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何在？清談豈能誤國！

文/陳瀚

「文人政治」導致清談誤國這個觀點一度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否經得住推敲？古代中國從「分封建制」到「大一統」，也即從貴族時代邁入了官僚時代。「大夫士」是貴族時代的產物，惜乎秦吞二周而滅六國，一統天下後又廢阡陌置郡縣，貴族制度消亡，「大夫士」失去了天生就能從政的「勞心者」資格，又沒有了游列國而登相位的機會，不得不在帝國中重新尋找定位。他們為著安身立命、「齊治平」而迎合帝國選拔官員的需要，蛻變為「士大夫」——這便是兩千年來中國「文人政治」的由來。

紮根於小農主義的傳統中國，文人政治的合理性不容辨駁。自古以來都是「上馬得天下，下馬守天下」，大漢初立時於此有定論，「馬背上不能治天下」。簡言之，大一統的帝國需要專業的官僚團隊，也就是「政治制度需要文人」，這是和平時期選才以治民的必然。為此，傳統中國的選官制度一步步從舉賢才到科舉考試，盡量客觀規範起來。而文人無論是從改變自身處境還是「齊治平」的理想，也都樂於從政。到了宋明時期，甚至有「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

在這樣的文人政治制度背景下，千年以降，中華文明一直領先於世界。因而可以說，歷史證明，儘管文人政治有著「重宦術而非技術」、「重書本而非實踐」、「重道德而非利害」等弊端，但在小農經濟時代，仍不失為一種相對先進合理的治理方式。

只是，由於土地兼并、特權階層膨脹導致十羊九牧等原因，中國封建王朝始終無法擺脫三百年的宿命。期間，又有游牧民族在塞外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每遇這樣的危機，文人政治就被詬病「只能守成、無力應付變局」。百無一用是書生，畢竟打天下還得「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到了近現代這場空前危機時，如作者引述的抗戰時期的「戰國策派」所抨擊，危急存亡之秋，偽君子遍地，道德文章一個比一個漂亮，調子一個比一個高，卻顢頇無能，對如何解決國家難題沒有辦法。

這是歷史上歷次華夏文明遭遇危機時的再現，但這一次，儒家中國的文人政治走到了它的盡頭。

一

在數千年歷史中，縱然華夏一度沉淪，但外來入侵的游牧民族一則畢竟文明不先進，打過來即使當了征服者也還主要是為了享受，於是不免大量接納物質文明進而接納中華文化；二則人口有限，統治與擴張能力有其極限，於是，華夏大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但晚清之際的危機卻並非如此，以整個歐洲大陸為背景的西方文明方興未艾，挾工業革命的成就，對古老的封建帝國來說當真是無可抵禦。

放寬視野來看，俄羅斯、日本在這一時期也先後遭遇了西方文明挑戰，不約而同地變法改制、「脫亞入歐」，一躍而成為區域強國，更對中國虎視眈眈。

而此時的滿清部族政權已處於封建王朝的晚期。如錢穆先生所言，這是一個極度自私的部族政權。滿人據華夏以來，即對漢人發出「留髮不留頭」的死亡威脅；隨後大興「文字獄」使文人噤若寒蟬，只能埋首於故紙堆；在朝廷里同樣滿漢有別，部分漢人的「士大夫」雖可立於朝堂之上，但大多也只是被利用而不被信用；而為了維護其「族天下」的統治，更實施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以致到了洋人堅船利炮叩開國門之時，對西方文明一無所知，滿朝文武都如井底之蛙，固步自封卻又自高自大。

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之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皇族，國難當頭猶忙於挪用海軍軍費「頤和園裡造海軍」。要說北洋水師購艦等為漢族文人「清流」所阻，以致甲午一戰盡沒，未必全然正確。此時國家的「主人」為誰？當然是以慈禧為首的滿清皇族親貴，即使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倉皇西狩，也在這個帝國里也照舊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決定著國家的航向。掌管海軍的海軍衙門又是何人主政？還不是滿清皇族親貴醇親王。為著慶賀慈禧六十大壽，挪海軍軍費、著百官捐俸，哪管李鴻章所言的「中日必有一戰」。

晚清之際，雖有曾左李等中興名臣，但「君為臣綱」，也只能在這一政權中勉力施為，更何況，他們都以漢人而掌軍，竭力弭平危局，雖功莫大焉但也深知此大為上忌，為自保計，於是只務實不闊言，如李鴻章自言的「裱糊匠」。而大廈將傾，「裱糊」可苟延殘喘幾時？

