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政期間有哪些為政舉措？

政治

• 強化皇權

康熙親政後，著手強化皇權。他一方面勤於

康熙晚年畫像

政務，舉行御門聽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設立南書房，「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33]

，並使之草擬聖旨，與聞機要，待遇非常優渥。大量漢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陳廷敬、李光地、張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學、王鴻緒、查慎行、胡渭、熊賜履、方苞等先後進入南書房任職。南書房的設立，一方面籠絡了漢族知識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漢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及外朝內閣的權力，強化了康熙的皇權。

• 頒布聖諭

康熙九年（1670年），親政一年的康熙帝曉諭禮部，稱「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於是在順治帝「六諭」的基礎上頒布《聖諭十六條》，作為康熙的施政綱領，內容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穆、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讎忿以重身命」[34]

。

• 治吏親民

康熙親政後，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了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騙，康熙還親自出京巡視，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還有三次東巡、一次西巡，以及數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南懷仁記載他巡視時「親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圖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就像在北京時的慣例一樣，他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他儘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們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35]

此舉極大的促進了康熙對民情的了解，他還親自巡視黃河河道，督察河工，並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36]

康熙晚年倦勤，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內倉銀六十四萬餘兩，牽連的官吏多達112人。康熙最後只把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吏則勒限賠款。[37]

軍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吳三桂起兵反清，其他

康熙戎裝

二藩相繼響應，最終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平定三藩。

康熙朝由於平定三藩之亂以及抵禦外來侵略的需要大量製造火器，無論是造炮規模、數量、種類，還是火炮的性能和製造技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康熙朝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達905門之多，而其中半數以上由南懷仁負責設計監造，就質量而言，其「工藝之精湛，造型之美觀，炮體之堅固，均為後朝所莫及」。[38]

烏蘭布通之戰後，康熙更加重視在戰爭中發揮火器的戰鬥威力，使火器營成為清軍新的戰鬥編成。[39]

康熙採納了大學士李光地的意見，授明鄭降將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灣，鄭克塽降清，康熙於翌年設置台灣府。後來雍正帝稱述康熙的功績說：「台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聖略神威，取入版圖。」[40]

經濟

• 土地制度

康熙親政後，宣布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和發展經濟。康熙帝廢止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佔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

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對於已交過「易價銀兩」的，可以從來年的常稅中沖洗。

• 蠲免錢糧

康熙秉持「藏富於民」的思想，在陝、雲、貴、川、粵等省全國二十多個省區蠲免錢糧丁銀、通賦，其中重大蠲免計32次。並從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免天下錢糧。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戶三分。」使佃農也能得到好處。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間，清政府蠲免錢糧共計545次，免除天下錢糧計銀1.5億兩。[41]

• 地丁合一

康熙對按丁徵收丁稅的方法進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實現了地丁合一。這種辦法先在康熙末年開始行之於廣東、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後，又相繼在各省普遍推行起來。[42]

• 修治漕運

清初，黃河多次泛濫成災，在河南、安徽一帶經常決口，後來竟改道與淮河合流，從今天的蘇北地區入海，既影響了漕運，又使許多良田成了沙洲，嚴重威脅著國庫收入和人民生活。對此，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其時三件大事，並親自書寫成條幅，懸掛於宮中大柱上。他選派靳輔為河道總督，又對治河專家陳湟，委以重任。經過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經營，終於使黃河、淮河各歸故道。永定河原名渾河，又稱「小黃河」，在流經北京附近時，常常淤塞成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幾萬民夫，在蘆溝橋附近的良鄉到東安，開掘了一條200里長的新河道，使原來的斥鹵之地，成為膏腴良田。康熙曾親自視察，並將渾河改名為「永定河」，賦予永遠安定之義。[43]

• 廢除匠籍

清朝初年，凡手工業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規定服勞役，或者交納班匠銀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將班匠銀併入田賦中徵收，從而使工匠們擺脫了人身的控制，有利於促進手工業發展。[24]

康熙南巡歸朝圖（局部）

文化

• 尊儒右文

康熙強調興禮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詔說：「盛治之世，餘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44]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他曾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朱子全書》、《大清一統志》、《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 注重西學

康熙對西方文化也感興趣，向來華傳教

皇輿全圖

士學習代數、幾何、天文、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並頗有著述。[45]

