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提：我為什麼選擇左派

03-31

前言：這是我大二時候在社團刊物里寫的文章，當時我對生活還飽含熱情，現在的我已經成熟了，開始變得圓滑世故了，再看這篇文，自豪、荒唐、悲哀，總之五味雜陳。「番禺八君子」的事情，掩耳盜鈴者在封鎖消息，但星火未滅，零零散散，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抗爭在繼續，吶喊在繼續，謹以此文，去祭奠過去那個無知無畏、敢想敢做的自己吧。

記得大一上近代史綱要的時候，講師問我們為何要學習近代史，當時我向她喊道：「為了熱愛共產黨！」那時我為自己的惡作劇感到沾沾自喜，認為自己的回答讓近代史講師陷入尷尬。當然，這並不是說那時我的思想偏右，那時我對政治並不十分感興趣，我那麼做純屬是出於幼稚的叛逆心罷了——我厭惡一切形式的理念灌輸，無論它們是否正確。

我的公曆生日是三月二十八日，那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和巴黎公社正式成立的日子，今天的我對自己生日的驕傲感，恐怕遠甚於《離騷》中屈原對自己寅年寅月寅日生辰的自豪。都說白羊座的人有天生想做英雄的念頭，不管準不準，在我身上的確是這樣的。從小的時候，我就想著當解放軍、當警察或者是當官員，成為一個萬人敬仰的大人物，我倒沒有認真考慮過「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念頭，只是覺得那樣能滿足自己那點可笑的榮譽感而已。

要是我沒記錯的話，我在政治思想上的啟蒙者是我的高一歷史老師，他是個博聞強識的人，經常會就課程內容講一些典故（要知道，歷史課程跟講故事可完全不是一回事，上面有你可能聞所未聞的《查士丁尼法典》，但婦孺皆知的凱撒卻一字不提）；他是東北師範大學出身，年輕時是院校里的「朗誦大王」，長於演講。我喜歡他的課，把他的課程時間看作飯點一樣。課後我時常會和老師請教一些問題，有一次我這樣問他，歷史的發展是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壓迫者的更迭，勞苦大眾從來沒有真正做主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資本主義之後的社會還會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嗎？會不會又是一個新的壓迫階級統治的社會？老師只是淡淡地回應道：「所以社會主義革命是偉大的。」我不認為他正面回答了我的問題，但他的語氣、他的話還是深深地影響了我。

他講馬克思主義，說沒有全民的國家，只有階級的國家，說勝利在廣大的勞動人民那邊，又說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唯有暴力革命。那時我對他的話暗暗吃驚：自古以來，政治家們在用各種名目拉攏他人，用各種名目討伐政敵，又用各種名目來維護自己既得的權力——用各種名目否認自己的謊言與暴力。而今天有這樣一種主義，拒絕了所有含情脈脈的「施捨」與「允諾」，要我們站在茫茫的愚者的隊伍中，用最嘹亮的聲音吶喊出我們用暴力摧毀舊世界的主張。這樣做是否正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樣做需要無比的自信、勇氣與誠實。

老師的講課風格很特別——或者說荒唐，別人家的課堂老師高高在上，學生畢恭畢敬地聽、寫；而他的課老師學生間完全是平等的。課上經常會看到他和同學激烈爭論，我們對這位沒有架子的老師也不甚尊敬，經常把他的一些軼事當作談資。高一下學期快結束的時候他被換掉了，當我指著試卷問新老師為什麼選擇題答案里亞里士多德的話與題目要求的完全不符時，那老師回答道：「亞里士多德的話不是我們能明白的。」這時我才明白我失去的是位怎樣的導師。

當然，我的父親也時常教導我要愛黨愛國，甚至初中我沒有積極申請加入共青團時，他還擔心我是不是受了某些言論的影響。歷史是個奇妙的東西：建國時，我的爺爺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我的姥姥從一個小地主的女兒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農家兒女；改革開放後，媽媽在下崗潮中失業了，爸爸卻在民工潮中得到了第一桶金。這一切註定我要認認真真地看待我們這個國家，不要貶低，也不要奉承。