晚清時期國門被迫打開後，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潮，開洋務、辦海軍、廢科舉、興學堂，都是這個政權的垂死掙扎。在風雨飄搖之際，滿清統治者甚至有「我家之產業，寧可贈之於朋友，而不必畀諸家奴」之語（仇教仇洋的剛毅表述如此直白，慈禧太后所言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稍含蓄一些，但意思並無二致）。

如康南海、梁任公二人，上達天聽，名動四海，「論政」的影響力可謂至大矣，但百日維新曇花一現，他們也不過僅以身免——甲午之後，連皇帝本人都極力主張的君主立憲居然如此結局，在此之前的「論政」又豈敢逾雷池半步？

後人讀史，自可從容抨擊當權者無能而又專制。然則生逢其時，無論官僚抑或布衣，都在彀中，可敢要求滿清皇族親貴放棄「族天下」的統治？於是當時朝野的矛頭只能指向當時最為能幹、權位最高的漢族文官。正因為「論政」有其致命缺陷——言不及義——後人讀之，才覺皆為「清談」，於事無補。

短命的戊戍變法後，改良派偃旗息鼓，革命呼聲大起（孫中山正是在甲午戰爭前後，由上書李鴻章建言改革的改良派轉變為堅定的革命派）。滿清王朝在革命黨炸彈威脅之下，才不得不宣稱順應民意搞「立憲」，卻弄出來一個皇族內閣。

因此，與其說晚清「文人政治」誤國在於文人官僚的「清談」誤導了國家大政方針和「一人辦事十人掣肘」，不如說，經歷了長期壓制的中華文明已失去了向外學習（尤其是學習西方的政治文明）的能力，更缺乏轉型的動力。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當政的滿清部族政權忽視民意，拒絕時代潮流，自身一則自私，一則專制，一則無能，這樣一個在中世紀也算是日暮途窮的政權，有何能力有何資格領導中華民族應對新起的世界範圍內民族生存競爭？

最終，還是革命先驅孫中山當仁不讓，喊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將這個政權送進了歷史。

二

隨著科舉制的廢止，延續千年的中國文人政治也走向了終結。傳統儒家的文人政治的確難以適應現代紀元，被時代摒棄理所當然。

取而代之的是「文人論政」。但「文人政治」與「文人論政」不能混為一談，畢竟，隨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文人的職業、身份已是天翻地覆，一在朝一在野，一當務實一當務虛。處江湖之遠，「文人」對政治、國是的影響已只能依靠自己的筆杆子。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後民族危機意識依舊強烈，為著救亡圖存，文人們譯介思潮、討論主義、批評政事，軍國民主義、三民主義、馬列主義紛紛登場。期間，中國歷經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國共內戰，終至「全國山河一片紅」和「引蛇出洞」。如此，不免招來「清談誤國」之譏。

後人視之，自然洞若觀火：近代以來中國多災多難，的確不僅是備受西方列強欺侮，也在於尋找救國圖存道路上的分歧和內鬥，此主義不能容彼主義，非要斗個你死我活才罷休。

這一時期的內戰，雙方要麼是掌握著槍杆子的軍閥，要麼是既掌握著主義也掌握著槍杆子的國共雙方，哪有無拳無勇的文人參與政治的份。當然，是文人們陸續把各種思潮引入中國，但此後他們陸續「功成身退」（要麼從歷史中消失要麼被邊緣化），因此要他們對此後的長期內戰乃至國家實踐失誤負責就有些苛求了。

此時節，尚有「問題與主義」之爭，但外來思潮既在國內生根，催生了革命導師，他們矢志於革命，為了理想寸步不讓，雖萬千人吾往矣，又豈是文人間的辯駁、「論政」所能阻止？

三

近代以來，對文人政治的檢討連篇累牘。抗戰時期「戰國策派」對之的批判，某種程度上，上繼清末時代的「廢科舉」、民國初年的「打倒孔家店」，其下則有「批孔批周公」，孤懸外海的台灣亦有「文化醬缸」之說；即使此後的改革開放期間，「歷史決定論」、「文化決定論」也一度流行，同樣著力於批判傳統文化積重難返導致中國不能順利轉型。

