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音樂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
音樂學界與文化地理學界學人分別於1990年
[i]
、1993年[ii]、1999年[iii]、2003年[iv]、2008年[v]、2011年[vi]寫有「音樂地理研究」的綜述性文章和相關的介紹，這些綜述與介紹為我們全面了解音樂地理現狀，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仔細閱讀，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還有進一步梳理的空間：
第一，這六篇文章只有一篇是文化地理學界學人所寫，其餘都是音樂學界學人的總結。雖然「音樂地理學」主要是「音樂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但從成果資料看，這兩個學界的相互了解、成果交流還十分有限。因此，對兩個學界的所有成果擺在一起，使用相同的視角進行分類和總結，十分必要。
第二，這六篇文獻中，關注的範圍都在「中國」，對國外「音樂地理學」（Music Geography）的介紹涉及很少，但國外Music Geography的研究時間其實比國內要早，而且成果不比國內少。所以，還需要對國外音樂地理的研究狀況進行介紹。
第三，六篇文獻中，僅有2011年的《21世紀的中國文化地理學研究》為人文地理學界學者所撰，但對國外人文地理學界的音樂地理研究成果關注不夠，同時也受制於學科界限，未能對音樂學界和人文地理學界相關成果置於統一視野做整體關照。
因此，本文將以這些文章為基礎，略其所詳，詳其所略，在範圍上擴大、時間上延伸，在統一視野中梳理國內外音樂學界和人文地理學界相關音樂地理研究成果，以為國內音樂地理研究所借鑒。
一、國外研究狀況
（一）音樂學界的音樂地理研究
音樂學界音樂地理研究的理論背景，主要來自人類學、民俗學早期形成的三個概念，即文化區、德國文化歷史學派（「文化圈」）和民俗學中的「歷史地理方法」。早期比較重要的成果來自薩克斯（Sachs,1929）和霍恩波斯特爾（Hornbostel,1933），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建立了12個非洲樂器區
[1]284
。馬里烏斯·施奈德（Marius Schneider,1934）在他的《世界復調史》中，根據聲部間的音調關係，在世界範圍內發現了四個區域，即（1）變化的襯腔式復調式，在世界範圍內斷斷續續地傳播。（2）在東南亞、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人們會發現有各種聲部關係，每個聲部固守一個不同的、獨特的音調結構。（3）第三個區域具有波利尼西亞的特徵，但不受其限制，在聲部之間呈現出更富變化性的關係。（4）非洲的大多數地區都具有主調音樂的傾向。
[1]325
音樂學界的音樂地理研究，最早較為明確的對音樂與地理問題的論述，是匈牙利音樂學家薩波奇?本采（Bence,S.）在《旋律史》（初版於1950年）中的一節附錄——「音樂與地理」（Music and geography），副標題為「從地理的角度來看音樂文化和風格的盛衰」。因為薩波奇1950年代曾來中國訪問，足跡達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昆明、重慶等地，並與許多音樂家有接觸，而且《旋律史》也於1980年被譯為中文出版，所以薩波奇的研究成果不僅因其學術內容之獨特而且因為特殊的人脈，被國內許多音樂家所接受。就所附錄「音樂與地理」一節來看，雖然篇幅僅有兩萬多字，但所論內容，多為發前人所未發之言，因此廣被引用，而文末總結的六條「『音樂地理學』的要點」，至今仍富於啟發：
a.音樂生活的出現和地表的自然構造有關。
b.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看，封閉的地區有利於隔離和保存音樂風格，而敞開的地區則鼓勵一種流通更快、更加覺醒的音樂風格的集中和變化。所以藝術音樂文化成為敞開地區生活的一個部分，而民間音樂的原始形式則緊緊依附於封閉的內陸地區。
c.這兩種基本形式（本文作者按：指藝術音樂和民間音樂）的發展和特性往往呈相反的方向：它們互相取代，互相吸收，並可以達到一定的平衡，一種豐產的共存。
d.在這種平衡狀態下，邊沿地區聚集的材料由中心（藝術音樂）成形為統一的音樂語言，通過由各種通道構成的交通網分散和瀰漫開去，在半文明的邊沿地區保存下來或消滅掉。
e.瀰漫是音樂史最重要的過程；幾千年來，所有各種風格都是在地球上四處散開，它們生存的愈久，瀰漫的就越遠。
f.不過，古老民間音樂是聯繫人類最早的工具，也是溝通人類最早生活條件的工具。
[2]
真正具有音樂地理（Musicgeography）性質的專題研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內特爾對北美的區劃研究
