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麼時候感覺到中國強大了？只是你一直沒有正確認知中國 2000年來中國政府管理國家內在邏輯在起關鍵作用

你是什麼時候感覺到「中國強大了」？

只是你一直沒有正確認知中國。

所謂西方經濟思想的宏觀管理，對於中國這個共同體而言，1949年以來沒有對中國經濟起到真正的影響。1978年以前，西方經濟思想的宏觀管理理論，不起作用。1978年以後，中國的改革發展的35年，西方經濟思想的宏觀管理理論，也不起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在世界歷史中，有過多次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排在世界前列的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它內在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意識的因素構成情況，與歐洲確實有重大的區別。我們不能下結論，中國的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就一定比歐洲近現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落後。

中國政府管理國家經濟的邏輯思路，一直是堅持2000年來的管理中國的傳統思路，在維護中國共同體存在與穩定的大前提下，保證中國民眾可以吃得飽穿的暖，同時維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

2000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定條件下的自由發展民間經濟的空間，比如南宋時期，萬曆時期，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無論是解釋為何它能融匯佛教、道教、回教思想於一體，還是幫助理解它如何實現如此廣大國土疆域的穩定，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的自由、多元要素一直都是關鍵。

此種管理中國的傳統之思想，自從西漢以來，一種就是主導中國共同體運行的核心，而不在於中國共同體的具體的領導者與統治階層出自哪裡。

此種管理中國的傳統之思想，這也是儒家道家佛家核心思想。此種管理中國的傳統之思想，也是中國人共有的天下意識。

中國之所以2000年來，可以維護一個中國共同體存在與運行，就是歷代中國政府，2000年來管理國家經濟的邏輯思路起了關鍵作用。

整個明代，南方的工商業比比方發達得多，而蘇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業中心，是整個南方工商業最發達最繁榮的地區之一，也是全國的絲織業中心

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於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於墨西哥總督於1611年呼籲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製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

「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裡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

明代的蘇州是比杭州更為巨大的一個城市，既然杭州城市人口數量已經達到二百萬以上，蘇州城市居民可能要達到三百萬了。蘇州可以和明代南京競爭當時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的地位。

明代城市化水平之高是今天人難以想像的，明代的杭州這兩百萬人中絕大部分都從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甚至主要就是第三產業。明代的杭州乃是當時世界頂級的高消費娛樂型大都市，其同時代的地位遠超現在中國的上海，每年杭州城居民消費360萬石的大米，以此計算明代萬曆時期杭州城也應當有211萬以上人口。

明朝城市居民消費各類蔬菜品種之豐富，基本上已經不下於現代中國了：主要有姜、芋、蘿蔔、胡蘿蔔、油菜、歡菜、芥萊、烏落菜、夏菘菜、菠菜、甜菜、白菜、覓菜、豆芽菜、生菜、窩筍、冬瓜、黃瓜、甜瓜、生瓜、香瓜、絲瓜、葫蘆、菱白、胡姜、蔥、韭、蒜、刀豆、茄子、天茄、甘露子、薄荷、紫蘇、山藥。在澳門，西方人已用洋蔥待客，說明洋蔥頭也逐漸傳入中國。

奶製品，乳酪的製作精美程度遠超現代中國，就是類似現代溫室培養的反季節蔬菜，明代也不乏其例「冬季里吃嫩黃瓜，別有一番風味，這些黃瓜，就是萊農從暖洞子里培植出來的.明萬曆年間王世愁《學部余蔬》中載:『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

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帶動了白銀貨幣的流通。白銀的廣泛使用為「一條鞭法」實施折銀徵收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額可以從白銀用量看出，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當時的GDP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中國的明清時代，快速增長的巨大的人口壓力與中國擁有的資源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中國2000年以來的，皇權的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無法面對人口與資源矛盾的根本衝擊，明朝雖然擁有世界最高的GDP產值、世界最繁華的城市蘇州、杭州，全球最發達的紡織品工業，但是由於明朝沒有建立與最高的GDP產值匹配的現代金融業，不能解決北方的農業災荒、流民問題、滿族人在東北的崛起，加之朝廷內部長期存在的皇帝與東林黨人的鬥爭，整個明朝迅速垮台，而被滿清替代。

滿清初期，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與中國擁有的資源之間的矛盾，以戰爭的殘酷方式得到了短暫的緩解，巨大的人口數量得以迅速降低，中國江南地區人口大大減少，工商業、城市規模大大減少，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受到了重大打擊。

明朝至嘉靖、隆慶時，人口已達1億2千餘萬，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突破一億大關。萬曆6年全國的總人口數12394萬，南方地區8000萬。

清朝初期，順治8年（1652年）人口3861萬人，【明朝末期的戰爭與災荒，中國人口減少了70%，只有30%的人口存活下來】，康熙24年（1685年）人口6281萬人，1700年康熙39年人口7836萬人。