我喜歡看書，時不時會去學校書店「淘寶」，有一次我在書店裡看到了一套何新所著的《反主流經濟學》，何新先生以傳統文化研究者和「預言家」著稱（而非經濟學家），我沒有太看好這套著作。直到我在《參考消息》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了「烏有之鄉」網站和何新先生的《反主流經濟學》，我才恍然大悟，急忙跑去書店，看見書還躺在架子上，便匆匆地買回來讀。何新先生說他並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只是就當前泛濫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表達自己批判的態度。我不懂經濟，但是他的想法諸如「新重農主義」卻烙在我的心裡。

當然了，我也是從那時了解了「烏有之鄉」網站，我自認為讀過許多書，但當讀到上面的一些文章時，還是會被裡面新穎的見解所折服，在「GDP」、「增長率」鋪天蓋地的時代，能為農民工、下崗者發聲，這要比聒噪「民主」、「人權」難的多。不過我對網站上的觀點倒不盡認同，尤其是對「大躍進」和「文革」的稱讚。我很奇怪，歷史書上這兩者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稱讚它們豈不是太過荒謬了嗎？

大一寒假的一次調查報告，讓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徹底的反轉。

「挑戰杯」是一年一度的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每年都會有大學生通過自主創業、科技發明和學術論文拔得頭籌，對我而言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出名」的好機會，我肚子里早就有了主意：調查老家的狀況。改革開放改變了農村，而且首先是農村，我的老家由石塊房變成了水泥房，自來水、衛生間也一應俱全，村民們越來越富裕，生活也日漸豐富多彩。我想這樣一篇調查報告，不正是順應當前主旋律的文章嗎！於是自己興沖沖地寫了寫調查大綱，列印了一沓問卷，去農村老家展開調查。

這次調查令我感悟良多，無論是調查內容方面還是調查方法方面，但讓我最為震撼的，是這樣兩個調查結果。

首先是農村的經濟狀況。是的，沒有人能夠否認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當我們嘗試去剖析它的經濟來源時，發現基本是靠勞務輸出。請不要提農業，耕種所得的利潤根本難以維持一個家庭的充裕開支，所以在農忙過後，農民大多選擇進城打工來賺錢。原材料生產地與銷售市場——這就是「城鄉一體」下給農村的定義。正如咖啡的光榮屬於「雀巢」這樣的大企業，而不是哥倫比亞之流的咖啡豆生產國，沒有一個地區的繁榮是可歸功於原材料（包括勞務）輸出的。

那麼農民很嚮往城市的高樓大廈嗎？在「您認為村裡年輕人最理想的生活應該是？」的調查問題中，選「在城裡找份工作，然後把家裡人接進城裡」的比率為15.7%，而選「努力賺錢，把錢寄到老家」、「在村裡謀發展，為本村做貢獻」、「我有其他的想法」卻分別是50.0%、23.6%和10.7%。農民就是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就是真正的一無所有，即使它並不美好，但那時落葉歸根的地方。

其次是農村的「政治」狀況。農村是個有「選票」的地方，村委會領導是由選舉產生的，但很多村民對自己手上的權利並不重視，甚至有的事後連自己投給誰都忘了。在「您認為本村村委會在本村事務中發揮多大作用？」的問題中，竟有45.0%的受調查者選擇「我不清楚」！很難想像，那些宣傳「一人一票」的「公民」們，面對此情此景會作何感想。

而在「您認為以下幾類人中，哪類人群最適合擔任村委會主任？」中，選擇「大學生或知識分子」的佔了壓倒性的70.7%，也就是說這遠遠超過選擇「村裡有聲望、有名氣的人士」、「共產黨員或退休的公務員」的總和。

