，不能上來就用自己平時習慣的嗓音說話，而要留下沉穩、成熟的聲音。

如今也不能評定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但有位朋友說得很對，「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點亮他人罩在你頭上的光環。」

愛惜身體，照顧好家人，活著是一種責任。

（文章來源：嶺南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