[3]
。繼此方法而深入研究的，是美國人種音樂學家洛馬克斯（Alan Lomax，1960）的《歌唱測定體系》
[4]
，該著利用36種「標度」對世界範圍內的歌曲風格進行測音，然後以地圖形式劃分出了十個歌唱風格區，並逐一進行特徵描述。較近的例子，是一個印度西部拉賈斯坦音樂文化的地圖集，它標示了各個村莊的體裁存在和影響、音樂家類型、樂器以及更多的因素。
[1]288
（二）人文地理學界的音樂地理研究
國外人文地理學界的音樂地理學（Music Geography）成果，其學科屬性更加強調文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研究範式基本遵循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
[5]
。
人文地理學界對音樂地理的研究稍遲於音樂學界，但成果數量遠大於音樂學界，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方面的論文數量就有近百篇
[6]
。1968年，在印度新德里國際地理學會大會上，彼得?豪夫?納什（Peter H?Nash）提交了《音樂區域和區域性音樂》[vii]一文，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他在文中對16種音樂活動繪製了地圖並進行了分析，具體包括：綜合音樂文化區劃；音樂區域；自然復調音樂區域；史前時期亞、歐音樂的影響；12與13世紀的游吟詩人（特倫威爾與特倫巴多）；紐姆譜影響區域；中世紀音樂中心；宗教中心對西方音樂傳播的影響（從中世紀到18世紀）；西方復調音樂中心的擴散（自15至16世紀）；莫扎特、亨德爾和巴赫的旅行；西歐內、外的音樂活動中心；歐洲重要教堂管風琴的區位分析。[viii]很快，賓夕法尼亞大學地理系的GordonJeffery就完成了自己的碩士學位論文，該文主要從唱片的銷售角度研究了搖滾樂的擴散問題[ix]。從研究狀況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音樂地理研究在七十年代最興盛，內容主要聚焦於美國的民間音樂和流行音樂，如Ford larry（1971）、Gordon、Jeffery（1970）；八十年代稍有回落，比較重要的成果主要是Kracht James B（1989）和Lornell Kip（1984），前者通過19世紀的數據討論了北美中西部的河谷地帶的民間音樂，後者對美國流行音樂和民間音樂有關音樂地理的文獻作了一個詳盡的索引；九十年代之後，音樂地理的研究又開始恢復，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一是Byklum Daryl（1994）、GeorgeCarney（1998）等討論了音樂地理的分區問題，另外一個就是音樂地理的理論性總結（Nash、Carney，1996、1999）。[x]從研究的對象來看，主要涉及的是搖滾樂和民間音樂（Kong Lily， 1995）。對西方古典音樂的地理研究，目前僅見對瓦格納歌劇的研究（Sternberg Rolf，1998）。從音樂地理研究的主題來看，早期偏重於「音樂與地理」的討論，八十年代之後強調「音樂與空間」，新世紀之後更多強調「聲音景觀」、「音樂全球化」。國外人文地理學界對音樂地理的研究主題與其他人文學科密切相關，而在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主題較少變化，對音樂工業、聲音景觀、音樂全球化、城市音樂等主題的地理學研究還缺乏足夠的關注。
從研究者來看，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環境學院地理系的彼得·豪夫·納什之後，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州立學院地理系的喬治·卡爾尼（George O·Carney）長期關注這一成果，幾十年來主編的有關音樂地理研究的論文集，自1978年到2003年，已修訂至第四版[xi]，而且帶有總結、展望性質的幾篇論文，如《音樂地理學的七個主題》[xii]《音樂地理學》[xiii]等成為了解國外音樂地理研究的必讀文獻和「索引」。前者提出了音樂地理學的七個研究主題，分別為音樂的起源、世界音樂的分布與類型、區位分析、音樂活動的源地、基於電子技術的趨勢、音樂對景觀的影響、全球音樂以及可能還會有的第八個主題技術革新。後文是前文作者之一的喬治·卡爾尼在前文的基礎上，站在「音樂地理學」學科的角度，對音樂地理研究過去三十年的一次全面梳理，為我們提供了國外文化地理學界有關音樂地理研究的大體輪廓，主要內容可總結如下：
（1）1968年，納什《音樂區域和區域音樂》發表，成為本領域開山之作。
（2）1974年，在芝加哥舉辦的國家地理教育委員會會議中，設立「地理課堂上的音樂」的專題分會，開創了在全國性會議上討論「音樂地理學」問題的開端。
