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謊言

文 / 張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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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維特根斯坦10歲的時候在想這麼一個問題,「當撒謊對自己有利時,為什麼我們仍要誠實?」。這個問題把他拽進了哲學的深淵,從此在裡面徜徉了一輩子再也沒有爬出來。其實這個問題源遠流長,關於正義的目的究竟是為了正義本身還是僅僅在於「看起來正義」能夠帶來的一系列好處,政治哲學家們已經爭論了兩千餘年。柏拉圖在那本著名的《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他對於正義的看法——實質的正義本身就能給人以幸福。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個結論看起來都有些稀鬆平常,只不過是蘇格拉底的辯論技巧比我等高明一些罷了。不過在接下來的一章里,柏拉圖令人驚異地表達了一個看起來和前面矛盾的觀點:那就是為了達到城邦的至善,統治者必須要對被統治者撒謊。他稱之為「高貴的謊言」。

首先讓我用拙劣的語言來複述一下柏拉圖這個高貴的謊言。柏拉圖說,為了城邦的善和和諧,必須要捏造一個高貴的謊言來從根本上保證城邦的團結。這個謊言現在聽起來十分荒謬(其實在當時也一樣),它說每個人都是在地球深處被孕育鑄造成的,但是神在造人的時候在每個人的靈魂中摻雜了不同的金屬。摻雜黃金的,是護衛者(統治者);摻雜白銀的,是輔助者(軍人);摻雜銅和鐵的,是工人和農民。當金爸生了銀娃乃至銅娃時,他必須好不姑息地將他們放到自己應在的階層中去;同樣,當銅鐵之家出生了靈魂含金帶銀的後輩時,他們就要注意好生培養他,將他提升到輔助者乃至護衛者當中去。這個荒唐的故事以一句著名的神諭結尾了,「銅鐵當道,國破家亡」。

讓我們暫時拋開荒謬不談,柏拉圖最讓人震驚的一點在於他在此處將「說謊」作為治理城邦一種必須的手段,乃至是城邦達到至善的根基。他允許吧對個體公民的大規模欺騙作為手段,以確保國家的「善」。這種欺騙,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似乎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自洛克以來,政治秩序合法化的為題有效途徑就是訴諸理性,唯有理性的考量才能夠促使人們真正接受政治權威。這個謊言似乎同樣與基本的道德要求想衝突,其把人作為了一種實現城邦和諧的工具而非自我完善的目的。高貴的謊言似乎是對人類尊嚴的一個冒犯,它讓人的理性和自我決定意識在這裡顯得荒謬可笑。

尤其是,當蘇格拉底在前一章剛剛批判完詩人(主要是可憐的荷馬)在神話中說的謊話以後,他在此處為謊言做出的辯護就顯得尤為的突兀。在第二卷中,蘇格拉底主張要對詩人作徹底的審查,諸如「克洛諾斯因復仇閹割了自己的父親」、「阿喀琉斯讚美美食和美酒」一類的詩文都應該從城邦之中被禁絕,因為他們說了關於至善至美的神的「假話」。然而仔細想想,蘇格拉底又怎麼可能知道神的真正的歷史是怎麼樣的呢?他真正的理由應該是,這些故事讓人「不敬佩」和「不虔敬」。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要還原那些真想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儘可能地以假亂真,用那些「高貴的」「道德的」謊言來教導年輕人——哪怕這種教導意味著一種幻想。荷馬的問題並不在於謊言,而是他所說的絕大多數謊言在道德上並沒有什麼令人敬佩的東西。

甚至在柏拉圖看來這樣的一種「謊言」也許根本稱不上是謊言。他在《理想國》的第一卷中煞有介事的區分了「靈魂的謊言」和「言語的謊言」,他認為只有那些讓靈魂相信虛假的東西的謊言才是真正的謊言。一般言語謊言的危害不在於其語言辭令的誤導性,而在於其企圖欺騙對方的靈魂,這種欺騙進而會影響到自己。而在「高貴的謊言」中,由於其本質是善的,因而對於靈魂而言也就是真的。因而柏拉圖得出了這麼一個奇怪的結論:我們不應說謊,但是在關於「最重要的事情」上,向孩子們講述恰當的(同時也是虛假的)童話非但不會在他們的靈魂中導致欺騙,反而會有助於形成真理。