我不禁開始重新考慮上世紀50-70年代的歷史：當初搞「大躍進」是為了什麼？當初搞「城鄉分立」是為了什麼？當初搞知青「上山下鄉」是為了什麼？

從改革開放後村子裡就沒有再興建過大型的公共設施，水渠堵滿了垃圾，村子幾百米外的水庫在漸漸廢弛，為數不多的改變則是把一口枯井的地方改造成了小廣場。過去「大躍進」靠的是這些設施，那麼日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要靠這些設施（而且是日益廢弛的）嗎？有人抱怨戶籍制度，說它阻礙了公民的遷徙自由，試問如果一個人能夠在本地過上富足的生活，那他會在他鄉謀生么？（當然以上觀點僅限於農民進城打工，戶籍制度有諸多惡果，這個不容否認）如果我們真的實現了這種「遷徙自由」，那麼農村將因原本的落後而日益衰敗，它土地的價值也將一落千丈；而大量湧入的人口則使城市的地價瘋長，如果再允許土地自由流轉，那最終只能養肥一批地產商。同樣的道理，全國的大學生都擠在佔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一不到的城市裡謀生，無形中壓低了自己的身價，有利的是僱員，還是僱主？在農村辛勤勞作就叫苦，在城裡拼死拼活賺取薄薄的薪水就叫甜了？

至於「文化大革命」，我說不上贊同，但也說不上否定。畢竟我們不能簡簡單單地說這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錯誤，四個文官與一個武官煽風點火，全中國人在這個錯誤下鬧了10年，然後讓大家毫無保留地接受這個論斷。我知道，即便「文革」早已結束，中國還是時不時有「文革熱」產生，而對應的黨史出版社會出版有關文革的書籍，以強調《歷史決議》的立場。不過我發現，近年出版的相關書籍儘管在立場上沒有變動，但書中已經開始詳細討論「文革」的背景和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贊同也好，否定也罷，開始認真細緻地研究問題，總是一件好事。

報名參加「烏有之鄉」網校，那是大一下學期的事。

在那裡我認識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心裡感到深深地慰藉。平心而論，與我立場一致的人身邊真不多，一個舍友還是個「自由民主派」，對賀衛方、杜導正的言論讚不絕口，不但讚不絕口，情到深處還要當著全宿舍人的面念出來，有時其他舍友竟也點頭稱是；而我算是倒大楣嘍，被罵成「五毛」、「左棍」不說，為了躲避口誅筆伐，連聽紅歌看「烏有之鄉」的文章都要遮遮掩掩，好像自己在做地下活動一樣，現在想起來，真是備感屈辱。（這裡我要承認，自己理論水平過於薄弱，以至於不能與那位舍友做個像樣的辯論）他用電腦看賀衛方的「經典演講」時，我沒說什麼；但當我收聽網校的課程時，他居然「勒令」我戴上耳麥，說不要這種「法輪功似的東西」「污染」他，我終於忍無可忍，把音量調到了校園廣播那樣的程度。

網課時間視大家空閑時間而定，可謂是充分地為我們考慮。聽完課最直觀的感受正如韓寒的那句「我連世界都沒有觀過，哪來的世界觀」，網課的老師有高校教授，也有從美國歸來的原國企工人、信息技術工作者，他們用自己的視角與經歷為我們講述他們對馬列毛主義的了解，沒有口號，也沒有空洞的理論。我以前有許多疑惑，現在也一樣，但究其原因是自己所見所聞的太少，我們在書本或網上了解到的一切在現實面前依舊是蒼白無力的，但是實踐過的東西卻會在你的大腦里深深紮根生長。

李老師在這個網校裡面擔當著輔導員的職責，每周都會給我們發學習材料並給我們布置作業，就跟學校那樣。實打實地講，我對一些同學的見解實在不敢苟同，即便是李老師，我和他也有不少分歧。但那是次要的，從網校回來後，雖然其間也有一兩次「信仰危機」，馬列毛主義在我心中的地位也從未更易過。

關於對左派的攻擊我也清楚，說左派的主張破壞民主法制，容易滋生極權主義；有人還說左派以集體否定個人，壓抑了個人的人權與自由。

有人很嚮往「一人一票」的民主，把選票看的比天還重要。那麼我們想一想，一個飽受老闆斥罵的員工，會通過把票投給支持勞工的候選人，就能做到鹹魚翻身嗎？的確，理論上來講完全沒問題，更何況勞工才是社會的主體。但事實是，能夠真正落實對勞工許諾的民選總統在西方世界中並不多見（或者說有的候選人根本沒有獲勝），而政策能夠最終通過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以美國為例，奧巴馬總統要希望通過新的醫療法案，就必須要獲得參議院批准，有人說了，議員也是民選的，沒問題啊，那我們就理一理這裡面的頭緒。其實選民只能直選眾議員與地方議員，而參議員是由地方議會選舉的，地方議員自然要對選民負責，但在秘密投票的原則下，這些又是沒有保障的。說白了，如果一個boss靠工薪階層的選票成為州議會議員，他可能會提出有利於工薪階層的提案，或者在議會上說出有利於工薪階層的言論，但是一旦到了投票表決環節，他會對像「提高富人稅率以提高社會福利」之類的地方提案投反對票，或者把選參議員的票投給保守主義者——因為這樣才更符合boss的利益，而且反正無記名投票，也不會有人知道他的「背叛」。就這樣，由地方議員到參議員的倒手下，選民在這樣的代議制里失去了對大政方針的掌控，這也就不難解釋全民醫療這件皆大歡喜的事情，為什麼在美國參議院就寸步難行了。