（3）自1974年至1999年，在全國性會議上設立「音樂地理學」專題討論共12次。
（4）音樂地理學成果的主要內容是對美國鄉村音樂及其各種風格、歌詞和樂器的研究。
（5）音樂地理學研究的主題可進一步總結為10個：音樂區的劃分和區域音樂的詮釋；一個地方音樂風格或特定的地方音樂的演進；文化原點（文化爐）和音樂現象的擴散；伴隨著人類的遷徙；轉移的路線以及交流的網路，所涉及到音樂的空間特點；與某個地方的地方意像、地方感和地方意識的特徵形成相關的音樂的心理和象徵性元素；音樂對文化景觀的影響；音樂產業和其他音樂現象的空間結構；音樂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民族主義」和「反的民族主義」音樂的功能；在空間感方面音樂與其他文化特質的相互關係。
（6）美國的音樂地理學者對世界各地音樂、宗教音樂、軍樂、舞台和電影音樂的了解都有待加強。
（7）將音樂作為一種地理課堂的教學資源的教學方法和學習策略應該非常先進。
[7]
作者梳理總結之後，非常自信地指出：文化地理與音樂研究的結合仍然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前沿——一個由已經存在的問題、超級充足的資料庫和看似無窮無盡的未來所構成的前沿；音樂地理學者對於如何理解音樂作為文化的一個元素，將有著獨特的貢獻。
[7]
此外，中國人文地理學界引進國外著名地理學家的論著中，以美國德伯理《人文地理：文化、社會與空間》影響最大。該著第二篇「文化與景觀」第十三章「非物質文化景觀」第一節「音樂」、第二節「戲劇」——主要從爵士樂的傳播作介紹，是典型的文化地理研究範式，尤其專業地圖展示的十分直觀
[8]
。因為翻譯較早，又是作為教材，所以對國內人文地理學界影響巨大，但學界的隔離，使之對音樂學界影響甚微。
二、國內研究狀況
國內音樂地理研究的學科狀況，從數量來看，與國外正好相反：音樂學界的成果多，人文地理學界的成果少。從研究特點看，音樂學界對文化地理學界的成果吸收不夠充分，文化地理學界對音樂學界的資料和成果吸收同樣不足，即兩個學科領域的交流與融合還未達到「音樂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而應該達到的「跨學科」的基本要求。所以從成果中明顯的暴露出音樂界「看不到」文化地理學界的資料和理論成果，文化地理學界也「看不到」音樂學界的資料和理論成果。雖然有學校、學科、雜誌、會議等等一系列學術體制的原因，但主觀原因不能排除。所以，雖然有部分音樂學者敏銳地指出中國音樂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的雙重分支學科，並且注重音樂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性質的研究，也較為合理使用了音樂學界與文化地理學界各自所長的方法
[9]
，但大部分音樂學者和地理學者仍然在各自使用音樂學的方法或地理學的方法在進行「跨學科」的音樂地理研究。
（一）音樂學界的音樂地理研究
前文提及六篇綜述類文章中，苗晶文章雖然只有一小節是總結「漢族民歌色彩區」的研究，但因為苗晶是最早提出「民歌色彩區」（1983）的概念
[10]
，而且據總結之時僅有十年，對此領域的熟悉必強於他人，其描述也更加切中要害。沈洽將此類研究歸屬於民族音樂學之下「文化地理學性質的研究」，使學科屬性非常清晰。蔡際洲總結分為「區劃研究」和「傳播研究」兩個主題，除進行一般性的總結之外，文中更有價值的是作者基於這些文獻對中國音樂地理研究所提的十五個問題，許多問題至今懸而未決，給後續研究以方向和啟示。王耀華專門針對「區域問題」，介紹比較詳細。張曉虹師和鄭端主要梳理範圍是藝術地理學，並且介紹了新地理學的觀念與方法，對音樂學界而言，新鮮材料較多。鄭長鈴「綜錄介紹」沒有文化地理學界的成果，只關注音樂學界，文中對13個省區民歌「集成」中「綜述」篇有關該省區民歌分布的內容直接加以引用，是其它各綜述所未曾關注的內容。每一本「集成」的「綜述」，基本上是首次對該省區樂種最為詳盡的全面介紹，而且文本的內容大多出自採集者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和民間抄本資料，所以具有特殊的學術價值。雖然僅有13個省區，而且詳略不一，但可以為音樂地理的後續研究，提供許多線索和演化比較的原始依據。
「文化地理學所研究的主要課題，一般包括五個方面，即文化區、文化擴散、文化生態學、文化整合與文化景觀。」
[11]
如果以此為參照系，音樂界的音樂地理研究，是近似於文化區與文化擴散的「音樂區劃」和「音樂傳播」兩大主題。
1.區劃研究
音樂地理學性質研究的先聲為楊匡民先生的《湖北民間歌曲音調特點區分示意圖》（1962）[xiv]，至今已有五十餘年。
