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教育工作者眼中的中國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是指讓受教育者獲得某種職業或生產勞動所需要的職業知識、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教育，是國家大力提倡的一種教育形式，中國職業教育在德國老師眼裡是怎樣的呢？

2015年，得益於佛山中德工業服務區的成立和發展，德國部分高端製造業遷入佛山，高端技術人才的缺口令中德之間職業教育的溝通和交流逐漸變得頻繁。就在這一年，Seth作為德國的職業教育老師，來到佛山。

Seth介紹說，初到中國時，中德職業教育合作仍然只停留在相對淺顯的層面。2016年5月，中德職業教育聯盟在同濟大學成立，越來越多的德國老師遠渡重洋，站到了中國職業教育的三尺講台上。在佛山舉辦的2016中德職業教育合作論壇上，廣東技術師範學院黨委書記陳韶如此介紹德國老師帶來的變化：「與德國方面交流合作，更新了我們的職業教育理念，促進了職業教育體制機制的創新，將為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中國教書兩年有餘，Seth認為中國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空間很大，他給出三個關鍵詞：創新精神、市場適應性與教育平等。「要成為中國製造業不斷發展的基石，中國現階段的職業教育要做的還有很多」。

（一）增加實踐教學課時，培養創新精神：

「在職業教育中，對技術的理解遠比技術重要，技術很快就會過時，但理解不會。」Seth告訴記者，中國老師在職業教育中往往會強調學好技術的重要性。其「刻板」程度，甚至讓他這個「自認為刻板」的德國人都感到難以理解：老師們在課堂上講解技術要點，卻不向學生講解為何要這樣做。「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讓學生永遠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們連機制都不明白，又如何能夠實現創新？」Seth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據Seth介紹，德國的職業教育中非常重視實踐：政府會按照職業標準，出台學校不容許更改的課程安排，保證每項課程都有充足的實踐教學時間，保證學生能夠充分掌握所學技能。

順德第一職業教育集團黨委副書記梁澤洪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很多職校學生對專業知識僅限於看和聽，「事非經過不知難。紙上談兵對於學生對技能掌握的效果實在有限」。

最近幾年，雖然職業教育增加了對實踐教學的課時安排，但仍然是杯水車薪：國內實踐教學的課時仍不到總課時的25%，而德國職業教育的實踐教學佔總教學時間的一半。

對於中德之間的巨大差異，梁澤洪表示，學校經費帶來的瓶頸是主要原因。據梁澤洪介紹，如果由學校大規模開展實踐教學課程，需要投入大量經費購買教學設備和耗材。原本國家對於職校的財政撥款已經捉襟見肘，所以不少學校不願再增加實踐教學課程。

實踐教學課的缺位，造成學生創新能力不足。Seth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德國先進的工業製造水平，除了來自實驗室，更多來自於生產一線的不斷探索。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全國民辦職業技術教育分會會長、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創校校長俞仲文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也提出過相關論斷：創新既有重大的、領軍式的「山尖」創新，又有融合在生產、管理、服務、建設一線中的局部的技術革新和技術改良，即所謂「山基」創新。

事實上，拋開重大的「山尖」創新的加速作用，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的更多是技術的更迭。Seth舉例說，德國民間有大量的製造業「百年老店」，這些非研發密集型企業依靠百年來的不斷積累，在某一細分領域不斷深耕，讓「德國製造」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二）推廣「二元制」教育，增強市場適應性：

「在中國，學校和製造業之間被人為地隔開了，學校和工廠之間有非常明顯的界線。」Seth描述中德在職業教育培養模式上的巨大差異，說自己覺得非常困惑。

在德國，為了讓學校和企業能夠緊密地聯合在一起，職業教育採取「雙元制」的模式進行培訓。此舉旨在提高學生實踐技能的同時，使培養出的學生能夠完全符合企業的需求，為「德國製造」提供源源不斷的生力軍。

所謂「雙元制」教育，最早由德國在二戰之後提出，要求參加職業培訓的人員必須經過「兩元」培訓：一元指職業學校，其主要職能是傳授與職業有關的專業知識；另一元是企業或公共事業單位等校外實訓場所，其主要職能是讓學生在企業里接受職業技能方面的專業培訓。「雙元制」的實質是通過校企合作共建的辦學制度，由企業和學校共同擔負培養人才的任務，最終培養出符合社會實際需求的產業人才。

在中國，技術人才存在較為嚴重的供求脫節。根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2017年人才藍皮書《中國人才發展報告（NO.4）》，今年，中國高級技術工人的缺口將突破1000萬人。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發動機廠維修技術總監徐小平在今年全國兩會時接受記者採訪「吐槽」：「技術工人入行不久就轉行了，怎麼可能還會有高級技術工人？20年前還是『一匠千金』，現在已成了（有千金也）『一匠難求』」。

雖然技術人才的供求失衡在20年前就已初現端倪，但職業院校有意識地讓企業參與到職業教育之中，則是近十年的事：2007年，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與迅達(中國)電梯有限公司開展合作，成為國內職業院校與企業合作共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對此，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雖然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但高級人才依然極度缺乏。其原因在於用人的勞動制度與育人的教育制度分離，導致勞動市場的用人需求與職業教育的育人供給脫節，尤其是製造業，本應在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有更多話語權，卻一直身處尷尬的「失語」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發布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已經明確指出，要推行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模式，推行校企一體化育人，讓職業教育更接「地氣」。

（三）提倡教育平等，改變誤解歧視：

「我的學生現在正在讀二年級，明年他們就畢業了。我很擔心，他們未來的發展會因為職業教育的原因受到限制。」在Seth看來，目前中國職校學生的個人收入與社會地位被「看低」了。

梁澤洪對此的擔心明顯更具「中國特色」。他認為，中國數千年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導致社會許多人誤解職業教育是一條「單行道」。為此，應該建立職業教育內部以及普職之間的「立交橋」，使中國的職業教育拓寬上升區間，使職業教育的學生「有奔頭」，改變整個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誤解和歧視。

但梁澤洪同時指出，目前，佛山市只有35%的中職生升入高職院校繼續進修，這一數據還建立在職業院校學生人數多年不斷下降的基礎上。在浮躁的社會風氣之下，家長和學生「提升學歷」的願望強烈，「掌握技能」的理念淡薄，難以正確認識、接受職業教育的意義。

而在德國，不僅職業教育內部的「立交橋」早已建成，職業教育和學歷教育之間的「跨海隧道」也已使用多年。職業教育與學歷教育之間只是進入社會的兩塊不同跳板。根據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的數字顯示，目前只有30%的德國高中生，畢業後直接上大學，優先選擇就讀高等職業學校的比率則高達70%。接受「雙軌制職業教育」的學生，還可以在補充學習文化課內容之後，進入高等院校深造。Seth佐證了這一說法，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德國年輕人，都會先選擇職業教育，進入社會工作存下一筆錢後，再去到大學深造。

在《職業教育要義》一書中，姜大源寫道：「這兩種群體（上普通學校的與上職校的）是同一層次不同類型的人才，沒有智力的高低、好壞之分，只有智能的結構、類型的不同。所以，職業學校與普通學校的培養對象在智能類型上的差異，意味著只有那些能更好地張揚其智力優勢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