二十多年前有人說氣功能廣開神通，再往後有人說泥鰍包治百病，又不知什麼時候有人說鯊魚能抗癌，後來都被證實為無稽之談。許多人都知道這很可笑，但在大師神醫道長的鼓動下去嘗試，最後當他們看到無濟於事才恍然大悟。選票原本是不能實現直接民主退一步下的產物，但在媒體的宣傳下卻成了能讓屌絲逆襲的東西，我們的農村自治組織也有選票，但情況讓人滿意嗎？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經濟生活上仰人鼻息，在政治生活上必然受制於人，這也是馬列主義者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公有制的探索，就算面對嘲諷與打壓也孜孜不倦的原因，如果人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哪怕是在比美國還要簡單的政治制度下，也能順利地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

胡適好像說過：「追求個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國家的自由。」我曾把這句話拿給身邊的人看，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不過我覺得，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像胡適之那樣，是低調俱樂部的高級會員，在國難之際可以躲在首都的防空洞下，暢談詩詞歌賦和人生哲學。總要有人，不管是自告奮勇還是被逼無奈，衝上前去為整個國家的命運揮灑熱血。有人寧要「小民尊嚴」也不要「大國崛起」，就在60多年前，中國便是一個除了人口國土其餘一無是處的小國，那時周邊的大國要我們割讓租界，我們乖乖地做了；讓我們放棄東三省，我們也乖乖地做了；讓我們退出長城，我們還是乖乖地做了——我們這些小民服侍太君和洋老爺們，不可不謂誠惶誠恐，可為什麼我們的兄弟父子依舊要遭屠殺，我們的姐妹妻女依舊要被姦淫！崛起不是為了滿足統治者或民族的物慾與虛榮心，而是因為「落後就要挨打」。國家挨打，那小民還有什麼尊嚴，什麼自由？

莫說非常時期，在太平盛世，集體依舊是個人的基礎。很多人提倡個人主義，殊不知他們講的「自由」，是在「社會關係日益緊密」這個接生婆手裡誕生的，勞動力密集型經濟生7產出封建時代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財富，使得一大批人富足，使得他們有能力追求生存權以外更廣泛的權利，這裡面就包括民主與自由。要明白我們所說的自由，是建立在整個人類社會之上的，誰都不能逃離它去探尋自由。想想看，如果我赤身裸體、食不果腹地出現在野外，對你大喊：「我要自由！」你一定會覺得我要麼是瘋子要麼是變態。只有穿上工人做的衣服、吃上農民種的糧食、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我才能去談論自由。除了物質上滿足，公權力的存在也是必要的，這樣才能為我的自由提供保障和救濟。剛才提到提倡集體主義會使個人的權益受損，這在左派的話語體系中管叫「人民內部矛盾」，這種矛盾的解決有它自己的一套方法論，相較對待敵人的策略，這完全稱不上是「打壓」與「迫害」。當然有人也舉出了許多例子如拆遷來反駁我的說法，不過我要說這種現象正是因為沒有正確使用這套方法論而造成的。

我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下定決心向左走了，但我的故事，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大二上學期，我們這兒來了位孟老師來教授馬克思主義原理，這位畢業於山大的講師同樣很博學，講課很生動。原本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就只限於初高中的函授教材和網上的一些文章，如今能系統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再好不過了，所以我經常在課下請教她問題。芝諾說：「知識如圓，已知在圓內，未知在圓外。」這位孟老師知識淵博，但她自己心中也有疑惑。一天她擔憂地說道：「我對人類的未來有點悲觀，雖然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條件下產生的，可要知道人類的慾望是無限的，他們永不會滿足呀。」