音樂學界早期的研究，雖然沒有明確的文化地理學之「音樂地理學」分支學科的建立，但對音樂文化的空間特徵，卻不乏感性自覺，也因此產生了「民歌色彩區」、「民歌音樂方言區」、漢族「音樂文化區」、「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區」、「福建音樂文化區」等理論成果。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長期涉足這些論題的主要學者包括楊匡民、苗晶、喬建中、王耀華、江明惇、劉正維、蔡際洲、黃允箴等。這些理論成果在著述特點、取域尺度、研究重點、研究方法、分區依據、要素選擇以及理念與目標等方面各有特點。從著述形式看，以單篇論文或專著中的部分章節論述為主，真正偏於音樂地理性質的專門著作還非常少見[xv]。前者如楊匡民《湖北民歌音調的地方特色》（1980）、《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區劃分》（1987）論文，江明惇《漢族民歌概論》（1982）、《中國傳統音樂概論》（1999）兩著等；後者目前僅見苗晶、喬建中《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一著。
從研究重心看，音樂界有關音樂地理性質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傳統音樂文化區劃」方面，而對象基本落於民歌、戲曲兩大類。從文化區的取域尺度看，呈現為三個層次：一是大尺度，主要指對全球、全國範圍音樂文化區的劃分，如王耀華在《中國傳統音樂概論》中提出的「三大樂系十二個支脈」，三大樂系（中國音樂體系、歐洲音樂體系和波斯音樂體系）對全球範圍內的音樂進行劃分，十二支脈對中國境內所有民族地區進行劃分；如劉正維在《戲曲腔式及其板塊分布論》（1993）中對所有戲曲「腔式」的板塊分布的釐定；二是中尺度，主要指對中國境內某流域、較大範圍地區、漢族或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音樂區劃，如苗晶、喬建中、黃允箴對我國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1987、1983、1985），江明惇、黃允箴對我國江南民歌的區劃（1983、1989），李敬民對淮河流域民間音樂文化的區劃（2011），杜亞雄對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區劃（1993）等；三是小尺度，主要指對某一行政區、某一單一音樂要素的音樂區劃，如王耀華對福建省民歌色彩區的區劃（1981），薛藝兵、吳艷對江蘇省音樂文化的區劃（2008），楊匡民以「三聲腔」為標準將湖北民歌劃分為五個民歌色彩區（1980），徐雅嵐對湖北民歌二、四句式結構地理分布的研究（1998），等等。當然，這些音樂區劃研究，其主要研究範式均是首先確立區劃標準，然後進行分區，大多數成果對之所以形成如此區劃的自然地理背景、人文地理背景等的梳理，對「音、人、地」三者關係的深入闡述，還有很多可以進一步擴展的空間。
2.傳播研究
雖然無法截然斷清，但當前國內音樂學界有關音樂傳播的研究，還是可以大約劃分為兩套範式、兩種所指。因為這兩種都稱為「音樂傳播」，所以我們先看各自的一些代表性文獻，然後再總結二者的差異。
第一類音樂傳播研究以曾遂今為代表，其主要成果包括《中國大眾音樂》[xvi]《音樂創造的靈感：從音樂的自然傳播到技術傳播》[xvii]《音樂傳播的時空關係研究》[xviii]等論著。2012年北京廣播學院正式創辦《音樂傳播》學術期刊，成為這一類「音樂傳播」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術「窗口」，設置欄目有「理論建設」、「國外學術前沿」、「網路音樂透視」、「音樂文化產業」、「傳媒音樂教育」、「傳統音樂文化傳播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音樂出版研究」、「影視音樂研究」等。至2013年底，共六期發表學術論文一百多篇，主要論文有如《論中國音樂劇產業及其大眾傳播》[xix]《我國演藝業投融資機制及個案研究》[xx]《音樂裝置藝術應用現狀與前景展望》[xxi]《「雲計算」與音樂傳播》[xxii]《由音樂版權課程引發的對數字音樂版權的思考》[xxiii]《旅遊:京劇藝術傳播的有效媒介和途徑》[xxiv]《雲南「納西古樂」的品牌化運營模式研究》[xxv]《中國音樂期刊樂譜傳播的欄目化與社會功能》[xxvi]《網路音樂審美現狀的成因探究》[xxvii]《孔子的音樂傳播思想與音樂傳播實踐解讀》[xxviii]，等等。
