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督導實踐長啥樣？——美國督導新指南

作者：Carol A. Falender、 Esther Lee

翻譯：曾翹楚

編輯：王東美，胡姝婧

過去十年，臨床督導行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業內首次認識到臨床督導是一項特殊的專業實踐，需要接受專門的訓練。這反映出一種批判性的變化，以前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假設，就是所有的督導師之所以成為督導師是由於他們的地位和能力——這一假設導致接受了低質量督導的雙方都產生了強烈的情緒。以前的督導師並沒有接受專門訓練，他們只有督導實踐，無論好壞，都只能從自己的督導經驗中學習。

由於督導雙方潛在的權力差異，低質量的督導具有造成顯著危害的潛力已經日益明顯。實際上，Ellis及其同事（Ellis，2014）令人震驚地從許多受督者那裡發現了造成傷害的實例。Wrape等人（2015）也指出，督導師是新近畢業的研究生時有更好的督導效果，可能與他們受過督導訓練有關。

另一個重大進步是頒布了兩個新的指南：一個是美國心理學會制定的《美國心理學會心理健康服務臨床督導指南》（APA, 2014; APA, 2015），另一個是國家和職業心理學委員會針對心理健康服務機構制定的督導指南（ASPPB，2015），用於輔助確定教育訓練執照的頒發資格。對實踐指南（APA, 2014; APA, 2015）和行業約束指南（ASPPB，2015）的認可是往前邁了一大步。

本文將依據這兩個新指南和督導雙方的觀點來討論什麼是最好的實踐。

這兩個指南都是基於督導勝任力的概念建立起來的，這種方法增強了對所有督導模型的適用性，包括那些基於某種理論的心理治療和督導。APA的指南將督導勝任力界定為（2014）：

一種跨理論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清晰地識別構成臨床勝任力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也能夠清晰地闡明學習策略和評估程序，並且與循證實踐的勝任力標準和本土的臨床設置相一致。 (轉引自 Falender & Shafranske, 2007) 基於勝任力的督導是一種督導方法；它是跨理論的並且不排斥其它的督導模型。（P.5）

APA的指南包括督導的基本假設和對督導不同方面的描述（包括督導勝任力、多樣化、督導關係、專業地位、評估審核及反饋、職業勝任力問題和倫理、法律及制度問題）。

ASPPB (2015)的指南聚焦於規範問題和倫理，而對督導的結構、定義和成分認定與APA指南是一致的。督導是：

一種清晰的、基於勝任力的專業實踐，是督導師與受督者之間的一種合作關係，這種關係是促進性的、可評估的、隨著時間慢慢發展的。其目的在於通過監管服務質量來加強受督者的職業能力從而保護公眾，並對獨立從業進行把關。(Bernard & Goodyear, 2014; Falender and Shafranske 2007) (P. 5)

此外還清楚地關注到督導師的能力、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如態度和價值觀應包括尊重、對差異的敏感、授權和衡量倫理原則。對督導師的訓練應圍繞督導實踐中的責任和規範指導。

新指南提供了鑒定和確認，就是的確有某種臨床督導實踐，對於促進受督者的個人成長、增強勝任力和臨床技能，最終保護公眾是必要的。指南對臨床督導實踐提供了標準。它們不僅能起到導航的作用，還能支持督導師和管理者對於提供臨床督導獲得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不僅如此，指南的擬定初衷還有通過提供實施策略來指導實踐，而這些策略來源於對各部分的相關文獻回顧和證據支持。兩部指南都容易獲得，頒布的時間也很接近，它們為督導實踐的改變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APA, 2014; APA, 2015; ASPPB, 2015)。

兩部指南都強調督導過程中的權力差異。它們為討論督導師的多重角色、優先權以及評估、反饋與評價透明度的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框架。而後續督導雙方的辯證關係還存在潛在的變化，這也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基礎。

此外這兩部指南有一個共同的假設，那就是多樣性滲透於職業實踐的各個方面。不僅咨訪雙方在多樣性的理解和反應上需要多樣化的能力，督導師也需要。文化回應的督導重視當事人陳述和咨訪關係中的文化方面以及督導中的文化層面(Burkard et al., 2006)。在實踐中可能體現為更關注種族和性別(Sohelian, Inman, Klinger, Isenberg, & Kulp, 2014) ，而沒有識別出更多元的多樣化或跨文化特徵(Falender, Shafranske, & Falicov, 2014)。

當督導師誤以為自己理解了當事人的獨特性、背景特徵和信念結構時，誤解和張力會增加(Singh & Chun, 2010)；當督導師誤以為自己理解了受督者的獨特性和背景特徵時（如民族、國籍、移民史、宗教、性傾向），受督者可能會感到被誤解甚至受傷。在做出假設時，文化知識和文化刻板印象之間有明確的分水嶺。受督者能夠識別出自己與督導師之間或小組督導時不同受督者之間細微的文化差異(Chin, Petersen, Nan, & Nicholls, 2014)。