我感到有些尷尬，回答道：「老師您不能這麼想啊，您看，我們都沐浴在陽光與空氣里，都怡然自樂，沒有說有人要壟斷它們或是因為它們而大打出手的。在我看來，慾望的產生不是因為人真的需要那麼多東西，只是源於他們對日後『貧乏』的不安感罷了，只要人們都能相信自己可以一直富足下去，那人們一定會拋棄自己那些不必要的慾望的。」

「人類自誕生以來有幾百萬年的歷史，祖先從學會點火和耕種，到現在經歷了多少艱辛，而現在因為這樣的問題就放棄希望，是不是太對不起他們了呢？」我最後補充道。

然而孟老師並沒有因此就不再擔憂，她只是誇我有想法。是啊，畢竟自己說的是堆很空洞的話，要一位飽讀哲學典籍的人去接受，那得多勉強啊！

放假後，我去拜訪我高一的那位歷史老師，三年沒見，他還是非常熱情地款待了我，走進他的家，我看到一隻小狗對我吠叫，那隻小狗毛色是白的，像個雪糰子。

「它叫小雪，是一條流浪狗，我剛看見它的時候，它正在被另外幾隻狗圍著叫，瑟瑟發抖。」「原來只是想養幾個月就送人的，現在它居然捨不得離開了。」

吃飯的時候，我發現老師在饒有興趣地拿排骨逗狗玩。

「你知道嗎？狗和人擁有一個祖先，但狗永遠沒有『飽』整個概念，即使肚子都要撐爆了，它們也不會拒絕食物。」老師把排骨一扔，小雪立馬撲過來，津津有味地啃了起來。

老師瞥了我一眼，繼續說：「如果你想和它搶，它會咬你的，就算是主人也不行哦。」說完老師將他手裡的筷子敲出響亮的聲音，小雪聽到後前爪護住骨頭，胸腔竟憋出一股威脅而沉悶的聲音——這就是它對它的主人兼恩人的態度。

我看到此情此景，心頭湧上了一陣憎惡：不僅是憎惡小雪的忘恩負義，更是憎惡它的愚蠢。如果它的主人是像我這樣脾氣差的人，那它很可能被我掃地出門了，到那時它連一根骨頭也別想要了。

但是當我從老師家回來後，我突然醒悟了。人與狗擁有同一個祖先，或許在幾十萬年前，人類也像狗一樣不知道「飽」是什麼概念，因為幾乎從來沒有飽過，而現在呢？貪婪不是人生來的原罪，這是人自我保護過度的表現。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先生提出了「黑暗森林」理論，在這樣一個模型下，族群之間相互猜疑，唯有置他人於死地方能後快，然而從人類歷史的角度去看，這個理論不適用於人類群體，因為人類之間最起碼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的。今天人們因為黃金、水源或者石油而自相殘殺，犧牲了更寶貴的東西乃至生命，在幾百年之後的人類眼中也許也像因為一根骨頭而對主人翻臉的狗一樣愚不可及。人類是在進步的，包括整體的思想意識，說不定人人都會成為像釋迦牟尼那樣清凈無欲，像孔子那樣克己復禮，像莊子那樣逍遙自在，那時屬於「人」的歷史才算真正開始。但現在，最重要的是拿起破舊的犁鋤，為子孫後代積攢財富吧。

我心中一陣釋然：想想不久之前在我大腦里徘徊的「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的說法，如今徹底煙消雲散。我現在要做到，除了努力，還是努力。

如果您現在看到了這裡，看完了我這冗長的喃喃自語，那我除了感謝，別無所答。我選擇了左派，但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左派：我引經據典，可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部馬列主義原著；我懶惰，從沒有從事過生產勞動，也很少深入勞動群體進行觀察研究；我好高騖遠，不懂得腳踏實地；我還愛貪小便宜，總想著不勞而獲——說白了我就是一個具有小資色彩的廣義上的食利者。但我絕不會卻不於此，我選擇左派不是為了罩一件正義者的外衣趕時髦或聊以自慰，而是要讓大家免受相互傾軋之苦。我一定會身體力行，做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希望大家能夠監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