第二類音樂傳播研究，以傳統音樂學者居多，包括馮光鈺、王耀華、喬建中、蔡際洲、王慶沅、楊匡民、杜亞雄等。尤其是馮光鈺，他以同宗民歌為切入口，站在音樂傳播的角度，撰寫了大量的論著，如《中國同宗民歌》[xxix]《鼓吹樂的傳播與文化生態環境》[xxx]《曲藝音樂的傳播》[xxxi]（上下）《鼓曲類曲種音樂的傳播》[xxxii]《牌子曲類曲種音樂的傳播》[xxxiii]。蔡際洲近年來指導的學位論文中，有很多取音樂傳播角度進行研究，如唐玲《「剪剪花」歌系研究》（2006）、方芸《「孟姜女」歌系研究》（2006）等。其他學者的此類文章包括王耀華《客家山歌音調考源》[xxxiv]、喬建中師《「下四川」研究》[xxxv]、劉正維《梁山調腔系論證》[xxxvi]、杜亞雄《裕固族西部民歌與有關民族民歌的比較研究》[xxxvii]、王慶沅和盧天生《荊楚古音考》[xxxviii]、蔡際洲《「遼金北鄙」遺音與南北曲音樂之淵源——兼論蕃曲在戲曲聲腔中的地位》[xxxix]、陳復聲《孟姜女在曲藝音樂中的傳承性與變異性》[xl]，等等。
梳理這些論著後大體可以看出：以曾遂今為代表的音樂傳播研究重「傳播」，更多屬於音樂學與傳播學、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他們主要以傳播媒介（主要是指電子媒介）的普及和音樂文化市場的繁榮為背景，以北京廣播學院為主陣地，以《音樂傳播》雜誌、「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xli]為主要平台，以「音樂產業市場與傳播媒介」、「音樂市場、管理、版板」、「傳播形態與特徵」等為重要主題，進行的實踐、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以馮光鈺、蔡際洲、王耀華、喬建中等為代表的學者，所進行的音樂傳播研究重「音樂」，更多屬於音樂學與文化地理學、歷史學的跨學科研究。他們主要以傳統音樂的空間轉移為背景，以各大音樂院校為主陣地，以淵源、變遷、擴散、傳播等為主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持續進行的一類實踐與理論研究。
當然，同一位學者在不同的文章中也會選擇取不同的路向，但就成果特點來看，這兩類的區別還是十分明顯。蔡際洲綜述文章中的「音樂傳播」分類之下，主要對象集中在第二類。
（二）人文地理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
人文地理學界的研究，主要來自文化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界，尤以後者成果卓著。從主題看，主要集中於戲曲和民歌兩種要素。
歷史地理學界最早涉及民間音樂的地理學研究是周振鶴、游汝傑兩位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開始的，其成果集中反映在《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年初版），該著第六章「方言和戲曲與小說」第一節「方言和戲曲研究」、第七章「方言和民俗」第一節「方言和民歌研究」成為此後歷史地理學界進行戲曲地理和民歌地理兩大主題研究的奠基性成果。該著的重心是「方言」，而戲曲、民歌與方言的關係最為密切，因此選擇了戲曲與民歌為對象。文中從方言與戲曲流派、戲曲語言（字音、語彙、語法結構）、戲劇史、戲曲地理、戲曲術語幾個方面展開論述，主要強調方言對戲曲的制約作用。對民歌的論述中主要指出了方言對民歌歌詞、音調的影響，其實質在於「方言的語詞、語音影響了民歌的唱詞、音調，即詞與曲」
[12]
。雖然音樂學界有《音樂語言學》，但如周、游兩位先生如此巧妙、精當的研究，仍十分缺乏。
繼周振鶴、游汝傑出版《方言與中國文化》之後，被引用最多的此類研究當數盧雲《漢晉文化地理研究》（1991）[xlii]。該著第四章「漢晉時期的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通過四節（「先秦俗樂與雅樂的區域」、「兩漢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兩漢地域風格成因」、「從兩漢至魏晉的區域演變」）完成了漢晉時期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的格局、成因以及自漢至魏晉的變遷。這是歷史音樂地理研究的一篇典範之作，雖然對音樂學的價值不是很高（因為是歷史地理本位），但卻給音樂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範式，尤其是從空間角度解讀熟悉的史料，對於音樂學界而言富於啟發。
此後，復旦大學有數位博士學位論文選擇了區域文化地理研究，在這些成果中有很多都涉及到與方言有緊密聯繫的民歌和戲曲等音樂要素。
張偉然《湖北歷史地理研究》[xliii]中，第三章「湖南的方言與民歌」第二節為「湖南民歌的區域差異」。這個研究與盧雲的研究類似，都是自有文獻記載之時（本文為唐代）開始梳理史料，然後根據「集成」分區，並分亞區，再總結特徵。
張曉虹師《文化區域的分異與整合：陝西歷史地理文化研究》[xliv]第三章「陝西方言地理格局與戲劇劇種的地理分布」第二節為「陝西戲劇劇種的地理分布特點」，通過戲曲「集成」、「戲曲志」等資料梳理戲曲靜態空間格局，然後解釋方言地理、政區變化以及自然地理與戲曲空間格局之間的關係，最後進行區劃。文中最可吸收之處，是基於方言、政區和自然地理背景對空間格局的成因解釋。
