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何時學會「尊嚴死」？

03-31

我不能選擇怎麼生

但我想選擇怎麼死

兩年前，經濟學人智庫發布了針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報告。按這份報告，英國人的「死亡質量指數」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英國之所以名列前茅，主要原因就是當面對不可逆轉、現代醫學已經無能為力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採取緩和治療。而所謂的緩和治療，用世衛組織所概括起來的三條核心的治療原則來表述：1.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的過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不適的方法。

而中國之所以排名落後，除了因為收入水平所決定的治療不足情況之外，還普遍存在著過度治療現象，即使是對那些羈留生命最後一刻的病人仍然接受創傷性的積極治療。在許多醫院，大夫在處置臨終病人時，都會聽到家屬的訴求，「錢不要緊，您一定要把人救回來」「哪怕只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因此，許多中國家庭哪怕是傾其家產也要挽救臨終家人多活一天。

有數據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關鍵是，一個臨終病人，當他插滿管子死在ICU病房，多挽救的生命對他真的有意義嗎？更多時候，恐怕所延續的只是讓臨終病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不久前，79歲的台灣作家瓊瑤與家人就面臨著類似的困擾。瓊瑤丈夫平鑫濤生病，住院治療400多天，不僅高齡（90歲），而且罹患了嚴重的老年失智症（即老年痴呆症）。他病情惡化，需要插鼻胃管才能繼續維持生命。瓊瑤傾向於不插鼻胃管，讓平鑫濤能減少痛苦自然地死去。儘管平鑫濤在之前曾經立下遺囑，聲明：「當我病危時請你們不要把我送進加護病房……無論是氣切、電擊、插管、鼻胃管、導尿管……通通不要，讓我走得清清爽爽。」即便如此，平鑫濤子女也認為尚未「病危」，應該「搶救」，讓生命延續下去。

絕大多數中國家庭的子女在面對臨終父母時的態度都與平鑫濤的子女相似。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里，有可能延續父母的生命而不採取積極的挽救措施，那就是不孝，至於父母被延續的生命是否更痛苦，則往往被忽略。

巴金晚年所遭遇的也與平鑫濤相似。1999年，已經95歲的巴金病重住院，從此插上鼻胃管。長期插管，導致巴金嘴合不攏，下巴脫臼，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但選擇權不在自己，在家屬。就這樣，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說，「長壽是對我最大的折磨。」

與中國不遺餘力也要搶救臨終者生命的價值觀不同，歐美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尊嚴死」是生命質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正好半個世紀前的1967年，現代醫學意義上的緩和醫療在英國發端，「活得好+尊嚴死」成為護理臨終病人的標準。像美國的醫生，在被問到如果他們一旦遭遇絕症會怎樣選擇時，普遍的選擇不是昂貴的葯和最先進的手術，而是選擇最少的治療。在他們看來，在人生的最後關頭，生命質量比多延長一段痛苦的生命重要得多。

即便是中國的老年人，他們也未必如同子女所期望的那樣不遺餘力地延長生命。北京協和老年醫學團隊在2016年對朝陽區的1000多位老人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有56％的老人希望能對自己的治療方案作決定；只有8.9％的老人願意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接受創傷性搶救。

換言之，希望自己能夠有尊嚴地死去，而不必忍受那些無意義的過度治療所帶來的痛苦是大多數老人的共識。阻礙老人選擇「尊嚴死」的主要阻力恰恰不是老人們的觀念，而是子女的觀念。

因此，中國社會要普遍地接受「尊嚴死」的觀念，最重要的是要在社會中推行和普及死亡教育，改變更多人對待死亡的態度，尊重臨終者可選擇「尊嚴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