乾隆六年(1741)人口數為14341萬人，中國人口恢復到明末的人口數量的高峰期，時間又一次花費了100年。

乾隆58年(1793)人口數激增至31328萬人。50餘年中，人口增長118%。

「康乾盛世」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的持續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最長，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孫三代長達134年。中央政府對作物推廣很重視，乾隆皇帝特別喜歡吃紅薯，還親自下詔推廣番薯、馬鈴薯、玉米。番薯、馬鈴薯、玉米、南瓜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倍。糧食的大量增加，為中國人口激增，社會經濟步入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滿清王朝的疆域遠比明朝更大，他把北部蒙古人、西部的維吾爾人、西南的西藏人、東北的滿族人，納入了統一、高效的皇權官僚行政體系，大清握有的資源遠超過大明朝。滿清接受大明朝的教訓，對於文化思想意識實行高度控制，以防出現東林黨，決不許皇權的最高權威受到任何挑戰。

滿清的經濟迅速得到了恢復，在乾隆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又基本達到大明朝晚期的水平，人口迅速增加，乾隆時期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30%多，遠遠比今天美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要多。

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在世界歷史中，有過多次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排在世界前列的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它內在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意識的因素構成情況，與歐洲確實有重大的區別。

但是中國社會經濟總量確實在大明朝中後期、大清朝的乾隆時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中國的蘇州、杭州有過全球人口最多的、最富有的、排名第一或者第二的經歷。中國的江南地區的人民，曾經享受過世界級最富裕地區的生活質量。

我們不能下結論，中國的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就一定比歐洲近現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落後。

我們的傳統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在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與歐洲相比，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的傳統制度是適應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中國的。中國人依靠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在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取得社會經濟的繁榮的。

在面對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的時候，在遇到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瓶頸的時候，歐洲社會選擇了向外發展，尋求海外殖民地的方式，為歐洲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提供了資本積累、工業品市場、廉價的資源和農奴勞動等，海外殖民地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

中國社會在遇到上述瓶頸的時候，卻選擇了向內的方式，通過戰爭與改朝換代的方式，短暫的解決了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比如滿清替換明朝。

在2017年，中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又一次遇到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中國就只有衰落的一條路，中國難道就沒有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嗎？

中國又一次遇到發展瓶頸時期，又用歷史的、殘酷的辦法，解決矛盾，行嗎？不行！首先中國人不接受，中國政府不接受！其次，全球的東亞地區、歐美各國人民與政府，也不接受。

中國如果被迫回到歷史的，用老辦法解決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的老路上，也就預示著全球的滅頂之災！因為中國擁有核武器，中國13億人口就失去了管理與控制，這是全人類堅決不能允許的！

中國政府的最高目標和原則，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溫和的方式，逐步化解中國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而不是無視資源瓶頸，依舊走快速發展GDP的數量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減少資源使用總量，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一位，為了實現社會整體公平可以放棄效率。

第一，調整社會經濟的運行模式，提高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消費能力，提高老百姓醫療、食品、住房、養老的基本保障能力，國家要重新調整社會再分配模式，降低社會財富向大資本、大富豪快速聚集的趨勢。向德國學習，讓全體民眾可以享受住房的國家福利政策，改變社會資本對房地產的盈利預期。房地產市場不能再作為三峽水庫，去承擔存儲國家巨量貨幣信用總額的功能，不能再讓大眾為了房價的上漲惶惶不可終日。

第二，國家要對大資本、大富豪進行全面的控制與管理，不能讓大資本不負責的隨意的進行投機，不能再發生大資本炒作類似萬科股票而迅速獲利的事件，要讓大資本承擔社會責任，約束大資本行為，大資本必須參與國企的轉型與改革。國家要進一步的擴大管理社會經濟的能力，而不是許小年說的縮小國有經濟範圍，放鬆和解除管制，全面減稅。

第三，國家要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以保證中國企業在全球獲取資源、擴大市場份額的能力，中國歷史上在中國內部解決人口與資源之間矛盾的故事不能再演繹了，中國的問題就是全球的問題，這是世界必須認可的事實。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5月9日報道，正在新加坡訪問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上將在回答《聯合早報》提問時說，中國正在國際舞台上崛起，需要建立海軍來維護其國際利益。「如果中國軍方認為其海洋戰略需要航母予以支持，我想這是正常的，我也不會因此擔憂。」他又說：「國際舞台並沒有擴大，所以我們需要為中國騰出空間，這將符合各國的最大利益。」

第四，中國內部還存在巨大的潛力可以挖掘，中國的西南、西北、東北地區還沒有充分發展。中國的西南、西北、東北地區要對中國的富裕地區、沿海地區，實行徹底的開放。

西南、西北、東北地區要建立大批的行政特區，交給中國的富裕地區、沿海地區的政府管理，比如交給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政府直接管理，緩解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發展的土地、人口的瓶頸，讓中國的特大城市的經驗直接擴大到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地區。

中國有引進西方資本建立特區，發展香港、上海、天津、青島、武漢、廣州的成功歷史，今天為何對自己中國的富裕地區，不可以採取同樣的辦法嗎？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位屬中國河北省，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規劃範圍涵蓋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等3個小縣及周邊部分區域。

設立雄安新區，可以疏解北京人口、經濟發展的瓶頸，調整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實現中國經濟的創新發展模式.

雄安新區的設立，是中國行政管理模式的歷史性事件，他為中國腹地地區划出一部分行政特區，交給中國的富裕、沿海地區的政府管理，開了一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