李智君《關山迢遞：河隴歷史文化地理研究》[xlv]卷五「邊塞環境與河隴歷史意象地理」第十三章為「自己的歌聲——『花兒』流變的多元融合及其地域格局」。花兒是河隴之地最典型的民歌，作者首先從發生學的角度，從多元融合的角度梳理歷史文獻，得出花兒的發生就是「交流與融合的產物」。然後從流行區域、民族、方言製表、製圖呈現花兒流派的分布，並逐一總結，最後對如是格局的原因總結了民族、移民、腳戶/筏子客、語言與宗教、歌唱形式、花兒與戲曲的空間互補等七個方面的關聯性。
另外，藍勇在《西南歷史文化地理》（1997）中，對西南巴渝舞、竹枝詞、川劇、儺戲、滇劇、花燈、銅鼓、蘆笙等進行了分布、成因、變遷等方面多重要素的研究。趙天改在《明代以來河南歷史文化地理》（2011）[xlvi]中，以一章的篇幅揭示了河南戲曲發達的原因、分布格局和地域性傳播等問題。柴國珍在《山西戲曲劇種文化地理研究》[xlvii]（2008）中，較為深入探討了山西戲曲空間分布與自然地理、方言、人口以及宗教的關係。在某一特定高層政區範圍之內對一大類音樂體裁進行文化地理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目前僅見此一篇。
再此，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學》[xlviii]、胡兆量等《中國文化地理概述》[xlix]，都有專章論述音樂地理（主要是戲曲），但因為是教材，所以泛論較多。前者見第三章「精神文化地理」第三節「藝術地理」（戲曲、文學、繪畫、書法）之「戲曲的地理差異與地理背景的關係」，主要總結了周振鶴、胡兆量、趙榮、曹詩圖等學者的成果；後者見第五章「戲曲的分布與地域性」，共分四節：「劇種的層次與分布」、「劇種紛繁的背景」、「戲曲的地域性」、「戲曲文化的統一性」，標題都很有吸引力，但內容深度還比較缺乏。
三、音樂地理學研究成果評述與展望
綜覽上述，文化地理學界，尤其是歷史地理學界對以政區為單元的部分省區的民歌、戲曲的研究非常深入，尤其綜合方言、風俗、歷史、地理各種資料，對其成因的探索給音樂界的研究以重要啟示，但這些研究因為學者學術背景均為非音樂專業，所以對研究對象的本體形態特徵基本不關注，也難以吸收音樂學界對音樂本體研究的豐碩成果。國內音樂學界積累了海量的資料數據，但研究成果在分區之後缺乏對區域音樂文化之所以如是存在和形成原因的深刻揭示，即音樂的文化生態研究還比較薄弱，尤其是吸收歷史地理學界積累的方法與成果還不夠。此外，國內音樂學界近三十多年的「區劃」研究，雖然形成了多種分區的辦法與結果，但未能對某一特定文化區進行較為深入的專題研究，卻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國外的研究，雖然提供了一些精彩的個案，但面對中國特殊的資料特點，還需要充分理解並形成自己的研究範式。
因此，立足音樂本體研究的優勢與成果，借鑒人文地理學五大主題的範式，歷史地理學界對空間的理解與對史料的解讀方法，吸收國外音樂地理研究的觀念，本著中國音樂地理學學科建設的目標，有關音樂地理學在中國研究的主題和內容可大致設想如下：
從音樂地理學的研究主題看，可以分為兩大類，區域歷史性研究和區域差異性研究。相對而言，前者是對音樂文化要素動態的研究，強調文化要素的時間過程，以淵源演化、流變擴散、傳承傳播等為重點，近似於文化地理學所謂文化傳播、文化生態研究；後者是對音樂文化要素靜態的研究，強調不同區域範圍之間和區域內部的音樂文化特質的差異，以統計分析、近似特質區劃、解釋形成原因等為重點，近似於文化地理學所謂文化區、文化景觀研究。
從音樂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來看，喬建中師在《論中國傳統音樂的地理特徵及中國音樂地理學的建設》中已經有三點建議，現引述如下：
（一）搜集、整理有關歷史文獻。可以肯定地說，現存史書（如二十四史的「地理志」、「音樂志」、「律曆志」）和類書中，有關音樂地理的論述是十分豐富的，只是較零散，或僅為片言隻語，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包含一定的學術價值，為此，我們應該加以全面搜集，系統整理。
（二）分門別類、細緻深入地積累、研究中國各種傳統音樂的地理分布資料，並逐一繪製出它們的空間分布「地圖」。以往的「視角」和研究對象，大都集中於民間歌曲方面。而中國傳統音樂的地理分布是一個整體性的文化現象，由於歷史積累期的漫長和地區間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區的各類品種俱全（原註：這裡主要指民間音樂中的民間歌曲、民間歌舞、戲曲、說唱、民間器樂和佛樂、道樂、七弦琴音樂等。），一些地區僅有幾個類型，一些以一兩種為主，兼備其他，呈現了相當複雜的情況。為了將來進行整合性的研究，音樂地理學家應當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個地區一個地區（最好是地理的分區）地填寫各類音樂的分布情況；或依體裁、聲腔、器樂品種、劇種、曲種、歌種為系統，一一繪製出它們的空間分布圖。這將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音樂地理分布的「基礎工程」。