甚至有時當督導師正確識別出了受督者的文化特異性，尤其是那些少數文化的群體，也建議督導師避免做出文化預設，因為：

1.對文化的了解應該用於指導識別文化背景，而不是下定義；

2.多元的少數群體特徵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完整文化特徵，不應該把文化中的個體視為整個文化的綜合體(Meyer, 2003)。

在具有文化勝任力的督導中，受督者會感到能夠處理治療中的文化衝突，尤其是當他們需要進行有難度的會談，例如當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與自身存在衝突時。

兩部指南(APA, 2015; ASPPB, 2015)都明確指出，認識到建立督導關係和督導關係質量的重要性與有效督導的多種效果有關。督導師應明確受督者和自身的角色和期望，提倡關於督導關係界限的清晰而開放的對話，讓受督者有機會來一起討論他們的價值觀、目標、成長領域、挑戰以及對督導和培訓項目的期望。

當督導師對督導關係的發展和效能進行常規評估和評價時，受督者能夠更加真誠有效地說出變化或困難，始終對關係中的力量差異保持覺察。合作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鼓勵受督者投入並且對此有意識。對受督者來說，處理治療關係中的反移情和破裂十分重要，但受督者可能會猶豫是否在督導中開放地討論這些問題，因為這可能會對督導師對自己的評價造成負面影響。強有力的督導關係會潛在地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受督者願意分享自己在治療中的反應，並由此來檢查治療關係和督導關係。這裡有一個前提是，督導雙方在督導中都一直在進行著反思性的實踐和自我評估。

牢固的督導關係與建設性的直接反饋相互促進。從受督者的角度看，通過識別自身的力量和成長領域獲得與某種能力相關的建設性反饋，能夠促進專業和個人的成長，也能由此調整和更新訓練目標。勝任力標準起到一個錨定的作用，促使督導師持續評估和評價哪些方面已經達到或超過目標，哪些還沒有達到。當督導師發現受督者的力量和成長領域，監控其進步軌跡，評價其對於督導體驗的自我評估和反饋時，相互協作的勝任力評估可以增進督導關係。有明確目標的反饋可以促進督導的透明性，這給了受督者一個機會來談自己的表現並找到提升勝任力的辦法。建設性的評價在有效的督導中有倫理和法律的功能。經常參與評價也有利於提高受督者自我評估的質量和頻率。雙向反饋的概念讓督導師得以嘗試如何對關於督導的反饋信息進行反思性的和積極主動的回應。 (Falender, Shafranske, & Ofek, 2014)

新的督導指南可能會要求轉變範式或促進新興實踐的培育和發展。認識到督導師的優先權對於受督者來說是一個明顯的認知轉變，以前這一點是隱而未顯的。指南認為督導關係是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彼此尊重和協作的。這可能是另一個轉變，因為它要求有能力認清督導關係的等級和權力的事實，並且促進和歡迎受督者的合作。創造合作不但需要真誠地歡迎受督者的投入和觀點，而且需要不同的實踐或方法。

專業性和個人因素（如價值觀、態度、信念和人際偏見）對督導的影響可能是又一個存在理論和實踐差異的領域，也是有關督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將督導和個體心理治療區分開來是必要的，這需要通過訓練來處理臨床工作中受督者的反應、反移情或個人因素，以確保不要越界成為受督者的治療師(Falender & Shafranske, 2004)。

督導協議都是兩部指南中的重要成分。督導協議本質上是形成督導關係或同盟的雙方都認可的知情同意文檔。在共同制定協議的過程中，督導師引導受督者討論雙方的期待、標準、角色、責任和特定的設置。突破保密原則的情況可能包括向研究生院、培訓委員會和監管理事會規範化地報告，還有要滿足督導師保護公眾這一最高職責的要求。此外，督導協議最好能夠強調督導準備中的特殊需要（比如錄像、存檔和日程制定）；在當下情景中各方會如何影響潛在的多重關係；對識別和處理突發情況的期望；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受督者如何在督導時間外聯繫督導師。

倫理決策是在遇到倫理困境時所遵循的實踐標準。對協議進行討論、受督者用勝任力指標或其他類似工具進行自我評估，都有助於目標和任務的改進。隨著在督導會談中的進步，目標和任務會不斷修訂和更新。ASPPB的指南中(2015, Appendix IV, pp. 56-57)有一個督導協議樣本。APA的指南中(2014, pp. 24-25)也有協議大綱。

為了使督導能夠跟上APA和ASPPB指南的發展，督導師必須提升督導知識、技能和態度，而且要自我評估勝任力。這讓督導有機會朝著提升循證實踐和體系質量，並且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和受督者的方向迅速發展。

插圖來自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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