種種批判，各有其歷史背景，但或多或少地，似乎都在要求儒門士子乃至孔、孟為現代中國命運多舛負起責任——一如學界對法國大革命恐怖流血甚至納粹德國的檢討直追盧梭本人。

托克維爾筆下，也曾論過「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回顧18世紀，文人領銜的啟蒙運動，思想浪潮席捲世界，革新了歐洲大陸的「主流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當今人類西方主流文明的基礎。但在法國大革命中，先驗論的盧梭哲學大放異彩，掌握了千百萬人的革命實踐，民粹主義烏合之眾、恐怖流血，影響至今未消。檢討「文人政治」誤國禍國者，無不於焉念茲在茲。

實際上，在這一文化（思想）作用於政治的歷史過程中，原本執法國思想界牛耳的啟蒙學派如伏爾泰等，高舉的則是經驗論、工具理性的大旗。伏爾泰有言，「教士和帝國一致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只不過，大革命的「烏合之眾」中產生的領袖更願意做盧梭的信徒，在政治實踐中一步步邁向「道德理想國」。

法國大革命後，世界範圍內的革命浪潮並未平息，「將小我的信仰、思想、主義強加於社會」的政治社會實踐時有出現，革命理想所到之處血流成河。

後人解釋歷史，不免會有「歷史向著今天而來」之感，似乎歷史發展就是必然的一環接著一環。於是，不少人檢討歷史教訓之際，以思想史解釋政治史，進而將思想、觀念作為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到底是「歷史只可如此」的宿命論還是「人定勝天」的唯意志論？

在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經歷了大革命血雨腥風的法國，政治社會的建設卻依舊未能完成，政局動蕩不安。對於法國人的「政治不成熟」和正在醞釀的革命風暴，托克維爾深為之憂慮。而與此同時，美洲大陸上的美國完成獨立大業後正在興起，把啟蒙運動的民主、平等等諸多觀念落在了地上，托克維爾赴美考察後深有感觸，完成巨著《論美國的民主》，對美國的聯邦制、鄉鎮自治、陪審團等制度稱道不已。

有學者論法國大革命：人類理性有兩股源頭（經驗論和先驗論），社會發展卻只有一條河床。如今，放眼世界，各民族、各社會發展都有自己的「河床」，如法國的浪漫革命，英美的經驗主義，在文明觀念的共同革新中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由此可知，如果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更具「文學性浪漫想像色彩」的新思想、新觀念，都歸為缺乏社會實踐性的「清談」，認為還不如做「裱糊匠」，實在太過武斷；但另一方面，因為道德理想主義為意識形態所用的歷史教訓，就把「抽象原則和高上理念」視作禍國殃民的洪水猛獸，也不免有杯弓蛇影之嫌。

四

倏忽百年已過，隨著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確立，繼之以文化革新、教育改革，儒家文化影響力幾乎被清掃殆盡，國學在新世紀之初再度流行時已淪為普羅大眾的「心靈雞湯」，儒家的「文人政治」的確一去不復返了。但因為種種原因，很多知識分子志在天下的情懷、宏大敘事的傾向至今並未衰微。隨著信息技術浪潮的到來，博客微博微信等相繼出現，這種「文人論政」藉助「自媒體」的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於是不免有人擔心，「清談」泛濫會造成「一人辦事十人批評」的局面，幹得多動輒得咎還不如不幹。

在傳統儒家「文人政治」時代這種擔心確有其道理，也有「黨爭」、「清流」的歷史教訓。但時易境遷，在現代社會，對「論政」、「清談」的擔心則純屬多餘：其一，政治政策是公共事務，必須允許社會公開討論，並徵求民意，埋頭做事、暗箱操作等根本不符合現代政府治理原則；其二，現代政府必須在憲法與法律框架範圍內運行，越俎代庖的「多干」不可，尸位素餐的「不如不幹」同樣行不通，都應該被追責問責；其三，既然公民人人可參與更可討論公共事務，那麼「文人」的「清談」已沒有什麼特殊性可言，只不過因為術業專攻和學術素養的關係，他們的論述可能較諸常人會更為切中肯綮，也更具傳播價值和效果，但何罪之有，難道該因此責怪他們的評判太過犀利、言論太有影響力？即使「清談」中出現了謬誤觀點，但只要信息交流自由暢通，其荒謬之處自會在觀點交鋒中水落石出，如我們常說的「真理越辯越明」。

中外文化有諸多可對照之處，歷史也總在給現實提供鏡鑒。在這樣一個信息技術發達、信息交流無遠弗屆的時代，清談無罪，也無損於「實幹興邦」。我們更該警惕的是統治精英階層通過種種手段壓制清談甚至誤導民意，這不僅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更是納粹主義等極端思潮席捲國家、進而禍國殃民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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