（三）在掌握以上資料的基礎上，或從整體、或以某一特定品種進行有關地理-音樂-人三者關係的全面研究。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學術課題。根據作者在《音地關係論》中提出的看法，它們至少有三層關係，即地理地貌與體裁分布之間的「表層關係」；地理地貌與音樂風格區之間的「深層關係」，特定地理環境與特定的音樂品種和風格之間的「儲存關係」。其中，「深層關係」即音樂風格區的形成與劃分問題，又進一步涉及到劃分的依據、條件等，對此，以往學術界見仁見智，存在著一系列繁難的課題。本領域只有在不斷地積累材料、把握整體、細緻分析的前提下，才能發現一些接近科學的結論。
[13]
作者同時建議「嚴格把握本學科在整個學術領域的地位，隨時吸引姊妹學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學的全面發展中進行本學科自身的建設」。資料、地圖與全面研究是作者18年前對中國音樂地理學研究的全景理想，18年後再讀這段文字，仍覺其宏闊架構與先見之明，其框架仍然是音樂地理學不可逾越的關鍵。當然，因為音樂學界與人文地理學均已極大發展，就今天音樂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內容，還可以有一些補充：
第一，任何研究的基礎就是文獻資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正是強調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就音樂地理學研究的文獻資料來看，除「搜集、整理有關歷史文獻」之外，國外音樂地理學研究的文獻譯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所見國外音樂地理學研究的相關論文約有100多篇，但國內的翻譯、介紹還非常有限。同時，就「搜集、整理有關歷史文獻」而言，雖然中國傳統音樂在歷史上被記錄於正史之中的資料比較有限，但筆記小說、方誌、各地碑刻以及家譜中，仍然可以找到許多有用的資料。如能集眾人之力，一方面完成國外音樂地理研究相關文獻的翻譯，一方面完成自各種史地文獻中輯錄「音樂地理文獻」的工作，將對音樂地理學科的建設，奠定重要基礎。
第二，地理研究的最終成果必須能體現在地圖上，作為文化地理學分支學科的音樂地理學，其成果同樣需要考慮能展示在地圖上。喬建中師建議音樂地理學研究中的「地圖」繪製，其意義不亞於《中國歷史地圖集》之於歷史地理的研究。就當下來看，一方面，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的極大發展，為地圖的繪製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十大文藝志書集成」中的民間歌曲、器樂、舞蹈、戲曲、曲藝「集成」、戲曲志、曲藝志和已出版15個行政省區「音樂文物考古大系」包含著空前的民間音樂和歷史音樂地理信息。因此，利用這些豐富的音樂學術成果，借鑒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以地理信息系統（GIS）為工具和手段，繪製、出版不同形態的音樂地圖集甚至動態網路地圖，就應該成為音樂地理研究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喬建中師所言「有關地理-音樂-人三者關係的全面研究」，筆者以為可以考慮從不同視角不同選題的若個系列層層深入，以實現從不同視角深入解讀「音-人-地」的互動關係。比如，以「地」——地域範圍——為切入點，形成如「內蒙古草原音樂地理研究」、「江南平原音樂地理研究」、「晉陝黃土高原區音樂地理研究」[l]等一個系列成果，如果能完成全國已劃分的全部音樂文化區的研究，從空間角度，即能比較全面的把握中國音樂地理的區域差異性和空間布局；以「音」——音樂要素——為切入點，形成如「茉莉花傳播」研究、「北方三弦書流布」研究、「秦腔文化圈」研究等；以「人」——人物、人群——為切入點，形成如「江南音樂家研究」、「湖南音樂家研究」[li]、「琴家的地域性研究」等等。當然，這三個視角也可以任意組合。
第四，音響（像）是音樂存在的根本，也是音樂之所以為音樂的本質規定性。所以，無論是什麼音樂的研究，如果缺乏了音響（像）基礎，那都有一定的遺憾。鑒於中國傳統音像資料的豐富、收集整理的薄弱、「音樂學」家的責任，音樂地理研究還應當以音樂文化區為單元，對當前鮮活的優秀民間音樂進行高品質、高水準的音像產品的實地攝錄。喬建中師主編大型系列音像產品——《中國音樂地理》，就是以十五個音樂文化區的音樂地理區劃為基礎，以優秀「音像」為核心，圖片、文字為輔助的高品質、高水準、分區域的中國傳統音樂視聽產品，目前已出版了第一輯《中國音樂地理：晉陝黃土高原區》。如果這一龐大的高品質中國傳統音樂音像資料能夠全部出版，正如有的學者所讚譽，它的價值猶如音樂界的《資治通鑒》。[1]