這種論述最大的矛盾在於,他與「哲人王」追求真理的主張不一致。早在理想國的第一卷,蘇格拉底就探討了究竟什麼是正義。是當時古希臘所流行的所謂「講真話」或者「償還債務」嗎?蘇格拉底用一個兩難的情形來解釋這個問題:如果你的朋友在頭腦清醒時借了你一把斧子,後來他發瘋了有強烈的攻擊慾望,再要你還斧頭給他,那麼這時候還給他武器、告訴他真相就不會是正義的。事實上,在柏拉圖的世界觀里,美或者正義的任何在顯示世界中的範例,都是既不美又不正義的。絕對的領域是形式,是走出洞穴之後的真正物體,而非困於洞穴之中的人類經驗和活動的世界。在隨後的第二卷,蘇格拉底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源於對智慧的愛,真正的哲學家不願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虛假。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夠超脫影子的存在,看到真正的「美」和「正義」。那麼矛盾就來了,對於一個從小接受教育致力於追求完整真理的人,為何能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接受謊言,難道這樣教育出來的人不是無知的嗎?

柏拉圖似乎在無聲無息間撤回了他自己對於「絕對真話主義」的立場。他不得不承認,作為統治者的哲學家(即哲人王),為了維持城邦的政治結構,他們將不得不求助於謊言。在這一點上,作為愛智者的哲學家和作為統治者的哲學家之間產生了矛盾,這引導著蘇格拉底提出了下一個問題:「那麼,你認為一個眼界寬廣、沉思所有時代和全部實在的哲學家,他可能會吧人的生命看的很重大嗎?」對於哲學家而言,他們的統治者身份令他們感到厭煩,因為這意味著關注洞穴中的人類世界,在這些令人厭煩的瑣事中,也許就蘊含者說謊的需要。

然而這樣的解釋又會引出下一個問題,即這些愛智者們為什麼要放棄自己洞穴之外的真正的智慧的生活來回到世俗世界呢?蘇格拉底說,因為其他城邦不會培養他們的哲學家的政治潛能,為他們營造思考哲學的最佳環境。他說,「但是我們已經培養了你們來做領袖和王,並對你們進行了相應的教育,因此你們能夠參與哲學生活和政治生活」。接著他向格勞孔問道,「那麼,你認為我們所培養的那些人在聽完這番話之後,還會不服從,還會在輪到他們管理城邦之時拒絕承擔責任嗎?」,格勞孔回答道:「絕無可能。這是在向正義的人提出正義的要求。」

且看「正義的要求」,蘇格拉底前面已經批判了這種「歸還所欠」的正義觀,而在此處卻又引用這種正義來為自己「高貴的謊言」的正義性辯護。這兩種正義觀勢必會在某處發生矛盾,如何調和這種矛盾,格拉圖並沒有給出他的解決方案。

就先寫到這裡吧。雖然從感情上來說,我很喜歡柏拉圖的「高貴的謊言」。與霍布斯或者馬基雅維利的冷漠的利益計算相比,柏拉圖只需要這樣一個支點,就能給出一副整全的和諧完美的城邦圖景,這對我有無可置疑的吸引力。然而就像阿基米德找不到撬動地球的那個支點,柏拉圖的理想國也永遠只能是一個烏托邦。

ps: 柏拉圖的理想國篇幅浩大,論證一環接一環。我在此處極有可能漏掉或者誤讀了某些關鍵性的邏輯。大家可以自己去讀一讀,通篇都是對話,非常易讀,只是讀的時候要稍微克制一下和蘇格拉底辯論的慾望,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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