有學者指出，有才華的傳教士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46]

康熙除了學習西方科技之外還會應用實踐，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發現原來的地圖繪製方法相對落後之後，用科學方法和西方儀器繪製全國地圖。康熙亦會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實地測量，吸取經驗。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穌會士雷孝思、白晉、社德美及中國學者何國楝、明安圖等人走遍各省，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技術等在全國大規模實地測量，並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製成《康熙皇輿全覽圖》，其作被稱為在當時世界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英國李約瑟亦稱之為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要好、更精確。[47]

康熙還以巡視之便訪求民間的有才之士，例如將在數學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轂成調進宮中培養深造。梅轂成亦通過學習西方數學知識，使得中國古代數學重新受到重視。[48]

• 宗教態度

康熙對於宗教基本上是寬容的，除了籠絡藏傳佛教，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傳教士講道，還褒封道教白雲觀方丈王常月，並依於門下。康熙對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後來康熙逐漸發現羅馬教廷試圖過多的干預中國文化傳統和清朝政治，並且皇子信仰基督後以此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遂開始對天主教有所抵制，引發中國禮儀之爭。

• 興文字獄

康熙在思想上為了控制臣民，興文字獄，[49]

發生的文字獄案共有11起，[50]

比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為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為奴。還有朱方旦案、親政前鰲拜等顧命大臣製造的庄廷鑨明史案等。[51]

民族

• 蒙古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爾喀與內蒙古的王公們會聚於多倫諾爾，史稱「多倫會盟」。此次會盟標誌著喀爾喀三部歸順清朝，康熙後來表示：「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52]

，又言：「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無別矣」[53]

，可見康熙將漠北納入中國版圖，並使之成為北疆的堅實屏障。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康熙又下令編修《理藩院則例》，以鞏固對蒙古的統治。

• 維吾爾族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原屬準噶爾的哈密統治者額貝都拉內附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後，清軍陸續進駐巴里坤地區，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吐魯番的額敏和卓內附清朝，從此嘉峪關外上千里土地收入版圖，成為清朝打擊准部、進軍西域的前哨。

• 藏族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尊敬並冊封達賴喇嘛的政策外，還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冊封羅桑益喜（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進一步籠絡黃教。後來由於準噶爾汗國入侵西藏，他於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間派兵入藏，驅逐准軍。此後，清朝分兵駐藏，開始了對藏區的實際控制，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協助達賴、班禪分理前後藏事務。

外交

• 日本

清朝統一台灣後，康熙由鄭氏那裡了解到對日貿易的眾多好處，於是清政府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廢除了「遷海令」，頒布了「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政策致使赴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稱空前。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54]

同年，日本政府頒布「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後，即禁止此後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長崎者銳減。[55]

• 朝鮮

康熙年間，朝鮮放棄了北伐計劃，康熙也對朝鮮實施德化政策，中朝兩國宗藩關係得以平穩發展。三藩之亂時，朝鮮國王李棩（顯宗）抵住國內輿論壓力，並未起兵進攻清朝，而是繼續進貢，從而獲得了康熙的信任。[56]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鮮發生大饑荒，國王李焞（肅宗）請求清朝賑濟，康熙帝慷慨允諾，派人運送5萬石糧食以救助朝鮮，並御制《海運賑濟朝鮮記》以紀念此事。[57]

不過，康熙時的中朝關係也有波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發生了朝鮮邊民越界殺人事件，康熙帝對此嚴肅處理，迫使朝鮮方面處死相關責任人，並罰銀20000兩。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與朝鮮勘界，劃定了鴨綠江-圖們江一線的中朝邊界，並豎立了穆克登碑。[58]

• 俄國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遣達斡爾總管孟額德赴中國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敦促沙俄軍撤出中國領土雅克薩（在黑龍江省漠河縣東、呼瑪西北黑龍江北岸）。[1]

《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中俄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不斷深化。為此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設俄羅斯館，隸屬理藩院，安置來京俄商及傳教士、留學生，附設東正教堂。為了適應中俄交流的需求，康熙帝還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設俄羅斯學，隸屬內閣，招收八旗子弟，培養俄語翻譯人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國轄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來華。[5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託信譽好的商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