第五，地域、流域等以地理空間單元為依據的傳統音樂展演，以及標識性自然景觀帶的傳統音樂展演（如長城沿線音樂）。這是指在全面的中國音樂地理研究的過程中，還應當考慮將民間現存具有地域、流域等代表性和視聽震撼力的優秀節目，搬上專業院校、都市劇場的舞台，進行以音樂文化區為單元的整體表演。「活魚要在水中看」，音像、研究、地圖、文獻都是無生命的，唯有表演是活態的、有生命的。民間音樂研究的目的除認識規律，增進對民間音樂文化的理解之外，也應當促進其自在表演的持續。同時，活態的表演也是使研究不斷深入的「觸點」之一。近年來，如「絲綢之路明清俗曲展演」[lii]、「漢水流域傳統音樂文化展演」[liii]等，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
將上述內容概括起來，可稱為文獻篇、地圖篇、研究篇、音像篇和展演篇共「五篇」的一張中國音樂地理研究的立體藍圖。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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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20世紀新興學科卷》中的「音樂地理學」綜述和《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中國傳統聲樂卷》中的「綜述」，後文簡稱「綜錄介紹」（鄭長鈴）。參見：王耀華編：《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20世紀新興學科卷》，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樊祖蔭、李文珍、趙曉楠、陳樹林編著：《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中國傳統聲樂卷》，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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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此文已由李硯譯為中文，發表於《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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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Carney, George. 1998.「Music Geography.」 Journalof Cultural Geography 18:1-10. 1998.「Special issue onMusic Geography.」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18(1).該文已由李松蘭譯為中文。
[xiv]王耀華：《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20世紀新興學科卷》，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第31頁。
[xv]據王耀華《20世紀中國音樂史論研究文獻綜錄：20世紀新興學科卷》（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音樂地理學」「論文目錄」統計共118篇，4本專著。另外，在專著類列有湖北、山西、寧夏、內蒙古、浙江、陝西、甘肅、湖南、貴州、廣西、河北、江西、福建、河南、江蘇各卷「集成」相關綜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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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文已經刊發於《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2、本文題圖為《中國音樂地理》（江蘇文藝出版社、東方音像出版社，201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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