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這個時代人很少有古代人那樣有理想信仰與抱負？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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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幾個方面

1.最基本的問題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時代的斷面。也就兩百年間的幾代人。但是所謂古代人，時間線一拉就幾千年數百代，基數就不同。

2.志向什麼的這種東西，在儒家來說是重點的宣傳對象。甚至會濃縮成「孔融讓梨」或者「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這種slogan式的口號傳播。想想天朝對雷鋒等形象的塑造。過去沒有互聯網，官方說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3.過去是精英教育。千萬人里只有一兩人是讀書人。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要學的。孔子講究以禮樂教化人。某種程度上是全才教育。不像今天的教育系統。有了細緻的社會分工，讓人去做系統里的螺絲釘。所以很多讀書人都有士大夫情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救萬民於水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奉獻精神可大了。

4.古人的生活很簡單，遠沒有今天這麼多元化誘惑多。也沒有啥夜生活，能點個燈都是有錢人家。7，8點鐘就上床睡覺，凌晨5，6點鐘天一亮就下床開始一天的生活。真要是做學問，不會有現代人那麼困難，得熬得住寂寞。

5.理想什麼的都是干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過去各種管理學科和社會生產力都比較簡單。人要真有才華很容易出頭。但是今天的社會結構，這麼多人，那麼複雜的管理系統。很多有才華的人都無法擺脫社會體制去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各種500強啦……你再聰明，有能力，依然得跟著管理制度混。混著混著，一輩子也就是個高級打工仔。

6.中國近代史，兵變民亂數不勝數，文化大革命，五四等等，鬧得禮樂崩壞豎子橫行。老百姓沒有安全感，讀書人不受尊敬。這個說多了都有人來查水表。草民如螻蟻，理想報負還說什麼……陳丹青講話，去他媽的，先活下去。

劉子軒老師提到提到的一種心理學現象名叫「可得性採納經驗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即人們在判斷或決策時會以能想到的例子作為基礎，比如估計買彩票中獎的概率，一般人會在頭腦中去想像那些中獎和沒中獎的人的具體例子，結果是想到了報紙上報道的中獎人和身邊的沒中獎的人，結果所估計的概率遠遠高於實際概率。

題主關於古人有沒有信仰和抱負的判斷就採用了這樣一種方法，導致了結果發生了很大偏差。

因為存在『可得性法則』。

古時的文人騷客留下墨寶無數，佔據了可考史料的大部分。而郁不得志者往往更愛揮筆抒懷。「理想抱負」得以傳至今世，並登入教科書。

即使今日有理想之人為之悶頭努力之餘，在微博/博客上抒發一番。又能有多少人看到和分享呢。勵志雞湯文往往有廣譜雞血功效，你轉他也轉，最後大家都看到了。

但某博主自己抒發了一通理想，背景、條件、結論、情懷都是依自身而來，不明真相的粉絲能夠不認為好高騖遠，心裡暗暗佩服就算好了，轉了幹什麼呢。最後這些理想就淹沒在UGC洪流之中，無人知曉了。

個人見解，歡迎交流。

變化並不是古代至今突然發生，而是漸漸發生的，期間也有數次的反彈。

中國春秋的時候，王分割土地給諸侯，諸侯以土地分封給士大夫，士大夫的封地收益是相對保持獨立的，經濟上的獨立保證其尊嚴與思想之獨立。

君臣在一席之地共商國事，士人可以指責君王的過失，可以否定君王的見解，史官可以仗義直筆，官員可以強項不從，而不畏懼刀兵的威脅。

貴族階級的風範影響平民，視「義」比生命重要，故民間仗義慷慨之風盛行，身份卑微的門客可以通過才能獲得貴族的賞識，俠士大多可以爲理想而激昂赴死，頗似古希臘的貴族精神。即使秦漢之時，因爲君主的權力尚未嚴重集中，所以我們大抵還能看見一些理想主義者。

隋唐開創了科舉，雖然白衣得以進身，但收緊了君主的權力，增進了官僚制度的完善，所謂溥天之下，均爲王土，率土之濱，都變成了皇帝的奴隸，士人有強項者，也不得不服從於君主集權體制下，州、郡、縣之官僚森嚴體系，將官員控制爲體系的一部分，不得不阿諛奉承。

雖有才之士，爲出人頭地，也要將「士」添一個單人旁，走上仕途，久而久之，便多了圓滑與世故，更加看重切實利益，上行下效，民間也變得不信義而信利。到了滿清，人大多皆變成了趨利避害、醜態百出的小人，此感由《儒林外史》與《官場現形記》所發。

然而，「人心不古」的言論是毫無意義的，我要說明的是，中產階級的比重，決定社會的信仰。知識分子擁有獨立人格與經濟的時候，必然是社會轉好的時候。

古代人有些什麼理想抱負？不過是做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